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地狱之门的勇气——三部有关纳粹的文艺作品阅读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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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说过,地狱不是一个地方,而是对死亡的体验。20世纪的纳粹监狱或集中营就是无数人走向死亡或体验死亡的地狱。死是可怕的,死于强权或暴政更是可怕,但被纳粹关押、囚禁的人仍然可以拥有某种力量而使自己免于无边的害怕和畏惧。事实上,作为对野蛮的对抗,文明的成果之一,就是不断发现种种力量使人在死亡、类似于死亡或接近于死亡的境况中,依然活得像正常人一样。

1、政治犯:主义的力量

在国难方殷的20世纪30年代,川中女杰胡兰畦的纪实小说《在德国女牢中》以其对德国法西斯监狱的真实叙述而风靡一时,半年之中连印四次,短期内即有英、俄、德、西四种文本问世。据新四军的铁腕人物项英说,延安还曾把它作为教材。

胡兰畦是1949年以前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活跃人物,她的早期经历由其友人秦德君告诉茅盾,成为小说《虹》中梅女士的原型。1929年胡到德国留学后,因从事反日活动于1932年冬被捕。“德国女牢”——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地方!等待烦恼、受辱、愤怒是囚犯们的挥之不去的心情,她们眼中常常“迸发出比太阳光还强烈的愤懑的光芒”。但尽管如此,小说却是以其简洁明快的节奏渲染出一种昂扬乐观的调子,仿佛胡不是被关押,而是去参加一次革命者的聚会,“我虽被囚禁在牢中,‘光明’却没有忘记我。”见惯了本世纪种种酷刑的读者,也许会对它不可思议。

狱中的生活待遇不差。在柏林警察总局时,牢房的空间虽小,但非常干净;押到女牢后,早餐较差,中午一顿却总有一菜一汤。“总之,在这里可以把加了油盐的洋山芋吃个饱,有时还有煮水果。晚餐的面包上总加上牛乳饼或者咸鱼,有时还有煮鸡蛋。至于饮料,如果不是牛奶可可,就是糖茶。”此外还有狱外同志不时送来的牛油、面包、香肠、苹果等等。由于胡主动要求打扫囚室,她获得更大的活动自由,可以欣赏窗外美景,可以读到多种报刊。狱中囚犯都是政治犯,有大体相同的革命立场。胡第一次出来散步,囚犯们就用眼、用手向她表示热情的理解,坚强、沉静、活泼、关爱,正是这些囚犯们的精神状态,胡常常被“感动得受不住了,忘记了一切忧愁,飘飘然好像飞在天空中一样。”她们交流斗争经验,争取散步时间,练体操,学英语,比较中西文明,讨论世界局势。“和她们在一起,时间就像闪电般,一闪就过去了。”

甚至狱中的看守,除了完成自己的职责外,一般也不对囚犯们有附加的虐待,还经常满足囚犯们的合理要求。其中一个高个子的女看守还和胡成了朋友,帮助胡做了不少事,有一次女看守忍着不吃,却把面包和咖啡送给胡。

严格地说,1932年德国司法系统的“纳粹化”还没有完成,“德国女牢”还属于魏玛共和国“文明”司法系统,所以“本书中描写的狱中情景,比之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在德国法西斯集中营里的那些骇人听闻、灭绝人性的事情,其野蛮程度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尽管胡批判资本主义,但她毕竟享有民主体制下囚犯的权利,“比抗日的同胞安全,比东三省民众的生活舒服”,以至于最后“很不愿出去”。

监狱也是令人留恋的——这当然需要理由。无论如何,没有任何人包括革命者愿意蹲大狱,哪怕是再“文明”的监狱。胡与她的难友们不是受虐狂,不是幻想家,她们的乐观信念是高度理性的产物,她们有一套“主义”也即革命信念的支撑。胡清楚地知道,这是阶级斗争的具体形态之一。“在一个革命者看来,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而且认为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是阶级斗争尖锐时的应有现象。资本主义发展到以法西斯的手段来统治的时候,什么卑鄙无耻的手段也都会弄出来的。”既然是“必然”之事,当然也就临之不惊,处之不惧。革命就要有牺牲,坐牢是革命者的命运。“如果要我做一个真的人,我只有很坚强地把一切的困难都担负起来。好吧,我就借德国的牢狱来锻炼锻炼自己!”

按照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法西斯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无产阶级将在这个阶段把资本主义送入坟墓。从而,法西斯可以拘禁革命者的身体,却阻挡不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更无法消除革命者在精神上、心理上的巨大优越感。“我觉得不幸的决不是我们而应该是没落的资本主义。”她们极度藐视关押她们的敌人,把监狱当战场。德国革命领袖蔡特金逝世后,她们在狱中举行了声势颇壮的悼念活动。胡甚至感到监狱里有比大街上更多的自由:“要不是在监牢里,又有谁能在街市上举起拳头,向可爱的女革命家致敬?谁能在街头市上集合许多人为她游行,为她唱国际歌,并为她逝世发出吊唁和电报?”

社会压迫、政治迫害之类古已有之,从中国的屈原到西方的但丁,权力与利益之争令无数的优秀分子不堪其苦。19世纪以降,一些“先知”发明了种种意识形态,把种种权力与利益之争解释为不同社会集团及其社会理想之争。意识形态的功能是推广某种信念及行动纲领,动员并组织对抗性集体以改造社会。对个体来说,意识形态是使芸芸众生成为某一主义的追随者,把个体的不幸遭遇及其获救的希望与一个超验的集体联系起来,使个人获得全体的信念和力量,即使在地狱中也能看到天堂。一个没有“主义”武装的囚犯会觉得“德国女牢”是难以忍受的,但有信念的政治犯和革命者的心坎里却“像秋天的白云,不断地飞出斗争的激情!”因为有“主义”,20世纪的监狱才一再回荡着气壮山河的旋律:真实的如夏明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想象的如《红灯记》中的李玉和“愿把这牢底来坐穿”。

2、音乐家:艺术的力量

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狱中手记》里生动地叙述过死刑犯们的一次戏剧演出,让读者永远记下了那些卑微可恨的罪犯们,是如何通过艺术可爱起来的故事。一般认为,纳粹德国留下三部文艺作品:安妮·弗兰克的《日记》、赫伯特·齐佩尔的《达豪之歌》和伊利·威斯尔的小说,它们都属于狱中名作。

慕尼黑附近的山城达豪,19世纪因聚集了一批艺术家而著名,20世纪因纳粹在此建立第一个集中营而闻名。1938年5月,纳粹把奥地利作曲家齐佩尔关进达豪,也就把音乐送进了达豪。

音乐家就是音乐家,哪怕是在肮脏愚昧的包围中。第二天晚上,在一份得可怜的晚饭之后,齐佩尔与另一个囚犯开始背诵诗歌,那是《浮士德》的第一幕:“请相信我,千百年来……”囚犯们浑浊的眼睛开始发光了。这些被剃去了头发、剥夺了一切权利包括姓名的人,已经或即将在残暴、饥饿、恐怖、羞辱之中,在焦虑、苦闷、单调、疲劳之中失去了记忆和想象,他们不再知道“我是谁”。齐佩尔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在遇到营中的几位音乐家,也得知可以搞到一两把小提琴和吉他之后,他萌生了搞音乐会的念头。7月初,“齐佩尔乐队”凑集了14位持有各种特制的、五花八门的乐器的演奏员,在星期天下午,在一个为集中营的扩大而修建的、尚可使用的、可以容纳20到30人的厕所里开始了。“没有人讲话,在短暂的音乐会过程中,他们在一种心领神会、彼此默契的气氛中坐着,保持着绝对的安静。同

样也有振奋、激动和对某些有价值的东西的重新肯定,以及某种自由的感受。至少这里有一处纳粹没有完全控制住的呼吸空间。这种努力的严肃性重新唤起了人的尊严感,一种没有沦为纳粹企图把他们践踏成渣滓的自豪感。“音乐不仅使人忘掉痛苦,而且能使人对其无遮蔽的、赤裸裸的自我到底是什么样的———有更清楚的认识。

“达豪音乐会”一直持续到9月底。音乐会需要作品,齐佩尔志愿在劳动12小后再去打扫厕所,这里灯光明亮,可以独自写作到深夜。9月初,齐佩尔与他过去的朋友、作家索耶弗在回集中营的路上讨论音乐时,偶然看到集中营大门上的标语:劳动创造自由。齐佩尔对索耶弗说:这能写一首好歌。几天以后,索耶弗写出了《达豪之歌》,齐佩尔为它谱了曲。9月中旬,达豪的所有囚犯都会唱这首歌了。

《达豪之歌》共五段,每段两节,第一节是对现实情景的描绘,第二节是不断重复的副歌。比如第一段:

充满了死亡,高压线
在我们的天地周围绕上了一圈锁链。
无情的天空降下了炎炎之火、
刺骨的冰雪和大雨滂沱。
当我们默默地去做苦工
几千人行进在破晓的曙光中。
生的欲望、我们的女人、我们的城镇
离我们那么遥远朦胧。

与主歌悲沉的控诉不同,副歌则充满希望和信念:“但是我们都懂得了达豪的训箴/变得坚硬如同石头一般/达豪的兄弟,保持仁爱/达豪的兄弟,做一个男子汉/尽力劳动,达豪的兄弟/通向自由的惟有劳动。”

劳动创造自由,歌德的《威廉·麦斯特》、席勒的《大钟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都一再表达过这一真理。但在“没有一只鸟儿飞翔栖息”、只想把人变成动物的集中营,“劳动”只能是通向死亡而不是自由。然而,如果《达豪之歌》因此就把劳动等同于死亡,那就从心理上彻底毁灭了囚犯们的生命意义,齐佩尔只能把这一事实接受下来,并以此为起点,把达豪兄弟从遗忘和麻木的苦役中唤醒,颠覆纳粹借劳动摧残囚犯的企图:劳动是被迫的,但我们在劳动中创造着自由。这就是音乐对生活的改写,通过这一改写,《达豪之歌》保持、维护了囚犯们的生命意识,即使是通向死亡之路,囚犯也可以保持人的尊严。这是对野蛮人的反抗和对真正人的赞美。“在希特勒出现与兴起之前,齐佩尔把艺术视为人追求希望的最高表达形式,代表着一种对他很愿意与之沟通相联的过去的继续。希特勒上台之后,他又把艺术视为不光是最高理想的表达形式,而且是抗议对人的精神加以凌辱的现实手段。然而在达豪,他懂得了艺术不仅仅是重要的理想或政治义愤的表达方式,艺术是真正生命存在的基础。没有艺术,人的精神将会枯萎死亡。”

1938年9月下旬,齐佩尔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那是歌德长期生活过的美丽地方,但他不再可能进行集中营音乐会了。由于此时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还没有发展到“最后解决”的阶段,所以齐佩尔可以于1939年2月被家人营救。此后,他把《达豪之歌》带到菲律宾和美国,战后又带到奥地利。

3、小人物:死亡的力量

“德国女牢”是一般的监狱,初期达豪对犹太人也还限于非人道的虐待,它们原则上都不通向死亡。1940年6月,波兰青年维斯拉夫·基拉尔因从事抵抗活动被捕入刚刚建好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直到1945年。他的狱中生涯与奥斯威辛相始终。

纳粹的犹太人政策此时已经演变到种族灭绝阶段,在奥斯威辛,每天、每夜、每小时都在杀人,开始在厨房后的砂坑里少量处决,接着是在11号囚舍集体屠杀;最后是在专门设计出来的比克瑙毒气室大规模屠杀。5年之中,约400万生命随着焚尸场连续不尽、香得刺鼻的浓烟而飞升。死亡锻炼着活人的神经。基拉尔和另一个运尸工弄了一些土豆拿到停尸房,“我们坐在‘棺材’上围着火炉,煎土豆饼。油饼的香味刺激着鼻子,冲淡了喷在尸体上的氯气恶臭味。我们极其信任这些尸体,相信它绝不找我们的麻烦。我时而吹吹口琴,时而唱唱歌。这里笼罩着一种和谐的气氛。”一个华沙来的“年轻貌美妖媚多情”的女管理员万达迷上了基拉尔,他们在一个空的棚屋紧紧拥抱,刚想往铺板上一倒之时,却看到“有个临死的女人,正张大浑浊的眼睛看着我。这一双眼珠确确实实已鼓出了眼眶,硕大无比,充满了惊恐,从她肺部发出一阵阵噜噜的响声,这女人快死了。”

奥斯威辛的囚犯分为两类,一类被立即送入毒气室和焚尸炉,另一类被挑选出来为这架杀人机器服务,包括运尸工、护理员、领工员、文书、囚舍长等“上层囚犯”。基拉尔幸运地长期充当后一种角色,他的生命总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比如处理尸体,他先在把尸体从禁闭室拖出来的第一组,但禁闭室阴森可怕,死尸形象狰狞,而且“尸体沉重的头撞击在楼梯上,已经变软的四肢不时勾住楼梯和门槛,这给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他找机会溜进负责为尸体脱衣服的另一组,却又发现“从已经软绵绵的而且膨胀起来的尸体上扒下衣服并不比运尸轻松,只是空气新鲜一点,凉爽一点罢了”。不是拖尸体就是剥尸体上的衣服,这就是他能做的选择。

研究大屠杀的学者一直奇怪:人们怎么可以对飞溅在他们衣服上的孩子们的脑浆无动于衷?人们怎么能对一位母亲不要杀她的孩子的苦苦哀求置之不理?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主要是直接杀人的党卫队,就基拉尔这样的杀人辅助者来说,回答起来并不难:你有动于衷又能怎样?奥斯威辛的存在以及这些小人物的活着,就是以杀人为目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屠杀和死亡,已经使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意外的不幸和极限的来临,而是一个日常现象和基本事实。如果说文明社会的规范和理想、意识与情感,都是基于生的价值和活的存在而有意义的话,那么在奥斯威辛,“反正都是焚尸场”,一切人性人道,包括恐怖感、羞耻感甚至残忍、冷漠等等已经失去了主体与对象。党卫队以杀人为使命,但“上层囚犯”也以他人的死来维护自己的生,而我们却很难说他们是精神变态或生性残忍。

比如,基拉尔被关进窄小的禁闭室,里面已经有了三个囚犯,“他们三个挤在这个小空间还算凑合,可现在我又偏偏被安排到这里,这只能怨天尤人了!现在只有一条出路,但愿那个濒临死亡的囚犯尽快咽气,那我们就剩下三个人了,这样起码可以换换站立的姿势,动动手脚,伸伸胳膊。”有的囚舍长故意弄死囚犯,并把尸体藏起来以避开运尸工,为的是把死人当活人多领一份食物。这些“残忍”的行径不难得到辩护:反正是死,早死晚死、我弄死他弄死又有多大差别?“上层囚犯”们都很清楚,停止焚烧之日就是他们死亡之时,所以他们潜在地都希望不断有犹太人运来使他们有工作可干。而且虽然被杀者的财物主要为党卫队所有,“上层囚犯”也能从中得到零头。“进毒气室的人越多,值钱的东西流到营里也就越多。和老百姓,甚至和党卫队员有联系的囚犯伺机将这些东西换成食品,后来更多地换成酒。”基拉尔有一次用一瓶酒与同样身份的人做交易,对方“取出连着几颗金牙的颌骨,放在我的膝上,抱歉地说:‘现在困难了,没有新囚犯运来了。’”甚至营里的普通囚犯们也因此受益:党卫队的贪婪可以给他们制造喘息的机会,他们的生命也许可以延长几天哪怕是几小时,而那些新来的囚犯带来的食品垃圾也会使厨房供应的汤稍许浓一些。

死亡是有力量的,它可以摧毁正常人拥有的理性和情感,使正常状态下的观念模式和行为规范失效;使人麻木自动,不以死亡为意,不以生命为念。更重要的是,在奥斯威辛,杀人到了这样的量:死亡已构成一种生活环境;甚至到了这样的性质:杀人成为另一些人活着的前提。到了这个时候,活人就可以无视死亡:死亡不再可怕,死亡不再是一个问题。从而死亡世界中的活人反倒与正常人差不多,他们其实并不特别冷漠或残忍,他们仍然是人。基拉尔已经积累了一套在死亡世界中“生活”的艺术,通过“黑市交易”搞到烟、酒、食品和日用品,他经常和他的朋友、他的同事喝酒取乐。“焚尸炉在冒烟也罢,在填满被煤气毒死的人的沟坑中,人的油脂在火焰中咝咝作响也罢,这都毫无关系。”重要的是他可以搞到肉、禽、火腿、各式香肠和烧酒,“席间的气氛好像我们根本就不是身陷囹圄的人。酒酣饭饱,增加了大家的乐观情绪。”快乐、偷情、走私、酗酒、争斗、拉帮结派、吹牛拍马等正常社会中的行为,也都出现在集中营的“上层囚犯”之间,他们之间甚至也有善恶之分、好坏之别。在他们眼中,世界的美妙并不因死亡而失色。基拉尔去野外搬运尸体时,竟能够欣赏美:“空地上孤零零地长着一棵树,尸体就放在树阴下。柳树叶在轻轻地歌唱,云雀在天空中哼着小曲。花蝴蝶在开满鲜花的草地上飞舞,青翠欲滴的小草发出令人心醉的芳香”——“这里的一切是多么美啊,我完全陶醉了!”

在恶劣的环境中,在死亡面前,人可以靠很多东西活着,比如主义,比如音乐,而普遍的死亡,工作性地杀人,也使人在死亡面前获得力量:因为生命既已轻如鸿毛,因为死亡如此随意。在这个意义上,纳粹颠覆了生命的全部尊严和文明的基本价值,它使一些人在死亡的世界中也有滋有味地活着,而我们却不能以常态中的道德否定他们。

参考资料:

胡兰畦:《在德国女牢中》,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保罗·弗·卡明斯著,常涛等译:《赫伯特·齐佩尔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

维斯拉夫·基拉尔:《世界的肛门———奥斯维辛五年》,中译本改名为《死亡的回忆———奥斯维辛五年》,李平、裘明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原载《南方周末》2001年9月13日,作者授权天益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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