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古拉格”和中国的劳改营，在日常是残酷的，但在有国内外贵宾到访时，却是另一副景象。贵宾将到访的“古拉格”，会在看守指挥下，打造成颇为尊重人权、囚犯生活幸福、彰显苏维埃宽大和人道的美好人间。
例如索尔仁尼琴记述的，高尔基访问索洛维茨群岛时的布置和景象：
“（高尔基）人未到，消息已到，索洛维茨囚徒们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警卫人员们忙碌起来。要熟悉犯人的心情，才能想象出他们的期待！在这暗无天日、横行肆虐、沉寂无声的渊薮中，突然冲进一只雄鹰！海燕！头一名俄国作家！这下他可要给他们一个利害看看！这下他可要管教管教他们！这下老爷子可要来保护我们啦！人们简直像期待全国大赦似地期待着高尔基！
首长们也发了毛：连忙把见不得人的东西尽量隐藏起来。把门面尽量装点得漂亮些。一批批的犯人被发送到遥远的派遣点，以便营里留的人少一点，卫生所让许多病人出院，打扫环境卫生。
只是在克姆发生了疏忽：只穿着内衣和披着麻袋片的犯人们在轮船装货，这时不知从哪里忽然出现了高尔基的扈从们，要上这艘船……派工员下了一个命令：”停止工作！全体靠拢，挤紧些！坐在地下，坐着不许动！”一块帆布苦到了他们头上。”谁动一动我要他的命！”前装卸工马克西姆?高尔基登上了舷梯，启碇前站在轮船上观赏了整整一小时的风景–并且没有注意到……”
在伪装和万马齐喑中，只有一个孩子勇敢的向高尔基讲了真相：
“乘车去儿童教养院参观。一切多么文明：每人单独睡一张木床，有床垫。孩子们全都聚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很快乐。忽然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子开口了：”你听着，高尔基！你看见的都是假的。想知道真的吗？要我告诉你吗？”是的，作家点了点头。是的，他想知道真实情况。（唉，你这坏孩子，你为什么要破坏文学祖师爷刚刚建立的安乐生活……莫斯科市内的宫殿，莫斯科近郊的庄园……）当时就叫所有的人–包括孩子们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陪同人员–都退到外面去，这个男孩子花了一个半小时时间把一切都对这位瘦长的老头子说了。高尔基老泪纵横地从工棚里走出来。一辆四轮马车接他到特种营长官的别墅里去进午餐。孩子们一下子涌回了工棚：”蚊子的事说了吗？””说了！””树根的事说了吗？””说了！””人代马的事说了吗？””说了！””从台阶上推下去的情形呢？……麻袋呢？……在雪地里过夜呢？……”全部，全部，爱说实话的孩子原来全部都说了！！！
但是我们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六月二十二日，已经和男孩子谈过话以后，高尔基在为这次访问特备的”意见簿”上留下了这样一段题词：
“我难以用简单的几句话表述我的印象。我不想而且羞于（！）对既是警惕不倦的革命卫士同时又能成为异常勇敢的文化创造者的人们的惊人的毅力做一些俗套的颂扬。”
二十三日，高尔基登船离去。他的船刚一离岸，那个男孩子就被枪毙了。（噢，阐释人心的高手！精通人学的专家！他怎么竟没有把这个孩子带走？！）”
而曾经揭露沙俄时代社会黑暗、写出《海燕》这样豪壮文字的大作家、人民的代言人高尔基，却并没有将他所看到的这些公诸于世。或许他试图公开，或许他也想沉默，也确实有过内心挣扎，但最终他选择向外界撒谎、为苏维埃辩护：
“人们试图对我们说，这位文学界的领袖在上面曾百般推托，不愿意发表对北方特种营管理局的赞颂。但是这怎么行呢，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这可是在资产阶级的欧洲面前啊！这可是在当前的形势下啊，在这样危险而复杂的局势下啊！那里的管理制度吗？……我们会改变，我们会改的。
于是他就发表了自己的文章，这篇文章接二连三地转载于我国的和西方的自由人的各大报刊，以雄鹰和海燕的名义，宣称拿索洛维茨来恐吓人民是毫无根据的，宣称犯人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之好，改造得也很好。
在他行将入木的时候，给了群岛以祝福……”
这当然不是孤例。索尔仁尼琴另一段讲述一群二战中被中立国瑞典搭救的苏联水兵的故事，又证明了这一点：
“在战争爆发的头几天，我们的一批水兵被风浪抛到瑞典海岸。整个战争时期，他们都自由地生活在瑞典一过着先前和后来都没有过的富足和舒适口子。苏联在退却、进攻、冲锋、死亡与挨饿，而这些坏蛋却在中立国吃得肥肥胖胖。战后，瑞典把他们还给了我国。背叛祖国是毫无疑问的。但事情不知怎的进行得不顺手。因此就让他们各奔东西，结果所有的人都因宣扬资本主义瑞典的自由和富足而被铆上了反苏宣传的罪名（卡金科一伙）。
后来，因这伙人闹了一个笑话。在劳改营里，他们已经闭口不谈瑞典了，害怕因此加刑。但是，瑞典人却不知怎地打听到了他们的遭遇，在报刊上刊登了一些诽谤性的报道。这时候，小伙子们已经分散到远远近近的各个劳改营去。突然，用特别通知书把他们全都集中到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喂得膘肥体壮，让他们留起了发式。让他们朴素大方地穿戴起来，进行了排练，谁该讲什么，并警告说，哪个混蛋要是讲的不一样，将在后脑门得到”九克””。准备就绪后就把他们带到记者招待会去同外国记者和在瑞典时的熟人见面。
过去的被扣留者显得精神饱满，讲他们在什么地方居住、学习、工作。他们不久前在西方报纸上（要知道我们这里每一个报亭都有西方报纸出售）读到产阶级的诽谤，感到十分愤慨，大伙写信一商量，就一起到列宁格勒来了（路费并没有使谁为难）。他们的红润润、油光光的外表最好地驳斥了报纸的造谣。羞惭的记者们纷纷去写道歉声明。对于所见所闻做另外的解释是西方人的想象能力所不及的。而记者招待会的主角们会后立即被带往澡堂，剃了头发，穿上以往的破衣烂衫，分送到原来那些劳改营去。既然他们表现得不负所瞩就没有再给任何人加刑。”
而这一切，在中国，在严歌苓的《陆犯焉识》中、在陆焉识的人生中，也都有发生、描述、经历。
“一旦有重要的参观团来，总厂就会把他们带到老几所在的分场，会从牧业中队运一批牛羊肉，再让渔业中队挑一批二十多岁的湟鱼，并且从酒厂调一批白酒，几桌席就办开了。参观团必参观的地方有犯人体育馆，犯人露天影院，犯人伙房，犯人工作场地和作坊。老几凭经验知道将要来的参观团是什么级别，假如是外宾参观团，犯人们会提前一个礼拜打扫卫生。
……
肉食运来了，酒也到达了。这回不是老几发明的用玉米芯做的白酒，而是正宗的新疆葡萄酒。跟着到达的是一筐筐的搪瓷碗和钢筋勺子。这都是从场部食堂借来的，为了看上去干净统一。
……
参观团到来前夜，犯人们都换上了新囚服，背后“劳改”二字缩小了尺寸，番号也不太显眼。每一个号子都清扫了一遍又一遍，所有的个人破烂都藏了起来——比如待补的烂袜子，待修的烂鞋子，待捻成线的烂羊毛烂牛毛，都被藏进被子里，而被子都叠得方方正正。每个号子的便桶里都装进一个小布袋，布袋里装着几个樟脑丸，这样刮不下去的厚尿茧就不会糟蹋外宾的嗅觉。
外宾都是柬埔寨人，一个王子作为参观团的团长。他们是犯人们开午饭的时候到达的。犯人们已经被训过话：菜再丰盛也要保持文明吃相。所以当他们看到每人面前放着一碗红焖羊肉，一盘青椒牛肉丝的时候，忍受着唾液在嘴里发洪水，先让自己的口水灌个水饱。
犯人们文明地开始“用餐”，不咂嘴，不说话，钢筋勺子尽量不碰搪瓷碗。他们心里都只有一个期盼：王子快点率领团员们走吧，他们敞开来咂嘴，抡圆了勺子，不文明地吃，这么美味的午餐只能用最野蛮的方式享受，才对得住它和自己。但是王子兴趣很大，还让炊事员给他舀来一块牛肉、一块羊肉，吃得那么王子风格，然后高贵地微笑一下，轻柔地说了两句话。
翻译立刻说：“王子认为这里的饭菜非常美味，这里的厨师厨艺很高。”
中国劳改营的表演，与苏联“古拉格”如出一辙。只是在细节上，更有一些中国特色的风格。例如在招待不同贵宾时的差别、为贵宾考虑的更细致体贴、更有东方式的含蓄内敛等。
但中国这里，没有像苏联“古拉格”里的那位少年儿童一样讲出真相的人。这也并不是偶然，而是红色中国更加无孔不入的压迫、监视、洗脑下，中国人变得更加不敢反抗，重新出现了暴秦和满清时的“奴隶性”，不仅不敢去揭穿假象，还积极的配合起来全是虚假的真实表演了。
不过，也有劳改犯为了个人存亡和出路，递给另一个外国参访团纸条，希望搭救，但被外宾出卖给中国公检法了。
所以，大家老老实实的吃饭，才是最能苟活、尽可能延长生命的方式。配合一场表演，起码还是可以吃一顿肉的。至于真相、尊严、良心，那也并没有一顿肉重要。而且活到1971年之后的（文中提到“林彪小死党”已是1971年9.13林彪坠机事件之后了）劳改犯，乃至绝大多数中国人，也早就能把良心掩埋掉、不在乎什么真话假话，1950-1971年的历次政治运动，已将不能“适应”者从物理上淘汰掉了。
这场表演，靡费的酒肉、衣服、被子，以及其他物质和人力筹备，本来足以在日常改善犯人很长时间的生活条件。但他们并不。他们宁可为一场表演耗费如此人力物力，却并不愿意特意为犯人改善生活（虽然邓指导员心善，每个月让犯人洗一次澡、理一次发，相对于毫不在乎犯人任何需求的干部，已属“厚待”）。一个王子的一次参访，胜过几千劳改犯的生死存亡。
严歌苓女士描绘的这位王子，应是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的儿子。当中国发生大饥荒、柬埔寨也在各种政权和外力影响下饿殍遍野时，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家眷，却长期在中国享受贵宾待遇，山珍海味、特供美食、一群专职服务员，让他们在北京、在中国各地的物质享受赛过了在柬埔寨当帝王。这就是所谓“天朝上国”的气度胸怀，而耗费的珍贵物资和金钱的代价，当然是中国人民承担。但既然可以在1961年大饥荒时仍然向友邦阿尔巴尼亚运送数十万吨粮食，那供养西哈努克一家也就“不在话下”了（虽然供养西哈努克一家耗费的资源，未必少于几十万吨粮食的价值）。
不过后来，西哈努克返回柬埔寨，和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等人共事，红色高棉开启大屠杀后，西哈努克的家眷也未能幸免，许多妻妾和子女死去。但相对于仍然活命和留有部分家眷的西哈努克，更惨的是柬埔寨人民。600万人的柬埔寨，有150万人被红色高棉屠杀。那里的集中营，其酷刑的残暴、杀戮的密集，是苏联和中国又不能比拟的。曾经关押过14000名政治犯的S-21集中营，最终仅有12人幸存，死亡率达到99.99%。
从北到南，三个红色国家，杀戮的程度一个超过一个。而且，披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皮的红色极权体制，也正是从苏联传到中国，又从中国传到柬埔寨，如同死亡的多米诺骨牌。他们都有着最高尚的名义，实际所做的却是最野蛮丑恶之事。（也有人把柬埔寨乃至中苏的悲剧归源于法国大革命，虽严格说来是有些关系，但中苏柬三国的红色极权，已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天差地别，没有可比性和直接关联了，间接关联也较弱、较牵强）
其实，何止是在“古拉格”和劳改队里，红色政权统治下的苏联、中国、柬埔寨、朝鲜，这些国家“古拉格”之外的社会，也都是以谎言粉饰的。每当有外宾来访时，这些国家官员和国民们同样像“古拉格”里那样，营造种种假象，把丑恶的地狱裱糊为美好的人间。如1972年美帝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共动员数十万北京市民扫雪、安排可靠的人装成一般市民和尼克松对话、以极为奢侈的国宴招待，以表现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大和包容。
而同时的中国各地，正在贫困和暴力中挣扎，且还在做着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宣传和表演。但他们又能毫无心理障碍的迎接尼克松访华、表现友好态度，这更加可悲和讽刺。
由谎言和假象编制的国家，是多么可耻。但这些国家从领袖到平民，都沉浸其中，整个国家机器也在制造着这些谎言、维护着这些假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