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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余秋雨受到的批评中，他最在意的是他的文革经历。对于其它的批评，余秋雨似乎很能平心静气，唯独对自己的文革经历，他总是有一种想要说明的渴望，因为这种渴望过于强烈，所以他在叙述自己的文革经历时，总给人一种想要开脱的意味。余杰对他的批评和余秋雨对他的回答，说到底都是因此而引发的。我曾在一篇《正视自己的历史》文章中对余秋雨的这种态度提出过批评。最近，他在文革中的同事孙光萱在《文学报》上写了一篇长文，也是对他文革中的经历进行分析的，他也说，余秋雨对待自己文革时的经历，有避重就轻的味道。

为什么余秋雨会有这样的表现呢？我们可以把眼光放远一些，离开余秋雨，向比他更年长的那些知识分子身上看去，从他们的经历中，找一点对我们了解余秋雨有帮助的东西。

余秋雨也可以说是一个不幸的人，他是1946年生人，从他的这个年龄上，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经历，他是一个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的大学生活严格说是不完善的，他们真正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并不是很多，因为后来发生了文革。余秋雨的整个学校教育是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完成的，他是这个教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好学生，因为这个教育背景是有问题的，而最能和这个教育背景相吻合的学生，也就是这种教育制度最理想的产物。余秋雨是一个有文史才华的青年，这样的青年在任何时候都有对学术的渴望，如果生活在一个正常的时代，他们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走上学术道路。然而不幸的是，在余秋雨开始对学术生活具有强烈愿望的时候，他所生活的时代已经没有学术了，对那些早已成名的学者来说，他们的痛苦是以后不能再从事学术工作，而对余秋雨这样的青年学术才俊来说，却是他们已没有可能再过上真正的学术生活，和老一代的学者比较起来，更痛苦的就是余秋雨这一代人。他的文革经历和他的学术经历是重叠的，在那样一个时代，对一个想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说，余秋雨后来的道路是最正常的，也是那一个时代里还对学术存有美好愿望的人的唯一选择。余秋雨不是圣人，他的学术道路开始于那样的时代，这不是他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的失误。人们对他的不满只是他没有正视那一段历史的勇气。

还在余秋雨的小学时代，学术已不再是正常意义上的学术了。但学术这东西和人的其它愿望一样，不是谁让它消失它就可以消失的，而只是换了一种存在的方式而已。我们看余秋雨的青年时代，他那么有写作的才能，但那个时代对他的写作才能只有一种畸形的要求，除非一个人对写作丧失了最后的一点愿望，否则他们就很难摆脱那个时代对他们的所有制约，余秋雨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痛苦保留了他的写作才能的。因为那个时代里，不是所有具有写作才能的人都能有余秋雨那样的经历的，这我们又要说是余秋雨不幸中的幸运了，在他同时代许多朋友都在从事体力劳动的时候，他总是在进行文字工作，从写作训练的角度说，余秋雨比他的同时代人还是早走一步，这个事实我们不能否定。

余秋雨生活的时代，一个有才华的青年想要出人头地，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一条现成的道路，这个道路我们姑且称为是“两个小人物的道路”。这两个小人物就是五十年代因批评红学家俞平伯而成为学者的李希凡和蓝翎。

从五十年代以后，对一个在文史和写作上有才能的青年来说，他们都希望能走一条“两个小人物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简单说，就是有强烈的企图在一夜之间成名的渴望，所以他们通常选择的心理动机都是以能让最高领袖突然认可为企图的。方法就是根据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有时是暗合）选择一个最有批判价值的学者进行爆破。五十年代“两个小人物”出现以后，在当时的大学里，在那些具有文史和写作才华的青年心中，最理想的偶像就是李希凡和蓝翎。一个有名的例子是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最有才华的女学生程海果将自己写文章的笔名定为“林希翎”，希翎就是“两个小人物”名字中各取一字而成。虽然不久之后蓝翎和林希翎的命运都发生了逆转，但在那样的时代里，那种成名的方式，对一代青年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泽厚当年批评朱光潜的情况大体也相同。直到后来毛泽东说了“姚文元片面性较少”那样的话，而使姚文元一夜成名。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我们就不多说了。“两个小人物的道路”发展到最极端就是姚文元的道路。余秋雨的学术生涯就是在那样的时代里开始的，现在想来真是可怕。因为那样的时代里，一个青年文史才俊的最后选择很可能就是姚文元那样的路，至于在这路途中个人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历史应当承担什么责任，那是另外一回事。对余秋雨来说，他不是在理智上不知道自己当年经历的可耻性，但他想的更多的是他也是一个时代的受害者，自己也是有很多委屈的，这也是真实的感受，我们也要有了解之同情。余秋雨对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不是他有没有勇气忤悔的问题，而是他对自己那样的经历的无奈性有一种委屈，他是别无选择，而这种被迫的选择也是建立在自己比同时代人更有学术才华基础上的。因为他知道自己同时代的人并不是当时有清醒的意识才没有选择他那样的道路，而是因为他们在学术上没有自己那样的才华，结果没有成为“写作组成员”。现在反过来要自己一个人承担很多那个时代耻辱，他在心理上总是有一些不情愿。从这样的角度来观察余秋雨，也许我们就能更深入地看待他的写作，也就能对的他文革经历有不局限于他个人的评价标准。余秋雨看起来是一个什么好事都赶上了的人，但我们换一个角度看，又可以说他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他早年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不可能是一个有坚定信仰的人，他总是能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达成妥协，这是他的最大优点，也是他的最大局限。他是一个永远生活在当代的作家和学者，他不大考虑未来。

杨绛在《〈钱锺书手稿集〉序》里说：“他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图书馆（Bodleian——他译为饱蠹楼）读书时养成的。因为饱蠹楼的图书向例不外借。到那里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饱蠹”即“饱蠹鱼”，古代形容图书之多；故钱锺书将牛津图书馆译作“饱蠹楼”，音义兼备，堪称妙手偶得。

这类高难度的文字游戏，钱锺书显然很喜欢玩。杨绛《我们仨》就提到：“锺书也爱玩，不是游山玩水，而是文字游戏。满嘴胡说打趣，还随口胡诌歪诗。他曾有一首赠向达的打油诗。头两句形容向达‘外貌死的路（still），内心生的门（sentimental）’——全诗都是胡说八道，他们俩都笑得捧腹。”still，平静；sentimental，感伤、多情。则所谓“外貎死的路，内心生的门”，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外表冷漠，内心狂热”也。这当然也属于亦音亦义的翻译游戏。

另，小说《围城》写到诗人曹元朗时有云：“……诗后细注着字句的出处，什么李义山、爱利恶德（T.S.Eliot）、拷背延耳（Tristan　Corbière）、来屋拜地（Leopardi）、肥儿飞儿（Franz　Werfel）的诗篇都有。”此处的几位外国人分别是英籍美国诗人艾略特、法国诗人科比耶、意大利诗人雷奥巴底、犹太裔德国诗人韦尔佛；这几个恶搞式的人物译名，在译音之外加上不相干的滑稽意义，可视为上述文字游戏的变体。

无独有偶，语言学家罗常培在《语言与文化。自序》中谈著书过程时，也有类似的幽默：“……1945年旅居北美西岸的客来而忙（Claremont），每周末忙里偷闲地补充了一些材料，可是一直被别的事情打岔，始终没机会写定。”“Claremont”即加州克莱蒙，为什么要译成“客来而忙”？他的《自传》说得更清楚：“……我当时全工全读，忙得没有一会儿闲暇。我所以把Claremont译作‘客来而忙’，足以代表我那时生活情况的一斑。”因此“客来而忙”既是音译，也是意译，既指地方，也指自己在当地生活的情形。

在《语言与文化》一书里，罗常培将近代汉语中的外语借词分作声音替代、新谐声字、借译词、描写词四大类，其中第一类又分为纯译音、音兼义、音加义、译音误作译义四目。上述那种翻译游戏，即属于“音兼义”一目。他解释并举例说：“有些借字虽然是译音，但所选用的字往往和那种事物的意义有些关系。……广州话管领事叫江臣（consul），管电话叫德律风（telephone）；还有人把美国一种凉爽饮料译作可口可乐（cocacola），把世界语译作爱斯不难读（Esperanto）也都属于这一目。”

这类译名中最流行、最经典的例子，除了始终不倒的“可口可乐”之外，想必要数迅速勃起的“伟哥”（Viagra）了。“伟哥”已完全不像音译，可谓自然浑成；台湾又译成“威而刚”，也能兼顾音义；可惜现在却改译为平淡无味的“万艾可”了。如果是嫌“伟哥”太低俗，“威而刚”太直露，要增添文化含量，那么，译作“伟岸客”如何？

要知道，不仅茅盾曾用“伟岸”来形容坚强、挺拔的白杨（“树中的伟丈夫”，古小说更是用“阳道伟岸”来描写薛怀义），他可是唐代超级猛男、武则天的面首啊。“伟岸”二字，岂等闲哉？

1981年，法国《读书》杂志选出当时法国知识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雷蒙。阿隆名列第二。1983年10月17日，雷蒙。阿隆逝世，《雷蒙。阿隆回忆录》在此前几周问世，详尽地追述了他一生中遇到的各种人物、事件和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这本回忆录归纳了阿隆的整个人生和全部著述。正如中文新版“序言”评价的——

阿隆没有担任君主的顾问，而是成为一个公众的服务员和解说员，一个带来光明的使者。他放弃充当贩卖幻想的商人，他推动每个人去了解身边的世界并公正地批判世界，从而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做出了表率，但不愿意带领人们直达目的地，因为应该让每个人行使自己的自由权利和承当自己的选择。他没有带来一个可以解释一切的思想体系，也没有发现一个什么真理，因此，没有任何阿隆主义可言，尽管有不少人承认自己接受了阿隆的某些做法。与其说他要激励人心，不如说他要启蒙思想。

从未将激情当做论据

20世纪30年代初，阿隆到德国教书，这是阿隆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奠定了他日后的政治取向。

阿隆服膺曼海姆的政治社会学，深受其名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启发。彼时的德国，“魏玛共和”已日薄西山，希特勒呼之欲出。1932年初，阿隆在一篇文章中发出警告：不要低估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等左派政党的衰落，更不能漠视希特勒国家社会党的崛起。阿隆说，“德国全体人民都狂热地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的感染。希特勒一旦大权在握，必将战云密布，欧洲岌岌可危”。果然不幸被阿隆言中，1933年3月，希特勒当选总理，支持希特勒的人中竟然有大批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和德共党员。希特勒为什么能够在德国成功崛起？这样的例子发人深思。

1933年8月，阿隆返回巴黎。1940年5月，阿隆流亡英国，担任《自由法兰西报》的主笔，发表了大量文章抨击纳粹政权和法国维希伪政府。阿隆最重要的著作是出版于1955年的《知识分子的鸦片》，这本书引发了他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激烈争论。阿隆对马克思主义潜心研究，在其丰赡宏博的著述中，每每论及马克思主义。阿隆认为，左派知识分子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把它篡改成一种鼓吹暴力哲学和政治压制的“意识形态”，一种思想上的原教旨宗教，使其蜕变成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雷蒙。阿隆传》的作者巴维雷兹指出：“这本书擦亮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眼睛”，使他们看清了斯大林主义的本质。

阿隆对自己的这本著作特别珍视，他在回忆录中说：“《知识分子的鸦片》治好了我的病，我走出了黑暗，我对这本书受到的攻击满不在乎。”

1968年5月，巴黎爆发学生抗议运动。阿隆认为大学生的目的是促使政府改革教育的弊端，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学生们的行动却逐渐背离初衷，走向极端，已经威胁到法国的自由秩序和民主制度，法国的大学生不明白他们的反抗与东欧国家的学生运动不可同日而语。他告诉法国学生，“布拉格和华沙的学生进行反抗，正是为了争取法国学生已经享有的自由。”著名的黑格尔专家科耶夫打电话给阿隆，交换看法，科耶夫也认为这根本不是一场革命，“只不过是模仿革命而已。”

阿隆又批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盲从乌托邦思想。阿隆说：“在我们这个民主的国家里，一些知识分子一方面在享受满身荣耀，另一方面只赞赏破坏，却又不能构想一种更理想的新秩序来代替他们所要破坏的东西。诚然，知识分子都应该具有批评的功能。至少我一直在批评法国政府，因而别人不能指责我在权力面前循规蹈矩或奴颜婢膝。可是，当批评只是笼统地针对民主社会，而丝毫不揭露另外的专制社会；当这种批评是在宣扬对专制和暴力的崇拜时，它就变成虚无主义了。”

对此，有评论说：“在1968年5月的这场历史剧里，阿隆扮演的角色就如面对1848年革命的托克维尔。”

向一代人告别

在法国现代思想史上，萨特和阿隆都以社会批判闻名于世。六七十年代是萨特和阿隆投身于社会政治运动的辉煌岁月，萨特更成为西方左翼祭酒和造反大学生的旗手。在中国，萨特的名气要比阿隆大得多。80年代之后，萨特的作品对中国的文学青年和文化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

战后，萨特和阿隆发生了不可调和的思想冲突，最终导致决裂。1954年6月，萨特从苏联访问归来后，发表了一篇题为《苏联完全有言论自由》的文章，他甚至用“正统斯大林分子的用语”说：“反对苏联的人是一条狗。我坚持这样看，我将永远这样看。”1977年，阿隆出版了《为衰落中的欧洲辩护》一书。在此书中，阿隆批评西欧的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仍在迷恋“知识分子的鸦片”。他强调了民主制度的重要性，提醒西欧人民要警惕“自杀性的选择”——把权力交给那些将会毁灭民主社会的人。

阿隆对民主制度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斯大林时代，大多数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却不肯正视斯大林主义的危害，即使看到了也不愿去谴责；一些到苏联进行“友好访问”的西方著名知识分子成了斯大林主义的辩护士，他们说苏联没有集中营，有的只是“人们通过劳动接受再教育的营地”。阿隆指出，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天真地坚信他们的革命不会以同样的暴虐为归宿，他们过分致力于毁灭自由的社会，而并不问一问自己，他们想在废墟上建立起的社会，究竟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

1980年4月15日，在萨特葬礼的当天，阿隆发表悼文，既向萨特致敬，亦对他作出评价：“萨特一生都是一位深刻的伦理学家，又是一个曾经在政治丛林里迷失了方向的伦理学家；尽管他受到革命绝对主义逻辑的影响，写了一些关于暴力的文章……但他从来没有向他所观察到的、他所批判的暴力社会低头，他最终认为，这种社会不适合于他理想中的人类社会。”综观萨特的一生，我们应当客观地说，他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即使有一些为人诟病的错误和行为，也是瑕不掩瑜。

1973年7月4日，法国《世界报》曾刊登了一篇《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宣言，今摘录其中一段，借以向阿隆和萨特致敬——

不论知识分子身在世界的哪一个地方，不论他加入了哪一个阵营，说出事实的真相——至少是他认为的真相——是他的首要责任。他应当这样做，而且不能怀着救世主的骄傲，要独立于一切权力之外，必要时，还应当与之相对抗，不管这些权力有怎样的名分——不追求时髦，不循规蹈矩，不听信蛊惑人心的宣传。在任何时候，知识分子都不能从批评者变为卫道士。不存在能让所有人接受的个人主义或集体主义。一个理想的正义社会不是没有冲突的社会——历史永远不会有终结——在这个社会里，那些曾经进行过争议的人在执政以后，也应当允许别人争议；在这个社会里，批评是自由的，是至高无上的，而辩解则无用武之地。

细节之错
《经济学家》　(2006年11月2日)

2006年龚古尔得奖作品《Les　Bienveillantes》——照字面译为“和善的人们”，但也是希腊神话里复仇女神的委婉语——是由一个前纳粹党卫军人Max　Aue来讲述他的二战“功绩”。自我辩护、哲学思辨和回忆混杂一处，Max　Aue描述了入侵苏联期间他与杀人小队一起工作的情形。情节贯穿高加索山脉，斯大林格勒战役、Majdanek和奥斯维辛死亡营直到希特勒最后日子的碉堡。

作者利特儿的研究巨细靡遗。Aue与那时代的主要历史人物交织在一起，对纳粹组织机构的错综复杂亦有真实的描述。但小说跌倒在自身细节的重量之下。读者必须忍受对高加索部落泰特人起源的探索，和一段同样让人分心的对于集中营配给制的争论。利特儿的反英雄有着严重骚动的征兆：和妹妹的乱伦关系、施虐／受虐同性恋行为和弑母暴力仅仅组成其生活创伤的一小部分。于是当第三帝国崩溃时，《和善的人们》亦告瓦解。

斯托帕谈《乌托邦彼岸》
《林肯中心戏剧评论》　2006年秋冬号

著名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的(Tom　Stoppard)的戏剧三部曲《乌托邦彼岸》近日在纽约上演。2006年秋冬号的《林肯中心戏剧评论》(Lincoln　Center　Theater　Review)杂志推出了《乌托邦彼岸》特刊。

我不在基本史实上做研究。一旦剧作完成，我才会有兴趣看一看与角色有关的那些地方。《乌托邦彼岸》尘埃落定后，我去访问了Premukhino、巴枯宁家族地产、莫斯科的亚历山大·赫尔岑博物馆。我觉得所有这些东西都令人震颤、教人感动。我猜真正的历史学家大概会觉得我荒谬可笑，但当然我不是历史学家。三部曲是基于事实的虚构作品，而事实皆来自于书本，而非旅行。

最终令我开始写作《乌托邦彼岸》的书，是以赛亚·伯林的一本随笔集《俄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代表了这三部曲的核心精神。相较于他的后来者如列宁，以赛亚以一种更人性化、更不教条的方法看待十九世纪的俄国思想家，正是这种特质将我引向了后来成为《乌托邦彼岸》角色的那些思想家们。

怀特的非凡岁月
《译文》，第6期，双月刊，10.00元。

你如果无法抗拒怀特的《夏洛的网》，那么你也就无法不被他的随笔打动，本期《译文》收入怀特的随笔三篇：《非凡岁月》、《一个美国男孩的下午》、《浣熊之树》，据了解，E.B.怀特的随笔中译文，还是首次进入内地。他的随笔，同样有童话般的梦幻色彩，温情干净、趣味横生、险象连环，他的语言有如他的经历一样跌宕动人。

里尔克的爱与恨
《收获》，秋冬号，18.00元。

勒内·玛利亚·里尔克，20世纪最重要的德语诗人之一，《马尔特手记》是他惟一一部长篇笔记体小说。读者可以清清楚楚地感受到，里尔克是听觉艺术、视觉艺术、感觉艺术的天才，他能从寂静的物体上感受到喧嚣的人气，他能从人物的动态中捕捉到庄严与痛苦，他的语言能照进灵魂的最深处。他想表达什么？恐惧、痛苦、绝望，以及上帝与爱。

凶杀案的谜底
《人民文学》，第11期，8.30元。

中篇小说日益被冷落，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中篇小说的有限容量决定了作者对语言、结构、意象的编排必须抱严谨的态度。须一瓜的中篇小说《西风的话》仍然是她偏爱的题材：非正常死亡，人们对死亡的反应。小说的结构设计巧妙：老渡轮死于凶杀，法律程序无法侦破出凶手，谜底留待民情世风去评估，小说因而无限延伸。

“软弱的悲剧”
《作家》杂志，冬季号，14.80元

1978、1979年对上山下乡的女知青意味着：高考制度恢复，回城的欲望，有些女知青要设法摆脱她们的农村婚姻，当她们摆脱野蛮不堪的性事，却陷入更危险的带有交易性质的性事。任何悲剧，都有身体失守，王秀梅笔下的“软弱的悲剧”也不例外，其长篇小说《大雪》中的张惠、王小雅并没有因为1979年的到来而摆脱命运的悲剧，家庭暴力使阴影延续至下一代。

手的威力
《艺术世界》，11月号，20.00元。

达尔文曾说过有些器官不用或者少用就会发生变异。那么对艺术家而言，如果过分依赖电脑，他们的双手会不会失去灵感呢？本期《艺术世界》的主打专题《世界是手绘的》重提手绘对艺术的重要性。该专题追溯了手绘字体与手绘图形的艺术简史，由潦草、刮划、手绘花体、针脚、仿制、阴影、暗示等艺术实例陈明手绘的艺术威力。

风月谈烟花论
《万象》，9月号，9.00元。

龚鹏程的《文人风月传统的最后一瞥》一文以《风月报》为据，勾勒出台湾一段过渡的历史。该文史料丰富，言及文人与娼妓之间纠缠不清之事，对社会环境与伦理要求亦有文字铺述。此文对社会风气、文人趣味有所揭示，只是，以如此丰富的资料作铺垫，原本可以得出更多深入细致的观察结论，但读来终觉有遗憾。

汉堡的中国想象
《书城》，11月号，12.00元。

看上去，《书城》在慢慢恢复元气，有意识地注意对象的多元化。李亦男的《中国姑娘的空洞微笑》一文有些松散，但他试图去记录部分德国人对中国文化艺术的部分偏差想象。作者对那些有意篡改中国文化去迎合异国想象的现象表示了忧虑，在作者看来，祁志龙笔下的女红卫兵成为“中国姑娘”在汉堡的标准印象，绝非文化幸事。

创意的平台
《城市画报》，11月24日，10.00元。

《我们都爱创意市集》的专题采写，是《城市画报》主办的“创意市集”系列活动的前期报告，该专题为创意突出的产品辟出专门的版面“摊位”，并图文展示该活动在各城市展出时的盛况。但也可以看到，该专题的采写文字对创意成品之创意所在缺乏准确而到位的点评。

 

本月人文期刊有两大话题：作品《如焉＠sars.come》，作家洪峰。

显然，前者更值得讨论，该作品引发的争议可看做是“思想”对现实的投石问路，也可看做“思想”失意于现实之后的借酒消愁。而后者，对单位最高权力献媚，单位人也许就有岗位，耻于献媚，单位人也许就会失去岗位，饭碗是个社会问题而非文学问题。思想如果处事得当，完全可以从权力的有限与无限、个体的有能与无能方面去探讨单位人的乞讨事件，但洪峰不幸碰巧是个作家，而且曾经是先锋作家，思想就顺理成章地把罪名安在了文学的头上，并首当其冲地迁怒于作协。思想在各大媒体的版面里成功地完成了这样的“逻辑”转换：以个体的卑微代表全体的卑微，以全体这个名词掩盖个体的异类存在，从而消蚀了个体的反驳可能。思想沦为大众的扩音器，思想与大众都很清楚，嘲笑文学是当下最没有风险的事情。

傅国涌先生的《作协体制也要吐故纳新》(《南都周刊》，2006年11月17日A07版)一文重提作家乞讨事件，直问“作协何为”，指出国家包养作家的弊端，呼吁回归文学自治本位。该文指出现象，但分析太过偏颇：作协成为他文中所指的最大的罪魁祸首，但我相信作协的问题并不单是作协自身造成的。

思想的最远目标与最高良知是宽容与自由。尊重作者们的选择，尊重他们独立与不独立的自由，允许他们不同的生存方式，比逼着作家表态，加入或退出作协，更显思想的理智与宽容。独立与不独立的相生相克，正如昼与夜的轮回，合乎人类生存的自然原则，上帝如造了独立人，也势必造非独立人，尊重作家的自我选择，比逼迫他们作出看似对他们有利或有害的选择更人道，惟权利大于善，理性才能制衡感性的暴动，人道的社会，无论处于动荡、还是处于和平，舆论都应该容许个人选择的缝隙。如果思想一定要文学明确表态、高声呐喊，我想，这就是思想施暴的开端了。

苛求文学的动作，从来没有停止过，意识形态当道的时候，逼着文学举手，思想激动的时候，逼着文学低头，他们完全漠视文学作为一种与政治学、社会学有别的艺术的独立性，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总脱不了这种让人厌倦的表态纠缠。也许，正是思想急于让文学表态，才使小说《如焉＠sars.come》暴得大名，同时也让《如焉＠sars.come》身陷尴尬。

《书屋》2006年第11期也以这部小说为楔子，展开对当代文学的批评。《作家的根在哪里？——从对〈如焉＠sars.come〉的讨论谈起》(邓晓芒)一文盛赞这部小说的新思想、新感觉，邓晓芒从学理的角度为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作了相对客观的评价，并对当代文学根部意识的缺乏作出了清晰而令人信服的判断与辨认。邓晓芒在评价一些相对极端的文学文本的时候说，“一旦意识形态的压力消除，就可能失去其力度，甚至成为一种更新了的意识形态的同谋”，我想，这是该文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出的最有价值的警示。同一期《书屋》的《传奇年代的“终结”》(景凯旋)一文也特别提到中国当代小说对政治与传奇的钟爱。两位作者都看到了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最得不偿失的走向是什么，这些警示，对《如焉＠sars.com》同样有效。

更多的思想对这部小说的优劣语焉不详，反而借重并夸大这部小说的所谓敏感。思想的自然缺陷里有情绪煽动的狂热基因，但情绪煽动绝非《如焉＠sars.come》的本意，《如焉＠sars.come》中的异常冷静才是作者想要传达给读者的。冷静也是现代社会群众最匮乏的珍贵品质，小说中的卫老师说过这样的话，“不要相信大街上的景象，不要轻易相信大众的情绪”，他总是说，再等十年，“我还要看十年”，寓意深长。《如焉＠sars.come》富含智慧的情绪缓冲，这种缓冲是为了看得更清楚。作者不善叙事擅思考，《如焉＠sars.come》远非优秀的文学文本，但某些言论者，却要以它去洗刷当代文学的所谓的耻辱，这正是以个体否定全体、以全体遮蔽个体的悲哀。而那些习惯了表扬的批评家们与习惯了被表扬的作家们，早已不习惯用理性批评的口吻去反驳思想的偏见与短视。

这些争论，犹如一面镜子，展示了文学与思想各自存在的缺陷。　

 

在捷克作家中，我最偏爱的是哈谢克、赫拉巴尔，还有哈维尔。如果卡夫卡算是捷克作家，毫无疑问地属于此列，只是昆德拉认为此说毫无意义：“假如他是用捷克语写作，今天，有谁还会知道他的那些书？”在昆德拉看来，没有哪个同胞具有足够的权威，把一个遥远国家的语言撰写的文字推广到全世界。这种说法，我们感同身受。在瑞典人马悦然被视为中国文学教父的今天，中国的作家们肯定也在遗憾，为什么祖先使用了比抽象画还要难懂的象形文字？如果说象形文字覆水难收，为什么祖先没有将功补过？他们发明了火药，却没有发明诺贝尔奖，真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昆德拉似乎低估了卡夫卡，仿佛后者为人所知完全因为他熟练使用德语。如果这个理由成立的话，我们也可以说昆德拉放弃了捷克语，改用法语写作，也是出于文学公关的需要。显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与卡夫卡同龄的哈谢克(两人的去世也只差一年)就使用捷克语写出了那本《好兵帅克》。当然，昆德拉也没有如此简单，他在《帷幕》里作出上述判断，是为了讨论“东欧人”这个特殊身份。这跟他从捷克到法国的经验有关，昆德拉发现捷克被强行划归到斯拉夫世界，虽然在他眼里两者根本没有关系。“我就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用法语写作的捷克人如此感叹。

简单地说，昆德拉进入中国有两次浪潮：一次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作家出版社的“作家参考丛书”主要从英文引入他的作品；另一次便是这个世纪初，上海译文出版社的“米兰·昆德拉作品系列”集中从法文翻译他的著作。如今，提到昆德拉，不少学者就会一脸坏笑。这种表情意味深长，一方面是对自己作为第一代读者的自豪，另一方面是对第二代读者的不屑。在他们看起来，昆德拉已经过时了，第一代读者都是精英，只有大众才是第二代读者。我对精英、大众的分类不感兴趣，却对“过时”一说不太认同，昆德拉不是打开之后迅速漏气的可乐。我一直认为，昆德拉在中国留下的痕迹还远远不够，难道我们就满足于自己的词典增添“媚俗”这个词条？或者看过影碟《布拉格之恋》就觉得自己看过昆德拉？昆德拉和“媚俗”、《布拉格之恋》的关系，大概类似于捷克和斯拉夫世界的关系。

在昆德拉和那些读过昆德拉并且感觉已经超越昆德拉的中国学者之间，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不过，由于个人趣味，我并不喜欢昆德拉的小说。一个可以把小说的艺术谈论得如此精妙的写作者，最好不要亲自写小说，否则很容易像网友见面，遭遇“见光死”的下场。所以，我愿意把昆德拉的小说当做随笔，更愿意阅读他的随笔。

《帷幕》是他的第三本随笔集，此前两本是《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1992年)和《被背叛的遗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这本随笔由七个部分组成：“对延续性的意识”、“世界文学”、“进入事物的灵魂”、“小说家是什么”、“美学与存在”、“撕裂的帷幕”、“小说，记忆，遗忘”。对于昆德拉的忠实读者来说，《帷幕》谈不上有什么惊艳，也绝不会失望，它谈论着小说的琐事。大概这也正是撕裂帷幕的目的所在，世界呈现出非诗性的面貌，我们得以体验“琐事的力量”。昆德拉说：“惟有小说发现了无意义琐事的巨大而神秘的力量”，我在他的随笔里发现了同样的力量。或许可以这样说，昆德拉的小说像随笔，他的随笔又有些接近小说。

波德莱尔曾断言：“一切伟大的诗人最后自然而然地成为批评家。”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出现的一批大诗人，的确如波德莱尔所言几乎都成为自己创作观念最好的阐释者和辩护者，其中最突出的两位无疑是艾略特和瓦莱里。他们的诗歌产量都相对较少，可是他们极为出色的诗歌批评文章从侧面做了有力的补充，使他们稳稳地占据着20世纪大诗人的前列位置，几乎无可动摇。瓦莱里的好友纪德曾说：“尽管瓦莱里大多数诗作都是精品，但可能我更喜欢他的散文。”后来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也流露出相近的意思：

“在20世纪，保尔·瓦莱里有一个关键的位置，这是散文家瓦莱里，他以心灵的秩序对抗世界的复杂性。”

艾略特的长处在于他的宽广视野，在于寻找和论证诗歌和社会、道德之间的微妙而复杂的联系。而这些在瓦莱里那里是割裂的，他的诗歌文章就是在诗歌的小块土地中无限地向下挖掘。对于社会、哲学问题他当然没有放弃，而是在他为自己卷帙浩繁的文章分类时划分的“哲学研究”和“近乎政论”部分加以专门的研究。

这种割裂对于瓦莱里来说自然而然，因为他是所谓“纯诗”论最早和最有力的倡导者。在《纯诗》一文中瓦莱里对“纯诗理论”做了细致精深的阐述，这既是瓦莱里诗学思想的核心，同时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诗学概念。

在文章的最后，瓦莱里以极其敏感谨慎的方式给“纯诗”下了定义：“假如诗人能成功地创作出不再出现任何散文的作品，诗篇中音乐性的连续不再被打断，意义关系永远与和声关系吻合，思想的相互转化显得比任何思想更重要，外形的作用将包括主题的真实性。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像谈论现存事物一样来谈论纯诗。”

在此基础上，瓦莱里特别强调理性的作用，由此出发，瓦莱里严厉地批评了浪漫主义者所追求的灵感论：“我曾经相信并仍然相信，仅从热情出发来写作，是卑贱的做法……灵感丝毫不能作为产品价值的保证。灵感在随心所欲的地方爆炸，在傻瓜身上可以看到。”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说：“谁要谈论风格的精确性，他所召唤来的就是梦的对立面。”也就是说，瓦莱里认为理想的诗人创作状态是清晰的、清醒的，带有沉思性质的，因而普通生活的情感作为艺术的主题也就遭到厌弃和否定。敏感的读者立刻会觉察到这里正是瓦莱里引起艾略特兴趣的地方，的确瓦莱里在此和艾略特著名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出的“非个性化论”不谋而合。艾略特的原话是：“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

在论司汤达的长文中，虽然也不无同情，但是瓦莱里出人意料地把他视为破坏真诚的人：“追求自我真诚的愿望是一条弄虚作假的标准。”最后，瓦莱里连良好的愿望也没有放过：“坏诗都是根据良好愿望写成的。”这句话遥相呼应着英吉利海峡对面另一位智者王尔德的名言：“所有的坏诗都是诚挚的。”所不同的是，瓦莱里是在苦行僧般的静修中达到那位著名的浪子的深度的。排除了“真诚”和“美好愿望”这两大干扰，瓦莱里把诗人和词语结为唯一的可靠的同盟。“诗人是语词的组合者和排列者。”诗人真正伟大之处是他们能“用他们的语词来有力地抓住他们早就获得然而只是在头脑中掠过隐约的感觉的事物。”

稍稍了解瓦莱里生平的人都知道，他从1894年23岁开始，每天凌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冥想沉思，以及将沉思的内容记在笔记本上，这个习惯他保持了51年，留下了257本笔记本。上述的种种观点不用说都是在这种晨思中产生的，因而带有奇特的尝试性质(这种性质来源于极度的敏感)和极端主义的态度。瓦莱里严格地将自己的思考限定在别的诗人很容易滑过去的基本概念上，在诗人们不假思索的地方他思索，在诗人们从不怀疑的地方他怀疑，因此可以说他是在诗人们普遍沉默的地方无法言语的地方他言说面对黑暗，并最终让黑暗闪出亮光。

诗人雪莱曾经用浪漫主义者特有的夸张语气说“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而瓦莱里凭借其对诗歌精微的思考，对于掺杂在诗歌中种种杂质的不懈的清除，成为“诗的立法者”——虽然不像雪莱的说法那么唬人，可是正符合瓦莱里一贯的沉思的面容，也许不妨说其实更有深度。

正因为瓦莱里对于诗歌的苛刻的要求，他的诗作不多，而且可以想见对这些诗作他并不满意，在他壮年时期更有二十年(1892－1912年)没有写过诗，在晚年他甚至打算把自己的诗作结集以《习作集》之名出版。前些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出了《瓦莱里诗歌全集》(葛雷、梁栋译)，也许是翻译的缘故，诗的用词显得有些甜腻，可是《幻美集》的第一首诗《海滨墓园》(卞之琳译)就是在中文里也堪称20世纪的杰作，近乎完美地体现出瓦莱里上述的种种观念。

1967年，西柏林的学生运动领袖们满怀崇敬地向科耶夫请教革命之道。刚从北京访问归来的科耶夫给出的主要建议是：“学习希腊语”。科耶夫的古怪建议或许只有他自己才能解释，因为他曾经说过：“早在2400年以前希腊发生的一些事，其实是一切事情的缘起与答案。”

科耶夫是谁？如果说普通读者对这个名字很陌生，那么他的全名恐怕更少有人听说：亚历山大·弗拉基米洛维奇·科耶夫尼科夫。在苏俄时期，科耶夫不过是一个因为在黑市贩卖肥皂而差点判处死刑的17岁男孩。同一年，他偷越国境，被误当做间谍，在波兰的监狱里呆了一段时间，最终到了德国。在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他沉迷于从佛陀到黑格尔的宏大世界里，悠然取得了博士学位。从1933年开始到1939年，他都在巴黎高等学校定期举办关于黑格尔的研讨班，找点零花钱。

他喜欢别人叫自己为“科耶夫”。这样称呼他的人很多，他们中包括雷蒙·阿隆、梅洛－庞蒂、雅克·拉康、安德列·布勒东、乔治·巴塔耶等等。整整六年，这些声名赫赫的人物一直坐在研讨班的课堂里，听科耶夫讲黑格尔哲学。在科耶夫的培养下，这群法国知识界的精英被后人称为“3H一代”，3H分别代表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只有萨特没有来听科耶夫的课，而本来他是可以从中获益颇多的。

那时候，科耶夫不过三十出头。雷蒙·阿隆毫不犹豫地把科耶夫列为平生所遇到的三个真正卓尔不群的心灵之一。他的学生们几乎一致认为，科耶夫“在思想上绝对地统治了一代人”。卡尔·施米特，这位被科耶夫认为是“惟一值得交谈的德国人”，前纳粹的桂冠法学家，一直将敌我关系视为政治最根本的基础。科耶夫却轻蔑地告诉他，政治的根本标准不是敌我关系，而是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所谓敌我关系不过是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一刻，终将因为人们彼此承认而随着政治的消亡而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只有管理，没有政治的“世界国”。科耶夫对人类前景的描述，让施米特忧心忡忡了一辈子。

可是这样一个在思想上统治了一代人的人，忽然却遁入官场，专心做起了政府幕僚。直到1968年去世，科耶夫一直是深受法国政府倚重的高级经贸顾问。科耶夫本人显然意识到了身边朋友们的困惑与不解，他解释说：“生活是一出喜剧，但是我们必须认真地表演它。”

但如果对科耶夫的思想稍有深入，便不难理解他的出格之举。在他看来，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海德格尔，他们超越黑格尔的企图都失败了，而他才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传人。科耶夫认为，1806年，黑格尔在耶拿(Jena，德国城市，拿破仑曾在这里大破普鲁士军队)目睹拿破仑跨上马背，在那一刻他意识到了后者对世界以及历史的重大意义，而那一刻正是历史终结的一刻，也是哲学走向终点的一刻。

科耶夫认为，思想者的任务就是在政治上用黑格尔的智慧管理事务，协助打造“普世而同质的国家”，也就是全球化的世界。在普适的和平与繁荣观念下，国家进入“人生的星期天”，而包括政治在内的所有意义深远的人的激情将从生活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快乐人”随心所欲的游戏。这种“快乐人”就像科耶夫所描述的：

实际上，人的时代的终结或者说历史的终结——即是说严格意义上的人类或者自由的、历史的个体之决定性的毁灭——直接意味着行动一词在完全意义上的无效……但是其余的部分仍可能被保留，尽管尚无定数，譬如艺术、仁爱、游戏等等，简言之，就是一切令人快乐的事物。

也许，“快乐人”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让人恐惧的人性丧失之所，“一切令人快乐的事物”也让人生疑。但如今，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已经降临。生活在如此时代的我们无论幸运还是不幸，了解一下那个预言家总是好的。相当程度上，科耶夫是一个精准的预言家。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当大多数知识分子还在设想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必将被共产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取代时，他已经预感到一个依据理性组织起来的世界官僚政治体系的形成。事实上，法国二战后的国际战略、欧洲共同体的诞生、关贸总协定的签署，他在其中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有人说他是法国政府中影响力仅次于戴高乐将军的人，而今不少人认为他就是欧盟的理论之父。至此，古怪的科耶夫遁入官场的古怪之举就大可理解了。

了解了这个看似古怪的科耶夫，再深入阅读他的著作《黑格尔导读》，定能进一步体验到他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也能理解他为何被人视为20世纪法国左翼思想的秘密源头。

俄罗斯文学曾经是几代中国人的文学圣经。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浸染与影响既根植于过去各个年代读者的私人阅读记忆中，也为中国作家所吸收，精神食粮与技艺修炼兼而有之，甚至还演化为中国文学的著名场景：在劳工文学鼎盛的时期，有鲁迅先生送给阿累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著作《毁灭》和《铁流》（阿累《一面》）；在与苏联老大哥和睦相处的1950年代，则有共和国少年陈辉和杨素瑶苦读苏联儿童文学，为《雾帆孤影》里面“敖德萨喧闹的街市！阳光！大海！工人的木棚！彼加和巴甫立克的友谊！”激动不已（王小波《绿毛水怪》）……

我们也还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版过大批供批判的“苏修”小说，亦即后来中国出版界称之为“皮书”的一种，其中既有后来在国内出书甚多的尤。邦达列夫，也有一闪而逝的尤。特里丰诺夫，还有后来在美国访问时被开除国籍的阿克肖诺夫，他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在1960年代极为抢手，作为在《麦田守望者》之前风靡一时的青春叛逆小说，据说王朔的小说乃是肖其丰神。在整个外国文学翻译出版的黄金年代（1980年代），俄罗斯经典文学不论套装、丛书还是散装，出版规模都令今人咋舌，选本、译本更是层出不穷。苏联政治剧变之后，尤以花城出版社“流亡者译丛”引人注目——只是，在爱伦堡、帕斯捷尔纳克、肖斯塔科维奇、叶夫图申科等人“提前撰写的自传”里，中国读者的目光更像是一次最后的观望。

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当苏联从政治版图消失之后，俄罗斯文学也在中国人的视线里逐渐淡出。虽然早在十多年前、国内散文选集出版最庞大最无序之时，翻译界的有识之士就提出了“俄罗斯文学仍在继续”的观点（严永兴，俄罗斯散文选集《白天的星星》一书序言），可是如果俄国文学仅仅出现在《世界文学》这样的专业文学杂志上，对于大众出版没有推动，对于读者阅读没有影响，也谈不上现实意义。当我们在图书馆、旧书店重逢1949年后的苏联文学，只要稍微了解其类型及内容，固然能理解现在的这种漠视乃是对那些具有鲜明意识形态文学作品的反弹，但不能不正视的是，俄罗斯文学并未停止，她不是属于过去的一个概念，她自有其优美动人之处，一如过往强大的影响力。更何况在阵痛之后，在场的视角与苏醒过来的笔墨，或许都能令我们受益良多。当然，并非所有俄罗斯现代文艺作品都饱含如此微言大义，比如文学作品也不乏在西方影响下的自乱阵脚之辈（比如每年的俄罗斯布克奖，同样的在艺术界，俄罗斯的“大片”亦不乏如张、陈、冯导等“探索型”人才的“大手笔”），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一种表达现实的努力。像最近两年出版的《野猫精》、《好的斯大林》等小说（以汉语译本为例），都表达了今天俄罗斯作家对于现实和历史的认知能力。换言之，对于中国文学，如果没有一个开放的视野，没有关注力与好奇心，轻则是“走宝”，重则无法成就自己。

诚如艾略特所言，后世的文学作品的产生可以改变既有的文学价值体系，如何重新发现俄罗斯文学，不仅要了解她现在的整体脉络，还要借此了解她的传承：在时光碎片中厘清“俄罗斯文学”与“苏联文学”的异同，将过去具有真正文学价值的作品释放出来，这对于有着“皮书”历史的中国出版界而言不无现实意义。

所以，2006俄罗斯年虽然不如法国年、意大利年那般颠倒媒体，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今年8月推出的两本选集——《当代俄罗斯诗选》和《当代俄罗斯中短篇小说选》则是值得嘉许的出版手笔。这两本选集遴选了1996－2006十年间俄罗斯的文学成就，既有如索尔仁尼琴、叶夫图申科、阿克肖诺夫这些影响深远的前辈，也有成长于五六十年代、见证了剧变的中年作家们新鲜的面孔，更有70后如罗季奥诺夫，库兹涅佐娃和安娜。佐洛塔列娃等，单就作者阵容已将俄罗斯文学从昨天到今天熨帖地衔接在了一起，既给了读者一种全局的视角，也让读者品尝到了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成果，可以说是当代俄罗斯文学的最佳读本。

同样是人民文学出版社7月出版的《带星星的火车票》一书则更有意味：这本书是1963年作家社“黄皮书”的版子，告别了“内部发行”的命运，终于可以贴上“俄罗斯版的《麦田守望者》”的标签与读者见面。在今天出版界的有识之士也应该顺着《带星星的火车票》一书的出版，将过去出版的有价值的皮书重新出版，邦达列夫的《岸》和特里丰诺夫的《滨河街公寓》虽然后来外国文学出版社都出版过，但任何读过小说的作者都会承认，这是不折不扣的时代杰作，哪怕那个时代早已远去。值得一提的是，新星出版社从9月开始陆续出版“俄罗斯文学经典”丛书，这套丛书囊括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四大家：安德列耶夫（《撒旦日记》）、索洛古勃（《创造的传奇》）、阿尔志跋绥夫（《绝境》）和库普林（《士官生》），其中《士官生》的出版要到明年1月。这套厚重的丛书对于热爱俄罗斯文学的读者而言，不啻一道丰盛大餐。

俄国作家屠格涅夫以“一棵大树庄重地倒下”为人所称道；对于“庄重”的俄罗斯文学而言，并不存在倒下——因为她并不仅仅是过去，并不仅仅是经典，也并不仅仅是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