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制度下,任何朝代的统治者,都不外乎三类:极端专制暴虐的独夫派,如秦始皇毛泽东等等;非常平庸的民贼派,这类人多得数不胜数,他们多以利益为人生目标,对人权民权民生异常麻木冷漠,遇事得过且过,敷衍塞责;第三类是改革派,于混浊肮脏的到处弥漫专制主义毒雾的政界,巧妙周旋,竭力避免同流合污,锐意改造社会体制和弊病,但最后多因为腐败保守派的力量过于强暴而不能如愿,不是在政变中遭到谋杀,就是遭到软禁或监禁。赵紫阳先生就是这类统治人物中的佼佼者。

赵紫阳是个民生主义者,略观他的经历,就知道无论他在广东,还是在四川做官,也无论当时的政治主流多么狂乱,他总是以民生事业为首要任务。那个时代,中国在独夫的主宰下,统治阶层只顾互相坑害,并挑动全民互相坑害,同时竟然荒唐到压制任何正常的农业生产和一般的家庭饲养业,将养只鸡和集市上卖把葱也当成死敌,这样的恶劣社会境况中,赵先生并没有随波逐流。后来他当总理的时期,不但继续关注中国的三农问题,推动中国的经济制度的改革,还企图从根本上改革中国的社会制度。根据草庵居士的回忆,1988年的夏天,“赵紫阳先生听了大家的意见,先是解释了一番,然后就阐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在我印象最深的几句话就是:‘你们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经济问题了,是社会环境问题,这是政治问题。我党对这些问题已经非常重视,我党已经将中国的政治改革提到了重要的日程上来了,你们提到的问题将会通过整体的政治改革来完善,政治改革将解决现在产生的社会问题’。(原话大意)”

赵紫阳是个具有自由民主主义思想的中共领导。注意研究中国改革历史的人,都不同程度地了解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德才兼备的中共领导胡耀邦和赵先生先后倡导政治改革,营造思想自由的宽容环境,为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提供条件和土壤,甚至可以说,为八九中国民运的大潮奠定了普遍的思想准备的前提。赵紫阳是个人道主义者,八九民运大潮前两年,他已经是中共的总书记,即名义上他是中共既得利益群体中的最高领导。但是他没有将既得利益看到至高无上,相反继续致力于政治改革,更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个共产党领导,在六四前的中共高层中反对屠杀人民的决定,并一直站在自由民主潮流的一边。正因为他对专制制度和整个既得利益群体的这样“大逆不道”,才遭到后来十五年的幽禁,就象光绪皇帝那样,在改革和反改革的的对抗中,遭到幽禁,直到生命的终点。

赵紫阳也是个受到政治迫害的人,这又是他非常平凡的一面。他和很多中国国民一样,只要他们坚定不移地追求自由民主,就必定遭到专制腐败势力的围剿、封杀以及不同形式的政治迫害。八九年六月以后,实际上他等于生活在监狱之中,朋友们想看望他,自由民主的追求者想求教于他,记者们想采访他,统统遭到禁止。这是多么不公道的待遇!是多么违反人道主义和宪法的政治压制!这表明只要专制制度不便,任何一个国民,都随时面临着政治迫害的危难。

我们沉痛悼念赵先生之余,迫切呼吁中共高层,放弃不适时宜的体制,不要照搬一些小国家曾经使用过的新老威权主义,这种盲目模仿照搬,只会将中国社会继续推向更大的混乱,将中共置于火山口上,阻碍有效的社会改革,迟滞中华民主的复兴事业。

杨天水于故乡苏北泗阳

二00五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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