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制度下，任何朝代的统治者，都不外乎三类：极端专制暴虐的独夫派，如秦始皇毛泽东等等；非常平庸的民贼派，这类人多得数不胜数，他们多以利益为人生目标，对人权民权民生异常麻木冷漠，遇事得过且过，敷衍塞责；第三类是改革派，于混浊肮脏的到处弥漫专制主义毒雾的政界，巧妙周旋，竭力避免同流合污，锐意改造社会体制和弊病，但最后多因为腐败保守派的力量过于强暴而不能如愿，不是在政变中遭到谋杀，就是遭到软禁或监禁。赵紫阳先生就是这类统治人物中的佼佼者。
赵紫阳是个民生主义者，略观他的经历，就知道无论他在广东，还是在四川做官，也无论当时的政治主流多么狂乱，他总是以民生事业为首要任务。那个时代，中国在独夫的主宰下，统治阶层只顾互相坑害，并挑动全民互相坑害，同时竟然荒唐到压制任何正常的农业生产和一般的家庭饲养业，将养只鸡和集市上卖把葱也当成死敌，这样的恶劣社会境况中，赵先生并没有随波逐流。后来他当总理的时期，不但继续关注中国的三农问题，推动中国的经济制度的改革，还企图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社会制度。根据草庵居士的回忆，1988年的夏天，“赵紫阳先生听了大家的意见，先是解释了一番，然后就阐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在我印象最深的几句话就是：‘你们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经济问题了，是社会环境问题，这是政治问题。我党对这些问题已经非常重视，我党已经将中国的政治改革提到了重要的日程上来了，你们提到的问题将会通过整体的政治改革来完善，政治改革将解决现在产生的社会问题’。（原话大意）”
赵紫阳是个具有自由民主主义思想的中共领导。注意研究中国改革历史的人，都不同程度地了解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德才兼备的中共领导胡耀邦和赵先生先后倡导政治改革，营造思想自由的宽容环境，为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提供条件和土壤，甚至可以说，为八九中国民运的大潮奠定了普遍的思想准备的前提。赵紫阳是个人道主义者，八九民运大潮前两年，他已经是中共的总书记，即名义上他是中共既得利益群体中的最高领导。但是他没有将既得利益看到至高无上，相反继续致力于政治改革，更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个共产党领导，在六四前的中共高层中反对屠杀人民的决定，并一直站在自由民主潮流的一边。正因为他对专制制度和整个既得利益群体的这样“大逆不道”，才遭到后来十五年的幽禁，就象光绪皇帝那样，在改革和反改革的的对抗中，遭到幽禁，直到生命的终点。
赵紫阳也是个受到政治迫害的人，这又是他非常平凡的一面。他和很多中国国民一样，只要他们坚定不移地追求自由民主，就必定遭到专制腐败势力的围剿、封杀以及不同形式的政治迫害。八九年六月以后，实际上他等于生活在监狱之中，朋友们想看望他，自由民主的追求者想求教于他，记者们想采访他，统统遭到禁止。这是多么不公道的待遇！是多么违反人道主义和宪法的政治压制！这表明只要专制制度不便，任何一个国民，都随时面临着政治迫害的危难。
我们沉痛悼念赵先生之余，迫切呼吁中共高层，放弃不适时宜的体制，不要照搬一些小国家曾经使用过的新老威权主义，这种盲目模仿照搬，只会将中国社会继续推向更大的混乱，将中共置于火山口上，阻碍有效的社会改革，迟滞中华民主的复兴事业。
杨天水于故乡苏北泗阳
二00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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