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我被“野鸭子”抓捕的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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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于︰2016-08-05

蔡楚1968年于成都

蔡楚1968年于成都

1968年春节我回家探亲,大年初二,院邻谢老师约我去尹一之老师家喝酒吹牛皮。由于吹得高兴,我和谢老师直到半夜一点才离开尹家。途中经过锦江边川医白果林一带时,突然被冲出树林的几个武装人员包围。他们命令我俩举起手来,喝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答,回家的。他们说,说得脱走得脱,跟我们走一趟。他们用手巾蒙起我俩的眼睛,带到钟楼附近的一座楼房内。

我因被他们从小皮包里搜出一张“兵团证”,立即被带走,分开审问。我当时在川南山沟里的石油筑路处工地上参加的那个群众组织,已经加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并与在成都的几个石油部门的兵团所属组织联合成了兵团石油系统分团。那时候个人都没有身份证,而我这样的临时工也没有工作证,带个“兵团证”在身上,不过是为有时需要证明身份时方便。但没想到在那派性极强的年代,这个证明却可能惹来杀身之祸。

分开审问后,我被他们用铜丝把两个大拇指捆在一起,然后被脸靠在墙上继续审问。猛然间,一连串枪托打来,我没有退路,只能硬撑着。他们骂我不老实,命令我转过身来,只一枪托就把我打得卷缩在地上,痛的站不起来。临走,他们威胁我,第二天带我去看镪水池,若我再不老实交代,就丢我进镪水池。

他们走后,我悄悄揿起手巾,才看到我被关在一间有洗碗槽的小屋内。地上只有一些稻草,而且还有少量积水,所以屋内很冷。由于难以成眠,我听到谢老师与“野鸭子”们在楼上聊天,还有一位被“野鸭子”叫作老红军的,自称曾是林彪的警卫员,在教“野鸭子”们怎样应付“兵团”的偷袭。

之后,他们又押进一个“兵团警卫营”的小伙子,他不断地说,不要搞错了,我是“兵团警卫营”的。我知道他已上当,连自己被关到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川医当时是“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过了半小时,他们把小伙子押出去枪毙,我听到一声枪响,以为小伙子已经一命归天。结果,他又被丢进屋内,一个“野鸭子”说,没出息,尿都吓的拉一裤子,我才明白小伙子是被假枪毙。

天亮前我要求去解小便,想伺机逃跑。一个“野鸭子”刚把我押出大楼门口,就叫我就地撒尿。我听见拉枪栓的声音,知道逃跑不成,只好等待天亮再找机会。

天亮后,“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的广播响了。我听到头上都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正义声音。而我却被关在楼下的黑牢房里,这真是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派性作怪。由于一夜未眠,加上屋内很冷,我的手指和脚指都被冻伤。

后来,我听见成都警司的车开到“野鸭子”的黑牢房楼前,一位军官来要“兵团警卫营”的那个小伙子。显然是“兵团”总部有人向“警司”报了信。可能没有10分钟,“野鸭子”就向“警司”交了人。

已接近中午,一个“野鸭子”才带我到楼上喝稀饭。沿途经过几个房间,我见到不少伤员,有男有女,分别睡在单人床上。吃饭时,我趁机问旁边一个中学生模样的男重伤员,他说是成都16中“东方红公社”的,头上被“野鸭子”用枪托打伤,已经在这里躺了两个月,才稍稍好些。我才知道“野鸭子”的黑牢房,楼上楼下都有。

喝过稀饭后我要求去小便,“野鸭子”去找谢老师带我去厕所。结果谢老师因是东郊保密信箱的,有工作证为凭,并说是“红卫东”(红卫兵成都部队派)观点,已经被放回家。因是中午,川医来来往往的人很多,“野鸭子”不便押送我,就叫我去厕所后老实回来。我从小在川医周围长大,对川医的道路非常熟悉,就故意走到靠近广益坝侧门的厕所去小便,出厕所后四顾无人监视,走出校门就一溜烟跑回家中。

回家后我在床上躺了几天,全仰仗院邻华婆婆的药酒泡“三七”和云南白药给我疗伤。听谢老师说,是他告诉“野鸭子”们我在外地工作,不可能是他们要抓的,“兵团”的“蔡花蛇”,(前几天曾偷袭川医)“野鸭子”们才故意放我一马。

虽然两派当年都有派性,但这些无知,幼稚,易冲动,不怕死的“野鸭子”,极易被派性蒙蔽,愚弄,利用,在武斗中往往会冲在前面,充当炮灰。这是那个时期的时代气氛造成的。而且“野鸭子”中有少数人不仅是派性十足,还趁机抢劫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

过了几年,我曾见到成都的报刊上有惩治这类“野鸭子”的消息,但遗憾的是,时过五十年,当年发动文革的毛泽东至今并未立法进行清算。文革产生的原因和社会基础并没有进行彻底清理,因此,文革的野蛮和暴力并未远去,它不仅制约了中国的进步和发展,而且成为人类和平发展的阻力,毛泽东当年不断革命,以红遍全球的阴影,至今还在中国大陆徘徊。

2016年5月31日

文章来源: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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