——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多年前在与洪哲胜先生的往来邮件里,看到这位“台湾民主运动的老兵”称一九四九年败落台湾的国民党人员为“外省人”。这个在大陆的用语习惯里多少含有地域歧视的称谓,使我意识到当年的台湾本地人和那些突然大规模涌入的战败者之间的隔阂。当然,洪老意指并非地理意义上的歧视,而是这群狼狈的涌入者竟反客为主,不与本地人平等相待也就罢了,甚至把枪炮坦克指向了他们,在这个狭促的孤岛上俨然以征服者自居。

后来杨德昌的经典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让我在“二·二八”、戒严等历史概念之外,对这些特殊的“外省人”在台湾的生活有了更具体的一点了解。杨德昌这部电影主要讲的是“外省二代”们的故事,也就是他们的父母来台后的“成果”,借用他们中的一个马英九的说法就是,大陆酝酿、台湾制造。他们中的另一个,作家龙应台女士,以展现自己的父辈们在一九四九年大变局中溃败台湾的遭遇为初衷,在六十年后写下了这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龙应台说,这是一本关于失败者的书,在一九四九年前后他们大多是怀有梦想的年轻人,却被战争机器所裹挟,身不由己地四处飘零,最后汇到台湾这个小岛上。

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
那么,所以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都是。
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
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
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
战争,有“胜利者”者吗?
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曾经我对于这场大变局的了解,仅限于学校教科书上既意识形态化又非常中国化的“成王败寇”的定论。在大陆的教育灌输里,四九年那辉煌而伟大的胜利充斥于各种科目的教科书里。我还记得无论哪个老师,一讲到三大战役他们都会兴高采烈地和年少的学生们一起计算,这三场仗一共干掉了多少国民党反动派,答案是一百五十多万。后来我知道主要靠人海战术的解放军的伤亡也不会是小数目,只是他们羞于把这也真实地写在教科书上。当时坐在教室里思想纯洁的我们,为这些阿拉伯数字而感到振奋,但渐渐地我也不禁心生疑问:这一百五十多万也都是中国人吧。现在我明白,他们既是一百五十多万中国人,也是一百五十多万条生命,与我们一样都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有血有肉的人,牵连着上百万个家庭。就算不想引导学生们反思战争的残酷,也不应如此夸耀这些数字,我们的教育灌输让孩子们从小就习惯于血腥和残忍,让他们学会在血的祭坛上欢呼胜利,让他们认为在某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之下,杀戮是件伟光正的事情。

即使后来不再相信教科书的灌输,我对于那场内战的失败者们的了解仍是模糊的。作为生长于大陆的年轻人,只能以看待历史的眼光去认知那些史实和概念,自己这种认知是很难真正具体到血与肉的。作为“失败者”的下一代的龙应台则不存在这样的认知隔阂,她在港台所处的文化位势也使她有能力调动大量资源,来展现“失败者”们的痛楚。即使如此,当我初看到这个定位很“大”的书名后,还是有点怀疑龙应台能否深入而具体地驾驭这个宏观的题旨。但正文前这几段“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的话,使我打消了这样的顾虑。它传达出作者规避了具体的意识形态化的是非成败的论调,并且以人文情怀、立足于人道主义来讲述战争,有着更高的价值追求,至少不会带着替父辈们发泄仇怨的目的来展现这个题旨。

在犀利的杂文之外,龙应台也是个能以女作家所特有的细腻和煽情的笔触,来调动读者的情绪和阅读兴趣的高手。她的许多温情脉脉的随笔、散文和小说常见诸于大陆报刊,题材多为亲情伦理、见闻感受、生活感悟等,这些大多精短的文章写得很好很圆满,但也仅此而已,并非我的阅读兴趣所在。关于《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龙应台在采访中声称以文学叙事来展现这段“大历史”,我不禁疑虑她会不会搞得大而无当?对散文式的写作而言,主旨再宏大也应在书写中落实到具体细微处,否则就只能流于飘渺。读过全书后我明白,思辨评述的方式是历史研究者们才应采取的,并非历史学家的龙应台放弃这种方式无疑是明智的;在采取文学化的表达方式来直观叙史的同时,龙应台从头至尾都以人伦情感为基点,立足于具体的人物遭际。所有人物的命运汇到一起,支撑起一九四九年从大江到大海的时代流离图景。

这是这部著作在写作方式上的恰当之处,对此作者在书中也有过谦逊的表述:“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飞力普(作者次子——引者注),没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譬如说,请问,你如何准确地叙述一把刀把头颅劈成两半的‘痛’,又如何把这种‘痛’,和亲人扑在尸体上的‘恸’来做比较……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概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道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龙应台这些“绝对个人的传输”的记述里,很多故事惨烈得让我不忍卒读,以前能带给我如此强烈的阅读感受的只有廖亦武的底层访谈系列。双方题材不同、文笔相异,但都以个体命运为言说基点,这种对每一滴血、每一滴泪的直观描画,也许比抽象的理论评述更需要执笔的勇气。读完全书,我脑海中满是时代流离中破碎而慌乱的个人意象:龙应台的母亲在火车站痛苦地犹疑,要不要带上幼小的儿子逃亡;龙应台的父亲与他的母亲诀别时无言地相视;下车方便的女人在火车突然开动后哭号着追赶,她的孩子还在车上;流亡学生们在颠沛流离的途中就地升国旗、唱国歌、读书、听课;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的钱穆和他的学生余英时,为了生活拼命地写稿;林精武在战场上好容易吃到一碗猪肉,炮弹落下,等他回过神来看到碗里满是战友的血;共军蹂躏村民后国民党扣下尸体,让家属在记者面前展览他们的悲痛;长春围城中平民被赶到两军对峙的中间地带,成为活靶子和掩体;被母亲丢弃的奄奄一息的婴儿,趴在地上微弱地蠕动着;被围困的士兵给在家乡“死也心甘情愿地等你”的女子,写下“至死也不会忘记你”的绝笔情书……

龙应台特意到长春求证的“长春围城”是我此前闻所未闻的,她说连大多数长春市民似乎都已忘记这段惨剧。一九四八年五月,林彪的部队正式封锁长春,下令要使这座城市成为死城。共产党说得出做得到,最后城内饿死的人数大约有几十万。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我们的官方记录里,胜利者们所描述的长春围城被称为“兵不血刃”的光荣解放。内战时流亡南方的山东联中和豫横联中也是我所不知道的,他们在那些早就认清共产政权真面目的老师们的带领下,翻山越岭南下,途中一边流离一边上课。他们中最后只有少部分到达了台湾,但当时残败的国民党政权也好不到哪里去,不少学生又被抓去入伍打仗。老师们为学生奔走抗议,最终以烟台中学校长张敏之为首的七位师长,被当做匪谍枪决。

还有一部分流亡学生和一支国民党残部被赶进了中越边境的深山里,当他们终于翻越深山,却又被当时占据越南的法国军队囚禁于集中营里。其中的一个学生赵连发身上带着一本《古文观止》,那是他的同学马淑玲留给他的纪念礼物。在原始部落一样的集中营里,“三百个师生和从前五千个师生一样,坐下来就读书。在没水没电的越南煤矿区空地上开学,这本从河南南阳带出来的《古文观止》成为唯一的教材。校长张子静要全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严格要求:每个人背下三十篇。有一次,夜里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学生们看见校长从草屋里急急奔出来,怀里只抱着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海外孤本《古文观止》——他还穿着睡衣,赤着脚。”直至三年半后,这些被困越南的人才通过国际交涉到了台湾。

三十年后,从火灾中抱着《古文观止》赤脚往外跑的张校长,在台湾把书亲手奉还当年的学生赵连发,流泪说:“将来两岸开放后,你回老家时,把书带回去给马淑玲,告诉她,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向她表示谢意。”六十年后,赵连发真回大陆找到了马淑玲,双手奉上那本《古文观止》。抛开意识形态对立,我之所以详述关于流亡老师和学生们的故事,就是想说明:这样一个国家、一个群体,无论多么败落、凄惨、麻木、愚昧、逆来顺受、残忍嗜血、歧途连连,其中总还能有些闪光的、值得坚守的、让我们怀有希望的东西,哪怕那只是时代洪流中最柔弱的星星点点。

龙应台最初的写作目的在于讲述父辈们战败后的流亡历程,应该是写作过程中接触了越来越详实的资料,最终她以更具人文精神的笔触,展现战祸之流离、个体之柔弱、死亡之残酷,深入到对国家与战争的反思层面上。那些被时代所伤害与侮辱的人们,不仅包括内战双方和战乱中的平民,甚至还有某些身不由己的纳粹军官和年轻的日本士兵,那些台籍日本兵的伤痛是她展现的另一个重心。当一九四五年国民党接收台湾时,这里已被日本人统治了半个世纪。年轻一代完全在日本文化的教育灌输里长大,他们中很多人踊跃争取为天皇上战场打仗的机会,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四邻将此视作无上的荣耀。当国民政府收回台湾时,这些人很难说自己是解放了还是沦陷了,有些台籍日本兵在东京审判中被判了刑。用所谓民族大义苛责他们是无力的,就像四九年后的大陆人必须接受共产主义的教育灌输、台湾人必须接受蒋家政权的教育灌输一样,我们都是被伤害与侮辱的人。

龙应台说,向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致敬。我觉得,在宏观上把责任归咎于大时代的同时,也应把功过、是非尤其是责任,反思和落实到具体的每一次变局、每一次转折、每一个事件、每一个个体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也是伤害与侮辱别人的人。中国整个二十世纪的战乱和灾难,屡入歧途的迷失,杀戮、极权、暴政的盛行,每一个个体都有着不容回避的责任。社会个体长久而普遍存在的错误,往往通过集体无意识的共通心理,酿成长久而深重的时代大错。

“如果每一个十九岁的人,自己都能独立思考,而且,在价值混淆不清、局势动荡昏暗的关键时刻,还能够看清自己的位置、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价值,这个世界,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呢?”这是龙应台对自己生活于德国的儿子说的话。显然,对今天台湾和德国的年轻人而言,独立的思考和价值判断只是他们自己愿不愿意为之的问题。而对于大陆的年轻人,则更需要智慧、理念、策略和勇气,甚至要时刻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这是更艰难的,却是更有意义的,如果每一个大陆的年轻人都能独立思考,这个国家肯定会非常不一样的。

龙应台是有理由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的,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洪老在称四九年前后唐突闯入的“失败者”们为“外省人”的同时,也说,当后来国民党顺应潮流、改头换面,通过选举执政后,他们已获得了台湾民众的授权和认同。大陆人是否也已开始知道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我们的授权和认同又在何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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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诗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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