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于︰2014-07-12

编者按:曾任职香港亚洲周刊的王建民先生,在深圳办了两个政论杂志,最近突然被公安查抄、刑拘。作者是王建民的朋友,特以友之子的身份写出此文。

虽然,我才一岁半,出生在香港,但我已经知道了我的爸爸叫王建民,他是美国人,但血管里流着中国人的血,所以,他热爱这个国家,不仅常年住在深圳,而且在香港工作,如果他是纯粹的生意人,倒点鱼鳖虾蟹什么的,就没有问题,偏偏他还想推动中国的民主与法制,故此,他办了两本杂志,一本叫《脸谱》,一本叫《新维月刊》,它可不是我们小朋友喜欢读的小人书,它是专给大人们看的,当然讲大人话啦,国内的大人们经常撒谎,但有的香港人喜欢讲真话,这就成了登在杂志上带刺的文字,于是,就发生了我们家的小故事,这可把我吓坏了,我有点害怕,但心里憋得慌,我还是想讲给大人们听听。

六一儿童节前夕,爸爸被带走了

2014年5月31日,也就是“六一”儿童节前一天凌晨的三四点钟,深圳的夜是不宁静的,大街小巷灯火闪烁,不时地有汽车掠过,但此时此刻,我们全家人都睡着了,我躺在美丽的妈妈和潇洒的爸爸中间,爸爸用一只手还放在我的腿上,和全国人民一样,我们都在做着“中国梦”,这个梦是美好的,在高楼大厦的森林里,流淌着汽车的河,白色的牛奶涌起金色的波浪,安徒生童话里的小房子,不用花钱人人有份,每个人见面都带着笑容,笑得大鹏湾的文化村翩翩起舞,有个阿姨给了我一束鲜花,它是红色,红得像血,与别的花唯一的不同是,它会唱歌,它一边唱,一边朝我走来,忽然,一只大灰狼跑来,把鲜花撕碎丢在地下,我吓得哭起来,一家人都醒了。我们听到急促的敲门声。

我钻进妈妈的怀抱里,感受爸爸的身体在移动,哥哥姐姐都爬起来望着大门,我的外公赶忙穿上衣服走到门前,爸爸也跟了过去,问他们是何人,门外的人说是深圳市公安局的,于是,我们家前所未有的噩梦开始了。

几个公安大人出示了拘捕证,不仅对家里进行了底朝上的查抄,拿走了电脑,U盘和一些杂志,书籍,而且还把我们全家人都带到了派出所,连我这个一岁半的小宝贝也不放过,我才这么小,我去你大人的地方去干什么啊?两个哥姐也是呀,我们都圆睁着惊恐不安的眼睛,打量这群身穿制服的大人,他们面对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却像对待全副武装的敌人,凭什么让我们小孩目睹这吓人的场面,是为了叫我们长大后,心里对公安留下恐惧和仇恨吗,为什么不能策略地,温柔一些,他们大人没有宝宝吗,他们没有家庭吗,他们的孩子不需要“父亲节”吗,即使爸爸真有事,完全可以找一个我们不在的场合做点调查,让我们幼小的心灵保留“中国梦”,何必要这样精心策划而疯狂表演呢?我听外公讲过“文革”的故事,这怎么就像“文革”重演呢,这与“习大大”讲的“中国梦”不是一个味啊。

说爸非法经营,其实是因言获罪

接下来,对妈妈和外公都开具了取保候审单子,让他们带我们孩子回家,但爸爸却被刑拘后,送到深圳第二看守所去了,从此,我也许就很难看到爸爸了,因为中国内地不是香港,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哪个当官的想抓人,就像大人们用罐头瓶子,抓一只蟋蟀玩一样,爸爸就是一只蟋蟀,别看在香港叫得欢,深圳公安当官的大人,想抓他易如反掌。也许因为他是美国人,考虑到领事纠纷的问题,现场没有打他骂他,已经是够客气的了,不过,我才一岁半,当面抓走了我爸爸,我可是吓破了胆,我想,爸爸是这个世界上的大好人,做事清清白白的,可能押一段时间就放了,但不论如何,今年6月15日的“父亲节”,我是没戏了,妈妈为了救爸爸,四处奔波,请律师啊,到看守所送钱啊,向亲朋好友求救啊,等等,总之,大家都没心情过“父亲节”了,我连一块糖也没得到,我第一次嚐到了没有爸爸的“父亲节”的滋味。

别看我才一岁半,在大人们的眼里,什么也不知道,你们猜错了,人的灵魂是不死的,是永恆的,每一个新诞生的小宝宝都是大人死后变的,所以,我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首先,拘捕爸爸的藉口是“非法经营”,其实是“因言获罪”,他如果做生意就没事,他倒楣就“倒”在杂志上,杂志是什么?是言论自由的视窗,它搭起一个园地,刊登了某些大人不愿看的东西,比如,贪官倒台的内幕啊,言论或维权人士的抗争啊,民主法制的评论啊,追求国家进步的梦想啊,等等,这些都是大陆当官的最忌恨的,他们可能观察,等待了很久,早在我们家门前安装了监控设备,早就监听了电话,爸爸做的一切都记录在案,就等某一天,时机成熟了再抓他,后来,等到了“六四”25周年前后,因为周边国际形势紧张,内地社会治安不好,新疆的恐怖活动频繁,于是,惊慌不安的大官们一个令,早已对爸爸恨之入骨的深圳小官们,就不客气地动手了。

爸爸也真是粗心人,他总是那么善良而轻信,总是对自己充满信心,他认为杂志的观点不偏激,只是善意地评论社会现象,只是讲点人们喜欢读的小故事,既不会被取缔,更不会被抓捕,就在出事前的一周,有一天上午九点多钟,我假装睡着了,听到那个因言获罪,坐过五年多大牢的姜维平大大,打电话对爸爸说,现在国内的政治局势风云突变,很多人被抓了,你也要小心啊,共产党不可能允许你在国内四处走动,却在香港办杂志批评他,当官的和你翻脸,只需要三分钟,你还不相信,真别说,这“姜大大”坐牢有了悟性,算得很准啊,那时,如果爸爸听他的,跑到香港来,是不是“父亲节”就一切如故。

卖杂志拉点广告,为了养家糊口啊

如今,说啥也没有了,爸爸既然被抓进去了,出来就比较困难,从公安精心设计的抓捕时机和方式看,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他,但从深圳公安局主动发出的微博看,说什么“根据群众举报”,又留有回旋和放行的余地,但愿不是中南海的大人们下令抓的,因为爸爸办的杂志《脸谱》和《新维月刊》刊登了不少姜维平大大写的批评薄熙来的文章,这些文字是帮了“打薄派”的啊,难道过河就拆桥,卸磨就杀驴吗,再说,爸爸的杂志宗旨也不错,它是在帮助党内的改革派,抵制保守派的,从来不造谣,不诬衊,不诽谤,而是鼓吹改良和渐进式民主,这有什么罪呢,就卖了一点杂志,拉了一点小广告,养家糊口嘛,这算啥事啊。

自从爸爸被抓走之后,我没一天不哭的,才一岁半,我就失眠了,我有很久的记忆,万千往事涌上脑海,我想起关于“习大大”的故事,他爸爸习仲勋是怎么倒楣的?不就是因为一本小说《刘志丹》吗,这和《脸谱》是一码事啊,结果习父叫人整的,坐了很多年的牢不说,晚年在深圳差点傻了,而且,小近平等孩子也受到了牵连,进了几次看守所或少管所,总之,文字狱的苦,他是吃透了;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他爸爸最后的人生悲剧,就是在深圳结束的,所以,我真的想不通,深圳公安怎么敢吃了豹子胆,重演文革的故事。我童心不改,坚信爸爸是地方下令抓的,“习大大”不知道,我想问,他知道了如何解释“中国梦”,如何让人们评价他啊。于是,我想了这么多,还使劲地哭,哭的整个深圳都在晃动,我希望中南海的大人们都能听见,我希望爸爸早点回家。

不好意思,因为我太小,不会写字,就让姜维平大大代笔了,请原谅。

(2014年6月15日“父亲节”于多伦多喜来登大酒店)

文章来源:《开放》杂志2014年7月号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