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6-12
20世纪的抗争政治史，有太多的著名人物，从甘地到马丁.路德.金，从托洛茨基到陈独秀，从格瓦拉到巴德尔，都有其独特、伟大的抗争实践模式。缅甸的昂山素姬，虽然背负父亲的英名，但是能从1988年“4-8革命”前的一个普通家庭主妇转变为运动领袖，进而成为其后二十余年缅甸抗争政治的象征，以软禁之身的微小力量最终改变了缅甸的民主进程，一定也有其独特且伟大的抗争样式。
所以，理解昂山素姬的历史地位，需要从她的政治理念和抗争模式着手，方能从中得到启发，得到希望，也才能理解其他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各自贡献。具体地说，在缅甸这样一个典型的南传佛教之国，曾经长期生活在英国的昂山素姬，却是以一种改造过的、强调世俗正义的入世佛教精神，结合民主运动，发起了一场伟大的、尽管缓慢的佛教政治抗争运动，也称慈心运动或慈心政治。不仅让缅甸大众和民主派得以在残酷的军政权统治下保持了信心，而且得以缓慢却坚定地积累力量，在1988-90革命后的十七年后再次发起了政治僧侣为主体的“番红花革命”，最终对缅甸君塔们形成了持久的道德压力和政治压力，改变了一个“持久威权”的幻觉，为民主提供了希望。这正是我们今天欢迎昂山素姬以及她对中国的特殊意义。
首先，在一个传统佛教国家，即使军政府的将领们也不吝惜大肆捐献寺庙、建设佛塔，把佛教当作维护其专制统治的有效工具。何况，1988年及1990年之后，缅甸的军事威权以如上所述近乎极权主义的统治，隔离昂山素姬、镇压民盟成员和反对派，审查监视几乎所有的言论，消除任何有关反抗的社会记忆，巩固其军队和官僚体制为中心的统治结构。因此，若以本书的抗争政治视角即公共政治、类属不平等和信任网络来看，且不论缅甸的少数族群问题，如何理解驯服的缅甸民众和僧侣，特别是僧侣是如何替代政治反对派并在2007年重新走上街头的，这是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其次的问题是，“番红花革命”采取的与菲律宾人民力量相同的激进运动形式，虽然被无情镇压，却为何迫使缅甸军政府最终向国际社会作出民主改革的承诺，缓慢却不可逆地启动民主化进程？
如果从人民力量的“精灵暴民”角度分析，则能发现连接上述两个关键问题的所在，即革命的主体以及这一主体的形成与佛教、军事威权统治的密切关系，都可归为卡内蒂 (Elias Canetti) 所说的“缓性群众”。卡内蒂用这一概念来指称诸如到麦加朝圣的伊斯兰教信徒，形容他们是“抱着坚定不移的决心，向不变的目标前进，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相聚在一起的”人们。相比“快速群众”，例如伍斯托克(Woodstock)或者其他广场形式的快速集结，尽管缓性群众的目标之遥远可能终身不可及，但他们可能如火车或者洪流一般坚定地前进，或者依赖网络结构取得进步，目标。 在军事威权的高压统治下，包括昂山素姬在内的缅甸佛教徒和僧侣便如缓性群众一般，以佛教思想推动道德运动，缓慢然而坚定地推动着公民抵抗。最终，“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办法抵御这种群众”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缅甸僧侣常见的袈裟颜色为指代，2007年的僧侣示威被称为“番红花革命”。
以昂山素姬来说，除了延续她父亲昂山将军的生命轨迹和集体记忆，佛教思想贯穿她的整个政治生涯和民主诉求，最直接地将缅甸军政府原本用于治理的工具，转化为抗议的资源和道义的积累。这就意味着，无论在1988年至1990年间参加选举和抗议，还是自1989年7月20日之后处于长达二十余年的软禁下，她都能进行卓有成效的政治反对，并且不间断地积累反对的道义资本。这种历时性的积累因为软禁的持续而不断将反对运动转化为一场道德运动，并不因为被隔离于公共生活之外而中断或减少，反而不断加强她的政治反对领袖的地位，称得上缅甸军政府专制下几乎唯一的政治异议象征，犹如一盏长明灯，为缅甸人民提供民主的希望。
昂山素姬相信，不同于基督教背景下通常是迅速和有效的政治运动，其组织是现成的；而在这种高压下，类似的正式组织并不存在，甚至连在寺庙举行百人以上规模的集会都是危险的。 这意味着，面对高压和社会控制，缅甸的抗争和民主运动只能是缓慢进行的，并且要打破现有社会组织的制度化。
所以，对于1962年以来便已经与民主话语隔膜的缅甸民众，这位自称家庭妇女的昂山素姬，1988年8月26日第一次发表公众演讲，此后一直便以南传佛教的修辞来解释民主理念，将民主运动需要“精神价值”和缅甸需要“精神革命”相联。在那一次及随后的演讲中，她分别引用两个南传佛教概念：endoxa（公意）和metta（慈心），一方面表明她的民主理念并不与缅甸大众熟悉的佛教相脱离，一个自由民主政府反而是最能兼容佛教思想的；另一方面，她向军政府发起道德的合法性质疑。
在1989年被软禁前，“追求民主”一文中，她首次使用endoxa这个概念，以缅甸传统的佛教和国王的关系为喻：国王被要求遵守十项道德约束，包括不能违背人民的意愿。她指责1962年后军政府的四大腐败造成社会危机，分别对应着佛教四圣谛（苦集灭道）的反面，即未能弥补失去的失败，未能补偿受到伤害的疏失，无视经济需求，无德无才的领导力的下降。昂山素姬呼吁以昂山将军为榜样，进行民族革命之后的第二次民族革命。在被软禁期间，她在修行打坐、冥想和内观的同时，开始以metta为本，提出仁爱的政治原则，以此反对暴力特别是军政府的暴力，并向军政府表明抗争的非暴力性质。
昂山素季漫长的软禁期间，也是缅甸民主运动的沉寂期，这一慈心政治(metta politics)伦理贯穿昂山素姬的几乎全部民主抗争表达和大众动员，将民主运动转为一场道德运动。例如，她倡导慈心原则同样适用缅甸的女人和男人；主张区分军政府的将领与普通军人。 她以metta价值观重新解释不分公域和私域的缅甸传统文化，鼓励按照上座部佛教的四圣谛和八正道践行“正确原则”和三步的伦理行为，即正确演讲、正确行动和正确生活。这种强调社会入世主义的道德鼓舞，对于无论驯服的民众还是僧侣走上街头，都有着特别的伦理意义，为他们提供一个共同的评判标准。
有别于甘地在特定情形下并不排斥武装斗争的情形，昂山素姬强调的非暴力运动始终是道德层面的，而不仅是战术层面的。在公众很少愿意采取武装行动的情形下，她相信，“只以正义和非暴力团结起来的人们的行动，就可以取得极大效果，战胜不受人民支持的国家的庞大机器”。对多数参加者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只有非暴力才符合教义的僧侣们，他们是以非暴力原则表达尊严，区别于使用暴力的当局。
至此，至少理论上，昂山素姬以佛教修辞进行政治反对的表达和动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框架，即道德运动所需的道德资本或道德制高点，如卡恩(John Kane)所定义的，包含着起因、行动、修辞或象征和实例等四个方面，以此确保民主目标的延续（尽管遥远）、支持政治行动以及创造政治机会。幸运的是，在国际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受到这一道德运动感召的人民的行动，最终为高度威权下是否坚持非暴力抗争提供了难得的经验。
来源：自由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