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七月二日到七日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齐家贞受笔会之托去Fiji参加南太平洋大学举办的“太平洋地区认识论讨论会”,亚太地区的专家、学者及作家约二百人出席,居住墨尔本的原国际笔会委员会委员Judith Rodriguez女士和亚太写作者网站负责人Berni m Janssen女士也应邀前往。本文是墨尔本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们为大会准备的发言稿,由于时间的限制,齐家贞在发言时只作了扼要的简述。)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唤起海外华人的维权意识”。为什么说海外华人还要维权,而且要从意识上唤醒?因为中国人定居海外,肉体得到自由,精神和内心却逃不脱专制的束缚,言论仍不能自由表达,生活在民主社会,却无法享受民主权利。所有这些都是中共不肯放过海外华人。他们用种种方式威慑、拉拢、打压,对从中国出走的叛逃者进行“精神追杀”。海外华人大多看不起中共一党专制,并为自己祖国仍处于专制下而抬不起头。“一党专制”使海外大陆人蒙羞,是一根栓在我们头上满清时代的小辫子,使我们愧对热爱民主自由的澳大利亚。

可是,中共并未意识到自己的专制统治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也不喜欢看到海外华人在民主社会自由生活。中共千方百计地要使海外华人也“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要“心向祖国”,并试图用经济成就来淡化一党专制的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质。因为他们的压力和宣传,加上经济好处的引诱,及各种间谍活动等等,使海外华人的思想意识仍然处于中共的统治之下,深有“走出了中国,仍走不出中共的统治”之感。

澳大利亚有美丽的海滩,新鲜的空气和灿烂的阳光,澳洲各族人民都同在蓝天下,而只有来自大陆的澳籍华人,仍生活在中共黑手的阴影之下,不得不说是我们的悲哀。

下面,我从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送温暖,还是送恐惧?

二千零六年二月,共产党从中国派遣了五百多人(最小的只有七、八岁)到悉尼去“送温暖”大游行。据称,仅此一地就花费了一亿多元,这只是他们声势浩大的“全球送温暖”活动的一部分。动用大量民脂民膏到全球各地“送温暖”,其花钱之阔绰,世界强国也难望其项背。

中共为什么不给自己国内那些没钱上学的孩子,得了病等死的穷人,那些失去了土地没法活下去的农民送温暖,而要劳民伤财到千里之外,为海外华人锦上添花“送温暖”?

共产党自以为这是一举两得,既能修补“六四”枪声后的恶劣形象,又向海外华人展示它伸向海外的权力,震慑人心。它是在向海外华人送恐惧,送精神枷锁,试图控制海外的中国人。

请看下面的事实。

2004年二月,墨尔本华人联合会召集它属下三十多个组织近五百名会员,举行盛大午餐宴会庆祝澳大利亚国庆。主持人的演讲刚开始,墨尔本中国领事馆一位副领事,执意要某报社女记者立即离开,否则,领馆来的所有官员将退席。

一个没有澳洲身份的中国官员,在澳洲的土地上,竟命令一位澳洲居民离开澳洲国庆宴会,可见他们在海外一样独断专横,为所欲为。

当时我的西人丈夫Ian也在场,他气愤地站起来,以退场抗议。他说:“这里是澳大利亚,华人在此高谈自由民主,居然干出驱逐新闻记者的事,实在荒谬。我敢担保,这里的华人,很多人仍然被中国共产党控制,没有自由。”这位普通澳洲人,一语中的。

三个月后,“六四”天安门屠杀十五周年来临,墨尔本民运人士打算召开民主研讨会,四、五家华文报纸,除了大纪元,没有一家愿意登载这个广告,付钱也不登。一家报纸更绝,拒绝发表任何提到“六四”字眼的文章。因为领事馆招呼在前,登了将受到“取消广告”的制裁。

这几家报纸中,有因为“天安门掉下馅饼来”而得到澳洲定居的老板,有喝水忘记了掘井人的移民,也有为了蝇头小利而不想说真话的大小记者和编辑。

二千零五年六月,墨尔本著名画家傅红颁发“傅红文学奖2005年散文奖”。齐家贞——《自由神的眼泪》一书作者——的《爱情树上的两片叶子》获得金奖。颁奖会上,傅红用澳洲华裔诗人欧阳昱的诗歌《一句话》作演讲结尾:

如果/ 此刻/ 中国侵略/ 澳大利亚/ 我只有/ 一句话/ 那就是:/ 保卫澳大利亚:我的国家!

如果/ 此刻/ 中国并未侵略/ 澳大利亚/ 我只有/ 一句话/ 那就是我爱澳大利亚,但我也爱中国:我的国家!

不久,主办此次颁奖事宜及登载有关新闻的某报老板,收到领馆的电话,“傅红讲些什么话,什么叫中国侵略澳大利亚?”“你们的文学奖,谁不可以给,偏偏给齐家贞?”老板吓得不敢再与这些人打交道。

可以说,除了大纪元时报中共鞭长莫及外,墨市其它报纸都在中共虎视眈眈的监视之下。一旦偏离中共规定的言论尺度,都会收到领馆的警告。警告的话不需要很重,不需要很多,甚至一点点暗示,被警告者就心有余悸,马上收声自律,和党保持一致。

二千零五年八月底,墨尔本华人联合会组织会议,谴责陈用林的“叛逃”使全体海外华人蒙耻。会上,主持人只给异见者发言一分钟,却让咒骂陈用林的人长时间发言。同月,由领事馆直接关怀的墨尔本大学的中国学生联合会,派出一些小中国学生,像文革时的“红卫兵”,大闹陈用林演讲会。他们盘踞会场最前面的座位,高举标语牌高呼辱骂陈用林的口号,态度蛮横无理,致使会议无法正常进行。墨尔本大学教授、主持人不得不请警察来驱逐他们,维持会场纪律。散会后,有统一车辆安排送走。

二千零六年三月,有人碰见领馆工作人员请墨尔本某大学中国学生会的人吃饭,该学生会主席说,请我们吃饭布置任务,批判台湾龙应台。

今年,独立笔会墨尔本的会员们决定在六月十一日召开文革四十周年讨论会。万事俱备,会前三天,突然被通知场地不能租给我们了(一月前就交齐了租金),是谁在背后捣鬼?

此类怪事,无法一一枚举。它也发生在澳洲的其它城市,发生在澳洲以外的其它国家。

共产党不停地给全世界华人洗脑,喂狼奶,剥夺海外华人的民主自由权利。

焦国标曾着文《讨伐中宣部》,独立笔会余杰到了海外之后,发觉中共在海外也有个中宣部。

中共在海外的中宣部,就是中共驻外使、领馆。他们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操控海外华人媒体,掌握海外华人活跃分子的言行,监视海外华人的社会活动。

共产党像幽灵一样在澳大利亚游荡,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全世界游荡……

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中国共产党,哪里就有幽灵的眼睛盯着你,哪里就有恐惧。

(二)海外华人,灵魂难逃中共控制。

澳洲西人的新闻媒体,不存在只准报导什么不准报导什么,只准写什么不准写什么,真正体现了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新闻媒体的独立性。

可是,澳洲的华人组织、作家协会、新闻媒体里,往往只有一种声音,他们自律、自戕、自阉,常常有意混淆“爱党”和“爱国”两个不同的概念,甚至干脆宣布不谈政治,只谈写作。他们和一切共产党不喜欢的人划清界限,保持距离,以取悦中共。

独立中文笔会的余杰、王怡在悉尼逗留期间,参加了一次作家沙龙,主持人特别叮嘱“只谈文学,莫谈政治”。当王怡说到当代作家面对专制的怯懦时,主持人脸色大变,起身退去。王怡说:“大部分海外华人内心对共产党的恐惧,甚至超过了我在国内的那些朋友们。”

墨尔本和布里斯本有的作家协会都有不成文的规定,提倡写所谓中性文章,只谈艺术修养写作技巧,很难说,那些协会没有受到海外中宣部的影响。

余杰和王怡到墨尔本演讲,不少华人听到这两个共产党不喜欢的名字,就决定不来了。余杰的讲题是“拆除中国的靖国神社——毛泽东纪念堂”。有些人就因为讲题刺激中共,吓得不敢前来。有的人来了,来得迟走得早,深怕被人录了像。有的人憋不住心里话在会上讲了看法,立即担心领馆将知道他讲的什么。某会一位召集人在演讲会上发了言,三个会员退会抗议并且另立一个新山头。一位听众会后要与余杰、王怡留影,看到有其他人举起了相机,他立刻神色慌张转身溜走。

大陆人恐惧,因为生活在专制统治下,可是,海外华人也在恐惧,这种恐惧并不亚于生活在大陆本土的中国老百姓。原因有以下几种。

商人们惧怕,不能同中国正常做生意,那里巨大的市场需要开发,那里的廉价的商品可供出口,如果不听党的话,进出受阻赚钱计划落空;已在中国有生意的商人,如果得罪了中共,个人权益无保障,生意血本无归没有好下场……

普通的海外华人,最惧怕两件事。一怕领馆拒发签证,不让回国探亲,爹死娘病不让回国尽孝道,就像刘宾雁,临死还不准他落叶归根。第二,他们惧怕中共把气出在国内亲人的身上,连累他们工作无保障生活不安宁等等。

几位朋友提醒我,你现在公开反共,可要时时注意,出门小心谨防受害。有人说,你绝不能再回中国,他们抓你进监狱,男的说你嫖妓,女的说你偷人,先弄臭你再说。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我不怕。其实,我嘴上说不怕,心里还是在害怕,我怕国内亲人遭殃。

王怡在墨尔本演讲时说,以前在国内,有人表扬我的文章像海外华人写的,我觉得很骄傲,我说,我在一个被共产党统治的不自由的地方,学会像一个自由人一样去说话,我就是一个精神上的海外华人。我用这种精神上的自由,去表达我对现实中那个统治者的藐视。

可是到了海外,王怡说,我在澳大利亚这半个月的访问,真切地感受到了澳大利亚的共产党势力,甚至比成都的共产党还要嚣张。发现很多海外华人,甚至是西人,西方政府、组织,在精神上,他们整个被共产党绑架了——像个大陆人。我感到很悲哀。

余杰认为,很多海外华人朋友的恐惧是自我想象出来的,被夸大了。不少华人朋友对中共的恐惧还停留在毛时代,不知道其实现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情况了。民间的知识分子和中共之间已经有了博弈的可能和空间,比如最近发生的“冰点”事件。

(三)海外华人也要维权。

我们海外华人应该怎样对待自己本有的权利呢?

西方人奋斗了一、两百年才获得的自由民主权利,我们坐享其成,因为走出了那个我们早已抛离的专制政权,我们现在已能堂堂正正做人,凭什么要任人摆布?和正在觉醒的大陆人比,我们是太怯懦了。

事实上,如何消除对共产党的恐惧,是每个海外华人所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海外华人也需要维权,维护一个民主国家公民的说话权利。

冷静地想一想,我们确实夸大了共产党的能耐,它究竟能管住我们什么?我们靠澳洲政府,还需要担什么心。

王怡说得好,如果在海外的华人都无法去争取言论自由,都无法去争取回国的权利,那么,关心声援大陆的民主改革,就失去了依据。如果海外华人都争取不到自己精神的自由,我们这些活在大陆的人,还有什么希望?

他们向我们发出呼吁:海外的唐人街也需要维权运动,如果有一天你们的维权运动出现了,我们也会在国内声援你们。

我们这些“自由人”给问得心中有愧,在这些敢于直言的大陆中国人面前,我们感到无地自容,羞愧难当。这种现状必须改变,海外华人不能再怕下去,没理由再怯懦。“华侨是革命之母”,要把海外民主思想传布到大陆。

中共可以利用它手里的执政资源,对一个人或一些人拒发签证,可以阻挡一个人或一些人回中国做生意。但是,如果我们海外华人都觉醒了,从共产党的精神囚笼里突围而出,中共不可能对所有海外华人都不发签证。中共也阻挡不了所有生意人和中国的经济交往。中共也不敢迫害所有海外华人在国内的亲人,十个手指摁不了十个“跳蚤”。

觉醒的中国人,将会累积成多数累积成全体,大多数中国人觉醒的那一天,中国就会走向真正的民主社会。

海外华人不能自欺欺人地活下去了,既然你选择了出国,你就不要再做精神上的大陆人,你就一定要警惕别让你后代也做精神上的大陆人。

海外华人,勇敢地跨出第一步,我们才能和澳洲人一样,享有真正的民主自由。

文章来源:作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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