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冒险
人在五岁以前的事迹，已是无从记忆了。要我把童年时期的感受写下来，在五、六岁期间也是一片模糊，留下来的影子实在不多。当我已届六十五岁之年，追怀旧事，五岁那年尚有两件事有点印象。
头一件事还是我的妈妈和叔叔在我懂事的时候告诉我的。
我家叔伯共有五人，都是勤俭能干的小伙子，在我祖父的统一领导下，家业兴旺发达，终于动工盖起了二层楼的楼房。在上好梁的第二天，所有木工瓦匠都去吃午饭了；我，一个五岁的小孩，竟沿着木头梯子爬上了正梁。谁也没注意到我的冒险，只是我的妈妈四处找不到我，急坏了，发动了好多人去寻。第一个发现我在高空大梁上的是我的大伯。当时大楼只是刚刚竖起了几根柱子，屋顶只是几根横梁，还没有铺地板，一个小孩像小狗似地趴在正梁上，离地足有三丈高。他第一眼看到我时，吓出一身冷汗。而我竟是若无其事，全无惧色。于是所有的匠人和全家老小都聚集在工地上，急得团团转，赶紧设法救我下来。当时的营救方案是：一面在地下展开一块毯子，由四位大力士拉着毯子的四个角；一面就请一位泥瓦匠爬上大梁，在我的身后抱住我。妈妈站在下面，浑身哆嗦着呼唤我的名字。大伯立即制止住她，说是在下面喊，小娃儿一受惊，就要摔下来。妈妈只得走开，她站在很远的地方，眼睛一眨不眨地瞅着屋顶上的孩子。后来，她告诉我：“你把我的魂灵都吓出来了，我的心都快跳到喉咙口，你在上头还是那样笃定。不叫我喊，可以；不叫我看，我做不到呀。”妈妈一面说，一面亲我，把我长久长久地抱紧在怀里，就好象我是死了过去又复活过来的儿子。
我是被那个瓦匠抱下来的，一切平安。
为什么我起了要爬上屋顶的念头呢？原来在上梁的那天，家中大办酒席，还放鞭炮，最后把大梁架到楼房的两端，还在大梁的正中挂上一面亮晶晶的镜子，镜子后面还垂下一块红布。在五岁的孩子眼中，这面镜子特别好玩，它反射的强光使我眼睛都睁不开。我想把它拿下来玩，一定很有趣。大概在中午时分。那面镜子特别明亮，我就做游戏似的爬上了大梁。
自那以后，大人在向亲戚介绍我的英雄行为时，总免不了要夸我几句，说这孩子胆大包天、命硬、不怕死等等。
其实我在一个劲儿地往扶梯上爬时，一点不怕，也不知道会摔下来，更不懂什么叫做英雄行为，是蒙昧无知的。不过，事后大人们的夸奖，倒培养了我不怕死的胆略，虽则那目的只是为了满足一时的好奇心。
另一件事，是被父亲带在身边进了学堂。我父亲是他兄弟辈中唯一的知识分子，他读书是在老秀才张汶明办的私塾里。由于我父亲用功好学，加上人品好、朴实稳重，被我的外祖父张汶明看中，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这就是我的妈妈。我祖父是卖油郎出身。如今有个儿子竟能高攀地方上很有声望的张汶明老先生，社会地位一下子提高了。为此，我的祖父含辛茹苦，再也不让我父亲下田干活，读完私垫又打发他去上师范学校。师范学校毕业就在常州奔牛一带办学校，起初是做教员，后来就自任校长，在农村开办几个年级的复式小学。在我爬上屋顶差一点闯大祸的事发生后，妈妈为我的安全操心，生怕我又到什么地方去玩命（我爬上屋顶的那天，父亲在离家二十里的村子里教书，没在家），她为此一直心神不定。父亲一方面为了解除她的精神负担，一方面觉得把孩子带到学校，也好学习点文化。另外还有一个好处是：孩子到学校里去，可以吃学校里的饭，少一口人的开销。
这样，我就进了罗墅湾的罗家塘小学。妈妈把我送往学校，连说带吓地教育我：不要到水边去，不要往高处爬，不要玩刀子……并且做了两件不是开裆的裤子，说我要做学生了，再穿开裆裤不象样；从今以后我是个大人了，要听爸爸的话。我听了并不高兴，说：“我不要做大人，做小孩开心，我不要穿没开裆的裤子。”妈妈笑了，说：“你早晚要做大人的，早一点做，早一点学乖。”从此，我就一下子变成了大人，而且懂得了：大人和小孩的不同，就是穿不穿开裆裤。
罗家塘小学是乡立的，是罗家一族人拿出一部分庙产和罗姓财主捐钱兴办的。我父亲是校长，又是算术、语文、音乐、体操的教员，还是校工，总之，上上下下就他一个人，吃饭是由学生的家长轮流送，我去了以后，送饭的家长就多添一碗一筷。我刚进学校，就看出爸爸真是 三头六臂，多才多艺：他会弹风琴、教唱歌；会领着小同学跳绳和跳稻草垜——用稻草作为“障碍”，训练小孩子跳栏；还会用颜色画苹果、西瓜和茄子等好吃的东西；工艺美术方面，爸爸教学生用麦秆编扇子、草帽和小蛐蛐、小花篮；还会用稻草打草鞋、搓草绳、打草栅栏……他简直是无所不能，无所不晓。我在家中时，可不知爸爸有这么多才干，觉得他只会用硬纸板剪个公鸡和兔子给我玩儿。
这个学校是新旧结合、中西合璧。学校的体制与清朝办私塾的格局相似，一位老师包办一切；学生交给老师的学费叫“束修”，贫穷人家不收学费，也不必供饭；老师有事，可以随时宣布停课；学堂正中仍高挂“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而教课的内容，却已开始用“中华”和“商务”出的小学教科书；教算术也教珠算；音乐、美术、体操等课也俱全，都是照搬公立小学的课程。父亲的办学还有一条与众不同：他新添一个课目叫“劳作”，这一课大都是帮助村里的困难户（鳏、寡、孤、独及残废人，或家中有人生病不起的人家）做事，如出粪缸、扬谷种之类，在农忙插秧季节，父亲患烂脚症，不能行走，但他还是坚持赤脚下田帮农民插秧。学生家长不好意思让他下田，他说：“我这个烂脚病在烂泥地里走走，会好起来的。这个”劳作“课大受村民的欢迎，一致认为王先生这个人真好，专做善事。爸爸教会学生打草鞋、搓草绳也颇得好评，家长亲自跑到祠堂（学校设在祠堂里）来说：”教会孩子打草鞋，亘古没听说有这样的学堂，孩子学会了这个本事，受用一辈子，我看王先生也是庄户出身吧？“
我成了“大人”后，爸爸除了教我读“人手足刀尺”的一年级课本外，还让我背挂在墙上的《朱子家训》，这是我接触的第一篇文艺作品。头一年我就能将这四、六句骈文从头背到底。“劳作”一课，由于我年岁太小，没叫我参加，但父亲把两件“劳作”包给我做：一是一早起来迭被头，二是晚上天黑以前擦煤油灯的灯罩。擦灯罩的时候，我把小手蜷缩起来，可以一直伸到头，这是我比爸爸强的地方。我擦破过几只灯罩，可爸爸从来不责备我，而是首先看我的手是否划破了。要是灯罩只裂了一条无关紧要的缝，他还教我怎样补起来，争取多用几天。我天天把灯罩擦得透亮，时间长了。我越擦越亮，灯罩也不再碎了。我有生以来，感到“劳作”是光荣的、是得意的行动，就是从擦灯罩开始的。后来，我回到家中，看见伯伯、叔叔家用煤油灯，而灯罩总不是亮堂的，就感到手痒，总想表演一下擦灯罩的本领。
二 放牛娃入学
六岁的时候，我比上一年长进多了，留在记忆里的事件也多起来了，不过总的印象还是模糊的。
这一年，罗家塘小学新来了一位超龄的大同学，名字叫罗洪庚。他的个子比我爸爸还高大，下巴是方的，上嘴唇已经长起了胡须，实足年龄快二十岁了。罗洪庚是个放牛娃，兄弟姐妹六七个，他是最小的。他的父亲已经把田地分到兄弟的名下，所以他得耕种分到自己手里的一份田，并且兼管养牛。祠堂里的风琴声吸引了他，他来到教室门外，把大水牛拴在校外的大杨树上，呆呆地看着爸爸教完这个班级的国语，关照同学们做文章，然后又去教同一教室里另一个班级的算术。音乐课和美术课是全体上课，因为只有一个教室一个老师。罗洪庚立在课堂外面，足足看了两堂课的时间。第二天，他又呆呆地站在教室外边，手里捏着一根赶牛鞭，脚下穿着草鞋，两只裤脚挽在膝盖上。父亲对这个放牛娃发生了兴趣，就邀请他坐到教室里来。他兴奋得说不出话来，怎么也不肯进课堂。父亲问他：“你读过书吗？”他摇摇头，痛苦地眨了眨眼，很羞愧地说：“门外有牛。”
过了两天，他又站在课堂外头了。父亲让我端一个小板凳给他坐，他果真坐下了。坐了一会儿，他又奔到校门外去，扔一把青草给拴在那儿的水牛吃，然后又回来，看到那个小板凳移进了课堂里，就也坐进去，专心致志地听爸爸讲课。爸爸上课是教了这一班，又去教另一班，而他这个学生是不管教什么课，不管教哪一班，全都凝神地听。他是全盘吸收，一个字不拉地学。
有一次我到野地玩儿，看见他拉着那条可怕的大水牛。罗洪庚非常亲热地把我抱起来，说：“小华，我抱你骑上水牛背吧，不用怕，可好玩呢。”我吓得连声说：“你放下我，我怕。”去年，我还一口气爬上两层楼的屋顶哩，今年却连牛背也不敢攀登了。我不敢往上爬的心理因素是：牛是活的，而且有两只大弯角和两只吓人的永远睁着的大眼睛。
罗洪庚把我轻轻地放在地上，又用他那带有软毛的嘴亲亲我的脸，说：“你教我唱《寒衣曲》吧！”我摇摇头，说不会唱《寒衣曲》。于是他唱了开头几句：“寒风习习，冷雨凄凄……”我马上接下去唱，因为这只歌我全会的，就是不知道它叫《寒衣曲》。这支歌是爸爸上音乐课教大家唱的，罗洪庚只会唱几句，他拿出一本记账本来，要我把歌词抄在上面。这一下，我可得意了，一个六岁的孩子，竟然变成了先生，我开心死了，仿佛自己变大了。其实，歌词里的许多字，我都写了白字，但我却庄严地把一个字一个字写得端端正正。我留在他老账本上的歌词“难记难记，腰围粗细，身段高低，望着那针线空着急”，使他惊异，也使他惭愧，他忽然用短牛鞭猛地打了一记牛屁股，说：“我二十了，还不如六岁的小华，年纪活在牛身上了。好吧，看我能不能撵上去！”他让我一遍一遍地唱，唱了四五遍，他也学会了。他很高兴地又用嘴巴亲亲我的面孔，表示感谢。
我爸爸被他的好学精神所感动，决心跟他的父亲谈判，让他允许儿子来上学。他父亲说：所有的祖产都分给儿子了。他们自立门户，洪庚读书就不能成家了。我父亲碰了钉子，又去跟洪庚的哥哥罗纪南商量，罗纪南是学校的校董，办学很热心。他把几个兄弟拉在一起开了个家庭会议，会上决定：小兄弟洪庚的田由几个哥哥包种，养牛的活也另分派了人。洪庚能够入学了，为了照顾他的困难，我爸爸还免了他的学费，免了他的供饭。
他进学校的头一天，是由他的哥哥罗纪南陪同的。他穿一件他父亲的长衫，脚上还是一双草鞋——这并不是他家中没有布鞋，而是他自己太兴奋，光顾着穿大褂，忘记换鞋了。罗洪庚一进学堂的门，见了我父亲就跪倒在地，连连磕头。我父亲慌忙扶他起来，只见罗洪庚眼泪汪汪、泣不成声，额头上还沾着点泥巴。这一个印象距今几乎有六十年了，但在我脑子中依然特别清晰。
罗洪庚个子最高，坐在教室的后排。每天一早，他都自动地打扫学校课堂和天井。他的理解力和聪敏确实超群，学了一年多，父亲就发现他可以做教师了，于是提拔他做一、二年级的语文教师，从此结束了我父亲个人“专政”的局面。过去父亲嘴不停、脚不停，成天忙得团团转，有了这位新的助教，他才松了口气。
我七岁那年，爸爸因为受了县教育局的压制，一气之下，离开了罗家塘；但是父亲一直关心着罗洪庚的深造，不断有书信往来。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山东根据地里遇着一位新四军里的常州人，相互寒喧后，我才知道他曾就读于奔牛树人中学，而这个中学的创办人正是罗洪庚。他把有关罗洪庚的情况全告诉我了，我心里感到无比的欣慰，他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终于在教育事业方面做出了不小的成绩。
罗洪庚在三年之中学完了六年的课程，后来又考取扬州师范学院，名列前茅，一九二八年，他跟随同乡出国赴缅甸，在华侨总会帮助下创办仰光中学，很快获得华侨社会的赞誉，纷纷出资请他办华侨中学，后来又被印度尼西亚华侨总会聘请去办学，他的名字改成“翔远”，取其远走高飞之意。
为什么罗洪庚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办学，能引起所有华侨的欢迎呢？因为他的办学非常适合华侨中上下几等人的需要：他着重教中国的古文，也教白话文、英语；教《三字经》、《百家姓》，也教《天方夜谭》和安徒生的作品；教算术，也教珠算和商业簿记；还有一门劳作课，更受华侨欢迎。他教会学生修表、修自行车、制造假山和盆景、插花和刻图章等等。（劳作课的内容已跟罗家塘小学完全不同了。我不明白这些技术他是跟谁学的？）总之，罗洪庚在办教育方面是多面手的全才，是杂家，而且非常重视培养侨生互助友爱、济贫问苦以及热爱祖国的精神。
三 三叔之死
在罗家塘小学，老师吃饭是由学生的家长轮流送的。规定一个同学连续供应四天。专门有一只上下两屉合成的竹篮子盛放小菜用，另有一只紫红漆的木桶盛饭。这家办好了四天，就把这两样家什转到另一户去。给老师送饭，小菜有规定，两荤、一素一汤；早饭吃面食或稀饭，小菜是两碟咸菜。农民平日轻易不吃荤腥，逢到给老师送饭，就要到街上去买肉；另一盘荤菜，总少不了有鱼。这儿是鱼米之乡，轮到谁家供饭，就到附近的池塘里去捉几条鱼，所以我们的饭桌上总有一碗鱼。
开饭的时候，爸爸就要我念《治家格言》里的话：“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头一天吃菜，在父亲的指示下，我吃得非常谨慎小心，如果一碗有八个肉丸子，头一天父子二人只能吃两个肉丸子；吃鱼就先吃两条鱼的一面，到第二天再吃另外的一面，吃了以后，还得把吃掉的一面翻到下边去，让家长觉着一点没吃过的样子。爸爸体谅农民的艰难，把两碗荤菜匀着在四天内吃（素菜是农民自家地里种的，一天吃一碗或一顿吃一碗也不要紧）。爸爸这样煞费苦心地弄虚作假，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象很深很深，我长大成人后还是厌恶弄虚作假，就因为把鱼翻个身的假动作，使我吃得很不痛快。不过也有放宽的日子，如果送饭人家比较富裕，爸爸便把整个一个肉饼夹在我的碗里，说：“不要紧，今天就算是过节了。”
爸爸的弄虚作假在村子里赢得了一片好评，他们认为王老师真能体贴农家。几个罗家的长辈得知了这个情形更是感动，他们关照送饭的做菜要“扎实”点，甚至规定两天换一次新做的荤菜；爸爸并不知情，还是照老规矩办，不过发觉饭篮里多了一碗炖蛋，鱼的条敷也有增加，有时在饭篮里还滚着几只煮熟了的鸡蛋。使我难忘的是有好几家送的鱼是有意把鱼弄成鱼块、鱼片，叫爸爸没法给鱼翻身。
爸爸在吃鱼的时候也很激动，他夹了一大块鱼片放在我碗里，说：“……都是为的你呀，多了你一张嘴，家长才添了这么多的菜。你尽管吃吧！”
有一天清早，天刚刚有点亮，忽然听见有人猛力地敲学校的门。爸爸匆匆起床去开门，我蒙蒙陇眬地看见爸爸开好门回来，抽噎地流眼泪。这是头一次看见爸爸落泪，吓得完全醒了，便光着上身搂着爸爸的颈项要他抱。爸爸在我背上打了一下，说：“撒什么娇，出事了！……没想到呀，没想到呀！”他匆忙跟那位敲门的人出去。我感到无名的恐惧，便放声喊：“爸爸！爸爸！”
他回头走了两步，停住了，说：“爸爸出去有事，在学校里乖点。”他又去找罗洪庚。关照说：“我要出去两天，学校里由你代课，小华也交给你了。”
究竟出了什么事呢？我不知道。不过我从未离开过父亲，这回他突然地离开，使我感到不习惯，心有点慌，那时候还谈不上空虚孤独，只是觉得爸爸一走，一切都变得陌生了。我一直坐在祠堂门前的大石墩上，等着爸爸，盼着爸爸。罗洪庚好几次把我抱在怀里，逗着我玩儿，剥花生给我吃，我也不感到快乐。晚上，罗洪庚陪我睡，我连擦灯罩的活儿也忘了做，只知道放声大哭。黑夜的祠堂叫我害怕，罗洪庚重新点亮火油灯，火油灯照到的地方，都有黑影在悄悄地活动，我哭得更厉害了，弄得罗洪庚一点法子也没有。他急得头上冒汗，只得把我抱出校门，用一条薄被紧紧地包着我，抱到他家里去。记得是他家的大妹（大妹是他姐姐的名字）开的门，她一看是王老师的公子，就自告奋勇，把我抱过去。不知怎的，大妹把我抱进她的房里，点上一盏油灯，又给我喝了一盅糖水，然后哄我躺在床上，我就乖乖地睡着了，一直睡到大天光，醒来时闻到一股头油的味道，我还以为是妈妈呢，就叫了一声“妈妈，我要撒尿。”大妹笑了，侧过头来亲亲我，我一看不是妈妈，吓得又哭。大妹说：“好，我马上抱你去看妈妈。”我这才停止了哭。第二晚上，又是他家大妹把我抱了去，她像母亲一样抚爱我，我一点也没哭。这一段情节我至今还记得，是由于爸爸回校后，罗洪庚在父亲跟前夸赞他的姐姐会哄孩子，讲得有声有色。在他讲时，我害羞地脸红了，说：“姑姑骗人，她不是妈妈。”这个细节在六十年后还能记得，大概是罗洪庚在我父亲面前作了复述的缘故。
爸爸在外三天才回来，许多家长都到祠堂里来慰问爸爸，问长问短。这时我才明白了，爸爸在三天前一早出门，流着眼泪把我扔下是为的什么事。原来三叔叔在奔牛镇的油坊里做扛包工，那天刚从船上卸完黄豆包，浑身灰土，就下河洗澡，为了避开女人。他到一只船的外挡去洗。他不会游泳，一脚踏到深处，就淹死在河里了。爸爸是去收尸的，他料理买棺材，又雇了一条船，把死人运回老家。在我更懂事的时候，才知道，三叔叔到奔牛油坊打短工，是为了家庭纠纷，他跟婶婶吵架，一气之下出去，临走也没打招呼。所以爸爸用船装了叔叔的棺材回去，急得婶娘一头撞在棺材板上，幸而被家里人救了下来。
三叔的死使我第一次尝味到死的可怕和死的悲哀，不能在河里洗澡这一观念也同时深印在心中。
四 迷信活动
我父亲是个维新派，他所崇拜的学者是梁启超、康有为，在他案头有一部《饮冰室文集》，许多文章，他都用红笔圈圈点点，还高声吟诵。他对这本书的浓厚兴趣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趁他不在的时候也去翻来看看，结果是只认得其中一部分字，许多字不认识，读不下去。有一回，爸爸看到我在翻他的宝书，他没有生气，对我说：“你好好学字吧，三年以后你能看懂就了不起了，那时候这部书就算给你了。”我虽看不懂梁任公的文章，但可以看懂《新闻报》上“快活林”的文章了。在七岁上，爸爸开始教我做对子、背唐诗。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很推崇。夜间，老乡跑到祠堂来听爸爸讲聊斋故事，讲三国，弄得这个学校好似茶馆店那么热闹，当他信奉三民主义后，就在晚上讲“三国”以前，加一段介绍三民主义的内容，他从未参加过国民党，但对三民主义学说的虔诚，连真参加了国民党的人，也未必赶得上。我也是每会必到的旁听生，我发觉，老乡们对爸爸讲的三民主义很有兴趣，而且并不比听“三国”和“聊斋”的兴趣差。
上述这段情况，我现在把它追述出来，是无所顾忌的。不过在我四十岁或五十岁时，如果写这段回忆父亲的文字，是只能“为长者讳”的，如果照实写了出来，那就会招来一系列的麻烦，极左派会追问我：“你爸爸这么反动，你天天晚上听他宣传三民主义，能不受他的影响吗？你父亲如此狂热吹捧三民主义，怎么没参加国民党反动派呢？他反动的政治身分，你是有意隐瞒吧？”如此等等，势必把我也牵连进去。由此可见，没有一个言论自由写作自由的环境，即使写自传体的回忆录，也不能说真话，不能写出真实的情况来。
我父亲有多方面的兴趣，附近一二十里之内的村庄，谁家要写挽联、题墓碑、写招牌都来求他，他不收人家的钱，农户就送些鸡蛋、油扇子或是挂面作为赠礼。他会扎纸鸢，刻图章，还会给船户刻雕花的红窗纸（江南的船家在过年时，船头船舱里要贴一排刻花的剪纸，这是要收钱的》。他会弹风琴教唱歌，这是他在师范学校学来的本事。在业余时间，他还唱京戏，并且专门买了一本百代公司的《大戏考》，后来又图深造，竟会唱整出的《失空斩》和《捉放宿店》，“学习无止境”在他身上表现得很突出，花脸、老生他一个人全行，后来又学唱全本的《三娘教于》和《二堂会审》，哼哼唧唧唱起尖嗓子来。他并无上台当演员的志愿，学唱这些只是为了娱乐，为了享受艺术的美。我从小受了他的熏陶，学唱京戏比学写字还快，至今我还会唱生角和青衣的戏。可惜我父亲并无名师传授，既没研究过各个流派的唱法，也不讲究气口和声韵。我的唱工一直停留在父亲所达到的水平上。
我会唱京戏，在我一生中派过两次用场。一次是我的寄父家办喜酒，父亲预先编了一段二黄原板的唱词（是祝贺新婚夫妇白头偕老的吉利话），叫我练唱熟了，夜晚在众宾客面前表演。那年我只有七岁，唱出的字音还夹杂常州音。唱完之后，我赢来了满堂的喝采，新郎把我举在头上，新娘亲自把装着红蛋的丝线网装挂在我的胸前，还吻了我一下。我真出足了风头，大家都称赞我唱得好，聪明，还有人叫我是“小达子”。我不懂小达于是啥意思，后来爸爸告诉我，我唱的调子是套用“小达子”的《莲英惊梦》。爸爸这么说的时候，明显地露出了得意之色。
另外一次是在二十年以后，我在山东渤海根据地，跟山东新华书店一起庆祝打败日本的伟大胜利，有人建议要搭台演戏，由省战时工作委员会的刘同志（名字已忘）负责，排练了一出《法门寺》。开演前几天时，大家觉得只有一出戏，观众看了会不过瘾，于是，我自告奋勇唱一段《女起解》。我只会唱，没上过台，老刘就去请会唱《女起解》的老乡教我台步和动作（山东地方，农村会唱京戏的人相当多，大的庄子还有戏装和响器，会拉胡琴的也不少）。日本投降的消息使我心花怒放，我很想上台演戏，表达内心的喜悦。我认真严肃地练习演苏三，排练时，我想，爸爸学了那么多的戏，一次也没上台表演过，我现在要上台了，这一点总算青出于蓝了。
我在后台化完妆，一照镜子，看见自己变成了穿红着绿、面貌姣好的小姑娘，不由得想笑，同时，也很喜爱镜子里的“小姑娘”。
我的《女起解》放在最后演，算是压轴戏。我脖子上戴上金鱼刑枷，在后台叫了一声“苦哇！”就赢得了一片鼓掌。我唱到四可恨，一切都还顺利，只是有一件，那是九、十月天气，头上蒙着假发，还戴着沉重的珠花，热得我香汗淋漓，头皮直发痒，痒得我的神经分散了注意力，不时想用手去抓挠伊。这么一分心，就忘了一句词儿，等胡琴空拉了过去，我才勉强应接上。——这是我演出中最大的美中不足，为此，我好多日子耿耿于怀。时至今日，每当我看到舞台上演《女起解》时，还会自发地用手去抓挠头皮。
这回唱压轴戏，总算没有丢脸，观众评议说：唱得可以，扮相俊美，缺点是表情不够悲痛沉重，脖子僵直不够活络。对这种批评，我全盘接受，但我心里明白，脖子上戴上马粪纸做的刑枷，叫我的颈项怎样活动呢？打败日本，这是万民同乐的喜事，叫我如何悲得起来？
现在，再回头讲述我七岁上的得意事之一：我竟能给家里赚银元了。
我祖母信佛，每天一早就拿着念佛珠背心经。当时我的曾祖母还活着，已有八十六、七岁，也是每天念经。放暑假回到家中，祖母知道我功课好，会背《千字文》、《三字经》，还会背得《朱子家训》。她要看看我写的字如何，我就写了一张小楷给她，祖母称赞我写得不错。她又拿给别的念佛婆婆去看，乡下信佛的老太婆建议要我抄写整本的《金刚经》，说是必须童男子的手笔，用红朱砂写，不能有错宇，然后，在观音菩萨生日时，到庙上烧化了，就可以修福修寿。祖母跟爸爸商量，要接下这个抄写工作，言明抄好一本有一块大洋作报叫。我爸爸接下这个任务，哄我说：“你抄一本经，烧化了以后，你亲娘（常州人喊祖母叫亲娘，叫母亲称姆妈）和婆婆（曾祖母）就能长命百岁。”爸爸还对我的书法称赞了几句。我就抄起《金刚经》来了。我不知道抄一本有一块钱进账，但很快察觉，由于我会抄《金刚经》，所以在堂兄弟姐妹和亲兄弟之间，成了个特殊人物，清早起来，妈妈给我油条外加荷包蛋吃，弟弟妹妹就没有份。小弟弟撅起嘴，对我的特殊化啧有烦言，妈妈就瞪着眼说：“你阿哥会抄《金刚经》，你会吗？哪一天你会了，也给你吃。”中午过后，还给我添一碗街上买的小馄饨或是油煎臭豆腐做点心。在抄写以前，一定要我洗手，洗手的毛巾是新买的，还给我一块香肥皂；在我抄写时，桌上还点燃一炷香，祖母守在门外为我警卫，不许兄弟姐妹来罗唣。越是戒备森严，小弟妹们越觉得神秘好奇，越想从门缝里窥探我在里头做什么。更叫我难忘的是，在大热天叫我抄写，老祖母很过意不去，竟命令两个堂姐（大伯家的女儿，比我大几岁；当时的社会重男轻女，女孩子不上学，只在家里做针线）轮流为我打扇子，我的地位比安乐王子还尊贵。从我个人的经历可以看出：要培植一个人的“特殊化”并不难，只要按照老祖母娇宠我的方法如法炮制就可以了，那就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戒备森严、生活优厚。
我有了这么好的条件，应该好好地抄写《金刚经》了。可事实上，我毕竟是个孩子，玩儿心太大。在学校里，天天盼着放暑假，就为着可以见着妈妈，可以自由自在地到处去玩儿。现在却被禁锢在一个又闷气又不自由的房间里，一天六个小时（这是大概的统计，当时父亲规定的指针是抄满十二页，后来又减为一天抄十页）坐得板板正正的，实在使我丧气和灰心。特别是抄的文句是天书，什么“三藐三菩提，于意云何”，一点不明白啥意思，枯燥乏味极了。我甚至愿意放弃给我的一切优待，只要可以跟兄弟姐妹一起去玩耍。我不懂“童男子”是什么意思，我恨我为什么是个“童男子”，难道我身上有什么“洞洞”常州话中“童”和“洞”是同音），以致招来这样的待遇？我发誓，再也不做“童男子”了。
在这样的情绪下，我抄《金刚经》当然抄不好，常常抄错字。抄错了字，我就生气地把纸扯破。这事被父亲发现，他并没有打我，而是宽慰我说：抄错了随他去，但不要把整页纸扯碎。爸爸把抄错的字剜空，又用贴补法补上去。他的裱栏功夫很高明，经他补贴的地方，不留心的人一点看不出来。
另一个想法也支持我抄书时漫不经心：我以为，抄得好了，也是要一把火烧掉的，泥菩萨又不认字，难道烧成灰的书，他还能认得出来吗？我还觉着爸爸辛辛苦苦贴补好是多此一举哩。
五 坏人欺侮好人
我八岁那年，我的父亲被迫离开了罗家塘小学。我真不愿意离开这个把我从蒙昧变得懂事的地方，我舍不得白天夜晚都很热闹的“罗氏宗祠”，舍不得那只暗红色的两层饭盒；更舍不得离开喜欢我、疼爱我的叔叔、伯伯和婶婶、阿姨，特别是离开罗洪庚的姐姐，她在出嫁以前，还给我做过两双小人鞋哩。
爸爸的办学方法。赢得了四乡村民的赞赏。罗家塘小学本来只能容纳四、五十个学生，后来外村的孩子也要来上学，教室里人头拥塞，坐到七十名就再也容纳不了了。爸爸的办学方针受到农民的称赞，他心里也很得意，他抱着韩信点兵多多益善的胸怀，觉得拒绝这些莘莘学子于心不忍，就建议在李家塘办一个分校，让靠近李家塘的学生集中到那里去。这时罗洪庚已考取扬州师范，到城里去了。爸爸另请了一位名叫何宇林的，他在师范学校一同毕业的好朋友主持李家塘分校。父亲还不到三十岁，精力充沛，那时没有自行车，他一天跑两个地方，好胜心和事业心驱使着他，一定要在罗家塘和李家塘好好干出一番事业来。
爸爸办的学校名气响，树大招风，所以引起了罗墅湾公立小学老师的非议。李家塘分校刚巧离那所学校较近。暑期开学后，竟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转学到“分校”来。这就引起了这个公立学校校长和老师的惊慌，并且惊动了县教育局的局长。按说，教育局理应派人下来视察，总结一下王尚正（我父亲的姓名）办学的经验，然后介绍推广。可那个年代的官老爷们可没有这样的风格，教育局长派人下来考察时，碰巧我父亲由于烂脚，在课余休息期间躺在床上，没有出来迎接这位上司。于是，这个督学回去说了许多坏话，什么王尚正办学不正规，不合教育部的规章，专挖邻镇公立学校的墙脚，放任学生在课堂里造反，自己却睡大觉，还说这个学校其实是改良私塾，学校的板壁上还供着“天地君亲师”牌位等等。
由教育局散布的流言蜚语，很快传到了父亲的耳朵里。他深为不安，赶紧找出教育部颁发的公立学校必须遵守的规章来。过去他对这个官样文章极不重视，一次也没看过。在跟部颁的规章进行了一番对照后，他对我说：“我们的课程并无违反教育部规章之处，我不怕他们来找毛病。”
为了应付教育界人士的攻击，他撤去了“天地君亲师”的条幅，在原地点写了“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并对我解释道：“孙中山讲的天下为公就是好，只可惜在中国办不到。民国以来，三日两头打内战，在台上的只知道争权争地盘，其病根就在天下为私上头。”
父亲以为照教育部章程办事就可以平息外界的攻击言论了。可他太天真了，不知那些散布攻击言论的，是打定主意要打倒他，你把这儿的漏洞弥补了，他们又会去寻找新的漏洞攻你。后来又传言，说王尚正并无师范学校正式毕业文凭，完全是“卖野人头”云云。听了这种无根的谣言没几天，县教育局果然下来公函要看王尚正的师范毕业文凭。爸爸气得脸都白了。他那股兢兢业业、一心为了教育为了孩子的热情，受到了冷酷的打击。不久，教育局发还了毕业证书，同时又给罗家塘学校校董会来了份公函，内容称：“查王尚正并非正规师范学校毕业，无论学识资历，独立办学皆非其宜。”（为什么是“非正规学校毕业”，我至今没弄懂。看来，为了排除异己，给治下的人穿小鞋，胡编出各种理论和事实，是由来已久的恶习。）
校董罗纪南把教育局公函的意思告诉我父亲，但是没有把公函给父亲看。老头子百般稳住我父亲，说我们是自筹经费，政府没有给我们一分钱，他教育局管不着，你照常办下去，家长们相信你，不要把上头的“放刁拿矫（常州话，”拿矫“有找毛病之意）”放在心上。爸爸一定要看那份公函，并且说：“老先生请放心，一纸文书撵不走我的。我在罗家塘坐定了，八乘大轿也休想抬走我。你把那份公函给我看看，我倒想知道那些人又编出什么名堂来。”罗纪南要王校长保证不怄气、不离任，才把那份用教育局公用信笺写的一封信，给父亲看。我父亲看后笑了，把那张信纸还给罗校董，说：“原来如此。我资历不够，你当初请我办这个学校可并没有讲定什么资历吧。堂堂一个县教育局，却不择手段专门摧残教育，可让我亲自碰上了。”
爸爸还是照常干下去，这时我才明白爸爸过去讲的师范学校，前面多了“简易”一字，比没有这两个字的要矮一截。父亲没有理睬教育局的“公函”，但是新的打击又接踵而至。
毛病出在李家塘分校，一说是教育局的督学（比教育局长低一级的文官）下来考察，刚巧发现何老师不上课，经同学告发，督学亲自去到搓麻将的人家捉拿赌局，当场拿到一副麻将牌，说是证据确凿。据何宇林自己哭着跟父亲讲：他在晚间确实到别人家打麻将牌，但并没有荒废学业，打牌是在业余时间里。在我幼小的脑袋里，只相信何宇林讲的是真的。在业余时间打牌，那个年月根本不犯法，连错误也算不上。而教育局就在抓赌这件事上大做文章，掀起轩然大波，把何宇林打牌的罪过推到我父亲头上，目的是要把我父亲撵走。没过几天，教育局派人下来，配合乡政府查封了李家塘分校，还贴了一张毛笔写的告示，其中有这样一些夸大其词的话：“该分校教员何宇林系酒肉之徒，以学校为赌场，假办学为诱饵，误人子弟，党国不容。”那罪名几乎要判死刑的口气，其中还有几句带着王尚正的：“该校主持人王尚正设分校于李家塘，巧舌如簧，以广招徕，委赌徒以重任，授学生以麻将，斯文扫地。本局岂能坐视？”
何宇林抱着自己的被头和一个藤篮，像一个逃难的难民奔到罗家塘来，一见我父亲，就泪如雨下，羞愧万分地说：“尚正，我没想到吃这碗教书饭，也有这么难！你是器重我，叫我独当一面，……是我不争气，给你脸上抹黑，他们也欺人太甚了！”
我爸爸说：“你用不着难过，这不是你的过错。我清楚得很。这背后有阴谋，说穿了就是天下为私，竞争不过就用官印压人。我们是两手空空两个穷书生，怎么斗得过县衙门里的官老爷？他们是没错找错，象牙筷上找斜丝，难道教育局长晚上就不打麻将了？”这几句话才把何宇林的狼狈可怜相和缓了下来。
他们二人商讨了一个晚上，只有认输一途，父亲只有跟何宇林同进退，“民不与官斗”，他们在县教育局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屈服了。
我爸爸在罗家塘小学上了最后一课，他那激昂慷慨、一面讲一面让热泪掉落下来的情景，至今追思，仿佛犹在眼前。
第二天他穿上了长衫、马褂（那个时代，长衫外再穿上马褂，表示郑重，或表示公事在身），邀请罗家校董，用一种含着眼泪的声音宣布：“我要跟何宇林先生同进退，我不能让何先生一个人受辱，他们使出如此恶辣的手段是朝着我的。既然不许我在某镇公立学校的卧塌旁边办学，那我只有走开。但是，罗老伯你是知道的，他们的靠山是县教育局，县教育局已有过公函下来说我的坏话。我走了，也就拔去他们的眼中钉了。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事，”说到这里，爸爸唏嘘而泣，用手帕揩鼻涕，接着哽咽道，“务必请诸位校董原谅，请各位家长原谅。”
罗纪南的白胡须在发抖，他说：“真是岂有此理！王校长，你不能走，你就不走。我们需要你，罗家子弟需要你，你不走，他能把你怎么样？看他们敢不敢给我们罗氏宗祠贴上封条？”
爸爸说：“罗老伯，我想我们顶不过他，胳膊扭不过大腿。算了，不跟这些教育界的蟊贼争一日之雄长。封闭我们的分校，就好比打架已经打到门上来，砍去我们的一条腿了。你放我们无毛无病地离开这儿吧！”
罗纪南看出父亲辞意很坚决，最后勉强同意父亲离职。全村的父老兄弟都得知王先生要离开学校了，晚间纷纷聚集到祠堂来挽留。
第二天全体学生都准时到学校来，有的男同学也穿上了短马褂，到了上课时间，爸爸仍命我摇铃同学们高兴地说：“王先生大概不走了。”于是一个个端端正正地坐在课桌上。
爸爸走上讲台，声音有点儿颤抖地说：“诸位同学，我决定离开这儿了。这是没有法子的事，不是我乐意离开你们，是上头的恶势力打击我，侮辱我。士可杀不可辱，他们想叫我和何老师名誉扫地。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们，我心里很难过，回想过去的日子里，我答应给罗××、×××……补课的，我做不到了。希望这几位同学原谅我，赶快寻个有学问的人帮助你们。你们中间……×××、×××贪玩，这个不好，我过去没有严厉地向你们指出，现在向你们提一下还来得及，我是个无能的人，气量又小，受不得衙门里的闲气，我考虑再三，只得早点离开此地。今后你们前程远大，一定要有志气，好好学习，不要因我的半路引退影响你们的学业。……”父亲的眼眶里有泪水在打滚，不过一直没有掉下来。
上半天就散了学，许多小同学都围住我，关切地问：“你跟爸爸一起走吗？”“往后你父亲还来吗？”“你劝劝你爸爸不要跟他们叫气，不好吗？”他们都舍不得王先生离开。
校董还布置了个十分隆重的送别仪式，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匹马，让爸爸骑着，家长在那个两层结构的饭篮里塞满了糕团和火腿，还有几十个红蛋。爸爸看到这只每天见三回面的竹篮子，泪水止不住流下来了。他对校董说：“篮子里的食物我一样也不要，我只要这只饭篮子，带回家好做个纪念。”老族长仍旧坚持要送火腿、糕团，还专门派了一名岁数大的学生挑在肩上，跟在那匹马的后头。
临起身时还放了长长的鞭炮，我被父亲搂在胸前一同骑上了高头大马。这是我头一次骑马，比骑在牛背上开心。后头跟了一大串穿长衫的农民，他们要把我们送到奔牛火车站，其中有罗洪庚的父亲和许多家长，年岁大的同学也跟着来了。
前头牵马的故意让我们穿过那个罗墅湾镇。爸爸发觉多绕了路，批评拉马的老乡。老乡笑笑说：“到这街上遛一趟，也好让镇上人晓得乡里人怎样待成你王先生。”
我长大成人，回忆起这段往事，才悟到我们有意经过那个市缜，岂不就是游行示威吗？可惜那时的大人小孩全不懂得这一点，要是到那镇上，大家伙儿喊几句口号不是更带劲了吗？
爸爸被迫离开罗家塘小学，是我的一生中第一次尝味到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无理和凶暴。在我的心灵里，深深印下了坏人欺侮好人的情景。我父亲和我，还有何老师和罗家塘的同学和家长们，都成了腐败官僚的受害者，罗家塘是我自幼启蒙的地方，那里的祠堂、草堆、牛棚和一草一木，我都熟悉，并怀有最亲切的感情。离开那里使我非常痛苦，而父亲对那里的怀恋恐怕比我更甚，回到家来以后，我们父子还经常谈起那里的校董和同学们。
六 男女平等的带头人
父亲回到家中，还对我讲了接受教训的话：“只怪我用人不当，何老师不够检点，无论是白天或是在晚上，他不该打麻将，这么一来就授人以柄。何老师还饮酒贪杯，他不能像我这样，把整个心扑在教育事业上，寿华哪，大了可千万别学会赌博和喝酒呀！”
后来，有几处来请爸爸去办学的，但都没有说妥。他们中有的听爸爸讲了教育局歧视他的情况后有顾虑；有的已经谈好，但教育局的人得知后，运用行政手段从旁阻挠。这样，我父亲在常州整个地区没法站住脚了。这使他非常气债，但也无可奈何。
一九二六年，我八岁的辰光，我父亲依靠我姑父的关系，去山东青岛港务局做了一名文书，一个月薪水有三十元，而他在罗家塘办学，一个月的薪水只有十三元。
我的姑母名王伊真，她在我跟随父亲去罗家塘小学的那一年，进了常州女子师范。当时，我们镇上有两百多户人家，还没有一个女子到城里进学堂。我父亲受了五四运动男女平等思潮的感染，在祖父跟前竭力撺掇，让他同意妹妹到城里去上学，并愿意拿自己的薪水为她付学费。祖母说伊真一个单身姑娘，住到城里去不放心，不答应她去。姑母在祖母跟前又哭又闹，又拉扯上隔壁的年龄相仿的堂姐作伴，这才说服了祖母，终于同意她们进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她俩怕考不取，我爸爸就在暑假中拿出大部分时间给她们补课。
赴考那天，爸爸带着她们坐了班船进城，还替她们提着文房四宝。这个空前未有的行动，惊动了东街到西街的居民——其中最多的是老太太，她们不相信世道变得这么快，女子竟然也能中状元；也有人认为让女孩儿家到外头抛头露面，简直是伤风败俗，给王门丢人。也有人要看看两个丫头上路的时候是不是哭鼻子。这些看热闹的人都聚到码头边，可笑的是，其中几乎没有十五六岁至二十岁的小姑娘，她们都被父母和长辈关在屋里，大人怕她们看到这个热闹场面后学坏了，乱了心。在那个年头，乡镇上谁要头一个剪辫子，头一个放脚，头一个自找对象，头一个上洋学堂，都要引起轰动，开风气之先的人就好象是妖精，引来一大堆的讥讽。
而我的姑妈不但是头一个进洋学堂，又是第一个自找对象。她毕业后，找了一个城里的世家子弟，当时乡下的舆论，羡慕多于讥讽，原因是乡下姑娘竟找了个城里人，又找了个门第高的人。从此，姑母不再是怪物了。
我的父亲从罗家塘小学回到家，一直找不到工作。姑父就推荐他去青岛做港务局的文书。
我进了本镇的完全小学，起初插入三年级。我在三年级里年龄最小，但由于我入学比他们早，三年级的课程我全会。于是，我就把剩余的精力用在看小说、踢小皮球和玩耍上。
我父亲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花钱买了不少廉价书放在家里；姑姑到城里上学，也买了一些“闲书”留在家里。我家中这两位知识分子留下的书籍给我打开了广阔而有趣的知识世界。我最早看的一本书是什么，已记不起来了。给我留下印象的是《说岳全传》、《七侠五义》、《枪毙阎瑞生》和《谜语大全》之类的书。
我九岁时看了《西游记》、《彭公案》、《老残游记》、《儿女英雄传》和《说唐》。《石头记》的绣像图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就试着看，但看不下去，只得扔在一旁。我当时觉得，这本书不如《说唐》和《彭公案》好看。少年时期喜欢看打仗的有热闹情节的小说，我自己的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
十五岁上，我才把《红楼梦》啃下来。看的时候既没有悟出贾宝玉影射何许人，也不去考查其中的阶级斗争历史。我只是为贾宝玉的婚姻不能自由，终于酿成了悲剧而叹息。我喜欢史湘云、尤三姐、晴雯和贾宝玉，对林黛玉不大喜欢，觉着她太软弱，太忸怩。要说对此书有更多的感受和分析，那是后来我年岁增加，又看了第二遍以后的事。周围的念佛婆婆又要我替她们抄《金刚经》，我祖母认为有利可图，又能广结善缘，就答应了。
这时我年纪大了点，也晓得抄一本有一块银洋的进项。妈妈也多方鼓励我，并教我向亲娘提出条件：抄一本一块钱太少，抄来的钱要交给妈妈使用。那时候我们家是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叔、伯、妯娌、兄弟姐妹几十口子合在一起过，谁有什么收入都得归公（其实每一对夫妇都有私房。现在的话就是“自留地”或“小金库”）。不过爸爸这次去了青岛，一个月有三十元收入，由于我家已有两男一女，伯伯叔叔的孩子都不多，祖父母同意他留下三分之一给妈妈。这在大家庭里就已经够特殊化了。所以当我向祖母提出上述的条件，她微笑着说：“你爸爸留下十块钱贴私房，大伯母和六婶婶家已经有闲话唧咕了，这个钱再给你娘，她们更要翘嘴巴了。这样吧，给你留一半，存起来，等你长大了做学费，这样我就好说话了。你可得认真地抄呀！”
祖母对那些《金刚经》的订户，果然提高了单价，抄一本一块二角。
上回抄《金刚经》弄得我很不惬意，这次我也提出了自己的条件|！不要管着我，一天顶多抄三张，祖母全都应承。于是，又给我买了一条新毛巾，还有香肥皂，抄的时候多半在晚上，妈妈总是守在我跟前，我抄错了字，就让妈妈替我贴补，她补得跟爸爸一样好。
我记得跟妈妈还有如下一段对话，我说：“听说烧了一本《金刚经》，观世晋菩萨会给她添福添寿，我要给妈妈抄两本去烧，让妈妈加倍地修福修寿，消灾消难。好吗？”
妈妈说：“我不要，一本也不要。我有了出息的孩子，就是替我添福添寿了。”说罢，她紧紧地抱着我，亲我的脸。
我家没有钟表，在案桌上点着一炷香，我抄一页花的时间，一炷香都不到，有时候劲头足，一晚上可以抄四页。
两炷香点完，妈妈就到自家灶间里做点心给我吃。在大家庭里，三顿饭是大锅灶上集体供应，自家要做点额外的菜或点心，只可在自家的小灶上做，烧柴也得自己解决。妈妈凭着儿子是给大集体抄《金刚经》的，夜晚为我做点心，就到大集体的灶间抱柴烧。大概妈妈抱的干柴太狠了，第二天被当家的伯姆发觉，她就在前厅指着“老二家”（我父亲排行老二，于是我母亲叫“老二家”）骂开了：“心也不能太狠了，夜里偷了一捆【干科】（一种近似高梁秆的燃料），只顾着自己就不管大伙仓，沾了一回两回便宜我不作声，她越发胆大了，天天夜里小锅炒大锅烧的，这个家有她这户的，还能不散板？”
妈妈远远听着，反而迎了上去，对骂起来：“……我是拿了，怎么样？我是明打明抱的柴，怎么能说偷？寿华每天晚上抄《金刚经》，深更半夜的，抄一本六毛钱入了公项，要不要给他做顿夜点心？你有孩子，能给公家挣两毛钱也好，夜晚你做点心给儿子吃，你要抱大伙仓的柴，我屁也不放一个。……你去问问亲娘，你讲的话可在理？”
两位长辈吵得唾沫四溅，不可开交，妈妈讲话里，明显地露出了她儿子会抄《金刚经》的骄傲语气。
这时祖母走出来，问明原委，从中和解道：“老二家抱点子柴，也算不了什么。原是我答应的，寿华抄《金刚经》，满辛苦的，夜里保证给他做点好吃的，你是老大，你的话一言重千斤，说她偷，就伤了和气了。”
她回过头来又批评“老二家”，说：“伯姆就是你的长，她话说重了，你就听在肚里算了。你抱柴禾，预先给伯姆打个招呼，她也不会生气了。你大概没打招呼吧。”
由于祖母从中调处，这场纷争才算平息。不过妈妈还要撩她两句：“深更半夜的，她老大家睡都睡死了，叫我跟谁打招呼去？”
“老大家”也不示弱，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我要是睡死了，怎么能听见你小锅炒、大锅烧的？全家只有你老二家封了正宫娘娘，月钿比谁都拿得多，还想在公份上头刮皮，亲娘你就看不见？一颗心不知歪到哪里去了！”“
从此以后，妈妈每天夜间做点心，虽则还是到大伙仓去搬柴禾，不过她动作很小心，用锅铲时尽量不做出声音来。大伯姆起初讲到“偷”，我还不明白这个词带有侮辱人的意思，只是在我看到妈妈做面食时生怕被别人发觉的神情，我才领悟了“偷”是什么味道。
七 逃难中的生活
每到冬天，我的脚上就要生冻疮，冻疮烂起来，我就不能上学，也不好跟小朋友去玩耍了。我一个人躺在床上，不断地看姑妈和父亲留下的书。看厌了，就哼哼京戏消磨光阴。
大既是一九一七年，北洋军阀的军队被北伐军打败了，败兵从城里往宜兴方向逃跑。我们的市镇是逃兵的必经之路。听说军阀部队沿路抢劫、奸淫妇女，吓得老百姓都躲到偏僻的地方去。
我们家是个大家庭，上下几十口子，逃难逃到哪里去呢？紧急磋商的结果是，叔叔伯伯各户自谋出路，阿姆、婶婶娘家在小村子又离大路远的，就投奔到那里去。我的外祖父家离我们家只有二三里远，而且离大路近，也不安全，加之我家孩子多，我又是烂脚不能行走，爸爸不在家里，少了个主心骨，这一下可把妈妈愁坏了。
妈妈最后做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决定，使得全家都同声赞扬她的聪敏和机智，原来我家在镇北几里地有一片桑园，在采摘桑叶的季节，就得在桑田里扎一座芦席棚，轮流派人住在里头看桑园，防止别人偷采桑叶。我也曾在这个窝棚里头做过仲夏夜之梦。蚕桑事了，窝棚并没拆去，不过芦席已经破败了。妈妈决定在棚顶加一领新芦席，全家暂时住进窝棚去。当时，我们家开了一丬王洽泰柴行，兼卖大米。利用门口有一条南来北往通向隔湖的河流的条件，供应船户烧柴买米。店里雇了一个伙计，苏北人，他一只手有六个指头。所以大家叫他老六。祖母打发老六帮助我家逃难到桑园去。老六平时很喜欢我，常常掏腰包买芝麻糖或是陈皮梅给我吃，他花的代价就是要我唱一段戏给他听。听说要帮我家逃难，他首先想到的是先背着我到桑园。但一听妈妈说还要带一领芦席和锅盆碗筷之类，就打消了背我的主意，而是把芦席卷成U字形，让我坐在里面；另一头则放着行李和锅盆碗盏，然后，他用扁担挑起在前面走，妈妈搀着弟弟妹妹跟在后面。本来看到妈妈准备逃难的苦楚，我曾憋了口气，不管疮疤多么疼痛，也要自己走到窝棚去。现在发现有阿六挑我，而且还有新的芦席作屏障，觉得很好玩，很有趣，就再不想称英雄了，只想爬在芦席中间，像荡秋千似地在阿六的扁担下晃来晃去。弟弟妹妹也吵着要阿六挑，妈妈骂他们：“你阿哥烂脚，才要人挑，你们的脚好好儿的，跟妈妈一起走。”小孩子毕竟是小孩子，当我坐在芦席上旅行时，什么逃难，什么败兵，全不放在心上，只晓得好玩和取乐。这正应了辛弃疾的“少年不识愁滋味”了，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这一种生活态度对我很有好处，每当遇到大劫大难，我都能处之泰然，不但没想到自尽，而且还能保持坐在U字形的芦席里荡秋千的心情。
阿六挑担子走得快，我们到了那窝棚，妈妈和弟妹还没到。阿六又回头去抱小妹妹，然后把芦席拴紧在棚顶上。妈妈不停地谢他，还把烙的饼给他吃。阿六不要吃，他说：“让小华唱段戏罢。”原来他是个戏迷，他的文化娱乐就是听我唱戏。我很得意地说：“唱什么戏呢？”他不加思索地点戏道：“就唱个《桑园寄子》吧。”
《百代大戏考》我是随身带的，很快就翻到了《桑园寄子》。我就没腔没调地唱起来，作为对他挑我到桑园的报答。
妈妈在一旁撅起嘴说：“兵荒马乱的，还有精神穷开心！”
阿六笑了，说：“二婶子讲得一点不错，正是兵荒马乱，才发生了《桑园寄子》这个故事。自古到今，不知有多少次兵荒马乱哩，空着好房子不住，到这个窝棚里来活受罪，苦的还是俺老百姓哪。”一说完，他就走了。
我们在这个窝棚里只呆了两天，就听说白宝山的部队已经走过了。他们只顾逃命，没来得及抢掠民间的财物。妈妈在消息确实以后，就带着我们一家四口子回镇里去了。她本打算还请阿六来帮忙，谁知阿六保护着祖父疏散到七里桥去了。这样，妈妈只让我一个人先守在桑园里，等她把弟弟妹妹和零碎东西挑回去后再来挑我。妈妈第二次来时，只剩下一领芦席和足有四、五十斤重的儿子，两头轻重太不均衡，没法挑，她只得背着我走。可没走几步，我就发现妈妈在气喘，走路踉踉跄跄。我在她背后说：“我不用你背了，让我下来吧。”妈妈不答应。我说：“让我走走，我不疼就是了。”我弄不懂，为什么阿六用扁担挑我时，是那么舒服开心；而妈妈背我，却觉着闷气，随时都怕摔下来，心里也感到沉重。经我一再恳求，妈妈才把我放在地上，我起初忍着痛一跛一瘸地往前走，妈妈在一旁见了好不心疼。可走了没多远，我忽然快步如飞，溃烂地方也一点不觉着疼了，我还走在妈妈前头呢！
回得家来，才知道“老二家”是最早一批到家的。令人不胜惊异的是，九十岁的曾祖母一个人守在老家，别无他人。原来祖父、祖母和大伯伯坚决要她一同到七里桥避难。她坚持不肯走，说是好容易巴了这份家当，不忍心关上门让丘八来抢劫，她死也要死在家里。大家怎么劝说她也不听，说自己活到九十岁，长毛也见过了，怕什么？倒要会会民国的丘八好汉。
曾祖母坚持一个人留下，不要任何人侍候。她说，你们都年轻，犯不着跟丘八打交道，我一个人料理吃的，反正饿不死就是了。这个念佛老寿星，耳不聋，眼不花，在大敌当前竟表现得这样固执而坚定，抱着跟这所宅子“共存亡”的决心。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给了我终身难忘的印象。她看见我们安然无恙地回来了，非常高兴。妈妈立刻给她生火熬红枣粥吃，她对我妈妈说：“这次逃兵没来撞开我家的门，多亏小华抄的《金刚经》哇，果然逢凶化吉，观世音菩萨显灵了。”妈妈给她盛了满满的一碗红枣稀饭，她把红枣拨在另一只碗里，说：“这些红枣，专给小华吃，不要弟弟妹妹分了去。”多吃几只红枣事小，曾祖母对我如此优待的心，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同弟弟一同要求太婆（即曾祖母）给我们讲长毛的故事，她说，长毛在失败的时候也是到处抢劫和杀人。不过也有强盗冒充长毛的杂牌军浑水摸鱼，反正天下大乱，许多坏人都无法无天了。太婆十九岁那年，听说“长毛”来了，那时，她跟曾祖父才结婚一年光景，两口子摇了一只小船划到滆湖的芦荡里逃难。没料想长毛乘着一条大船到湖塘里来了，远远看到他们的小船，吆喝着，太公吓昏了，船也划不动了，小船在湖上直打转转。大船终于靠拢盯了他们的小船，只见两个长毛跳上小船，二话没说，就对着太公劈了两刀，鲜血直溅。太婆吓坏了，连忙跳进湖里。就这样，太公被活活砍死了，那年，他只有二十一岁，三月十八日是他的忌日。
这个惨祸又勾起太婆的伤心来，她没有哭，不停地摇头和舔嘴唇，脸色阴沉、恐怖。我等她一阵伤心过后，又问：“后来太婆你呢？你没在湖里淹死吗？”我忽然想起了淹死在河里的三叔叔。
她喘过一口气来，说：“我掉进湖里，本打算和太公一起死的。可是我没有死，要是我死了，就没有这三进房子，也就没有你爸爸和叔叔伯伯了。这么大的家业全是我一个人的根上发出来的呀，我已经怀孩子了，是个遗腹子，可怜你们的祖父生来就没见过爸爸呀！……”她讲的这些话，那时我听不大懂。年岁大了，才弄明白遗腹子是什么意思。
太婆又把她自己掉进湖里怎样得救的事岔开了，我又焦急地问她这，她才说：“唔！南无阿弥陀佛，可不是，我到了湖里，没有沉下去，好象有一只手在暗中托着我，阿弥陀佛，我不该死，命中注定你们的祖父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成立这么一个大家庭。”我不信一个干瘪老太，如何繁殖了这一大家子的后代？对于一个小孩子，真感到不可思议，而对她讲的湖里有菩萨的手托住她，我倒深信不疑。
太婆真会讲故事，她把顶顶重要的扣子放在后面，而且讲得神乎其神。我一个劲地问：“你后来怎么从水里起来的？那只水底下的手是不是菩萨的手？”
“那是湖荡的浅滩，水下面堆着厚实的芦苇和雪白的藕，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坐在莲花瓣上，我是蹲在莲花的根根上。我在水里泡了一个时候，抬头看看大船开远了，就从芦苇丛里往岸上爬。到了岸上，才看见远远的湖面上一只小船在飘荡，你家太公的半个身子伏在船舷上，两只手浸在船外的水里，一动不动。我以为他没有死，还有救，就奔到街上，打发邻居去搭救那只小船。小船载回了他的尸首。我不想活了，王家的人都来劝说我：你肚里还有他的后代根哩。好好把遗腹子抚养成人吧。这样我才活下来了，整整做了七十年寡妇。你们看，我巴下这么大一份家业，是容易的吗？你们要好好孝顺妈妈呀。”停了一会儿，她又说：“长毛来我都没死，孙传芳来（白宝山是孙传芳的部属）我还怕他？我活到九十了，什么灾难我没经历过，一个人死也不怕，就没有可怕的东西。我就要守在这里，丘八能拿我怎么样？”
第三天，逃难在外的叔叔伯伯和祖父祖母全回来了，洽泰柴行又开门营业。所有的人一回家都来看望曾祖母，慰问她，赞扬她。她逢人便念阿弥陀佛，并且把平安大吉的功劳记在我的抄《金刚经》上，好象我就是观世昔菩萨的化身似的。我的母亲也受到祖父祖母的赞扬，他们以长辈的身分宣布，亏得“老二家”回来得早，一进门就给太婆烧热粥吃，“老二家”真有孝心。
不过伯姆和两房婶婶却是另外一种情绪、她们一回来，就核查“公项”（即大家族的公共财产，包括油、糖、柴、米等），是不是给先进门的“老二家”揩油了。接着又查看自家的存放杂物的没关锁的贮藏室，看“老二家”是不是趁他们不在做了三只手。我的妈妈是很聪明的，当她发觉这几位妯埋不约而同地怀疑她偷拿公项或私家的东西，就无比委屈地流着眼泪，轻轻地跟我说：“人心隔肚皮呀，人与人之间就像防贼骨头似的，这样的日子叫人怎么过！”如果妈妈活到今天，当个“三八红旗手”没问题，可惜祖父祖母对她的表扬一点没有消除妯娌对她的怀疑。
逃难的第二年，我家很隆重地给曾祖母做了九十大寿，举办了几十桌素餐酒席。一年以后，曾祖母故世，又办了大出丧。少掉了个宝塔顶，四世同堂少了一世。不久，连三世同堂也维持不住了，我的妈妈和老四家吵着要分家，于是叔伯四兄弟分了家，吃大锅饭的大集体拆散了。我们家分到五亩地，一人还不到一亩，这就算是中农了。封建社会主义终于维持不下去，母亲感到很高兴，妯娌间再也不会争吵了。
八 “百事能”大伯
我的大伯叫王尚中，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实人，他没有文化，却绝顶聪明，村里人送他个外号，叫“百事能”。我统计过他一生中会做的行当，少说也有三十多项。他一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受他的影响甚至比父亲的还大。
曾祖母是我们这一族的宝塔顶，也是这一族得以繁衍发达的唯一的“根”。太婆以此自豪，一天不知要唠叨多少逼，唠叨得多了，我们只当她又在念经。曾祖母七十岁寿辰的那年，大伯为了表示长孙的孝心，精心制作了一件礼品献给太婆。他悄悄地在自己的房中，利用业余时间，精雕细刻制作了一根龙头拐杖，这根拐杖的龙嘴里含着一颗核桃，龙的两只眼也是活络的，特别令人惊奇的是龙的眼睛会发出亮光。这在乡下人是极稀罕的宝物，也是我们孩子最喜欢玩的高级玩具。由于有了这么一根龙头拐杖，使得太婆的七十寿辰大为生色。从此，远近老年人都愿出高价向他预订龙头拐杖，王尚中开头即以会做龙头拐杖闻名于乡里。不过他给外边人做拐杖时声明在先，给你们做的龙眼睛不能发光，理由是：我要把最好的献给祖母，如果给人家做的都会发光，我对祖母的一份孝心也就黯然无光了，物以稀为贵，所以务请诸君原谅。
我们的镇，名叫丫河，这个“丫”字，是十足的象形文字，因为刚好是两条河流成为“丫”字形，在我们家门口汇流成一条河，然后流向常州城和无锡。这条河成为江南水运的重要航道，每天各种船只在门前驶过。满清时代直至民国，政府税卡一直设在丫河镇上，凡装货的船只都要停泊在这儿，向税卡交纳买路钱，为了保证税收，另外养着一群拿着驳壳枪的税警，他们生活在三只巡船上，这几只船就停泊在我们的家门口。
大伯父没有摇过船，但他凭着对家门口这几只船的长期观察，竟然对行船的知识了然于胸。税警船有一只要拉到岸上来修理并重新油漆，卡子上（老百姓称这个税卡叫“卡子”）要把这只船拉到城里去大修。大伯父自告奋勇地揽下这个活儿。他夸下海口说，放心交给我，保证修得油光锃亮，不合规格你就罚款好了。没过几天，一只底朝天的船搁在岸边，大伯父请了几名帮手，果然把船修好，油漆得光彩照人。两个月以后经过严格验收，船可以顺利下水。大伯父获得了一笔不小的酬劳，除了给几名下手开销工资外，他把挣得的钱全都交了大家庭。
我第一次做“新郎”，就是在这只船底朝天的税警船的下边。那时，整个船里里外外都油漆好了，连玻璃窗也配齐了。我看过《石头记》，又参加过寄父家的婚礼，这就引起我模仿结婚仪式的兴趣，堂姐（姑隐其名）又乐意做新娘子，她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块红布包袱兜在头上。我们就挑选了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新房，在许多小朋友热烈簇拥下举行了婚礼。及至大伯伯赶来把船下的孩子们撵散，才发现我充当了这么一个风流的角色。他强忍住笑，板起面孔骂我：“我当你长大了要做英雄哩，谁知你竟是个花花公子！”他的头一句话不是没有来由，我五岁那年爬上高楼顶梁，第一个发现我英雄行为的就是他呀！
大伯的才智还表现在下述的事件上。有一天下午，门口河里一只小火轮拖着一只载重船，船上装了几十桶柴油。小火轮驶近我家时，后船上的人大声喊叫，说是拖船漏进水了，快要沉了。大伯这时刚好在岸上，他看见后面的船梢，已在倾斜着往水下钻，前面的火轮已经歇火，打算解开牵引拖船的缆绳，情况非常危险。大伯赶紧用紧张的喊声吆喝：“火轮加速开，绳子不能解，一解拖船就沉了。”火轮驾驶员听他的吆喝有道理，立即又开动起来。大伯父在岸上，一面小跑着撵那只火轮，一面发出号令：“赶快把后边的几只柴油桶滚到前边去！把进来的水舀出去！不会沉，不会沉。听我的，火轮开快点，开快点，不会沉。”轮船和拖船上的所有男子汉都来搬动拖船后边的柴油桶，并且把进舱的水舀出去。这一船柴油终于毫无损失地运到了常州城。
那个时候，人们还不知道用大红纸写感谢信，常州城的老板特意派人到丫河镇来寻访在岸上出主意的能人。他寻到了我的大伯，送上红纸包的二十元大洋作为酬谢。我大伯说：“我只是出张嘴，没有出力，这个钱不能收。”城里来的人真是一片至诚，见他不肯收钱，就改口道：“既然你出张嘴，你这张嘴可真了不起，是诸葛亮的嘴巴。那就这样吧，我在镇上办一桌酒，犒劳你的这张嘴。”说得大家都笑了。脑力劳动的价值不如体力劳动，在我国是由来已久的流行的思潮。似乎只有城里的老板开始懂得智力劳动的重要性。他在镇上办了一桌丰盛的宴席，让大伯坐在正中。城里人还要请伯母一同入席，伯母难为情，高低不去。结果请了祖父和两个叔叔，我也作陪，还有卡子里的一名官员，城里的老板请他，是乘此机会跟卡子上的人联络感情，好为开后门铺路。（这个分析是长大成人以后才了解的。当时只觉著有卡子里的人到场，有面子。）另外还请了隔壁开鱼行的二公公，刚刚凑满一桌。这顿饭花了十六元，城里来的人又买了四块钱的糖果，分给小辈们吃，其中有一匣贵重的食品，是专门孝敬曾祖母的。这桌酒一办，王尚中的“百事能”的名气便迅速传开了。
我爸爸在办学校时，颇得家长好评的是“劳作课”，我知道，爸爸这方面的能耐，多半是从大伯那里学的。大伯有这么个本事，凡是经过他看过的细巧的东西，他都会照样做出来。例如有一次街上逢集，有个捏面人来到丫河镇上，孩子们都围着看插在草把上的关公啦、嫦娥啦。大伯的儿子庆华跟我同岁，他看了就拉住他父亲，要父亲买一个玩。大伯细细地看着捏面人怎样操作，他看不了一会儿功夫，便对庆华说：“不买。爸爸给你做。”于是就拉了庆华回家，我也相信伯父肯定做得出，也许做得比捏面担子上的还要好。果然，伯父第二天就做了十几个花花绿绿的面人儿。其中有孙悟空、猪八戒，还有薛仁贵和王宝钏等等，花色品种比昨日集镇上的面人担上的还要多，全家的男女孩子一人分一个。他一边拿着捏好了的面人让孩子们挑，一边眯缝着眼声明在先：“我做的面人干了就要裂开，没有搁面筋在里头呀，放不起。”果然，他做的面人寿命不长，五六天以后脸上都裂了口子，不过孩子们并不感到难过，因为已经玩腻了。
每当快到春节时，大伯就忙开了。他动手糊各式的彩灯，有兔子、麒麟、凤凰、马、金鱼等等，每只灯下面都安上四个木轮；另外还扎了许多纸鸢，有蝴蝶、老鹰、大鹏、蜈蚣等等几十种花样。他的大女儿和我的爸爸是他的助手，有时我也参加劳作。大伯做的都是出售的大宗玩具。年节前后运送到热闹街口去卖。在街口，由我爸爸为首摆了一个摊子，他专管写迎春对联，兼卖从城里批发来的年画和船户需要的剪纸，再加上高高挂着的各式彩灯和风筝。这个五颜六色的摊子，总是吸引了一大堆娃娃和大人，简直成了一家规模不小的年节文娱用品托拉斯。我和大伯的女儿是这个摊头的小伙计。大伯父做的产品很讲究质量，我们这个托拉斯卖出的风筝，飞不到天上去的保换保退。不过从未有人来退换过。每年春节、这个托拉斯的营利为数不小，一九三二年的统计数我还记得，共挣了一百多元，相当于爸爸做校长时一年的薪金。这一笔副业收入是归公的，但祖父很讲道理。这笔钱的一半归大伯家和我家，算是多劳多得；另外一半归公，用在过年的开销上，多蒸几担米的糕团给大家吃。春节刚过，“托拉斯”收摊，我们家的孩子，除了吃奶不会走路的，每人都分着一样玩具，有的分到风筝，有的拉起了金鱼灯。不过分到的玩具都是低档货，大伯的子女也是一样，他儿子庆华撅着嘴要四条腿的麒麟灯，大伯说：“这个不能给你，好卖大价钱哩。你嫌我给你的不好玩，为什么你不能自己做？”
尚中伯会修船，也会缮房子，从苏北来的船民在陆地上置了地搭建草棚屋，少不了要请他出马。他会打井看水头；会做豆腐、皮蛋；人家丢了钥匙请他去开锁，拾着一块铜皮，他七敲八锤就成了一个水壶盖子；他会扎冥器（也就是送死人上西天的纸人纸马纸轿子等迷信品）；他也会木匠活儿，箍圆桶和做小板凳都行。不过娶亲的家具他拒绝做，理由是：“我只做打杂的活儿，正儿八经做家具，我工具不齐全，又费功夫，再说，也不能把正经木匠嘴里的饭抢来吃了。我不能”统吃“哪。”
他帮人干活，收费标准看人头而定。要是这个人家富裕点，他要价就高一点。常州人称富户为“肉头”，大伯的方针是：“他既然是肉头，我就多割他二两肉，他不感觉疼，我也不算敲竹杠。”要是贫家穷户，他宁肯尽义务，不取分文。像苏北船户在岸上搭草棚，大伯去做了整整四天，只在他家吃饭，不要工钿。大伯不喝酒、不吸烟，也不会赌博。他不是讲过一句“不能统吃”（这句话是赌博场里的流行语：独家赢了满贯，把台上所有的钱掠进一人腰包，这叫做“统吃”。）的话吗？大伯认为“统吃”是野蛮的不道德行为。有一次几个好赌博的同乡跟大伯逗趣说：“照你这个天分和机灵劲，跟我们到睹台上去逛逛，保你一赢到底。我们跟在你后头捡个零头花花也好。”他们想把大伯吸引到赌场里去。大伯说：“要做赢家不难，兴许我能赢几个元宝来家。可是这个钱是昧心钱，花了这个钱不长肉的，一人高兴，一大帮伤心，这是伤阴骘的。”
我大伯闻名于乡里的还有一个本事，他会给人家看坟地。本来干这一行的有专门的风水先生，不幸我们这一乡的专业的风水先生中风而死。乡里人觉着缺了这么一位专家，埋葬老祖宗和保佑子孙兴旺高升就剩下了一片空白，弄得所有的子子孙孙坐立不安，若有所失。这个行当万万不可少。要到远处去请吧，花费大还有点儿信不过。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人们需要神，就会造出一个神来。这里的人们需要一个风水先生，就会造出一个现成的风水先生来。他们首先看中了我的大伯。有人想到大伯是有名的能人，有诸葛亮的嘴巴，难道就没有诸葛亮的眼睛？于是乡亲邻里都来劝他学着看风水。大伯这个人虽然很虚心，但却是个在难题目面前，从来不说“不会”的人。他被说动了心，愿意试一试，并提出了条件：要看一点阴阳风水的书，学点门道。乡亲们从逝世不久的老风水先生家里讨来了一本《堪舆津梁》送到大伯手中。他认字不多，要我念给他听。谁知这本“天书”跟《般若密多金刚经》一样，字我是认得，但不知道讲些什么，一句也不懂。大伯很仔细地听着，似乎心领神会，能理解这本“天书”里的意思。这样读了三四回，就不要我读了，他的眼眯成一条缝，像害羞的姑娘似的抿一抿嘴，低声地带点神秘的语气说：“你别看它左一个八卦，右一个八卦，我一学就会，无啥稀奇。”过了几天他穿上过年时才穿的长袍马褂，头戴呢帽，买了两匣油果子，由我们族里的族长作伴，一同来到故世的风水先生的家里，一进门就对风水先生的家属说：“夜里你家老先生托梦给我，说是收我做他的徒弟，三言两语就把看风水的诀窍教给了我。我今日是来谢师来了。”他编造的这个梦果然引得风水先生的妻子热泪盈眶，连忙说：[这老头子死得太快，没来得及收徒弟。他死了都没忘了挑选你做他的学生，真有眼力。你是出名的能人，死老头子有你继承他的事业，死了也闭眼了。]
大伯把油果子供在风水先生的灵牌桌上，毕恭毕敬地朝灵牌磕了三个响头，磕完头，又亲亲热热地叫了几声“师娘”。师娘喜得咧开了嘴，决定把老头子传下来的一只大罗盘送给大伯（大罗盘是风水先生使用的罗盘仪，圆周有大碗口大）。从此，大伯成了已故的风水先生的正宗嫡传，大伯手里有他的罗盘为证，他亲自朝灵牌磕三个头，实际是做广告宣传，使远近几十里地的村民都知道风水先生后继有人了。那些死了长辈，棺材还没正式落葬的人家纷纷求他去选择坟地，忙得大伯不可开交，他在看坟地上挣的钱，逢年过节就送若干报答寡妇师娘，这个规矩从未间断，一直维持到全国解放。
大伯父的唯一的儿子庆华一九三0年死于肺病，这对大伯父和伯母的打击很大。由于我跟庆华是同年出生的，大伯父的亲子之爱就逐渐转移到我的身上，他像对自己的亲儿子一样，常常掏钱给我买文具和小人书，并且亲自做玩具给我玩。当我看到大伯父穿起大褂，戴上呢帽，手里拎着一只小皮箱，那里面安放着师父传给他的《堪舆津梁》和一件宝物——罗盘仪，就知道他又要去看风水了，替人家看风水，钱赚得多，看一次五元至十元大洋，还可以在那家美美地吃一顿酒席。对他的这个行当，我不仅怀有神秘感，而且很羡慕。有一天，我对大伯说：“看坟地那本书，我怎么一点看不懂，你识字不多，怎么一下子听明白了？你把那书里的意思教会我吧，将来我也去看风水，好赚大钱。”
大伯诡谲地笑笑，眼睛眯细成一条线。像怕被旁人听见似的轻轻对我说：“嘿嘿，那本书我也是一窍不通呀。人家挑选好风水，总希望后代升官发财，可是得在二三十年后才应验，所以看错了地段也不要紧。”
我又一次恳求他：“你教教我吧！”
“靠祖宗的风水升官发财的，这是最没出息的念头。”他说，“讲穿了，看坟地只要记住五句口诀就够了：一是找干燥地，二是找近河汊地，三是找高坡地，四是找现成地，五是尽量不占种庄稼地。什么叫”现成地“呢，本来就是块坟地，你就得称赞本来这块地风水就好，葬在这里满好，这么说，这家的子女心里开心，又省得破费钱，还不占耕地。这五条口诀全都占着不那么容易，那就要实地踏勘，合上一两条就算不错了，对这样的地点，你只管说好话，称赞它是宝地，没个错。”
我又好奇地问：“你那个罗盘是做什么用的呢？”
他笑了，说：“告诉你吧，这都是摆样子，玩噱头的。手里托着罗盘，翻翻祖师爷的那本天书，还有，你看我的那身打扮……这二切都是为了让人们相信我，相信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远知未来，迷信我选择的是上好的风水。其实真叫做天晓得，迷信，迷信，头一件就要让大家相信我到着迷的程度。我如果没这个罗盘，不给死掉的师父磕响头，大家也不会迷我，不会请我，不肯出大价钱了。”他有点羞愧地补充说：“你要知道，请风水先生大都是有钱人，穷汉连坟地都买不起，哪能挑风水好坏？所以我挣的是肉头的钱。我挣这个钱，不花力气，不花本钱，不费功夫，只要穿件长衫跑跑腿。挣肉头的钱我不愧心。”
秘传看风水的法术，我全都心领神会了，最后他特别关照说：“你还小，立志要做正经买卖，不要去做骗钱的生意。不过，我今日告诉你的，千万不要说出去呀，随便啥人也不要说，说出去就把我这个金饭碗给砸了。”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伯父也不干这个骗钱的生意了。
全国解放后的第二年，江苏省召开农业劳模大会。大伯父也是劳模。出席了南京那次盛会。他穿起那件大褂，戴上呢帽，表示郑重。街上有人看着大伯父的这身行头，觉得不合时宜，但是都没有当面提出来，觉得大伯是大能人，他还能有错吗？等他到县里去集合，农会领导人看见他一副老古董的打扮，好象是进京赶考的酸秀才模样，不大雅观，就建议他换一套列宁装。他连忙赶到城市郊区的丈人家里，把妻舅的一套新做的干部服借来穿。可穿上身才发现袖子太短，穿出去照样不雅观。他足智多谋，立刻缝了两只套袖，才应付过去了。可谁知这副套袖在大会场上却大出了风头，成为又是革命干部，又是不脱产的操作工人的时髦装束，在江南地区流行起来。
大会印发的劳模先进事迹里，专门突出了王尚中的发明“泥塑砻磨”事件，其实一九四七年年底，他就将这个土制新型农具发明出来了。“土制”二字，在这里有双重意义，一是发明者是没文化的农民，是“土”专家；二是这个农具确实是“土”做的。原来，江南地方把稻谷去壳有一道工序，就是用木制的磨子（南方人称“砻”），砻掉稻壳，由于木材缺乏，木砻本身磨损又大，就使得碾米的“砻磨”成了稀罕对象，而木制砻磨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分量太轻，磨一遍还有许多没去皮的稻谷。大伯研究用别的材料来代替，经过几十次实验，终于找到了理想的材料：泥土加几斤糯米饭加纸筋加碎头发。他将掺和好的泥巴放进模具里，等阴干以后，敲掉模型外壳，就成了“泥砻”。一副泥砻的成本还不到木制砻磨的五分之一，而且就地取材，遍地皆是。它的重量比木砻重，所以磨稻谷能一次完成。这个新发明颇受江南农民的欢迎。每到秋忙，他就到四乡去给农家包做泥砻，做一副只收费两元，还得供他一顿饭。他随身带着木壳的模型和一把刮刀，完全是手工业方式。后来我曾下放到江南农村，看到一家农户安放着一副泥砻，倍感亲切。我问这家农民，这副泥砻是哪儿来的，花了多少钱？他回答说：“这副泥盘我们用了三年了，还没坏，就是一只鼻子坏了，没法装上去。它磨谷子比木砻快，只是磨起来吃力。我只花了两块钱，这个老师傅听说还是劳动模范呢！留他吃了一顿饭，他不喝酒，不吸烟。可惜这几年，这位老师傅不来了。”
我伯父在农业上的创造发明很多，这里不能一一细述。需要附带说明的是，他的大部分精力花在种菜和种稻麦上，因为我年岁小，不下田，农业生产上他的事迹我接触不多。我在上面讲的修船、缮屋、刻龙头拐仗、做风筝等等，他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干的。这次劳模大会，奖给他一个金字贴的“农业劳动模范奖状”的镜框。这是全区的光荣，也是王家的光荣。后来，县农会主席讲，本来要评王尚中劳动英雄的，只为他有过一段风水先生的历史，只好把他拉下来，评为劳动模范。
大伯父于一九七七年逝世，活到八十六岁。
九 考试中的曲折
大伯父对我的影响很大。比如说，我的自学不分门类，只要有兴趣，都要下功夫钻研一番，当然不一定都钻出名堂来。
高小毕业那年，我刚好十五岁。父亲为着我的升学问题，暑假期间专门从青岛告假回来，督促我温习功课。他从外地回来，弟弟妹妹都拥到他跟前，要爸爸亲他或者抱他。这年，我妈妈又添了一个小妹妹，所以爸爸谁也不抱，只是抱着刚生下不久的小妹妹！！已经是第四个孩子了。妈妈在一旁抱怨说：“你在外边死人不管，一年至多回来一趟。当初只有一个孩子，你还把他带出去，如今大大小小四个，天天把我累得要死，还要受阿姆、婶娘的气。你当我这个日子好过哇！你还不如在附近的村庄里办个学校，对家里好有个照应。”爸爸说：“不就是为的一个月多挣些钱吗？”妈说：“你挣多了，肉没长在我们身上。每个月薪金归了公，还能留给你多少呢？你就这么傻！”爸爸不作声了，也许觉着母亲讲得有理。我是坚决站在母亲一边的，从前父亲在本县办小学，我陪着他上学的往事，使我非常怀念，并且希望旧梦重温哩。
由于弟妹多了，父亲收入又有一部分要归公，所以无力支持我考中学。听说进中学头一个学期就要交四十元，父亲手头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他竭力主张让我去考省立乡村师范学校，因为进这个学校完全是公费，不增加家庭负担。在我的心目中，做老师是很有意思的，又是体面的职业，加之爸爸说进入这样的学校，毕业之后是正式教员资格，不像简易师范学校毕业出来还要受气。被爸爸这么一说，我当然只有考乡村师范这一途。这一年夏天，我先去无锡洛社考了那里的乡村师范，又去考了南京栖霞山的乡村师范。两处考生多得满坑满谷，只录取四十五名，报名的却有五六百人。尤其是栖霞山师范，考生来得多，夜晚小客店容不下这么多学生，有的考生就在风景区千佛洞的平台上，摊几张旧报纸困觉，也有的考生就睡在校园的操场上。我自个儿挑了一间堆放农具的屋子过夜。我注意到所有的考生个子都比我高，而我报名的年龄还有意地虚报了两岁哩。在栖霞山，我只呆了两天半，吃的东西是母亲烙的饼子。
在回家的途中，我一直情绪不高，没想到报名人数这么多，我年龄小，数学又考得不好，肯定是没有录取的指望了。回到家中，我把赴考的情况报告了父亲，他没责备我。我想真要考不取，我就去做候补的风水先生，挣钱多，还可以美美地吃一顿，出门跟老师一样同样穿大褂，孬好总是个先生罢。
过了些日子，我收到了洛社乡村师范的通知，未录取。我的心更沉下去了。可没过几天，栖霞山师范也寄来了通知，我是备取第二名。“备取”是活络档…得有两名正取生不去报到，我才有希望进这个学校。不过，我这次考试，竟然在五百多名学生中名列第五十二。（招收五十名），已经很不错了。索性不录取，我也死心了，最讨厌就是“活络档”，半死半活，不上不下，期待的日子特别难熬，那些日子我无心吃饭也无心玩耍，只是悄悄地看线装本的小说打发日子。
就在这时，本城的日报登了一个上海新亚药厂来常州招考练习生的启事。镇上我的同班同学没能考取中学的。都想去报名，报名手续要交一张一寸半身照片，和一元报名费。
有一位同学的家长请我陪同他的儿子一同进城去赴考。他在我父亲跟前夸奖我，说我竟然一个人出远门，去无钖，去南京，到过的大地方不少。如果他儿子有小华陪同，他就放心了。其它的家长闻听我是带队的，也很高兴，还送了几匣糕点，让我路上充饥。就这样，我带领着约有一班人左右的考生，浩浩荡荡来到报名处。当时报名的已有五百多号了。同去的同学怂恿我也报个名，我说一没有照片，二没带报名费。同学们立刻凑足了一元报名费，又出钱到照相馆为我照了相。照片要过四个小时才能取。而报名时间在当天下午五时就要截止。我照相时已经两点多了，照相馆里的人听说我是报名投考用的，答应两个小时后来取，再要提前不行了。从照相馆到报名地点还有好长一段路程。同学们生怕误了报名时间，决定采取接力赛跑的办法传递那张照片。我终于在最后时刻报上了名，我的准考单上的号头已是七百多号了。
十五天以后，报纸上刊出了录取的名单，出人意料的是，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个，八个同学有五人落选了。落选的同学哭丧着脸来到我家，问我这次进城为什么考得这么好。我照实讲了我的体验。对失败者是不能有一点炫耀的，我说：“这次考了个第一，多半是因为我从报名、拍照片直至进考场，心里一点不紧张。我在栖霞山师范有了名额，这次只是陪陪你们，所以精神全部放松。临场不慌张，这一条极为重要。我考乡村师范就没有这么放松，所以成绩不好。”
我报名在最后，却考了个第一，在乡镇上引起了轰动。家里并不知道我去考上海药厂的事，及至榜上中了头彩，我才把如何凑钱交的报名费，如何传送接力棒把报名照片及时送到的情况报告给家里人。
过了没几天，又收到栖霞山乡村师范的通知，说是我被正式录取了，可于九月五日前来校报到。我本打算去上海新亚药厂，接到这个通知后，整个家族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我去上海做练习生，我的大伯父和祖父属于这一派，我的两个娘舅也支持我到上海去；另一派是我的父亲、叔叔和外祖父，其中最有权威的是我的外祖父，他的理由是，“士”为百业之首。是人上人，为了贯彻他的主张，还特地送我一件礼品，那是一顶西瓜皮帽子，帽子顶上有一颗鲜红的水晶顶。外祖父的说法，这个水晶顶帽子表示功名得中。他并不为我考新亚药厂得了头一名而高兴。外祖父还维持着士大夫的旧的传统观念，认为从事工商没出息。
至于我母亲，她是跟着爸爸的，爸爸赞成啥，她就赞成啥。她之所以偏重我去师范学校，还有她独特的考虑：上海的厂家，干什么活她不知道，过的什么生活她不知。她对儿子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总怀有几分恐惧和不放心；而做老师呢，由于她父亲和我的父亲都是老师，她熟悉这一门，觉着这是个文明的体面的职业。
我长到十四、五岁，并无雄心壮志，既没有想做科学家或大官，也没有立志参加革命。一度想跟阿金《常州一带有名的京剧演员》去唱戏。这个念头被父亲打下去了，他自己喜爱京戏，但又染上了旧社会的成见，把戏子看成下三流的人。当大伯继承了风水先生的罗盘，我也曾想长大了去替人家看坟地，赚死人的钱；这个念头一冒头，又被大伯父批驳掉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不是树立什么个人志愿的问题，而是两个职业里，你挑哪一个？这可真正难为了我。当初只是考了个“备取第二名”，就弄得我茶饭无心，心神不定，半死半活。如今要在“孩儿王”（老师的别号）和工厂学徒中任选一项，我衡量了半天，觉着两个行档各有利弊，那种举棋不定的滋味比拿着一个“活络档”还难受。我跟妈妈的考虑有不同之处，她对不熟悉的地方，就不放心。我呢，觉着上海是个大地方，还有“大世界”，一定好玩，我还从来没去过呢。一种探险的好奇的心情促使我更向往大上海。
这一场纷争，以“升学派”的胜利而告终。对这个结局，我自己并不太高兴，毕业以后顶多做个三家村的穷教书匠罢了。但又一想，我能继承父业，人们见了我同样要叫一声“王先生”，也感到很大的欣慰。我决定到栖霞山师范学校去报到。
十 登南京栖霞山
栖霞山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风景区，山上刻了许多石佛，名曰千佛洞。在投考的日子，没有心情来山上玩耍。如今正式到这儿做学生了，入学注册后的第三天我就上山去游历，但见佛洞里的石刻，一个个都蒙上了一层水泥，弄得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的古代文物都变成了一堆堆水泥的人像，木呆而且丑陋，实在是大杀风景。据说是因为原来的石像已经风化损坏，所以用水泥把剥蚀的部分糊起来。这是南京政府的德政，他们没有文化，即使想做好事，也不过是“佛头着粪”，反而毁坏了古代文物。
深秋，栖霞山满山满谷的红叶，煞是好看。我们同班的几个要好同学相约到山中去看红叶，爬到山顶，俯视滔滔长江和龙盘虎踞的钟山和紫金山，感到天下的开阔，而山脚下的人群，却像蚂蚁似的渺小。这样高的山，在我的家乡是没有的。
我们学校就设在这个美丽如画的栖霞山的山脚下。这个学校共有一千多学生，八个班级。校长名黄质夫。课室里的座次，是按学生的高矮排列的，前面几排是女同学，女同学后面才是男同学。由于我的个子是男同学里最矮小的，所以刚好排在女同学和男同学的交界线上。坐在我前排的女同学名叫吴庆华，由于她的名字里也有一个“华”字，所以我暗暗地把她当做姐姐看待。至于她的年龄是不是比我大，我从来没有打听过，至今我也没弄清。她不算是我们班里女同学中最美丽的，但也可以排到第三、四名，她娴静、庄重，有一对特别明亮的眼睛，身段细长，坐在她后面的人只能欣赏她白嫩的头颈。她不大理睬我，从来也没回头看我一眼。我心里对她隐隐升起了一种不满情绪，觉得她骄傲，她冷漠，冷若冰霜。我不否认我还有很多的孩子气，于是想出了一个办法来报复她。我用毛笔写了一张纸条，轻手轻脚地别在她的衣裳背后，她并无知觉。在我后面的同学看得清我写了什么，都格格地偷偷地笑。正在教课的老师很快就发现同学们的眼光都集中在吴庆华身上，他感到异样，打算走过来，这时我慌了，连忙伸手把她后面的纸条扯下来，并且立即撕碎了它。当老师走过来，虽然不曾看到我写的条子，物证虽则没抓到，但他判定我是给女同学恶作剧，于是生气地叫我站起来，一直站到下课为止。这种罚站在小学里是平常的处罚，不过在师范学校里却是特别严重的，听说还记上了班级日志了，这就好比往现在的档案袋里塞材料。
我把她身后的纸条扯下，动作匆忙而且笨拙，她回过头来瞟了我一眼，脸上带着明显的愠怒，我虽则被老师罚站，羞得满脸脸通红，整个班级的同学的视线全在看我，但是我还自以为是胜利者咧，因为我干出这种蠢事，主要还是想逗引她回过头来，不是吗，她终于回过头来了。
不几天，我们集合在操场上做集体操，体育老师让全班同学手拉手成一个大圈子。我的右手拉的男同学，左手拉的是吴庆华的手，倒是我拉她的手时，感到了难为情，一来是因为她是女同学，二来是前不久我在她身后贴条子伤害了她。当她伸出手来让我拉她，我迟疑了一下，很快我就握紧她的手，握得紧紧的。她笑笑说：“你的小手，握不住我，让我的手捏在外头罢。”这两句话使我放心了，也使我开心，我们终于握手言欢了。我们俩的手握了好久时间，她在这时候悄悄地问了我一句：“你这个小调皮，那一回你在我身后写了什么乌七八糟的话？你实告诉我，我就饶了你。”我胀红着脸告诉她，写的是“骄傲的公主”。她并没有生气，却嫣然一笑，并且使劲地捏紧我的小手，作为报复，我心里却感到甜滋滋的。从这以后，我对体育老师特别好感，并且希望上体育课，不要做别的，专门拉个大圈子做儿童游敏。
往后，她对我再也不冷若冰霜了，但仍然不大肯回过头来。我们平时也不交谈。
有一次上地理课，我发现她偷偷地看台板下面放着的一本小说，是一本什么小说呢？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下课以后，我趁她不在教室，用极迅速的动作偷来她的那本书，一看封面，是蒋光慈作的《冲出云团的月亮》，我不敢多看，连忙放在原来的地方。但这个书名留在我脑海里却永不磨灭，五十年后我还是记得清清楚楚。
这个学校也有劳作课，——我还以为这是从罗家塘小学移植来的新课目。由于这是我父亲的看家本领，所以我特别喜爱劳作课。劳作课上，下农田干重活总是让年岁大身坯高的同学去做，给果园松土或做嫁接等细巧活就分派女同学做，我占了个子小的便宜，老是把我分派在女同学的组里。
一天，我跟吴庆华一同松土。
“你讲个故事解解闷吧”我对她说。
“我不会讲，哪来这么些故事”她说。
“你不是看了不少小说吗？给我讲个小说的故事吧，譬如：月亮为什么要冲出云团呢？她在云彩里头不好吗？”
她惊讶地看了我一下，说：“该打的，你一定偷看了我的小说了！”
我默认了，轻轻地一笑，说：“你看得好的，也介绍给我看看。有什么呢？那不是你的小说，是蒋光慈写的，对不对？”
“我可以给你看。不过你的功课不好，多看小说会耽误功课的。”她说，真像我的姐姐。
“你在课堂里看，我保证在宿舍里看。”
她笑了，说：“你自己也可以到图书馆去借嘛。”
第二天，我揭开课桌，发现蒋光慈的那本小说已经悄悄地在里面等着我。书里还夹着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快看，看完后仍放我课桌里。”
正是在她的诱导下，我如饥似渴地看了许多大革命后涌现的新文艺小说，其中有丁玲的《韦护》、《母亲》、《莎菲女士的日记》等；茅盾的《动摇》、《幻灭》和蒋光赤的《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郭沬若和郁达夫以及美国辛克莱等等的许多小说。
栖霞山乡村师范的学生都是贫苦出身，他们很自然地倾向革命，所以在高两班的学生中间，有进行共产党地下活动的、也有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各种政治色彩的秘密组织都很活跃。信仰国民党的大概一个也没有，如果谁是国民党的话，他在这里肯定站不住。同学们议论国家大事时，慷慨激昂，无所顾忌。这一年的九月十八日，日本占领了东北四省，激起了全国的抗日高潮，当时我们都十分关心抗日救亡运动，对蒋介石南京政府放弃东北、对日屈辱求和非常不满，并且渐渐感到面临做亡国奴的危险。我们班上的语文教师是知名的词学专家任中敏先生，他有意识地给我们选读语文的补充教材，都是有关志士仁人如何捍卫祖国，抵御外侮的文章，至今我还能记得他在案桌后面，用悲怆激昂的声调一字一句地朗诵史可法、文天祥、龚定庵等人的名篇，读得声泪俱下，不能自制，学生在台下也陪着流泪，一种“国破家何在”的悲愤气氛笼罩着整个教室。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位任中敏老师，他的夫人便是教我们美术的王志渊老师。她经常带我们到野外去画栖霞山的风景。课余时间里，我就到任老师的宿舍去请教，我向他表示，我长大了也要学会做诗词，他笑了，问我以前读过那些诗词。这一下把我问倒了，其实我对诗词的知识可说是一窍不通，小时候，父亲教我背过《千家诗》；至于词，我只记得《三国演义》开头的一段《西江月》。他说：“要学诗词也不难，但一定要钻进去，如果作为个人爱好，欣赏欣赏，那么读几个选本就可以了。”他建议我第一步只求能读懂若干名家的诗词，并立即在书架上抽出几本诗选和散曲丛刊给我。坦白地说吧，我并没立志自己做诗词，只是想多增加一点这方面的知识而已。这几本书中的散曲部分吸引了我，加上这几本书又是任老师编选的，所以我读起来更感到亲切，有几首短的小令都能背出来。在下次见面时，我为了证明自己真的迷上了词和短曲，便在任老师的宿舍里背诵了几首给他听。他非常高兴，带点嘉奖的语气说：“没想到你有这方面的兴趣，你走了第一步，而且走得不错，不过你用常州音来读，散曲里的入声字就念不出来，还不能体味那词曲里的感情。”于是他高声朗读，给我做示范式的表演。他那么严肃，一丝不苟，从他那热忱的语言里，我感到他对我寄予期望，指望我将来在词曲方面能够做他的得意门生。后来，我果真在业余时间里钻研起词曲来了，还仿真式地做了几首给他批改。他看了当然不满意，不过他并没泼冷水，只是说：“你的基础还没打好，急于做诗词当然做不好。早着呢，要多读，并且要熟悉声和韵。”
我看到王志渊老师在屋子里的一边作画，画好了往往由任老师题字，题字后面他不盖章，而是用朱砂红笔描出大小不同的名章来。他描得比石刻的图章还好，花色品种也多样。任老师的这一技艺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回到宿舍，我也学着描画自己姓名的各式图章，还给吴庆华描了几个。——这又是“百事能”大伯对我的影响：凡是有趣的新鲜的事情，都要涉猎一番。
后来的结果，大大出乎任中敏和王志渊老师意外。在词曲方面，可以说我并没有什么成就，我做的诗词他从没有说一句“还可以”的话，而我描画的各式阴文阳文图章，那成绩竟使任中敏夫妇感到惊讶，任老师的评语是；颇有功力，可以画到宣纸上去了。从此，我对刻图章这一门有点儿轻视，我自己也没备什么印章，我认为既然能描画得出，又何必去刻石头呢，不过我并不为此而沾沾自喜，我发觉自己不是一块诗人的材料，正如我的外祖父评论的那样。只是小聪明。我承认他老人家有眼力。
十一 生活的转折
还有一件我不能忘怀的事，有一次，任老师出题作文，我做的是一篇记叙文，他阅后在卷子上写了一行批语，还给了一百分。据上两班的同学说，任老师批作文卷子，从未批过一百分，这一荣誉大大鼓励了我的虚荣心。任老师把我的作文连同批语油印成语文补充教材，每个同学都发了一份。他要我在课堂里朗读，并讲出作文时的想法。任老师赐予我的荣誉，比作家协会通过我成为它的会员，对我的精神上的亢奋和优越感还要厉害。那篇文章写了些什么，至今一点记不起来了，我只记得那是叙述我小时候干的一件平常的事，我把它写得入情入理，并富有孩子的感情。我记得他的批语有这么两句：“一点没有作文的痕迹，但道出了真性情、真童真，令人心折，确是佳作。”
我来到任老师的住处，在谈话中说了一句谢谢任老师破格儿给了我一百分的话，并且要求他再给我一份油印的作文，我要寄回去给父亲和外公看看。
万万没料到任老师却严厉地给我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他有点生气地说：“文章好与不好，决不是我批了你一百分就变好了。这是你一时的成功之作，与我无关，为什么要谢我呢？批给你一百分，这是让大家晓得做文章的道理，你并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你是无意识碰对了。这回我给你好的评语，只是告诉你，往后你就沿着这条道走，如此而已，这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油印的作文我这儿还有，但我不打算给你，你为什么要寄出去呢？你是不是为了炫耀自己？你说有没有？”
我羞红了脸，点点头。他这才笑了，又恢复了温和和亲切。这时，我才开始觉悟到这几天确是太自鸣得意，好象堕入五里雾中，浑身感到轻飘飘，认为自己快要做人人伸大拇指的大人物似的，这种精神状态实在危险。
暑假，我回到家里。十多天以后，忽然收到了从栖霞山乡村师范寄来的信。信封上写的是我父亲的名字。我以为寄的是学期考试的成绩报告单，当时我父亲远在烟台（他从一九三一年后从青岛派往烟台了），我就拆开看了。当我看到这是一份简单的油印通知时，真像五雷轰顶，额角上顿时渗出冷汗，眼睛里直冒火花。那通知上这么写着“一年级同学王某操行不及格，考虑到该生学成后难以为人师表，只得除名，诸希鉴谅”等语。这个打击来得这么突然，语气含糊但词意坚决，毫无商量余地。我一气之下，就把这份油印的通知撕碎了。
我没有勇气把这个倒霉的消息告诉母亲，以为把那份油印的通知撕碎，就没人知道我的不幸了。可是，当我一个人躲在屋里的时候，总要悄悄地流眼泪。从此，我再也不能回到美丽的栖霞山，我已经永远跟同学们分离了。我特别不愿意跟传递给我很多书的吴庆华分离，当她知道我被学校开除，会怎样呢？她也会哭吗？我的被开除，任中敏老师难道不知道吗？他为什么不替我说句好话呢？
我尽力搜索我操行方面的错误。忽然我又想起了一件事。
那是在一个细雨蒙蒙的傍晚，我跟四位同学攀登栖霞山的高峰，我们留恋壮丽的风景，五个人又都没有戴表，下山时已错过了学校开饭的时刻。同学们建议去吃小馆子，我们都是穷学生，身上带的钱只够一人吃一碗面条。可是，有个姓邱的同学建议每人再喝一杯酒，大家以为他身上有钱，都随声附和。我受了父亲的教诲，对喝酒没什么兴趣，但我是年纪最小的，生怕同学们瞧不起我，看到大家兴致这么好，我的兴头也上来了，并且还想露一手，就自告奋勇地说：“我去给你们弄一样搭酒菜来，不花一个钱。”大家热切地问我，去弄一样什么菜？我故意不说，一来怕吹牛吹在前头，如果弄了个两手空空，反而被他们嘲笑；二来要是弄着了，也好让他们获得意外的惊奇。我向店家借了一个破面盆，拿着出了门，有一位姓谢的同学跟在我后头，他要看看小王究竟搞什么名堂。我到了野外的稻田边和小河沿上，——这又是我从“百事能”大伯那里学来的本事，然后从泥巴洞里掏鳝鱼。我掏得很顺手，半个小时之内，就捉住了十来条大的和小的黄鳝。小谢连连称赞我的绝技，我越发感到得意。小谢说：“好了，让他们等得心焦了。这么些，还不够？条条都是活的。”说罢，他端着面盆往小饭馆走去，我赤着一双脚跟在后面，那神气好比是活捉了很多俘虏的将军。
我们花了一角钱作为调料费，请小饭馆的大师傅做了一大盆炒鳝丝做下酒菜。大家一边喝酒，一边夸赞我捉黄鳝的手艺。我向来不喝酒的，为着祝贺自己的胜利，也学着喝了一盅酒，弄得满脸通红。吃罢付钱，谁知小邱口袋里只有十来个铜币，根本不够付酒钱的。小邱很尴尬，他跟饭店老板说：“我们是这儿的学生，我马上回校去把钱取来。你信得过我们吗？”饭店老板笑笑说：“钱不便就挂在账上，不要紧的。师范学校的学生，怎么能信不过呢？”他一边收拾碗盏，一边瞅着我说：“这位小同学真有本事，捉鳝鱼手到擒来。这么着吧。我这个酒钱不要了，请这位小同学再替我抓一回鳝鱼，我照样算钱，给你们喝酒，好不好？”
同学们瞪眼望望我，射着希望我答应他们的眼光。我是好胜心强的人，经不起老板的抬举和同学们逼人的目光，就答应了。这是从自给自足的经济向商品生产的转化。为了实行诺言，我在下一个星期日花了整整半天时间，替小饭馆抓了一面盆的鳝鱼。我们这个小集体又美美地聚餐一次，没花费一个钱。
头一回喝完酒，回到宿舍时，大概有一位同学醉醺醺的面孔被舍监发现了。假如他把我们五个人全说出去，罪魁祸首也挨不上我呀，我年纪最小，只是随大流的。难道就为的我抓了鳝鱼，就定下了“操行低劣”的罪名吗？这时我又检查自己还有什么操行低劣的事，我想起给吴庆华背后贴纸条的往事，被老师罚站，是不是这件事说明品行低劣呢？连吴庆华都原谅了我，为什么学校训育处不肯宽恕呢！
勾引起这一类见不得人的往事，只是使我更丧气，更灰心。忽然，在我的眼前有几百条黄色的鳝鱼在翻腾，在挣扎。我真的像释迦牟尼一样，一下子获得了解脱、大彻大悟。我由画鳝乱舞连想到我确实做了罪孽深重的事，我杀害了成百条活蹦乱跳的生命，我抄了它们的家，端了它们的窝，我杀害了老一辈的黄鳝又杀害了年幼的子孙，我确乎是罪魁祸首，我被开除正是我造孽的报应，这个报应还是很客气的，嘿，只是叫我将来不能吃粉笔饭而已。这么一想，我的精神倒变得轻松了。曾祖母和祖母长期灌输给我的佛家思想，使我的苦恼的灵魂在鳝鱼身上找到了避难所。我不怨天，不怨人，只怨自己荒唐和幼稚。
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爸爸忽然从烟台回家了，并且带回了一篓子的烟台苹果和葡萄，他送了一部分给东邻西舍，剩下一半是给我们吃的。可是我吃起来没什么味道，因为我心里有心事，被我撕掉的开除通知，本来我已快要忘却了，这时它又被十倍百倍地放大，成为一片乌云，使我没勇气跟父亲讲话。我被这片乌云折磨得不知怎么好，是照直对父亲讲，还是不讲，要是讲了实情，兴冲冲从千里之外赶回家来的父亲会怎样呢？这街上的人们将怎样藐视我、嘲笑我呢？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守口如瓶。求得一天的太平也是好的。这需要十分坚定的勇气，但我的内心却是十足的怯懦，时时刻刻以为父亲已看出我的心事来了，父亲的每一句牵涉到我的话语，都使我心惊肉跳。
“太平盛世一没有维持几天，父亲毕竟比妈妈高明，又做过老师，他注意到我几乎完全不做功课，只是”野“在外头（其实是我躲开他，好似一个做贼的人躲开警察），就问我：”你的考试成绩单呢？“我愣了一下，便说：”都在八十分以上，就是数学差一点。“我尽量说得轻描淡写，从容不迫。父亲很认真地问：”你给我成绩分数单看看。哪一门不好，还不赶快补课。“停了一下，他又说：”我看你的心一点没放在功课上。这时我的心沉下去了，对爸爸的这个挑战简直没法应付了。但是我已经说了谎，只得把谎言坚持下去。我说：“成绩单老早寄来了，让我去找找。”在我假装去寻觅的时候，父亲问妈妈：“你看到了学校寄来的成绩单吗？”母亲说没看见过。父亲联想起我刚才回话时，讲话带点结巴，脸上绯红，一副紧张不安的神色，就开始怀疑起我来，他用一种紧迫而焦灼的口气说：“你一定把成绩单给我找来，我猜你这里头有鬼。”爸爸已经怀疑我了，我不能再假装下去，留给我弄虚作假的圈子也越来越缩小。我真懊悔当初不该撕碎那份油印的通知单。这时我心头的沉重和沮丧比刚收到学校的通知时还要严重。事情已经弄到这一步，恐怕再也瞒不下去了。在经过一番痛苦的内心斗争后，我决心冲破用谎言编结的牢笼，向父母摊牌了。我觉着自己像是去完成一桩冒险的英雄事业，大有舍得一身剐的义无反顾的气概。
我从卧室里大大咧咧地走出来，来到爸爸跟前，没有眼泪，没有哀伤，而是用愤怒的声调大声地喊道：“我告诉你吧，我已经被学校开除了，顶多我不做老师就是了。”
我这个宣布使得父亲和母亲目瞪口呆。他们起初不相信我讲的是事实，以为是小孩子一时说的气话，故意逗逗大人的。当我继续说：“通知早就来了，是我把它撕碎的。”
父亲方才从噩梦中清醒过来，可并没有骂我，而是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你说说，你犯了什么事啦？”
我说：“我什么事也没犯。爸爸，是学校欺侮我，我再也不去栖霞山了。”其实，我还是打了埋伏，没有把操行不及格的词句讲出来。
站在一边的母亲听了我惊人的宣布，也发了一阵呆，直至听到我说“是学校欺侮我”，两道泪水才从眼里流出来。她完全相信了我被开除的缘由，那两行热泪分明是同情我、怜悯我。我感到并不孤立，有一股暖流从我紧张的胸口升起。
爸爸却变得狂暴了，他一下子变了脸，气得两只眼红红的，站起身挨近我，逼着追问我：“你说，你不去栖霞山，打算到哪里去？”他的嗓子提高了，招来了家里的伯母、婶婶和堂弟妹们。他们还没弄明白爸爸为什么对我发那么大的火！我爸爸从来不对儿女发火的，照过去的印象，他们还认为父亲特别宠爱我呢。
我回答说：“我什么地方都能去，就是不去那个倒霉的栖霞山！”
大概是围观的人太多了，才激起父亲更大的火，他在寻觅打我的家什。我依然像一段木头站立在那里。这时出现了祖母，她连忙过来拉住我，问我什么事情冲撞了爸爸。站在一旁的堂姐连忙说：“小华再也不肯到栖霞山去了。”
祖母用手指指我的额头，说：“这么大了，还逃学？”
我爸爸已经找到了一根柴丬，在卖柴的店里，到处都有散乱的劈柴，这家什打一下子还得了！祖母护着我，给我求情说：“小孩子逃学嘛，用不着发这么大的脾气！”
爸爸气得直跳脚，大声地呼喊出五个字：“他被开除啦！”“开除什么呀？”祖母从未听说过“开除”两个字。“不要好的，一定犯了事，给学校除名了。”
爸爸说罢就要动手。这时祖母才明白“开除”是啥意思，她也愣住了，不由得松了手。我乘此机会从祖母的手里挣脱，拔脚就往外溜，爸爸赶上我。气急败坏地说：“看你跑到哪里去？有本事你永远不回来！”
他没能追上我，当我冲锋似地走出大门时，那个柴丬跌落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
我沿着河岸走，速度慢下来了。我竭力避开街上的人，以为街上的人都听到了父亲的那一声呼叫：“他被开除啦！”
到哪里去呢？我真没有脸回家了。唯一的去处，是到外公家去。我去到了外公家，把真实的情况跟舅父舅妈讲了。当初竭力支持我进药厂的舅父这时用一种胜利者的语气说：“当初去新亚药厂有多好！考的头一名。白白丢了一个好机会。你爸爸一定要你去学校，考的是备取第二，这不是赏酒不吃吃罚酒，才落得这么一个结局吗？我从小就梦想着去上海，到老来一直没去成，那是个大地方呀。”舅父没有责备我，反而批评起我父亲来了，我的心放宽了许多。
黄昏时候，外公拎着个书兜回来了，一听说我的事情，也跟父亲一样生气，不过他比父亲说得婉转多了，他说：“家里出个秀才也不易呀，念乡村师范都轧不进，进了还要被筛出来，你们看，难不难？我老早就说小华只是小聪明，成不了大器，凡事不可强求呀！”外公自己是乡间的秀才，所以他处处强调做秀才之难。
当天晚上舅家的表弟就悄悄地把我的去处报告了母亲，让她放心。妈妈叫表弟捎回几句话：小华把爸爸气死了，为什么不说实话，先在娘舅家安顿几天，这时节回去了，说不定他爹真要用柴丬打他个半死。于是我只好藏在外公家，好象是个等待判刑的罪人。
二娘舅替我出了个主意，不妨写一信寄到上海新亚药厂，说明去年未能进厂的理由，现在仍有志进贵厂做练习生，是否接纳，希来信示知。我照二舅的意思写了信去，五六天之后，果然接到了回信，大意是“欢迎你来”。我接到这封信，真好似救命皇菩萨从天而降一般，惶惶如丧家之犬的一颗心总算有了着落。在这以前，我对吃饭一点兴趣也没有，这一天却吃了两大碗。我出生以来的头一个磨难总算安然度过，一年前家族里支持我进厂的一派终于取得了胜利。
外公知道了这件事后并不高兴，他把我叫到跟前，说：“做工只不过是引车卖浆之徒，一进了厂，什么学问全丢光了。不过仁义道德还是做人的根本，切不可丢了。上海是十里洋场、花花世界，年轻人去那个地方，目迷五色，有堕落成瘪三者，有寻花问柳毁了一生者，也有挣了大钱而骨子里不过是衣冠禽兽者……如此等等，我见得多了。你可要特别谨慎小心，不要辱没了世代书香的外公家。” ．
我在聆听了外公的教诲后，就由二舅父陪同回到丫河镇的老家。一走进家门，我躲在娘舅的身后，生伯父亲又要用柴丬打我。爸爸看到二舅父，也没请他坐，劈头一句话：“听说小贼（他头一次用这个词骂我）躲在你处，你打算养他一辈子啦？”
“不，我养不起。孩子还是你的，今朝不是送还给你了吗？”
“这个不成材的东西，我讲过的，他永远不要见我。”爸爸余怒未息，我向他那里射出羞怯的试探的眼光，而他的目光也正在搜索我，两个人的目光不愉快地聚在一处了。
二舅父自己找座儿坐下，我露出了半个身子站在他后面。我发觉父亲不再是那天的狂暴的面孔，也不打算寻柴丬打人。想到上海药厂有了信来，我更不怕了，所以我依然像一段木头站在舅父的背后。这时母亲从房里走了出来，看到这个场面，不免紧张而不安，她示意我赶快跑开，但是我向妈妈微笑，仍然一动不动，弄得妈妈莫名其妙。
舅父微笑着展开那封信，给爸爸看，又说：“隔了一年，这个厂还是收留他，这说明老板还是很看得起小华的。我看进工厂不一定比进学校差，到大地方去有大发展，也许他到了那里会有出息。做父母的不要做得太绝，小华毕竟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嘛。”说完，便跟母亲打招呼，用一种欢欣的语气说：“上海的药厂来了信了，还是要小华去。”我看到了妈妈脸上的笑容。
我看着父亲把信看完，他的脸舒展了许多，又朝我身上瞟了一眼，说：“好吧，只要有个吃饭地点，就只有这样了。二哥，我本来一心栽培他，谁知他不是这块料，那就不必强求了。”
二舅父走后，爸爸仍然不跟我说话，母亲则默默地替我料理行装，她仍旧把外公送的水晶顶瓜皮帽塞进网篮里。我看到了水晶顶的透明的红色。好似碰着了一团火。我恨恨地把这顶“礼品”扔在外边，表示跟外公、父亲所安排的穿长衫士大夫的前程决裂。
第二天我就要起程了，临行前，父亲才跟我说话，他说：“学校有开除的规章，工厂也有的，也许工厂开除人更要无情。你不要贼头狗脑地做一些下流勾当，一切要循规蹈矩，守本分，如果再被工厂开除了，你就不是王家的人，你就不用再踏进这个门槛。”爸爸的语气是严厉的，不过是恨铁不成钢的殷切的警告和热烈的期望。
夜间，妈妈搂着我睡，在枕边。她流着眼泪轻轻地嘱咐我：[这一回出门，可要争口气呀！你爸爸为你操多少心！你给爸爸带来多少苦恼，使他在家门里抬不起头来。你一定要照你爹关照的去做，做一个正直的人，决不走邪路！听见了吗？]
当我想着明天就要离开家，离开母亲的怀抱，眼泪也弄湿了枕头。
十二 木箱夜读
我来到了刚刚从淞沪抗战里苏醒过来的上海城。
现在的新亚药厂已大为扩展了。当年我进入这个厂时，只有一幢楼房、一个院落和一个仓库。这个厂的老板叫许冠群，自幼患过小儿麻痹症，一只脚有点儿跷。厂长姓赵，是懂得制药技术的专家，另外还用高薪聘请了一名在德国拜耳药厂干过的总药剂师。全厂的工人只有一百多人，几乎全都是常州同乡，其中五十名就是去年特地从常州招收来的，我是最后的到达者。从这个工人结构里，可以看出老板的革新精神，他不用私人关系荐举，不靠裙带关系，不开后门，全凭考试择优录取。据说许经理亲自看考卷，亲自点名放榜。这也是制西药工人需要相当的文化，旧的学徒制已经不适合近代化的工业生产的缘故。不过这位民族资本家还保留着极浓厚的封建色彩，只用常州人这一条就是明显的例子。另外，他规定只给练习生每个月一元大洋，而且维持三年以后才正式定薪，这是照搬上海滩的学徒制老规矩。那时候月薪多少也无规定，全看老板的恩典。
起初分配我做的活是把检验不合格的注射针玻璃瓶敲破，倒出药水，再拿去重新消毒和过滤。干这个活，用力猛了，碎玻璃就会把手戳破出血；碰上治痢疾的注射液，飞溅到眼里，眼睛就立时红肿疼痛。睁不开眼来。干这个活是很痛苦的，常常一天有几回伤了眼睛。但是我忍受着，并无怨言，还感到自身总算有了个落脚处，不必像罪犯似地藏在外公家，即使一个月只挣一块钱，也感到心满意足了。
上工、吃饭、睡觉、业余时间的活动等等，我都是严格地遵照父亲的指示，循规蹈矩，不敢有一点疏忽懈怠。我是痛下了决心的，不可再有一次开除呀！爸爸的这句话经常在耳边鞭策我，警告我。
第一个月我拿到了一块钱，这钱是给工人理发洗澡用的。我用得很节省，一个月下来只花了一半钱。剩下的五角我想寄回家中，这倒并非出于孝心，更多的是想用实际收益向家里报告喜讯，报告我已经能够挣钱，再也不依赖父母了。五毛钱太寒碜，我就再等一个月，积攒了一元整便往家里寄。母亲收到钱后来信，叫我不要再寄这一点可怜的钱给家里，如果一块钱不够零花的，家里还可以支持一点钱。信里又一再地警告我要安分守己，老老实实，不可再调皮捣蛋，并说：“你父在你走后的第三天就去烟台了，你父这次回家，是高高兴兴而来，大杀风景而去，他并不希望你寄钱补助家用，你能在上海有碗饭吃就算不错了。”
我虽然从栖霞山风景区转移到繁华喧嚣的上海，从学校来到专敲玻璃瓶的工厂，但对过去的学生生活还是十分留恋。在我敲破注射针药瓶的时候，当年在学校里看过的许多书里的人物会一个个自动跑到脑海里来。这时我才体验到外公所讲的“引车卖浆之徒”是什么滋味。他说到了厂里，什么学问会全丢了，不是吗，在这里只有机械地敲木鱼式的动作，用不着什么文化。这里没有书籍，业余时间练习生们只是在单身宿舍里下棋打扑克，偶而也结伴到外面逛马路。
我在业余时间还看看报纸上的照片和图画消磨时光。有一天，我看到《申报》上刊登的申报图书馆阅览章程，这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那上面规定；只要交一元钱作为抵押金，就可以借阅该图书馆的所有书籍。不要单位证明信，也不要工作证和户口簿。这个规定给我打开了求知识的窗口，我拿出一个月的津贴，亲自去南京路劝业大楼的申报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系《申报》经理史量才创办，他在一九三四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这个图书馆改名“量才图书馆”纪念他）领了一张借书证，借书证上印着，每次只能借一册，限期一个星期，过期不还或遗失书籍者从抵押金中扣罚和赔偿，连续三次过期不还者即收回借书证。
从这以后，一下工我就有事做了。借来的书，我一般三、四个晚上就看完了，厚一点的就得突击，才能在七天之内看完。读书使我忘记了痛苦的劳动和苦恼的现实，感到有兴趣有意义。令人最苦恼的是，集体宿舍里到晚上八点就关了电灯。这大大限制了我读书的时间，有的书七天看不完。我倒不怕错过了还书时间被扣钞票，而是从良心上感到对不起这个图书馆，闹不好还会被图书馆“开除，”这不正中了爸爸的预言吗？
在情急无奈的心情下，我找到了一个读书的安乐窝：药厂里空的大板箱很多，我找了个可容得一人躺在里头的大木箱，把揭去盖子的一面靠拢墙壁。晚上八点以后，我钻进这只三面木板拼起的小木屋，燃着了一支蜡烛，蜷曲着身子看起书来。我如饥似渴地吞噬着中外名著，在这里，我看了房龙的《地理》，威尔斯的《世界史》，林纾译的许多种外国小说，以及《邓肯自传》、《俄国虚无党史话》、《爱的教育》、《广陵潮》、《老残游记》、《东周列国志》、《元曲丛刊》、苏曼殊的小说……可以开出长长的一张书单。
根据我读书的体会，我以为能看懂古文，如《聊斋》、《史记》等，这是打开我国古代文化的一级台阶，如果能看懂外语原著，这又踏上了更高的一级台阶。
我的看书并不是为自己的雄心壮志打基础。老实说，自从被学校开除以后，我并没想过什么未来的志愿。我在这里看书跟在学校里不一样，在学校里接受吴庆华的一本一本小说看，是为了认识我不曾生活的世界、未曾经历的人生；而在这小木箱里看书，起初是为的消磨多余的时间，寻觅有趣的消遣。可看了几本书以后，发现书里展示给我的世界无限广阔和丰富，我便从文学扩展到几个门类的科学知识。我看过《三国演义》，在任中敏那里读过词曲以后，对文言文的古籍也能看得懂了，于是我看了《元曲选》、《史记》和《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等古书。我是无目的地读书，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和接受水平的驱使。
我读书不求甚解，看得快（因为要赶时间），不做笔记，但看懂的部分和特别感兴趣的部分，几十年后还能记得，只是往往把乙书里的内容误以为甲书里所有。所以我的知识虽然广博，却是残缺而不成系统的。
这只木板结构的“书屋”始终没被人发觉，我在里头很安全。大有“躲进木箱成一统”的自豪感。只是插蜡烛的装置，一不小心就会引起火灾。后来，我发明了一个极简便的办法，就是在板箱的外面钉一只横穿板壁的钉子，作为插蜡烛之用。有一次，我躺在箱子里，看着看着竟睡着了，手里的书也掉在身旁。等我醒来时，天已大亮，我的两只蜷曲的脚麻得像被锯掉了一样，一时站不起身来。这时，我发现那本书上沾了许多蜡烛油，心里惊得直跳。幸而没闯下什么大祸。我揉搓着麻木了的脚，谛听周围有没有人走动的声音，确信没人看见后，我才轻轻地从木箱和墙壁之间的缝隙中钻了出来。我怕图书馆因蜡烛油弄脏书而罚我，就到出版这本书的书店买了一本新的还给图书馆。还的时候把弄脏了的一本展示给管理人作证明。谁知管理人老先生大为感动，他一面翻开在我名下借书的登记本，一面说：“你看了这么些书，这不是看的，是吃的？”我笑吟吟地回答他：“我愁的就是不能把书吃下肚，要是可以吃的话，你们这里所有的书．我打算统统吃下去。”老先生赞许地笑了，问我：“你是做什么的？”我指一指借书证上填的厂名，说：“我是这个厂的学徒，新名词叫练习生。”他说：“你真是个好学不倦的孩子，欢迎你来，将来你会成材的。”从此，我跟他交上了朋友。
我住的单身宿舍有四张床，上下铺共睡八个人。工余时间他们就下象棋或打扑克，一直打到熄灯，只有我一个人倚着床看书，其中有的同伴抓起我的书看，也入了神。我也想在他们中间物色一名爱看书的人，就介绍他到申报图书馆去弄一张借书卡。但这位好看书的朋友终于没有弄到借书证，因为他心疼一个月的津贴。他不知道拿出一块钱的成本，能获得多么丰富的精神财富啊！
我白天干的工作很枯燥无味，恰恰跟我的木箱里的五彩缤纷的广阔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于是，我动脑筋力图充实上班八小时的生活，这一半是接受了“百事能”大伯父的启示，一半是在木箱夜读时看过几本有关生理病理的书，所以我打定主意要把厂里制的畅销的针药的配方和制药工艺学到手。我又走上了“调皮”但不捣蛋的道路。前面我已叙述了敲针药时，有一种药水溅入眼里就会使眼睛红肿，这个针药名叫“依米丁”，按厂里的规矩，在眼睛红肿以后，可以休息一小时至两小时（这不需要医生开假条），点上另一种药水就会缓解。我就利用这眼睛工伤的休息时间，跑到二楼和三楼的制剂车间，用一只并未受害的眼观察现场，后来又发展到弄虚作假，眼里并未进去“依米丁”，也蒙上纱布做的盲眼罩，前往制剂车间偷学技术。车间里的同事见了我并不见外，也没有撵我，工友们看到我蒙上了一只眼，反而非常同情我，还拉张板凳让我坐。
我打听到配药的要害部门是在三楼。赵厂长为了保密，也为了防止细菌感染，对进入三楼有许多严格规定。我对这里不仅好奇，而且怀有三剑客闯到险要地方探宝的精神。我立志要攻下这个堡垒，一天，我穿上同房间在制剂间工作的同事的白色工作服和工作帽！这套服装我是没有的，来到三楼的配药间。我推开了用棉被包里的头一道门，蹑手蹑脚地走进第二道门，原来这里是恒温的无菌车间，一道一道门都穿上了厚实的棉被。里面的电灯也是绿色的，我一只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生怕触犯了规章会被除名的恐惧使得我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我刚通过第二道门，马上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喝住了：“你是谁？怎么乱跑？”我吓得立定在那里。当他认出是我时，语气变缓和了，轻轻地但是却十分坚定地说：“快出去，这里不是你呆的地方。”原来这位同事是丫河镇本街人，去年跟我一起参加招考的。幸而碰上的是自己人，我的心不跳了，我对他诉苦说：“我总不能老是敲瓶子呀，我想到这儿来，学点东西。”
他沉下脸来，把我拉到二道门外，说：[这里的技术，你跑进来看看，也学不到手。这样吧，有些配方我有记录，空下来的辰光我借给你就是了。“我走下三楼，心里不免自怨自艾：”他比我早来了一年，分派了这么一个好差使，我晚了一步，只落得在天井里敲破瓶子。他将来会做总药剂师哩，我连踏进那二道门都不行。“
这位姓许的同事真的把他的“绝密抄件”借给了我，我利用了两个晚上全抄了下来。
我还记得，老板从国外进口了二只冷冻机，他利用冷冻机的多余的空间，试制出一批供市民消暑的棒冰。开头，还不知道在下面长出一根短棒，只是一块块的里面掺着糖精的冰块，大概还放了点桔子水，所以叫做“桔子冰块”——这是上海滩棒冰的老祖宗。桔子冰块做成之后，厂长就发动洗瓶间的小工和我到街上去叫卖。厂长有话下来，说是卖去五十块，其中十块的钱归我们所有。我听了当然很高兴，三个铜板一块，十块就是三角，出门三四趟，就把一个月的工资挣了。谁知第一趟出门叫卖，不但没挣一个铜板，还吃了倒赔账。毛病出在天太热，手里托着木头匣子，又没有隔热的设备，所以没走出两条街，就变成了一滩水。滚热的太阳把冰块销蚀得无影无踪，加之市民从没听说过这种新产品，所以赚回的钞票很少。
赵厂长虽是科学家，但他只交代出售冰块的任务，没有对隔热设备作出周密的指示，当他知道所有的小贩几乎都是空手而返，自嘲地笑了，说：“这是一笔愚蠢的买卖！”他才承认是自己的粗心大意，第二次给每人的木匣里做了一条棉花套，并且在棉花套下面放几块冰块降温。当时大口径的热水瓶还没发明出来，厂长允许损耗的数字达二分之一，并且减价三分之一。
我托着木匣子出门卖冰块，不久，就找到了减少损失的畅销的门路，那就是用飞奔的速度走过冷僻的街道，赶到影院和闹市口大声吆喝，并且一手捏着冰块作诱饵。在这种实物做广告的方式下，木匣子里的冰块销售一空。我真的做了名符其实的“引车卖浆”之徒。
现在，虽然有了棒冰和雪糕，但我对五十年前的桔子冰块仍怀有深厚的感情，就好象今天乘上了柴油机机车，也不会嘲笑斯蒂文生的原始的火车头幼稚和落后一样。从新亚药厂开始制造桔子冰块，经历了一二十年才有现在这样的棒冰。这一件小小的冷饮食品，从诞生到成长，也走过了曲折的不断改进的道路哩！
十三 厕所办报
我看了很多书以后，就产生了想把所得的文化享受分赠给周围同事的念头。当时，同房间的伙计工余之暇只知道打扑克逛马路，我认为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但又不好批评他们，也没有资格批评他们。于是，我想出了一个主意，何不利用公共场所，让大家进行一些有益的文化娱乐。这个公共场所只有厕所比较理想，我决定利用厕所间的墙头办墙报。厂里的厕所也分等级的，高级职员用抽水马桶，厕所里还燃着安息香。而工人的厕所则建在阴暗的角落里，是学校里学生使用的那种格局。工人、练习生的合法的休息处就是厕所，到厕所里来，上海话叫“磨洋工”。因此，工人的厕所成了聚会闲谈之地，也成了歇口气求得四肢松快的娱乐场所。开始我只是把“写字间”（职员的办公室）看过的隔夜报纸，挑选值得看的剪下来，加上红色的框框贴在厕所间出入口的墙上。这么做果然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同房间的伙伴也支持我办下去，本来是一个星期换一次，后来改为一个星期出两次，而且起了一个漂亮的刊名，我记得是叫《新亚园林》。
厂里的工人开始关心国难了，我感到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这样办了两个月，我的手也痒痒了，就自己动手写文章，贴在《新亚园林》的后头。我没有写上作者的名字，看的人还以为是从报上抄下的特别精彩的文章哩！这使我暗中感到颇得意，以后每期都有我的文章，我还鼓励周围的同事也写文章，写出来的照样往上贴。这样，写作的队伍扩大到五、六人。我的一篇议论时事的文章，讽刺蒋介石只知道屈从日本，对放弃了东北四省的张学良反而加官晋爵，题目叫《豁拳闲话》。朋友们称赞这篇文章写得好，不妨寄到报社去一试。我就抄了一份寄给《新闻报》，没过几天，果然登来了。——这是我的文章排成铅字的第一篇。
从《新亚园林》一跳跳上全国性的报纸，这一个飞跃使我兴奋异常。我在同事中的地位也顿时提高到了不起的地步。许经理和赵厂长也看过了这篇文章，许经理自诩去年把王某提拔成第一名，证明他眼力不错；赵厂长赶快把我调往消毒间工作，不再敲玻璃瓶了。同事们对我的推崇反映了他们对蒋介石的愤懑，因为大家看得出，我那篇文章是骂蒋介石的。
两个星期后，报馆来函通知我带自己的印章去报馆领稿费。为此，我专门去刻了石头图章来到报馆，领到的稿费竟是我三个月津贴的总和，我的心高兴得狂跳，在坐公共车辆回厂的路上，我的手心里一直握紧了那三个银元，使银元的温度热得发烫。我非常快活和得意，几乎见人就想问：“你看过我登在报上的文章吗？”“我的文章你看了怎样想的？”我真想驾驶着公共汽车飞到天空去，去呼喊，为我的成就而欢呼！我记起了一位著名的学者的话：在胜利面前不骄傲的大概只占千分之一；陶醉在自己的成就里，认为老子天下第一而傲视一切的狂妄分子大概也只有千分之一。任何时候，这两种千分之一的人都不会消失。如果我不知道这两句名言，说不定我真的成了第二个千分之一里的狂妄分子。
这非同小可的三块银洋啊！有了你，我才认识了自己的价值：原来一个人的思想感情，可以通过铅字排版，告诉所有的人，告诉千百万不认识的人；动一动笔，就是一个练习生的九十天的劳动收入呀，我自接到学校的开除通知后，受到了屈辱，寝食不安，情绪从栖霞山的顶峰一下子跌到污泥塘里，自暴自弃，自叹命薄，向我佛如来和观音菩萨那里求得苦难的解脱；进了工厂后的萎靡不振，低三下四，……这一切苦厄舍利子，都被这三块银洋一扫而空了。
回到厂里，我把三块银元扔在桌上开展览会，似乎这银元有特异的光泽，还有特别的磁性，果然吸引了左邻右舍的练习生都来观光摩弄，好几个同事嚷嚷要我请客。按照这几年的风俗，买一些糖果分分，吃得皆大欢喜；可是五十年前还不兴这个。我决定拿出两块钱买电影票，卡德影院（现在改名西海影院）离我厂近，我去到那里，一下子买了十四张票，电影票是七个铜板一张。看电影的那天，我身后跟着十三名同事。我在前头带队，率领着浩浩荡荡的队伍直奔卡德电影院而去。那天看的电影是《火烧红莲寺》，在看电影之中，我才了解到，我的这帮常州乡下人，来到上海快一年了，都还没看过电影，看《火烧红莲寺》是他们一生中破题儿头一遭。他们的惊异、满足再加上感激之情，实在难以形容。
以后，我写作的劲头更大了，《新闻报》又连续发表了我的诗歌和议论文。当我夜间伏在桌子上展纸动笔时，同室的同事们进门时轻手轻脚，不弄出响动来，扑克、象棋之类的娱乐也自动停止了，还有人悄悄地泡一杯浓茶搁在桌上。这又使我联想起幼年时抄《金刚经》的特殊的待遇，除了没人给我扇扇子，周围的气氛简直跟祖母和母亲陪我抄《金刚经》的时候一样。
我一次给母亲寄了三元钱，这使妈妈大为惊异。她来信问：你这三块钱是怎么揽下的？我的信上写得明明白白，是登报的稿费，母亲大概没看明白，也许她根本不知道登报是怎么回事。我本该寄一份那天的报纸给家中，可一来我手头只有一张报，留着还有用处；二来我记起了任中敏老师曾训教过我的话，要我不可为自己细小的成功而向别人炫耀。所以我未曾把发表我文章的报纸寄回家乡。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会计科的屠毛遂先生，约我明天上午到他家里，说他有一位亲戚想会会我。我遵约前往，屠先生介绍了他的堂兄弟名叫屠廷容的同我认识。此人三十岁不到的年纪，知识分子的面孔和打扮，穿一件竹布长衫，一条淡格子的西装裤。一见了我，就亲切地问我家庭和工厂的生活，当他问我年纪的时候，我第一次透露了真相，说我今年实足年龄只有十六岁，因为招考的年龄限制，所以虚报了两岁。两位屠先生听了相视而笑。接着，他问我对时事有什么看法，我谈了对国难的痛切心情和对蒋介石的愤怒。他接着问：“你知道红军吗？”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词。他接下去说：“红军就是共产党的部队，他们打了胜仗，我们穷人就得救了。”这是我头一次听到红军和共产党。
屠毛遂还拿了一份《新闻报》给他看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是我写的《豁拳闲话》，这里头是讽刺蒋介石提升张学良为剿匪副总司令，因东四省的沦陷，时论皆指责系东北军政首脑张少帅不战而逃。丢了偌大一片国土，蒋介石反而给他加官进爵，这是赏罚颠倒，就好比喝酒豁拳，输了反而可以饮酒，是一种不分成败的颠倒一样。
我作此文时，还不知道“剿匪”的“匪”就是指共产党，屠毛遂先生倒看出了我是反对蒋介石剿匪的，他在跟堂弟屠廷闲谈中，讲到厂里有个年轻后生思想倾向共产党的，屠廷容才通过表兄约我在他家中见我一面。
他又约我第二次见面。这一次，他送了一本《文艺新闻》给我，这是当时的左翼作家联盟办的刊物。他问我：“你看过鲁迅、丁玲、易嘉（瞿秋白的笔名）的文章吗？”我说看过，并且报了几本书名。他说：“你乐意参加到无产阶级文艺队伍中来吗？这个刊物就是他们编的。”我表示很乐意。他没叫我填表。我连左翼作家联盟是什么组织也没弄清楚，只弄清楚了无产阶级就是没有一点产业的穷人，是被压迫者，我是无产阶级，因为我是穷人。
回想我参加革命，既谈不到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也谈不到对革命的追求，多少带有盲目性和偶然性。我在前半生中，曾写过十多次“自传”和“坦白交代”材料，放进档案袋里。我写这一段光荣历史的时候，总想把自己的阶级觉悟写得高一些，实属溢美不实之词。在此郑重声明更正，以免后人骂我也爱说假话，作为他说假话的口实。
说实在的，我参加左联虽是乐意的，一点不害怕，但却是蒙眬迷惘的。屠廷容只是鼓励我今后多写，继续把厕所墙报办下去，对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卖国投降要不断地揭露等等，这些话我是能领会的。我们会面的地点仍旧在屠毛遂家里，但两个人谈话是背着主人悄悄地进行的。这又引起了我的神秘感。屠廷容郑重地宣布道：“左翼作家联盟已经吸收你了，往后就由我跟你联系。”我问：“你也是作家联盟的吗？”他笑着点点头，最后说：“我介绍一个同志跟你谈谈。时间在下星期六下午七点钟左右，地点在环龙路霞飞路转角的中外书店门前，到时我也在那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同志”二字，觉得很新鲜也很神秘。
我怀着要去会见大人物的急切心情，牢牢地记住了中外书店的地点和会面的时间。好容易等到星期六那一天，我晚饭都没顾及吃，就来到中外书店的门前。
屠廷容一看见我，就笑吟吟地走近来。他把一位个子不高的二十六、七岁的同志介绍给我：[这是小宋同志。]小宋同志挨近我，轻轻地说：“我早认识你了。”我感到诧异，我过去并没见过这个人呀。我想，小宋同志的文化一定比屠廷容高明，甚至比秀才外祖父还高明。
介绍我和小宋同志认识后，屠廷容连招呼也不打，便在行人中消失了。小宋和我沿着霞飞路的人行道并排而行，他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后，便说：[……你不要把做工当做可耻的职业，未来的中国就属于近代无产阶级。在新兴的无产阶级里要出来很多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你在厂里要注意发现和团结志同道合的人，革命队伍人要越多越好。“
这时，我才觉悟到外祖父轻视引车卖浆之徒的思想太落伍了。
十四年后，小宋和我又在山东解放区见面了。这时，我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叫王尧山。上海解放后，他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
此外，我还跟何家槐同志见过一面，地点在现在的复兴公园里。何家槐是左联的知名作家，见了我，他说话非常谦逊，谦逊得我都有点受不了，他说：“你是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就没有我们的将来，我是向你学习来的。你的几篇作品我看过了，语言大众化，情感真挚，希望你今后在艺术描写上再增加点色彩，……”他是老师，年岁也比我大得多，我有什么地方值得他学习呢？我进厂才一年有余，身上有多少无产阶级的东西，连我自己也莫名其妙，他对我这么客气，我怎能不脸红呢？
过若干年后我才明白，当时的革命理论把工人看得很高很高，是革命派的当然代表，知识分子只能做陪客，他们诚心诚意向工人学习，就好比一九六九年号召知识青年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样。
我把在厂里办墙报的情形作了汇报，他听了连连称赞，并给《新亚园林》起了个不登大雅之堂的名字——“厕所文学”；还特地写一篇文章介绍“厕所文学”如何诞生的。他还向我介绍了高尔基的生平，并陪我一同去一家书店，买了一本生活书店出的《高尔基》送给我，这是使我永远难忘的，在这以前，我还不知道高尔基是何许人。
回到厂里，我在《新亚园林》里加进了从《文艺新闻》上抄下来的文章。我还接连写了几篇文章抨击蒋介石的睦邻政策。在周围的同伴中间，我注意物色志同道合的人，把他们组成《新亚园林》的写作班子。我把赠我配方笔记本的姓许的同乡也拉了进来。还有一位姓周的，我介绍他加入了雇员协会。屠廷容指示我，要我在厂里吸收练习生中进步思想的参加雇员协会。这是共青团团结店员和练习生的青年团体，其中银行的职员和练习生最多，新亚药厂属法南支部。一个月之后，屠廷容又要我参加共青团，我一口答应参加了，不须填表，也不知谁是负责人。
十四 《职业生活》编辑部
不久，屠廷容又要我协助雇员协会创办一份油印刊物，刊物名称叫《雇员生活》，他叫我帮助刻蜡纸，地点就借用屠廷容在华龙路的一个亭子间。在创刊号上，登了一篇我写的批判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的文章，这原是从《新亚园林》里选出的一篇。我下工以后，就到这儿来开夜车。这时，我才知道屠廷容的底细，他是新华银行的练习生，早就是共产党员了。我在这亭子间里结识了新华银行的另外几名革命者如华应申和张志勤等。
我在这里还跟一位四川学生陈同生（原名陈农菲）见过一面，只记得他戴着一顶扁的顶上有一寸长辫子的法国便帽，我们见面时谈些什么早已忘却了，想不到在二十二年后的上海，他身为上海市委统战部长，跟我做了邻居。相处一年多，我和他只不过是点头之交。有一天的黄昏，在门前小花园里，他偏偏又戴上了顶上有一节小辫子的法兰西帽，这一个特征敲开了我记忆的大门，我忽然想起当年的小陈！我走近他重新辨认一遍，说：“你还记得二十多年前在华龙路亭子间的小王吗？”他发了一阵呆，突然非常亲切地抱紧我的脖子，笑着说：“小鬼，你成长了，叫我无论如何想不起就是你。”我说：“你自己呢，叫我也认不出你这个四川佬来了。”我俩又重新拥抱了一分钟。他郑重地把我邀请到他的房中，一开门，他像孩子一般地快活，高声对家里人说：“你们看，我带来一名老战友哩！”（在这以前，我从未到他家中去过）他家里人早就认得我，反而被他的宣布弄得莫名其妙。对于青年时代一同干过革命的人来说，即使在白色恐怖的境地里只见过几分钟，那友谊也特别珍贵，令人难忘！这位统战部长在上海没能发挥他的才能，由于他的正直，对马列主义的熟稔和坚持，所以不断遭到靠整人为业的市委书记的打击，连降三级，直至文化大革命又惨遭迫害，死在号称革命派的棍棒之下。
雇员协会办了几期油印的《雇员生活》（赠送的），即改由铅字排印，改名《职业生活》，编辑部仍旧在那个亭子间里，半月出一期。由于不需刻蜡纸，我去得少了。通过办这个刊物，我认识了金涛，他也是常州来的青年，年龄比我小一点。他在常州用土造的炸弹炸死了一个贩卖日货的奸商，只身逃到上海的租界来逃避通缉。到了上海，他投奔到亲戚那里。雇员协会的成员了解他是反日的好汉，就吸收他参加了雇员协会，很快又加入了共青团，并参加《职业生活》的编辑工作。他的故事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我把他当做英雄崇拜，甚至想向他讨教如何做炸弹的方法，也想在上海炸死几个汉奸卖国贼。正由于我崇拜他，我们之间谈得很多；有一次我请他一同跟我到四川北路的上海电影院看外国电影。到了电影院门口，他惊恐地问我：[这里是不是中国地界？]
我不加思索地回答：“这里当然是我们中国的了！”
他一下子面色变了，连电影也不看了，说：“警察碰上我就糟了。”
我才知道他心虚的来由。我马上去问一个路人，那人说：“这里是租界，不错的。老早就不是中国的了！”
这样，他才放下心来看电影。夜晚回来，我们就在屠廷容的亭子间地板上铺几张报纸睡觉，我们还在被头里低低地讨论刚刚看过的电影。我发现他不仅勇敢，而且很机灵，就是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他的头发长得很长也不理，袜子脏了也不洗，到处乱扔。我了解到他至今没有职业，是靠银行的雇员协会的捐款维持生活的。于是我也捐了两块钱给他，他得知我一个月只有一块钱收入，坚决不收。我告诉他说：“我还有稿费，有时候一篇文章注销来，拿到的稿费比一个月津贴还多哩。”
“唔，写稿子还可以拿钱吗？你教教我怎么写文章吧，我也去挣他几钿。”
于是，我果真诚心诚意老三老四地教他如何写文章。谁知这个人写文章的基础很好，写了两篇，跟我的一篇一齐投给《新闻报》，结果我的反而没刊出来，他的倒注销来了。那一天，他的得意不下于我。他兴奋地对我说：“这一下我不需要别人的施舍了，我完全可以独立谋生了。”他拿到了稿费，请我进馆子，又请我看电影，把所有的稿费用得一钱不剩。我建议他去理发，再买一双新袜子。我批评他是脱底棺材，他说：“首先我要酬谢你。钱用光了我不愁，明天再写就是了。”
这就是少年时代的金涛。全国解放后，我到处打听这个人，好容易打听出来，他已到苏联学习去了。我想，只要他从苏联留学回来，我总有办法见到他。我对他一直怀有最美好的感情，他的形象几乎成了我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古语说的刎颈之交，庶几近之。我认为他具备了可以做大作家的才能。不做作家，他干别的同样可以干出一番事业。在我们不得不分手以后，我还是非常思念他。
一九六二年的夏天，上海市文联的大会议室预备开一个什么会议，我忽然认出了阔别二十年的金涛同志在主席台上就座。他长得魁梧壮实，穿一件深灰的人民装，皮鞋擦得很亮——除了装束不像当年那样邋遢和随便，其它方面全都是金涛，一点不错，百分之百是他！人性在激励我上前跟他握手，跟他热烈地相认和话旧，甚至跟他拥抱一会儿。可是当时，我刚摘掉“右派”帽子不久，想到自己的政治身分，我不得不强力地克制这人性的蠢动。我没有敢站出来相认，而且生怕被他认出来。我低下了头，有意避开了他的眼光。
会议主持人介绍了坐在他旁边的来宾，他响亮地报了金涛的名字，又报告了他的职务是浙江省的宣传部长。我没跟他打招呼，终于错过了与他重逢的机会。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听说金涛同志被“四人帮”的爪牙迫害致死，一个正在盛年大有作为的共产党人过早地被夺去了生命。这时我才懊恨起一九六二年为什么不主动跟他见面？没能亲一亲他，没能叙一叙思念之情。我为什么变得那样胆怯自卑？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正是长期的思想改造的成效，因为我知道，几乎所有接受思想改造的人，都变得自轻自贱、卑躬屈节、胆小怕事了。
帮助发行《职业生活》的同志中，还有一位姓朱的余姚人，此人是生活书店的练习生，他向我介绍了生活书店的管理方法，邹韬奋很尊重每个店员的民主权利，实行的工薪制度也比较合理，他特别向我宣传邹韬奋平易近人，处处为读者着想的作风。小朱鼓励我去考生活书店，并告诉我下一个月某一天，生活书店在中华职业教育社举行招收练习生的考试，他可以代我去报名。我同意了。
一个月以后，我去参加考试。考的成绩大概不好，我没能进生活书店，而是进了长城书店。我终于离开了新亚药厂，小宋同志曾说过“你不要把做工当作耻辱。”这句话是对症下药的马列主义论点，但是我听不进，外祖父瞧不起的“引车卖浆之徒”和父亲说的“不是那块料”，在我心目中一直占着主宰的地位，我厌恶做工，只要有机会，就想跳出那个厂家。我同意进书店，一来觉得书店是制造文明的地点，比做工的要高一等，讲出去体面；二来那里的月工资有五元，比新亚药厂多。
我告别了新亚药厂的小伙计们，来到宁波路的一丬只有一间写字间的长城书店。这时我才知道，我是由生活书店推荐给他们的，由于生活书店只招收五名练习生，名额有限，但名次后面的同学考的成绩也不错，所以推荐给其它同业。
十五 抢救面包车
沪西美亚绸厂罢工已经一个星期了，屠廷容传达了共青团区委的指示，要上海的所有左派团体支持美亚的罢工。雇员协会在会员中发起了募捐，募捐来的钱买了很多的面包，分乘三辆黄包车送到胶州路的美亚绸厂罢工委员会。屠指定我跟着一辆车去美亚厂，车座上下都堆着面包，我的怀里也抱着面包。为了制造声势，预先印了五颜六色的传单，黄包车到了厂门口，头一辆上的面包送到了罢工委员会的手里，接着，屠廷容便把怀里的一迭传单散发给挤在厂门口的人，也许是由于他过早地散发了传单，很快来了警察，警察看到后面还有两辆面包车，就赶到我坐的车子前面，用威严的声音命令我下来。这时我那辆黄包车离厂门还有丈把远，我命令拉黄包车的拉到厂门口，那声音同样是威严的。可是黄包车夫没听我的，他停下来了。我被一个警察揪住胸口，拉下车来，有三分之一的面包跟着我滚下来，撒了一地。眼看我未能完成任务，而警察这样粗暴，把我气坏了。我只怪拉黄包车的不听话，可没有能力抵制警察的干涉。我看见第二辆面包车在厂门口也被警察拦截，美亚厂的罢工纠察队在跟警察讲理。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从厂门口冲出来一群女将，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她们把第二辆面包车上的面包抢得光光的；我在这边大叫：“姐妹们，我这里还有，是慰劳你们的。”这一群女将又像旋风一般聚集到第三辆面包车跟前，一阵风似地把所有的面包席卷而去。其中一位岁数大的女工快速地捡起散落在地下的面包，很感激地对我说了一句：“谢谢你。”这时我才尝到了斗争胜利的快乐，我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警察被这一阵旋风刮得不知如何是好，一位大姐胸前抱着四个面包，拿出一个塞在警察的手里，说：“我伲屋里揭不开锅，老板又不答应我伲条件。人家送面包给阿拉是一片好心，你为啥要做恶人？”警察不肯收那只面包，不过不再是剑拔弩张的面孔了。这位大姐又第二次把面包塞在他怀里说：“带回去哄哄孩子也好。”说罢，她嘻嘻哈哈抱了三只面包，就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似的，走进了工厂。这只面包在警察手里，使他很尴尬，围观的人又很多，这时拉黄包车的还站在一边看热闹，我对警察说：“那么，你就把它送给车夫罢。”警察真的照办了，我们之间的敌意完全消除了。
这次送面包慰劳罢工工人的行动，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想不到来到厂门口遇到了警察的阻拦，最后以胜利告终。这对于头一次参加革命行动的青年来说，却增加了难忘的罗曼蒂克的色彩，并且亲自看到了宋同志讲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风貌。
我还参加了欢迎法国共产党作家巴比塞的行列，那是左翼作家联盟组织的，雇员协会的人也到外滩十六铺码头欢迎，华应申、屠廷容、金涛等好多熟人都来了。左联展开了一面白布写的横幅，上写着中英文的“欢迎马莱爵士”，我们弄不明白为什么欢迎的人物换了人，而我们对马莱爵士却一无所知（或许我把他的名字记错了）。华应申过来解释道：“巴比塞不来了。今天我们欢迎的是英国的左派人物，他身为爵士，但是他拥护苏联，支持共产党。
码头上欢迎的人越来越多了，当外洋轮就要靠近码头，突然出现了一群巡捕，挥舞着警棍驱散欢迎的队伍。那面白布的横幅也被巡捕抢了去。只见屠、华等同伴向马路对面闪避，我紧紧地跟定了他们。华应申说：“喏，开来捉人的警车了。”屠廷容说：“英国租界不让我们欢迎英国来的爵士，真正荒唐。”这时，我们看到十六铺码头的外圈摆出了一排由巡捕组成的警戒线。华应申说：“我们快走吧，今天欢迎不成了。”我远远地看到两个巡捕把一个穿长衫的人押上那辆黑色的警车。
虽则马莱爵士是什么样子我也没看到。但在这一次失败的行动里，我却看到了自己人的队伍很多，觉得我们的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
这件事同时在我的思想深处留下了“阶级调和论”的影响，既然英国的爵士都可以参加革命，上层的知识分子和有钱人也会有参加革命的吧，恩格斯不也是资本家的家庭吗？屠廷容的哥哥还是一家银行的经理呢。
这一天的晚上，《职业生活》的六七个人聚集在一家外国人开的咖啡馆里，其中三位是参加了白天的十六铺欢迎队伍的。东道主是屠廷容，我们遇到不顺心的事就到这儿来喝酒解闷，同时交谈一些有关红军打仗的消息。今天到咖啡店来，大概也是为的没能迎着马莱爵士而感到扫兴，到这儿来喝点白兰地提提精神。我们刚刚就座，一个胖得像啤酒桶似的俄国老婆子出来招待我们，屠廷容同志警觉地悄悄地说：“这是个白俄开的咖啡店，是十月革命的叛徒，我们不能在这里。”大家都顺从地离开这个咖啡店。好象这儿真的是白俄的反苏巢穴似的。我们另外又找了一家法国人开的酒店。大家坐定后，华应申脸色阴沈地向我们宣布：“今天，我们有四位同志在十六铺被巡捕抓走了。”金涛问：“有没有雇员协会的人？”华说：“我们协会的还没一个人被捕。”张志勤没参加白天的行动，他问：“你们见到那个英国人吗？”屠廷容说：“没见着，欢迎的队伍就被打散了。我见着田汉和王任叔也在里头，那个四川人小陈也到了，不知被捕的人中间有没有他们。”
我们喝咖啡，喝白兰地，谈谈说说，直喝到咖啡店关门，已经快到晚间十二点了。有人提议到马路上去踏青，青年人就有那么一股子劲，兴头来了全无睡意，六七个人分成两排，手挽着手漫步在行道树刚刚露出叶芽的马路上。先是屠廷容的一排轻轻地唱起高尔基《夜店》里的工人之歌：“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
后面的一排用略低于前面一排的音阶哼着同一个调子。
唱完了一个，又唱《少年先锋队歌》：“走上前去呀，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当我们转入人迹全无的马当路上，屠廷容带头，又唱起《国际歌》来。
唱完以后，华应申大声地说：“总有一天，这里的世界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世界，我们就可以大声地自由地歌唱了！”
我说：“但愿这一天早点来吧！”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