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公道自在人心：新时期思想学术界留给历史的“第一脚印”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毛的阴影还在，虽然还有人为毛招魂，但许多人都觉得，毛的时代毕竟过去了。在过去，像王若水这样受党中央批判的人是不可接触的贱民，几乎一辈子都遭人白眼。而现在，王若水发现，一旦政治气候变得比较宽松的时候，他在许多地方还是受到欢迎。大学生请他去讲演，学术团体邀他去开会，辽宁大学甚至授予他一个荣誉教授的头衔。最让王若水铭记在心的，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常常提到的，当然是那些不畏风险写出的对他直接或间接支持的文章。
例如，1985年初，四川省的一份新办的刊物《大时代》在创刊号刊出了冯川的〈马克思理解的人性〉。文章的结论说，马克思关于人性的思想，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自我创造自我实现的思想。这恰恰是一种历史观而不仅仅是一种伦理观。毋宁说，马克思对人性的理解与旧人道主义的根本分界线就在这里。这家杂志在第二期又登了高尔泰的一篇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长文〈人道主义——当代争论的备忘录〉。高尔泰说，马克思主义对抽象的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正是集中在这些学说仅仅把人道主义当作一种道德要求，并企图通过伦理说教来实现它；把人道主义当作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来论述，不但不是什么创见，而是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抽象人道主义的水平上去了。高尔泰还指出，生产力的解放和人的解放应该是一致的。只差没有点名，高尔泰针锋相对且非常雄辩地逐一批驳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的观点，在理论上击中了胡的要害。
同年4月，西安出版的《文学家》杂志第二期发表了原在人民大学学习的李贵仁的硕士学位论文〈人道主义——文学的灵魂〉。这篇写于1982年的论文，作者公开声明是献给周扬、王若水、王元化等人。文中批评了邢贲思等人的观点。作者在〈附记〉中说：“在我写出本文一年多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新的反人道主义思潮。……我始终坚信，历史会对任何问题作出无情而公正的判决。”（由于李贵仁的文章，这一期杂志后来被省委宣传部下令收回。）
同年7月，刘再复发表了〈文学研究应以人为思维中心〉（《文汇报》，1985年7月8日）；后来，他还发表了〈论文学的主体性〉的长篇论文（《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1986年第1期）。刘再复提出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呼吁作家赋予人物以主体性。他认为，文艺创作要把人放到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主体的地位上，即把实践的人看作是历史运动的轴心，看作历史的主人，而不是把人看作物，看作政治或经济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也不是把人看作阶级链条中的任人揉捏的一环。也就是说，要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刘再复提倡人道主义，歌颂爱的力量。他说，每一个有作为的诗人和作家，都应该有自己追求的“上帝”，这个“上帝”就是爱，就是与全人间的悲欢苦乐相通的大爱。这种爱是超我的，超血缘的，超宗族的，超国界的。刘的论文产生了轰动效应，在文艺界影响很大。尽管王若水并非同意刘再复的全部观点，而且觉得刘没有使用异化的概念因而使得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和现实脱节，但他高度评价刘的这两篇论文，看作“实际上是四十多年来向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系统的挑战”。（这一点刘再复本人在当时不愿意承认。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刘的主体性论文同时受到胡乔木的高度赞赏。）
以上文章没有谈异化问题，看得出大多是不得不刻意避开，如高尔泰在〈备忘录〉附记中所声明那样。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改变了。1986年12月18日，《广州日报》用一整版登载了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文章。有一篇是黎克明(华南师范大学校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研究异化理论〉，其中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观点。黎克明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是“以人的活动为中心的主体客体统一的哲学”。有人不承认异化概念是一个科学的概念，理由是：凡讲人的本质的异化，必然包含了抽象的人性理论，并以这种理论来描写人类社会的早期阶段。针对这种观点，黎克明提出：要了解人的本质，单是向后看是不够的，还要向前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异化的理论，需要一种理想模式作为逻辑前提，作为座标。在未来的社会里，人的本质——创造性的自由活动——将充分实现。
198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孙月才发表〈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与百家争呜——重读胡乔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上海理论(内刊)》1988年第3期）。孙月才提出三个问题：一、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能不能批判继承？二、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着异化现象？三、是百家争鸣，还是定于一尊？孙月才认为，应该从世界观历史观的高度来肯定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异化现象，这本来是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孙月才提出公开讨论胡乔木文章的要求，并点了胡乔木的名字，这是很有勇气的。他的文章观点鲜明，论证有力，可惜这篇文章只能在一个内部刊物上发表。至于他第三点批评“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在王若水看来，就人道主义和异化这个具体问题来说，问题倒不在“把学术问题政治化”，甚至也不在“太政治化”。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国的具体条件下，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政治意义的。
周扬和王若水都不讳言这一点。提出人道主义，是对“文革”进行痛苦的反思的结果，是对“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反弹。指出当今社会上存在异化现象，是为了克服它（这里不涉及能否彻底克服的问题）：克服政治的异化，要靠民主；克服经济的异化，要靠改革；克服思想的异化，要靠思想解放。这些意思，都是在他们的文章中说得很明白的。
王若水一直记得孙月才这篇他认为的“好文章”。他去世前半年交给他朋友两个“附录”，其中之一题为〈有关孙月才文章的反映〉。“附录”上有一行铅笔字，是王若水的笔迹：“这是准备将来三版时增加的两个附录”（将来三版的书指他的《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
1988年12月，中共宣传当局召开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的理论讨论会。王若水拒绝参加（因为把他当作另类代表）。苏绍智参加了，他利用这个机会为因“清污”和“反自由化”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学者辩护，做了一个慷慨激昂的发言。他说：“王若水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根本没有错误，现在全世界进步人士都把人道主义看做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而异化，在中国、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无处不在。”
1989年2月，高尔泰还了一个心愿——发表了长篇学术论文〈论异化概念〉（《新启蒙》第三辑，1989年），探讨他在1985年写〈人道主义——当代争论的备忘录〉时未能探讨的异化问题。王若水赞赏说，高尔泰这篇论文是他看到的国内对这个问题的最深入最详尽的阐释，显示了作者的功力。
王若水的一些较有地位的老相识后来也公开发表支持文章了。秦川在香港《镜报》月刊1996年12月号上，于光远在1997年的《广州文艺》上，都分别叙述了这件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事件并表明了他们支持周扬、王若水的态度。
因“六四”下台的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赵紫阳也看到并赞成王若水的文章。李锐曾回忆说，1995年王若水写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时，给他寄了一份。他立即复印托人带给赵紫阳。赵很喜欢读书，有善于思考的习惯。他读后很赞成王若水的观点。（李锐，〈怀念同赵紫阳的交往〉）
历史似乎可以划下——或者不如说，已经划下——一个句号了。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常念斯的一篇回忆文章：〈老泪纵横话乔木〉，发表在1995年第12期《读书》杂志上。作者在盛赞胡乔木之余（胡已于1992年9月28日去世），特地表示：
近十五年里，乔木与周扬、王若水的对立，我看恐怕乔木是错的。乔木反对提“社会主义社会中同样有异化”，反对提“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在理论上，恐也未必对。
“常念斯”是一个化名，此人显然是胡乔木的老友，而且有些来头，他当然不会说出胡乔木“虽然没有掌握真理，可是掌握了权力”这样的话，不会说出胡把理论论争变成政治迫害，无时无刻不在搜索意识形态方面的敌对份子，随时准备抽出他那自诩“锋利”的“宝剑”，但他如上文中讲出两个“恐怕”——从胡乔木赞赏者口中讲出，其意义“恐怕”不小。
夏中义以新时期思想学术界留给历史的“第一脚印”来形容当时周扬、王若水、王元化三人联手发起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见〈学术-思想二十年——夏中义、王家范、童世骏访谈〉，《社会科学报》原发，《学术批评网》2002年5月31日转发）。夏中义指出，就本土语境而言，这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文学术讨论，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道主义问题一提出，会引起震动，为什么讨论远还没展开就被窒息在摇篮中，甚至其作者还承受那么大的代价。当一个社会连人都不便谈，那么人的现实境遇将会变得怎样？只能是……人被“异化”。所以1978年以后提“异化问题”，其本意就是讨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现象。人被异化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人失去了青年马克思在《巴黎手稿》里说的两点：一是自由，二是自觉。就是说人不再是一个价值上充分觉醒行为上能驾驭自己的独立主体，用当时的主流词语讲，他是“螺丝钉”。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