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式进入“古拉格”之前，还有“递解站”这个东西，再将劳改犯们“蜕”下一层：
“三七年，伙计们，经过西伯利亚往科雷马去的人流没有断过，全都堵在鄂霍茨克海岸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往科雷马去的轮船一个月只能运三万。可是莫斯科不管这一套，一个劲儿地朝这边轰人。结果积压了十万。明白了吗？”
“谁数过？”
“该数的人数过。”
“如果说的是符拉迪沃斯托克递解站，那地方三七年二月顶多有四万人。”
“可是一卡在那儿就是好几个月。臭虫满床爬，像蝗虫一样！一天给半杯水：再多没有了！没人去运水！有一个隔离区全是朝鲜人，害痢疾死光了，一个不剩！我们的隔离区每天早晨拉出去一百口子。他们盖一座停尸房，叫犯人拉车运石料。今天你运料，明天人家运你。到秋天斑疹伤寒又传染开了。我们也采取这个办法，尸首不发臭味我们不交出去，照领他的口粮。药品是一点鸡没有。我们爬到隔离区边上求他们–给点药吧！了望塔上就朝我们开枪。后来把伤寒病人集中到一间单独的棚屋。也来不及全都抬进去，从里面出来的也没有几个。那儿的板铺是两层的。上头的发着高热，大小便下不了床，就往下铺的人身上浇：那里躺着一千五百来人。卫生员全是盗窃犯。他们从死人嘴里拔金牙。就是对活人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做的事……”
全苏有数千个“递解站”，像传送牲口一样，把劳改犯们分配到各劳改营。每个递解站都大同小异。
所谓的“劳动改造营”，正如索尔仁尼琴命名的，实际是“劳动消灭营”。这些营地并没有什么“改造”犯人令其“改过自新”的目的和方法，只有将一个个活人榨干最后的价值、耗尽其最后一滴血、一口气的用处。铁路、运河、机场、工厂、电站……这些苏联的基建，最为艰苦危险的工作部分，都是由这些劳改犯完成的。辉煌的苏维埃，就建基于这累累白骨之上。
但苏联特务机关和“古拉格”的头子，却将这样的功劳据为己有，并在自己被主子抛弃时以此求活。索尔仁尼琴记录了苏联契卡首脑叶若夫在被斯大林处决前的表功：“我为您修了两条大运河”。而叶若夫自己并没有参与过一次劳动，大运河是被他逮捕的囚犯们修建的。但这些囚犯们得到的不是荣誉勋章，而是继续作为罪犯、非公民、奴隶，劳作到死。
与中国的大西北一样，苏联北冰洋的荒岛上，也曾是动物的天堂：
“在半年白夜的白海上，大索洛维茨岛把一座白色的教堂举出水面，教堂的四周围绕着一圈由长满赤褐色苔藓的巨圆石垒成的卫城的高墙。灰白色的索洛维茨海鸥不停地在卫城的上空翱翔，唳叫……。
“在这块净土上似乎还不存在罪孽……这里的自然界似乎还没有成熟到犯罪的年龄。–这就是索洛维茨给予普里什文的感觉。
在有我们之前，这一群岛屿便从海水中升起了，在有我们之前，在这里的地面上便注满了两百多个鱼虾丰富的湖泊；在有我们以前，大雷鸟、野兔、麋鹿迁入了这些岛屿，而这里却从来没有过狐狸、狼和其他猛兽的踪迹。”
同样是军警和劳改犯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又同样是疾病迅速剥夺了大批犯人们的生命：“一九二八年，在克姆地区爆发了伤寒流行病。那里的居民死掉了百分之六十。伤寒也蔓延到大索洛维茨岛。在这个地方的冰冷的”剧场大厅”里同时倒卧着好几百名伤寒病人。成百的人进了坟场。（派工员为了怕把名单搞乱，就把姓氏写在每个犯人的手上。这样一来，病愈的人就把病死的短期犯人的姓氏改写在自己手上，以便和他调换刑期。）
一九二九年押来成千上万的”巴斯马赤”。他们带来了一种流行病，得病的人身上出现黑斑，必死无疑。这种病决不可能是索洛维茨的犯人们推测的鼠疫或天花，因为这两种疾病在苏维埃共和国境内早已彻底消灭了。这种病被称为”亚细亚型伤寒”。这种病是治不了的，只能采取以下办法加以根除：如果监室里有一人得病，就把全室的人统统封闭在屋里，不让出来，只把食物递过去一直到全屋的人都死光。”
当然，还有必然而来的劳动：
“犯人们开始修筑一条由克姆往西穿过沼泽地带的克姆-乌赫塔公路，”过去认为在这里修路几乎是不可能的”，夏天淹死，冬天冻死。索洛维茨的犯人们对这条路怕得要命。在好长时期内，卫城大院的上空回响着低沉的恐吓声：”怎么？？想去乌赫塔了？”
“在白河河谷，沿着伍德亚尔湖岸，克服了巨大困难，修通了一条通往库基斯伍乔尔山（磷灰石产地）的全长二十七公里的土路。他们用……”（你们想的是用什么？有一个词好像要脱口而出，但是不能写到纸面上，不是吗？）”……原木和沙土把沼泽填平，整平了由于塌陷的多石山坡造成的复杂地形。”在这以后，北方特种营管理局又在那里修筑了一条铁路–“需要在冬季的一个月内完成十一公里……”（为什么非要在一个月内完成不可？为什么不能推迟到夏天？）”……任务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三十万立方，”（在北极圈内！冬天！那难道是泥土吗？那比任何花岗岩还要坚硬！）”必须完全依靠人力–用丁字镐、铁棍和铁锹去挖掘。”（有手套吗？……）”大量的桥梁工程延缓了修路的进度。昼夜三班，煤气灯的光芒射穿了北极的黑夜。在云杉林中开伐通道，掘出树根，迎着把路面埋了一人多深的暴风雪……”
在劳动中，充满对罪犯的死亡惩罚。甚至有时不是因为犯人犯错，而只是因为看守者的恶意：
“这时动工的第二条公路是帕兰多夫斯克公路（以麦德维热戈尔斯克为起点）。在施工过程中，契卡人员加什泽命令把炸药填在一块岩石里，叫几名反革命分子站到岩石上。他通过望远镜观看怎样把他们崩上天。
据说，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红山（卡累利阿），让一群犯人留在森林里过夜，作为对他们没有完成任务的惩罚，结果冻死了一百五十人。这是常规的索洛维茨方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还有纯粹为折磨人、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无效劳动：
”他们忽然可以随随便便地用惩罚代替正经的生产劳动：从一个冰窟窿里舀水灌进另一个冰窟窿，把圆木从一地搬到另一地，然后再搬回来。这表现出残酷性，是的，但是也表现出原始性。当要求拼命干活变成了一种周密的制度以后，在严寒中往身上泼水和捆在树上喂蚊子就已经是多余的了，是浪费刽子手们的精力。”
这是因为他们同样请来了“大跃进”般的数字魔术师，可以随意编写发展成就数字，于是是否真的修建那么长的公路、建多少工厂，都不重要了：
“在大为震惊的听众的一片惊讶的低语声中向克姆市的自由人报告了以下的数字：不算北方特种营本身的正以空前速度增长的森林采伐业，单单依照铁道木材公司和卡累利阿木材公司两家的”外活”订货计划，北方特种营管理局完成了以下采伐任务：一九二六年产值–六万三千卢布；一九二九年–两百三十五万五千卢布（增加三十七倍！），一九三O年又翻了两番。在卡累利阿的摩尔曼斯克边疆区境内，道路建设的产值，一九二六年完成了十万零五千卢布，一九三0年完成了六百万卢布–增加了五十七倍！”
我之所以在前面这些引述中使用“同样”，以及并不加以详细评论，正是因为这一切，我在前面讲述“南苏联”的“古拉格”–红色中国社会、逮捕政治犯过程、劳改营情况等时，已做了详细解读和评论。二者是惊人相似的，评论当然也是一样的，就不需要二次的重复。我直接引用《古拉格群岛》中的这些描述，因为索尔仁尼琴已经清楚的讲明了苏联“古拉格”的方方面面，不需要我加工演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