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说过，地狱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对死亡的体验。20世纪的纳粹监狱或集中营就是无数人走向死亡或体验死亡的地狱。死是可怕的，死于强权或暴政更是可怕，但被纳粹关押、囚禁的人仍然可以拥有某种力量而使自己免于无边的害怕和畏惧。事实上，作为对野蛮的对抗，文明的成果之一，就是不断发现种种力量使人在死亡、类似于死亡或接近于死亡的境况中，依然活得像正常人一样。
1、政治犯：主义的力量
在国难方殷的20世纪30年代，川中女杰胡兰畦的纪实小说《在德国女牢中》以其对德国法西斯监狱的真实叙述而风靡一时，半年之中连印四次，短期内即有英、俄、德、西四种文本问世。据新四军的铁腕人物项英说，延安还曾把它作为教材。
胡兰畦是1949年以前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活跃人物，她的早期经历由其友人秦德君告诉茅盾，成为小说《虹》中梅女士的原型。1929年胡到德国留学后，因从事反日活动于1932年冬被捕。“德国女牢”——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地方！等待烦恼、受辱、愤怒是囚犯们的挥之不去的心情，她们眼中常常“迸发出比太阳光还强烈的愤懑的光芒”。但尽管如此，小说却是以其简洁明快的节奏渲染出一种昂扬乐观的调子，仿佛胡不是被关押，而是去参加一次革命者的聚会，“我虽被囚禁在牢中，‘光明’却没有忘记我。”见惯了本世纪种种酷刑的读者，也许会对它不可思议。
狱中的生活待遇不差。在柏林警察总局时，牢房的空间虽小，但非常干净；押到女牢后，早餐较差，中午一顿却总有一菜一汤。“总之，在这里可以把加了油盐的洋山芋吃个饱，有时还有煮水果。晚餐的面包上总加上牛乳饼或者咸鱼，有时还有煮鸡蛋。至于饮料，如果不是牛奶可可，就是糖茶。”此外还有狱外同志不时送来的牛油、面包、香肠、苹果等等。由于胡主动要求打扫囚室，她获得更大的活动自由，可以欣赏窗外美景，可以读到多种报刊。狱中囚犯都是政治犯，有大体相同的革命立场。胡第一次出来散步，囚犯们就用眼、用手向她表示热情的理解，坚强、沉静、活泼、关爱，正是这些囚犯们的精神状态，胡常常被“感动得受不住了，忘记了一切忧愁，飘飘然好像飞在天空中一样。”她们交流斗争经验，争取散步时间，练体操，学英语，比较中西文明，讨论世界局势。“和她们在一起，时间就像闪电般，一闪就过去了。”
甚至狱中的看守，除了完成自己的职责外，一般也不对囚犯们有附加的虐待，还经常满足囚犯们的合理要求。其中一个高个子的女看守还和胡成了朋友，帮助胡做了不少事，有一次女看守忍着不吃，却把面包和咖啡送给胡。
严格地说，1932年德国司法系统的“纳粹化”还没有完成，“德国女牢”还属于魏玛共和国“文明”司法系统，所以“本书中描写的狱中情景，比之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德国法西斯集中营里的那些骇人听闻、灭绝人性的事情，其野蛮程度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尽管胡批判资本主义，但她毕竟享有民主体制下囚犯的权利，“比抗日的同胞安全，比东三省民众的生活舒服”，以至于最后“很不愿出去”。
监狱也是令人留恋的——这当然需要理由。无论如何，没有任何人包括革命者愿意蹲大狱，哪怕是再“文明”的监狱。胡与她的难友们不是受虐狂，不是幻想家，她们的乐观信念是高度理性的产物，她们有一套“主义”也即革命信念的支撑。胡清楚地知道，这是阶级斗争的具体形态之一。“在一个革命者看来，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而且认为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是阶级斗争尖锐时的应有现象。资本主义发展到以法西斯的手段来统治的时候，什么卑鄙无耻的手段也都会弄出来的。”既然是“必然”之事，当然也就临之不惊，处之不惧。革命就要有牺牲，坐牢是革命者的命运。“如果要我做一个真的人，我只有很坚强地把一切的困难都担负起来。好吧，我就借德国的牢狱来锻炼锻炼自己！”
按照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法西斯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无产阶级将在这个阶段把资本主义送入坟墓。从而，法西斯可以拘禁革命者的身体，却阻挡不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更无法消除革命者在精神上、心理上的巨大优越感。“我觉得不幸的决不是我们而应该是没落的资本主义。”她们极度藐视关押她们的敌人，把监狱当战场。德国革命领袖蔡特金逝世后，她们在狱中举行了声势颇壮的悼念活动。胡甚至感到监狱里有比大街上更多的自由：“要不是在监牢里，又有谁能在街市上举起拳头，向可爱的女革命家致敬？谁能在街头市上集合许多人为她游行，为她唱国际歌，并为她逝世发出吊唁和电报？”
社会压迫、政治迫害之类古已有之，从中国的屈原到西方的但丁，权力与利益之争令无数的优秀分子不堪其苦。19世纪以降，一些“先知”发明了种种意识形态，把种种权力与利益之争解释为不同社会集团及其社会理想之争。意识形态的功能是推广某种信念及行动纲领，动员并组织对抗性集体以改造社会。对个体来说，意识形态是使芸芸众生成为某一主义的追随者，把个体的不幸遭遇及其获救的希望与一个超验的集体联系起来，使个人获得全体的信念和力量，即使在地狱中也能看到天堂。一个没有“主义”武装的囚犯会觉得“德国女牢”是难以忍受的，但有信念的政治犯和革命者的心坎里却“像秋天的白云，不断地飞出斗争的激情！”因为有“主义”，20世纪的监狱才一再回荡着气壮山河的旋律：真实的如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想象的如《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愿把这牢底来坐穿”。
2、音乐家：艺术的力量
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狱中手记》里生动地叙述过死刑犯们的一次戏剧演出，让读者永远记下了那些卑微可恨的罪犯们，是如何通过艺术可爱起来的故事。一般认为，纳粹德国留下三部文艺作品：安妮·弗兰克的《日记》、赫伯特·齐佩尔的《达豪之歌》和伊利·威斯尔的小说，它们都属于狱中名作。
慕尼黑附近的山城达豪，19世纪因聚集了一批艺术家而著名，20世纪因纳粹在此建立第一个集中营而闻名。1938年5月，纳粹把奥地利作曲家齐佩尔关进达豪，也就把音乐送进了达豪。
音乐家就是音乐家，哪怕是在肮脏愚昧的包围中。第二天晚上，在一份得可怜的晚饭之后，齐佩尔与另一个囚犯开始背诵诗歌，那是《浮士德》的第一幕：“请相信我，千百年来……”囚犯们浑浊的眼睛开始发光了。这些被剃去了头发、剥夺了一切权利包括姓名的人，已经或即将在残暴、饥饿、恐怖、羞辱之中，在焦虑、苦闷、单调、疲劳之中失去了记忆和想象，他们不再知道“我是谁”。齐佩尔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在遇到营中的几位音乐家，也得知可以搞到一两把小提琴和吉他之后，他萌生了搞音乐会的念头。7月初，“齐佩尔乐队”凑集了14位持有各种特制的、五花八门的乐器的演奏员，在星期天下午，在一个为集中营的扩大而修建的、尚可使用的、可以容纳20到30人的厕所里开始了。“没有人讲话，在短暂的音乐会过程中，他们在一种心领神会、彼此默契的气氛中坐着，保持着绝对的安静。同
样也有振奋、激动和对某些有价值的东西的重新肯定，以及某种自由的感受。至少这里有一处纳粹没有完全控制住的呼吸空间。这种努力的严肃性重新唤起了人的尊严感，一种没有沦为纳粹企图把他们践踏成渣滓的自豪感。“音乐不仅使人忘掉痛苦，而且能使人对其无遮蔽的、赤裸裸的自我到底是什么样的———有更清楚的认识。
“达豪音乐会”一直持续到9月底。音乐会需要作品，齐佩尔志愿在劳动12小后再去打扫厕所，这里灯光明亮，可以独自写作到深夜。9月初，齐佩尔与他过去的朋友、作家索耶弗在回集中营的路上讨论音乐时，偶然看到集中营大门上的标语：劳动创造自由。齐佩尔对索耶弗说：这能写一首好歌。几天以后，索耶弗写出了《达豪之歌》，齐佩尔为它谱了曲。9月中旬，达豪的所有囚犯都会唱这首歌了。
《达豪之歌》共五段，每段两节，第一节是对现实情景的描绘，第二节是不断重复的副歌。比如第一段：
充满了死亡，高压线
在我们的天地周围绕上了一圈锁链。
无情的天空降下了炎炎之火、
刺骨的冰雪和大雨滂沱。
当我们默默地去做苦工
几千人行进在破晓的曙光中。
生的欲望、我们的女人、我们的城镇
离我们那么遥远朦胧。
与主歌悲沉的控诉不同，副歌则充满希望和信念：“但是我们都懂得了达豪的训箴／变得坚硬如同石头一般／达豪的兄弟，保持仁爱／达豪的兄弟，做一个男子汉／尽力劳动，达豪的兄弟／通向自由的惟有劳动。”
劳动创造自由，歌德的《威廉·麦斯特》、席勒的《大钟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都一再表达过这一真理。但在“没有一只鸟儿飞翔栖息”、只想把人变成动物的集中营，“劳动”只能是通向死亡而不是自由。然而，如果《达豪之歌》因此就把劳动等同于死亡，那就从心理上彻底毁灭了囚犯们的生命意义，齐佩尔只能把这一事实接受下来，并以此为起点，把达豪兄弟从遗忘和麻木的苦役中唤醒，颠覆纳粹借劳动摧残囚犯的企图：劳动是被迫的，但我们在劳动中创造着自由。这就是音乐对生活的改写，通过这一改写，《达豪之歌》保持、维护了囚犯们的生命意识，即使是通向死亡之路，囚犯也可以保持人的尊严。这是对野蛮人的反抗和对真正人的赞美。“在希特勒出现与兴起之前，齐佩尔把艺术视为人追求希望的最高表达形式，代表着一种对他很愿意与之沟通相联的过去的继续。希特勒上台之后，他又把艺术视为不光是最高理想的表达形式，而且是抗议对人的精神加以凌辱的现实手段。然而在达豪，他懂得了艺术不仅仅是重要的理想或政治义愤的表达方式，艺术是真正生命存在的基础。没有艺术，人的精神将会枯萎死亡。”
1938年9月下旬，齐佩尔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那是歌德长期生活过的美丽地方，但他不再可能进行集中营音乐会了。由于此时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还没有发展到“最后解决”的阶段，所以齐佩尔可以于1939年2月被家人营救。此后，他把《达豪之歌》带到菲律宾和美国，战后又带到奥地利。
3、小人物：死亡的力量
“德国女牢”是一般的监狱，初期达豪对犹太人也还限于非人道的虐待，它们原则上都不通向死亡。1940年6月，波兰青年维斯拉夫·基拉尔因从事抵抗活动被捕入刚刚建好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直到1945年。他的狱中生涯与奥斯威辛相始终。
纳粹的犹太人政策此时已经演变到种族灭绝阶段，在奥斯威辛，每天、每夜、每小时都在杀人，开始在厨房后的砂坑里少量处决，接着是在11号囚舍集体屠杀；最后是在专门设计出来的比克瑙毒气室大规模屠杀。5年之中，约400万生命随着焚尸场连续不尽、香得刺鼻的浓烟而飞升。死亡锻炼着活人的神经。基拉尔和另一个运尸工弄了一些土豆拿到停尸房，“我们坐在‘棺材’上围着火炉，煎土豆饼。油饼的香味刺激着鼻子，冲淡了喷在尸体上的氯气恶臭味。我们极其信任这些尸体，相信它绝不找我们的麻烦。我时而吹吹口琴，时而唱唱歌。这里笼罩着一种和谐的气氛。”一个华沙来的“年轻貌美妖媚多情”的女管理员万达迷上了基拉尔，他们在一个空的棚屋紧紧拥抱，刚想往铺板上一倒之时，却看到“有个临死的女人，正张大浑浊的眼睛看着我。这一双眼珠确确实实已鼓出了眼眶，硕大无比，充满了惊恐，从她肺部发出一阵阵噜噜的响声，这女人快死了。”
奥斯威辛的囚犯分为两类，一类被立即送入毒气室和焚尸炉，另一类被挑选出来为这架杀人机器服务，包括运尸工、护理员、领工员、文书、囚舍长等“上层囚犯”。基拉尔幸运地长期充当后一种角色，他的生命总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比如处理尸体，他先在把尸体从禁闭室拖出来的第一组，但禁闭室阴森可怕，死尸形象狰狞，而且“尸体沉重的头撞击在楼梯上，已经变软的四肢不时勾住楼梯和门槛，这给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他找机会溜进负责为尸体脱衣服的另一组，却又发现“从已经软绵绵的而且膨胀起来的尸体上扒下衣服并不比运尸轻松，只是空气新鲜一点，凉爽一点罢了”。不是拖尸体就是剥尸体上的衣服，这就是他能做的选择。
研究大屠杀的学者一直奇怪：人们怎么可以对飞溅在他们衣服上的孩子们的脑浆无动于衷？人们怎么能对一位母亲不要杀她的孩子的苦苦哀求置之不理？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主要是直接杀人的党卫队，就基拉尔这样的杀人辅助者来说，回答起来并不难：你有动于衷又能怎样？奥斯威辛的存在以及这些小人物的活着，就是以杀人为目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屠杀和死亡，已经使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意外的不幸和极限的来临，而是一个日常现象和基本事实。如果说文明社会的规范和理想、意识与情感，都是基于生的价值和活的存在而有意义的话，那么在奥斯威辛，“反正都是焚尸场”，一切人性人道，包括恐怖感、羞耻感甚至残忍、冷漠等等已经失去了主体与对象。党卫队以杀人为使命，但“上层囚犯”也以他人的死来维护自己的生，而我们却很难说他们是精神变态或生性残忍。
比如，基拉尔被关进窄小的禁闭室，里面已经有了三个囚犯，“他们三个挤在这个小空间还算凑合，可现在我又偏偏被安排到这里，这只能怨天尤人了！现在只有一条出路，但愿那个濒临死亡的囚犯尽快咽气，那我们就剩下三个人了，这样起码可以换换站立的姿势，动动手脚，伸伸胳膊。”有的囚舍长故意弄死囚犯，并把尸体藏起来以避开运尸工，为的是把死人当活人多领一份食物。这些“残忍”的行径不难得到辩护：反正是死，早死晚死、我弄死他弄死又有多大差别？“上层囚犯”们都很清楚，停止焚烧之日就是他们死亡之时，所以他们潜在地都希望不断有犹太人运来使他们有工作可干。而且虽然被杀者的财物主要为党卫队所有，“上层囚犯”也能从中得到零头。“进毒气室的人越多，值钱的东西流到营里也就越多。和老百姓，甚至和党卫队员有联系的囚犯伺机将这些东西换成食品，后来更多地换成酒。”基拉尔有一次用一瓶酒与同样身份的人做交易，对方“取出连着几颗金牙的颌骨，放在我的膝上，抱歉地说：‘现在困难了，没有新囚犯运来了。’”甚至营里的普通囚犯们也因此受益：党卫队的贪婪可以给他们制造喘息的机会，他们的生命也许可以延长几天哪怕是几小时，而那些新来的囚犯带来的食品垃圾也会使厨房供应的汤稍许浓一些。
死亡是有力量的，它可以摧毁正常人拥有的理性和情感，使正常状态下的观念模式和行为规范失效；使人麻木自动，不以死亡为意，不以生命为念。更重要的是，在奥斯威辛，杀人到了这样的量：死亡已构成一种生活环境；甚至到了这样的性质：杀人成为另一些人活着的前提。到了这个时候，活人就可以无视死亡：死亡不再可怕，死亡不再是一个问题。从而死亡世界中的活人反倒与正常人差不多，他们其实并不特别冷漠或残忍，他们仍然是人。基拉尔已经积累了一套在死亡世界中“生活”的艺术，通过“黑市交易”搞到烟、酒、食品和日用品，他经常和他的朋友、他的同事喝酒取乐。“焚尸炉在冒烟也罢，在填满被煤气毒死的人的沟坑中，人的油脂在火焰中咝咝作响也罢，这都毫无关系。”重要的是他可以搞到肉、禽、火腿、各式香肠和烧酒，“席间的气氛好像我们根本就不是身陷囹圄的人。酒酣饭饱，增加了大家的乐观情绪。”快乐、偷情、走私、酗酒、争斗、拉帮结派、吹牛拍马等正常社会中的行为，也都出现在集中营的“上层囚犯”之间，他们之间甚至也有善恶之分、好坏之别。在他们眼中，世界的美妙并不因死亡而失色。基拉尔去野外搬运尸体时，竟能够欣赏美：“空地上孤零零地长着一棵树，尸体就放在树阴下。柳树叶在轻轻地歌唱，云雀在天空中哼着小曲。花蝴蝶在开满鲜花的草地上飞舞，青翠欲滴的小草发出令人心醉的芳香”——“这里的一切是多么美啊，我完全陶醉了！”
在恶劣的环境中，在死亡面前，人可以靠很多东西活着，比如主义，比如音乐，而普遍的死亡，工作性地杀人，也使人在死亡面前获得力量：因为生命既已轻如鸿毛，因为死亡如此随意。在这个意义上，纳粹颠覆了生命的全部尊严和文明的基本价值，它使一些人在死亡的世界中也有滋有味地活着，而我们却不能以常态中的道德否定他们。
参考资料：
胡兰畦：《在德国女牢中》，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保罗·弗·卡明斯著，常涛等译：《赫伯特·齐佩尔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中译本改名为《死亡的回忆———奥斯维辛五年》，李平、裘明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原载《南方周末》2001年9月13日，作者授权天益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