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学校里没有人正式宣布停课,但不约而同地,全北京市的小学、中学、大学都前后停了课,从七岁的小学生,到二十几岁的大学生,每个人都在认真地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文化大革命,无暇顾及自己的学业,国家都要变成修正主义了,党内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国都要亡了,还上什么课呢?

随着赵同庆校长被揪出,我们那所中学的党支部其他五、六个人,也都靠边站了,理由很简单,赵同庆是支部书记,书记“黑”了,下面的人哪有个好的?

党支部黑了,附属它的人事科、总务科、后勤部的头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学生们转瞬就把它们都“占领”了。这其中,人事科存着全校师生员工的所有档案,是最重要的部门。

没过几天,几名出身不好的老师,或以前加入过国民党的老师,也被写上大字报,贴在学校醒目的地方,那些老师立刻成了缩头乌龟,跟赵同庆一样穿上破旧的衣服,在学校扫院子、扫厕所,乾最劳累的活儿。

文化大革命像洪流一样,势不可挡地在全北京市开展起来,我真是庆幸自己生得那么逢时,能亲身参加这么一场伟大的革命,当然我也时刻都没忘记我那可诅咒的出身,我在心中暗暗祈祷着:

但愿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令我与我的家庭彻底划清界限,令我自己脱胎换骨,成为党的忠实好女儿!

我们学校在东城东安门大街上,从学校回家,须经过东华门大街、王府井大街。那天,下学回家,经过王府井,赫然见到一大群人围在“亨得利”钟錶店前,一个穿着黄军装、束着皮腰带的中学生说:

“什么‘亨得利’,就是一哼就得利嘛,一付资本家的嘴脸——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允许资本家一哼得利?拆了它!”

这时已有几个人爬到“亨得利”的招牌上面了,叮叮噹噹地敲打起来,不消几分钟,亨得利的招牌已被拆下来,扔在地下。

“踩它!踩它!”一个女中学生用穿布鞋的脚在“亨得利”上踹了几脚,立即有很多人出来响应:

“我们让它永远不得翻身!”

这时,亨得利钟錶店的店员拿着一张写着“红旗钟錶店”的大红纸出来,恭敬地说道:

“我们非常欢迎革命小将的造反行动,这是我们新改的店名。”

“好,贴上去吧。”那个穿黄军装的中学生走出几步,忽然想起了什么。“哎,你们这儿名儿改了,里面卖的货也得改改,不许卖外国表!那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只许卖咱们的上海表天津表。”

“是,是,一定照办!”那店员顺从极了。那中学生领着一大群人走了,我跟在人群的后面,心里激动得要发抖——这是一场多么伟大的、荡涤旧势力的革命啊。以前我每天都经过“亨得利”,从来也想不到这名字原来含了那么反动的意思。

人群向前移动,在“全聚德”烧鸭店前停下了,黄军装中学生往店门一站:

“你们经理哪儿去了?”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一个五十多岁,穿白短袖衫的男人,一边跑着一边擦汗一边应着。

“你们这全聚德,聚得是哪家的德?是封建主义的德,还是资产阶级的德?”

“这名儿不革命,不好,我们改我们改,马上就改。”

“改成什么?”

“改……”经理想了一会儿。“叫北京烤鸭店吧!”从此,全聚德真的在北京消失了近二十年的时间,直到八十年代中,才改回全聚德的老字号。

如此这般,北京协和医院改成了反帝医院,王府井大街改成了人民路,我们家住的那条乾麵衚衕则改成瑞金路十六条,瑞金,是当年的革命根据地。北京市所有街道名称,全部改为革命名称。还有人建议“天安门”改为“革命门”,只因毛主席不同意,未有改成。现在想来,“天安”真的好过“革命”呀,虽然“天安”有些唯心论、唯神论。

记得有天给朋友寄信(北京电话少,通讯只能靠写信),写了她的未改的衚衕名——马大人衚衕,结果信给退回来了,邮递员拒绝投寄这样的“封建”信件。

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其浪潮席卷着每一个角落。

我跑回家去,望着家里的钢琴、沙发、硬木桌、大柜发呆,我想起家里还有十几本厚厚薄薄的相册,那上面的“四旧”简直数不清。但母亲还未下班回家,按我一贯的教养,是不敢随便轻举妄动的,但毛主席说过: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

现在要破除“四旧”,其实就是在进行一场革命,我怎么能“那样文质彬彬”呢?

想到此,又想到毛主席前几天接见红卫兵的时候,问那女红卫兵叫什么名字?

“宋彬彬。”

“哪个彬字呀?”主席问她。

“文质彬彬的‘彬’。”

“不要文质彬彬嘛,要武嘛。”

这位女红卫兵从此变“宋彬彬”为“宋要武”了,毛主席的话虽只两个字——“要武”,但已把文质彬彬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多么大快人心。

对,要武,要武,对反动的东西、资产阶级的东西一定要“武”,“武”得它们无地藏身。我转身跑到房间里,打开那个有花梨木雕花门饰的大立柜……。正在这时,院子里有响动,我犹豫了一下,向窗外望去:

“啊,二姐回来啦!”

一个月没回家的二姐,脸瘦得拉长了,但却显得精神奕奕,见我飞奔出来,一面将自行车放好,一面问我:

“现在中央号召破四旧,咱们家破得怎么样了?”

“我正在破呢。”我兴奋地回答。

“好,咱们一块乾!我正是为了这,才回来的。”

大柜的东西全被我们翻出来了,全是旧衣服,有些是母亲解放前穿的旗袍,七改八改改成了我们的小棉袄,这不能算四旧吧,要算也得算艰苦朴素啊。

掀开大柜的底盖,我伸手向深处摸了摸,一个长长、硬硬的圆棒子。把它扯出来,原来是一幅水墨画,一幅著名画家吴作人的金鱼图,红与黑的配搭,寥寥几尾,却恍似金鱼在鱼缸中游水。

“这是吴作人送给爸爸的,”二姐告诉我,“吴作人现在受到美术学院学生的批判——专门以画花鸟鱼虫来恶毒攻击党,他送画给咱爸,说明爸爸与他的黑关系不同一般。”

我听到这儿,简直恨死了父亲——你怎么还跟这种反党人物来往,黑画家画黑画,这就是四旧嘛。

哧,我把这张北京美术出版社,曾以此作为新年贺年卡的金鱼图一撕为二,哧,一撕分四……。那几尾新鲜活泼的金鱼,立刻“瘫”死在我的脚下。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

街门响,母亲回来了。这些天来,即六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母亲的血压一直在一百八十到二百之间,耳朵总是嗡嗡作响,听力越来越坏,我每每要大声嚷她才听到。

父亲走后,北京的形势几乎一天一变,但母亲的神色却越来越暗淡,问她怎么不开心,这么伟大的革命沐浴着我们,党内又揪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不开心?母亲只是推说她头痛,血压总是降不下来。

我对刚迈进房门的母亲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我们正在咱们家进行一场破四旧的行动呢。”我几乎是带着骄傲的神情向母亲宣布。

母亲看着凌乱的房间,怔了一会儿,疲乏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然后对二姐说:

“敏敏,回来了!”

“嗯,回来了!”二姐头也不抬地应付道。

母亲忽然发现脚下的“金鱼”碎片:

“你们怎么把这张画也给撕了?”

“四旧呗,不撕怎么行?”二姐的口气冷冷的。

我赶紧把吴作人是黑画家的事,告诉了母亲,母亲木然,说不出一句话,我们便以为母亲默许了。

“像片簿呢?”二姐问妈。

“要那乾嘛?”母亲一脸不解。

“那里面有好多是资产阶级的。”我快步走到带玻璃柜门的橱柜前,把那几本三、四十年代上海精緻的相簿出来,“啪”地扔在地上,散落的相册中跌出几张发黄的旧照片。

“这是什么?”二姐眼急手快,一下子就把一张照片拾起来,我凑过去看,是一张父亲与一个外国人的合照。“这洋鬼子是谁?”二姐质问母亲。

“他是你爸爸当年留学美国时候的导师。”母亲不动声色、又无可奈何地答道。

“我不信,他一定是个特务!”

“别胡扯了。”母亲这时也有些动怒了,想跟二姐要回那张照片。“把它给我,我把它撕了还不成?”

“不行,我要拿回学校去,向组织反映。哼,我以前以为爸爸只是个右派,没想到他还隐瞒了这么多的问题。要不是中央让我们破四旧,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呢。”说着,又一本本的相册翻查起来。

屋子里没有人说话,只有“蟋蟋嗦嗦”翻相册的声音和“喀吃喀吃”剪照片的声音——我们把所有照片里洋人穿西装的照片都剪掉了,好好的相册剪得七零八落,露着一个个空虚的黑洞洞。

母亲机械地剪着,将剪下来的“四旧”收集在一起,拿到院子南墙根下,烧。一股白色、刺鼻的烟味儿立刻腾然而起。

“哎哟,这是什么味儿呀?”大街门是虚掩着的,邻院的王大妈拐着一对小脚走进院来,她是街道的积极分子,平时只管检查卫生、熏蚊子、逮耗子的事,文化革命运动一来,她几乎凭空多了好些权利——窥探人家家里干什么,看看人家家里来了什么人,甚至还要打听谁家里炒鸡蛋、燉猪肉之类。

母亲一听有外人来,立刻警觉起来:“谁呀?”

“王大妈。”我转身向外面大声应道:

“王大妈,我们在家破四旧呢,中央不是号召破四旧、立四新吗,我们先在家带头破,瞧,这些照片尽是四旧东西,我们把它烧了。”

“噢,这么回事。”王大妈狐疑的眼睛在那堆化成灰烬的照片之中扫来扫去,一面掩着鼻子,一面唠叨着,“哎,我当是什么呢,这么大的怪味儿,你们家的四旧还不少哩。”

“进屋坐呀,王大妈。”母亲向王大妈招呼着。

“不啦,我还得回家做饭哩。”王大妈平时最爱往我们家走动,借着检查卫生的机会,在我们家这儿看看、那儿摸摸,看不够的样子,这回,请都不愿进来了。

二姐负责挑四旧照片,我负责烧,好大的一堆,蓝紫色的火苗,蛇信子似的舔着那旧得发黄的黑白照片,舔到的地方,先是泛黄,旋即便乌黑一片。

我在那本封面上印着毛泽东的亲笔题字“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日记本上,记下了这难忘的一天: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我今天在家做了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把我的资产阶级家庭破了四旧,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我出生在这样一个万恶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极右派,母亲却跟他划不清界限,我们作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一代,当然要与他们彻底决裂,脱胎换骨,做毛主席的好青年。“

二姐收拾好东西,背着书包又要走了,母亲叫住了她:

“吃完饭再走吧?”

“不!”二姐的回答似没有商量余地。

“嗯,那张照片你还是别拿回学校了……”

“不行,我们要对组织忠诚老实,有什么就说什么,不能隐瞒一点儿。”二姐的眉头皱得锁成一堆。

“砰”的一声,二姐关上大门,径直走了,若大的北屋只剩下我们母女俩。

“妈,咱们家乾嘛住这么多房子,多资产阶级啊,我们班同学出身工人家庭的,人家一家子六口人才住两间房,多好!哪像咱们家住一个四合院,咱们把房子缴公吧,要不,人家该说咱们是房产主了。”我央求着母亲。

“胡说,什么房产主,我们家这房子是我跟你爸用工资攒钱买下的,自买自住,有什么错?”母亲有些愠怒。

“反正你有钱买房,你就是资产阶级,人家无产阶级就没钱买房!”我几乎是哭叫着向母亲撒泼。那时候,“有钱”是一种无名的罪恶,我恨我家有房子、有整个四合院、有比穷苦人家过得好的生活,甚至恨我自己从小被迫学了钢琴——这资产阶级的玩意。

天色黑下来了,母亲一声不响地走出去,没有告诉我她去哪儿。屋子里没有开灯,清冷的月光,穿过院子的树枝,斑斑点点地照进屋里,我呆坐在椅子上,鼻子里充满烧焦照片的臭味,满屋“破四旧”后的凌乱,我忽然觉得有些恐惧——母亲不会出去寻短见吧?

想到此,泪水禁不住淌下来:我不是成心想惹你生气的,谁叫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呢,这样一个整个社会都不能容忍的家庭!

更新于2016-07-02

文章来源:开放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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