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作家 2018-05-05
作者 潘峰

潘峰:长沙人,“独立作家”专栏作家。

大约是在七陆年的七月间,我记得十分清楚——那时候我们读小学是春季招生,读了五年本来就要上初中了,那一年突然改为秋季招生。那时候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我们这帮倒霉蛋莫名其妙地多读了半年。

“莫名其沙,”鸭婆模仿着老师读学生错別字的腔调说,“我们会不会莫名其沙地倒一个大霉?我妈妈说过,以前读书都会有很多的安排,突然一下就没书读了,突然一下都赶到乡里去了。”

他说的这些我以前想都没有想过,我是举世无双的无忧无虑,虽说那时读书并没有什么卵用,巜园丁之歌》受到彻底的批判,重点是批那句唱腔,“没文化怎么把革命的重担挑?”已经批得体无完肤遗臭万年了。但在学校里,书还是要读的,语文,一本比连环画小人书还要薄的课本;算术,最难的就是解方程式,政治、美术、音乐、体育,那都是我不上一天课闭着眼睛都可以拿高分的科目,何况到了后面还是开卷考试,成绩好成绩差只是一种习惯性的说法,而并没有实际的用途,因为你读了初中高中之后,并设有大学给你考,大学只招收工农兵学员。

“其实到乡里去还好些。”我说。我是被株州县的外公外婆带大的,而且我知道,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只是走走过场。我有个同学的爸爸是专门安排回城知青的,你多送几次东西就会回得飞快。他家有一只油鼓子(一百公斤的燃油桶)专门用来放饼干点心。再说,我妈妈对我的前途早有安排,她要我学好画画,毕业后到热水瓶厂去做美工设计,我对她的安排怒火冲天又不敢言。我最心仪的工作是炸油条,上学下课路过饮食店,闻到那一大锅滚油的香味,看到两根削面大的小白在师傅手里转啊转啊,一个顺势扔到锅里,嗞嗞嗞嗞,一眨眼睛就长出大出了原先湿面的三四倍,变成了黄澄澄金灿灿的奇香食品,每次都要弄得我狂咽口水。

“乡里,打死我我也不去,我姐姐只是去学农,在乡里去解手,粪水都溅到屁屁上了。只有畜牲才会喜欢邋遢的地方。”鸭婆嘟着嘴同我说这说那,他的眼睛像天空一样清澈透明,说出来的话却跟对面货台上堆放的一麻袋一麻袋的辣椒差不多——有的青青涩涩,有的已经沤烂,发出恶臭。

我和鸭婆坐在火车北站东边围墙旁的一颗树上,那颗树被砍伐过,树干粗壮长满瘤疤,高高的树丫阔叶敝日,它可能是一颗梧桐树,因为鸭婆曾从树叶茎上挤出牛奶似的汁液喂过他的“哄哄”——一种七八岁的小孩子玩的昆虫,它有着褐色的漂亮的圆壳,他用一根线绑着它的一只脚,逗它张开翅膀飞一气,然后弹回到他的手掌心,连滚带爬地出着洋相。它飞翔时发出哄哄的声音,所以我们管它叫“哄哄”,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它,现在的小朋友肯定不会玩它,这东西在城里早绝迹了,即便是乡村也难觅其踪影——它只是同金龟子长相酷似,它是不是叫金龟子?我无法确定。

我不需要努力去搜索那颗树的形状,它枝繁叶茂,深深浅浅的映在我的脑海里,我们爬到树上,一呆就是一两个小时,我们或相对而坐,或斜躺在在枝桠上,看到什么就点评一下,想到哪里就说哪里。在闷热难当的中午,我们躲在如水般的绿荫里经常不知不觉的睡着了,蒸汽机车头时不时轰隆隆经过,震得树枝在晃,风在萦回,恍若进入了仙境。

那颗树长在野草丛生的土坎上,土坎下是一条水沟,再往前走便是碎石枕木两条铁轨组成的铁路,铁路两侧都留着一米宽的水泥行走道,总共有六七条这样的铁路围着一座月牙形的货台,漫长的京广线穿越其间。

这里原本是封闭作业的火车货站,连绵数公里的围墙却形同虚设,这里挖个洞那里垮条口,附近的居民(包括铁路职工)都会抄近路走这些豁口,围绕着货站这一片区是暗流涌动,有扒车跳车如走路散步的飞虎队员,还有专吃铁路昼伏夜出的“铁道游击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个人跑到我家里,对着我母亲嚷着,“哎呦!你屋里阳伢子被火车压死了!”我母亲开始是双眼一瞪,瘫坐在地上半天出不了声,后来假消息报多了,母亲着急还是着急,害怕还是害怕,但她能够说出话来了。

“您看清楚了吗?”母亲问道。

“哪敢上前看,人被压得血湖血海的。”报信的邻居说。

那个时候我住在便河边,学校在姚家巷苗园里之间,一条体育馆路仿佛把便河边与姚家巷苗园里隔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铁路的世界,一个不是铁路的世界。不是铁路的世界的便河边的人,看到我在滚动的火车上爬来跳去,看到我在经武门的叉路口等几分钟就猴急火急,嗖的一下从车轮底下钻过去,有时还带着比人还粗大的自行车一起钻过货车车厢底部,他们会惊得眼珠子噼噼叭叭爆裂。

的确,有些胆大无知的人,东施效颦的人,看到我们这样很屌,想都不想就去学样,有无数这样的人葬身在车轮之下,惨叫着忍受各种辗轧,缺胳膊断腿,身首异处,血肉模糊,包括失手的铁道游击队员。幸运的人会失去双腿拣回一条命,被火车撞压,很少有失去胳膊的。

铁路的世界的人(包括北站那边),尽管日夜不停的火车轰隆会震得他们的床在晃动,碗筷杯子等等小日杂件会像施了魔法似的瑟瑟发抖,尽管鸣着汽笛尖厉呼啸的火车不三天两头撞飞一个人那才是咄咄怪事,一切的一切既是命运安排又是自己找的,你不住在这货站边上会死吗?你不到铁路上乱窜会死人吗?铁路货站白天黑夜都闪着生铁幽蓝的光,告诉你它的不可缺少你的可有可无。

“其实乡里没你想的那可怕,城里伢子到乡里去,他们会把你当王子一样看待,真的,不骗你。”

我同鸭婆说这番话时并不想告诉他,其实在我到长铁二小读书前我在乡里上过几个月的小学,我上学也是要穿过京广线,放学时我们会在铁轨上行走玩耍,有一天列车撞没了我们班上的三个男生。我外公骇得鬼样的,死活不让我再到水口小学读书。按照七岁标准上小学一年级,我比班上同学大了一岁,而神童鸭婆五岁就发了蒙。发蒙是我外公的说法。

“真的吗?那我姐姐为什么要那样讲?”他执拗地说道。

他年龄又小,又不想当跟屁虫,这可能是很多人不鸟他的原因。但他有一个比公主还漂亮的姐姐,那样美的小姐姐,当然不会乱讲话。“你姐讲的没错,那种情况有。”我说。“你姐是女生,女生当然有很多不方便,我们男生,天当被地当床,没什么不方便。山上到处是野菜野果,塘里坝里水沟里,到处是鱼虾泥鳅黄鳝,真的好舒服。”

我没有告诉他,最开心的还是别人把你当王子看,告诉他他也不懂,他在班上最小,不会有女生喜欢他。我当然不会告诉他,那三个小男孩都住在湾塘,平时我们四个人一路。那天是我们老师的女儿要留下我同她一起做作业。小朋友之间的喜欢与不喜欢从来不用说,看眼睛就知道了。同我一个班的老师的女儿喜欢我,送给我一个崭新的作业本,无意救了我一条命,查其原因,无非我是个城里伢子。我知道我的长相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因为父母都是相隔不远的土著,不像株州巿有一批南北杂交的骄骄者。我从未想过,要是那天老师的女儿不单独留下我一起做作业,那三个小伙伴会不会跟我一起一齐躲过一劫呢!我不知道铁道部有没有记录,事故发生在六玖年的春季,在一个叫做七斗冲的小站至渌口之间。

“反正我不喜欢!”他说。“我要当科学家,我要去读书。”

神童鸭婆他还真把自己当回事!谁都知道学校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地方,老师天天在课堂上讲“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一转背反潮流的英雄黄帅跳出来了,交白卷的张铁生,估计要做教育部长培养;老师一会儿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会儿又成了臭*老九;学校总是会鼓励你奋发图强成为有益于人民的科学家,“前途前途,一把锄头,毕业以后,修理地球。”这才是我们的命运我们的歌谣。

说了鸭婆这么多,还没把他真实姓名报上来,真是不礼貌,鸭婆——雷征宇同学,他的父母都是工程师,父亲出生于天津的大地主家庭,母亲的家庭成份则是大资本家,按照政治老师的说法,是“难得的双料黑货”。而我们的雷征宇同学,除了名字起得霸气,实在看不出哪一点可以同战天斗地的英雄沾得上边,个子又小,脑壳有点偏大,眼睛似睡非睡,走路慢慢吞吞像是在梦游,听到上课铃响他还在那里悠悠晃晃,路上的人看着他都替他着急了,惊㤞他为什么不跑几步去避免一次迟到。“鸭婆子!”有人这样叫他,大家看到他的神态同一只气定神闲的洋鸭的确十分相似,于是都乐滋滋的这样叫他。几乎每一个同学都有一个小名,雷征宇的绰号是实至名归,同学们还为他编了顺口溜。“鸭婆子嘎嘎,回去夜哒,妈妈打哒,爸爸骂哒。”几个或十几个男女同学一边冲着他叫喊一边欢快地跺着脚,那场面真是乐翻了,关键是他也不恼,只是把手掌在斜着的脑袋上抺几圈,露出憨厚的笑脸,似乎为自己给别人带来欢乐而高兴。

我们总是叫他“鸭婆”“鸭婆”,忽略了他的真实姓名,完全没有任何恶意,他本人也乐于接受。

“鸭婆,你那么想当科学家,你可以逃港。”我骗他说。

“真的?”他用力把树枝坐得弹跳了一下。“怎么逃啊?”

我知道他舅舅是英国的科学家,如果他舅舅是美国的科学家,可能还有希望把他带出去,因为那时中国和美国正在搞好关系。但一切都太难太难,就拿我来说,我算是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的人,但我所有认识的人当中,除了当志愿军时去过朝鲜,其他的国家,那只是胸怀世界,还没有实地察看。

“香港和中国其实只是隔了条河,有的人抱着一只冬瓜漂过去了,还有的人汆水过去,嘴里含着一根芦苇。”我说。

“边境上有铁丝网,有狼狗……”他长叹了一声。

“那还不容易,你到动物园去搞点老虎屎,狼狗闻到了就跑。”我说得有鼻子有眼,其实都是听别人打乱讲的。

我听到了让我震惊的话。“嗯,嗯,无论如何,我都要试试。”

在十四岁之前,我不知道自己是湘军的后裔,没人同我说过那段历史。我知道我爷爷是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军官,一九四二年就死了,我父亲先是在美国人在长沙办的育婴堂长大,解放后在一中读书,那个时候建设祖国的热情高涨,父亲放弃了考大学的机会,强烈要求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至少要跨过长江,最好飞越黄河,他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到陕西宝鸡一个给飞机制造仪俵的工厂。

我妈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市百事港粮店,六零年闹饥荒,一身好手艺的外公被饿出水肿病。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天天抚触着一袋袋白花花的大米,家里缺这个几缺得差不多要死人了,她总会要想办法去做点什么,而一旦你做了点什么,周围的人对你警觉起来,总会查到一些蛛丝马迹,这些事虽然我妈从来没有对我们说过,但我能猜岀几分,我知道我妈外表冷酷内心却无比善良,不然她不会被下放到粮食局的农场。在那里她遇见了我姑姑。

我出生在姚家巷的一间不足7平方米的茅草棚里,对那里的生活我完全没有印象,只记得我家对面是一个供几百户人家使用的自来水龙头,有人守着收钱,过了点用一只小铁箱锁着,在我家的右侧不远是公共厕所,你要是在那洗马桶你得自带半小桶水去,再往前走,对面拐角处有一家叫做“邓家铺子”的小店——也是姚家巷唯一的店铺,正对着长沙汽车电器厂的后门。那家工厂是做汽车点火器的,在省里有着极髙的地位和影响力,那时凡是打着“长沙”而又没写“市”的企业,至少是省管的国营企业。汽电厂有个Z反派司令名叫胡勇,名声大。

一九七陆的混混们崇拜的是流界的英雄,他们或在“南北大战”中以一当十,挥舞扁铁刷开南门几个叫脑壳的头,他们或是衣着光鲜,口袋里有米米,脸上有引诱少女发痴发癫的笑。

沿着汽电厂的围墙往东,走到北站的围墙前,往北走几步,就看到我们学校的门和围墙了。长铁二小,仅仅在我入学的那一年,招了周边20名非铁路职工子弟,发了一次妈妈疯。

我们在校同铁路子弟没有分别。区别是在若干年之后,铁路子弟基本上顶职到了列车段机务段上班,而非铁路子弟,不可能有这么好的安排,姚家巷苗园里便河边,原本是穷苦湘乡人的落脚之地,如果数十年不变地蜗居在那儿,难得有几户人家不出一两个劳教劳改的。

我妈嫁到长沙后,在一家街办工厂上班,她很快当上了厂长,她经常出差,不是为了厂里的销售,而是要去查历史问题,好像每个人的历史都要查得一清二楚,特别是解放前的。

我读小学时生活基本上是个没人管,中午放学回家要自己做饭才有得吃,有时候煤火没留好,黑了,我得重新生火,烟熏得要死,拿扇子去扇,折腾半天,要淘米煮饭,买菜洗菜切菜做菜。有一天我外公来了,我口袋里只剩下五毛钱,我买了一条鲢鱼,两片豆腐,一把白菜,做给我外公吃,我外公赞不绝口。

那个时候我家已经搬迁到便河边一间十二个平方米左右的砖瓦房了,因为我妈认识了房管所一位姓谢的阿姨,谢阿姨后来又再帮了我们一次忙,我读四年级的时候,全家住进了望麓园新砌的一栋居民楼里,本来我们分到的是五楼有三十来平的小套间,我妈听人说五楼易漏雨,冬冷夏热,便换了四楼一个二十来平方米的单间,有厨房和阳台,厕所和自来水在楼梯间。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爸回到了长沙。爸爸在外面度过了激情燃烧的青春岁月,很快就厌倦了每年只有二十多天的家庭生活的日子,写了无数封信,求爷爷告奶奶,最后还是找了一个家在陕西本人在长沙工作的浇铸工兑调,自愿放弃了那边总调度室的重要工作,带着一只五屉柜,一只质量超好的口琴,一本用来记录曲谱和歌词的高级笔记本,趾高气扬地回到了家里。

当他打开他的五屉柜,我们看到了一柜子的M像章,有金属的、瓷的、塑料的,红光闪闪,煞是壮观,爸爸把像章分门别类,有的穿在毛巾上,有的扣在长条的海绵上,拿出来便于欣赏,卷起利于保存,我和弟弟妹妹对他的宝贝喜欢得不得了,他老婆一看就来了火。“你妈妈的別!你怕是有病吧,家里连只像样的洗菜盆都没有,你花钱劳神去搞咯些……”

“哎。”爸爸笑嘻嘻的伸出食指制止妈妈说。“又说粗痞话,不文明,不礼貌。”

爸爸妈妈四目相对,他看到老婆的眼神——权威的眼神——简直可以把他当垃圾扔出去。

柜子的钥匙交到了妈妈手里,每个月的工资一文不少地交到妈妈的手里。爸爸回来后,看上去一下子老了十几岁,其实他乐在其中,每天他骑四十分钟单车去上班,下了班靠点回家,把单车扛上四楼,一分钟都不会在外面多呆,他包揽了家里的一切重活,天天穿着蓝色的工装,戴蓝色的帽子,脚蹬黃叽皮工作鞋,即便是星期天,他都不会把他以前穿的那件口袋上插支钢笔的干部装换上。

他最喜爱的事情是在家里敲敲钉钉,吆喝我们跟他学技术。我对他真是烦透了,因为他盯着我,跟我杠上了。爸爸对任何人都是好好先生,爱说理先生,对我的确是过于严厉了。我是能躲他就尽量躲,能不回家就尽量不回家。

在这种情形下我和雷征宇搞到了一起。他的处境比我更糟,天下之大,除了铁路边上的那颗树也还方便,我们两个同班同学,还真没有別的更好的地方相聚。特别是当他给那颗树了个名字——摇摇摆摆进食堂——我对这个小我三岁的弟弟陡然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好感,我觉得他太聪明太有想象力了,连那棵树都变得亲切了好多。

兄弟之间的美妙感觉是不可言传只能意会的,在学校,我只要对他眨一下眼睛他就晓得是什么意思,而他只要对我摇一摇手,我马上踮起一个鹤步,哈哈哈哈,什么也不要说了,走,摇摇,摆摆,进食堂⋯…

昏昏噩噩的午后,蚱蝉的叫声宏亮尖锐,火车的轰鸣,车轮和传动轴的摆动,同二战期间的战争片所展现的没有两样。

中餐是发饼和桔子汽水,我们就在邓家铺子解决的,嘴里缺了油盐味,鸭婆又用他仅剩的两分钱在无腿大妈那里买了两坨紫油姜。由于学校只读半天书,无腿大妈的生意差了好多,她把两条支撑她行走的排骨櫈移来移去,白白胖胖的笑容似乎也枯萎凋谢了。

铁路局往学校派驻了工宣队,工宣队一来,首先就对着无腿大妈开炮,勒令她马上关门,停止向学生出售那些甜蕌头辣箩卜酸豆角,这种事的严重性以一部动画片为背景,那部片子讲述一个向孩子们贩卖糖果的老头,“糖儿甜,糖儿香,吃吃喝喝喜洋洋。”老头儿用唱歌的声音引诱着意志薄弱的孩子,虽然那声音那图像一看就不是一个好人,但影片还是设计了一个画皮被戮穿楔子——老头儿原来是个流亡的地主,“H小兵,擦亮眼,抓住这个大坏蛋!”影片的主题就是历史的F革命必然是现行的F革命,而现行的F革命的行为人们难以识别。

可是无腿大妈同那老头儿根本不同的地方是她巴不得有个组织来调查她,被火车轧断双腿前她在四煤栈做临时工,那个地方连天都是黑的,进去之后你无法分清哪块藏了个人哪块是一堆煤,转运的煤炭像流动的沙丘一样转,冷不丁涌动的粉煤堆长出一双眼睛,周围的民居窗户永远也抹不干净。

工宣队在无腿大妈那儿碰了钉子,他们在学校附近抓了一个炸红薯巴巴的,搜出他六千元现金,真是难以想象,我妈的厂五年都不会有六千元的利润,他是怎么做到的?抓到一个长沙城最大的资本家,工宣队以鲜活的例子告诉我们变天是多么危险,回到万恶的旧社会有多危险,他们组织我们吃忆苦餐——其实就是煮锅猪潲,每人必须吃一点,组织我们到烈士公园去参观泥塑收租院,而我们却在想,这六千块钱怎么花呢?即便你天天吃三十根油条,这辈子你都花不完啊。

工宣队长姓杨,长得像李玉和一样高大帅气,原先同李玉和一样,也是铁路上的扳道工,提着同李玉和手里提着的一模一样的信号灯,样子比李玉和还更威猛一些,因为杨队长的脸更方,络腮胡子虽然被刮得干干净净,弧形般优美密密麻麻青色的须根部位,使他的脸庞更有型更具男人味。杨队长很喜欢我,因为他以为我有我画画的天赋。批水浒的时候,他扔给我一支毛笔,一瓶墨汁,一本连环画和一页写着批判语的纸,这对我来说简直太小儿科了,画李逵只认哥哥不认线,画个李逵跪得地上,宋江坐在椅子上丑态百出的指手画脚,画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你只需要把“聚义厅”三个字写好点把“忠义堂”写得像一砣屎一样就行了,漫画太容易画,根本就不需要铅笔和草稿纸。

我画了几十张这样的漫画,差不多把学校能贴纸的地方全贴满了,围墙上原本是红色油漆刷的标语“爱书吧,这是知识的源泉。高尔基”,全换上了我那些鬼画符式的漫画,什么“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农民Z反最纯洁”,还有宋江手握匕首,我就点三点墨代表阎婆媳的血,用毛笔在床上用力一转,代表她稀乱的头发,配上苍蝇乱飞的文字,“满嘴仁义,转身杀人。”

那个月我被学校捧成了“天才”,其实自己心里十分清楚,我算是什么狗屁天才,鸡巴毛都不是,我只是喜欢乱凃鸦而已。我带着我的画第一次去见则教授,他好像打不起精神,只淡淡的说了一句“还可以”。当他看到另一个来学画画的孩子交来的作品,瘦高瘦高的老头弯下腰,同那孩子说这说那,满眼都是欣喜的光。那孩子比我还小。

妈妈是不会注意这些的,她在屋子里东看西看,然后走过来问教授。“老则,您觉得我孩子的画有什么毛病?要怎样练习?”

教授抽出我的一张人物画,对我说。“ 你注意到人的眼珠子没有?它不是一团黑,而是有层次,有光亮。”他拿出一块橡皮擦,在我画的人物的眼珠上擦出一点小白点,整个人物变得鲜活起来。

妈妈很高兴,由衷地赞叹道。“高人就是高人啊!我孩子要怎么学呢?”

“现阶段要多画素描,”教授说。“世界上最难画的是鸡蛋,你把鸡蛋画得就像一只真鸡蛋摆在纸上一样,你画什么都轻而易举了。”

教授的话成了我的挡箭牌,我每天花十分钟画一只鸡蛋应付妈妈的检查,让她相信她的儿子这么发奋,将来一定会舒舒服服地坐在办公室给热水瓶壳画花鸟鱼虫的。我自己清楚,我在绘画方面没有一点天赋异禀,则教授的眼神告诉了我这一点。教授之所以还搭理我,因为他是广州美院的一个Y派,被下放到街道工厂劳动,我妈对他比较关照。

我的过人之处可能就只有胆大包天,把铁路和火车当作玩具,而身为铁路子弟的雷征宇,却从来没有爬到火车上试试,被妈妈和姐姐管得不敢逾越铁路半步。

我们在树上呆了一个小时后口有点干了,这时候他望着满面融化着阳光和炎热的树叶,又开始发挥他的想象力。“这树上要是长出苹果该多好啊,”他说。“过去我爷爷家,院子里有苹果树。”

我竭力忍住笑,方圆几百公里都不会有苹果树,但并不是说没有苹果,眼下就有几截车厢停在树下面的铁轨上,我看到它滕条编的圆蒌,知道它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想不想吃苹果?”我问他。

“不想。”他硬着脖子答道。

“真的想不想?等下我变出苹果来,没你的份,就不要怪我。”

“想。”他笑着说。“你变不出来。”

“想就对了。”我连嗤带打地说道。“想吃苹果就要行动,想爷爷的院子是没有用的。”

我跳下树,爬到车厢上,从书包里掏出一把剪丝钳,剪开滕蒌一个口子,把最外面的一只苹果向外拉出三分之一,紧接着我又溜回到了树上。

鸭婆害怕得浑身发抖,见我什么也没拿,一颗悬着的心落地。“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他没把“偷”字说出来。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说。“常在河边转,哪有不湿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他把头摇成了拨浪鼓。“我妈妈说,小时偷针,长大偷金。这个是绝对使不得的!”

我见过雷征宇的妈妈,她是被我们班主任李老师叫到学校来的。那天上课,李老师提出一个最简单的提问,“Z政是什么?”同学们纷纷举手,坐在第一排的雷征宇同学却噔着眼在那儿发呆,李老师突然来一个反其道行事,举手的一个不点,偏偏点了那个对政治课不感冒——公开宣称“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雷征宇同学。

他迷迷糊糊地站起来,带着一种既老练又天真的奇怪表情——就像是一只什么也不懂的鸭子正在以一副什么都懂的神气胸有成竹地穿过荒诞的街头,引发了一阵哄堂大笑。笑声让李老师的心情有点儿变好,她耐心又问了一遍。“什么是Z政?”

“工人阶级Z政。”

尽管有同学小声提示他,他依然很认真地想了一下,伸出的左手握着一只拳头,然后用右手把左手的指头一个一个地掰起来,一字一顿地答道。“地,富,反,坏,Y。”

整个教室一下变得鸦雀无声,此时此刻倘若一根针掉到地上,那也会发出震颤心脏的响声,整个世界只剩下李老师嘴不像嘴鼻子不像鼻子的面孔。若干年以后,我看到印象派的画,正是情绪的喧嚣打破了身体的结构与比例。

雷征宇把意思搞反了,同学提示的嘟囔声我都听见了,他不可能没听见。当然,他那么骄傲,同学帮忙的答题他视同舞弊。

“老师,他应该是听错了,答了一个Z政的对象。”我说出了我的猜测。

“住嘴!难道你也想复辟资本主义吗?”李老师冲着我吼道。我知道她平时还是蛮喜欢我的,作为一个工农兵老师,她对学生只有两种情绪,喜欢和厌恶,使用两种武器,批评和表扬。而这一次,我们看到了她的憎恨,满腔怒火,犀利而冷酷。雷征宇这个小F革命分子必须滚蛋!李老师报都不报告教导主任就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雷征宇的妈妈同李老师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两人唇枪舌战,谁也不服谁。我们的妈妈倘若遇到这种事,同老师磕头作揖小心笑脸早赔得满天飞了,而雷征宇的妈妈却不带半点媚相,至始至终地语调平缓,明亮的眼睛仿佛在说,我是来同你讲理的。

李老师说的“F动透顶!不可饶恕!”白纸黑字,书本上印着,可是我们听着雷征宇妈妈的话似乎更在理。“分心,您知道吗?就像是一个人走在铁路上被火车压死了,他不是理智不健全不是想死,而是分心了。我承认我的孩子上课分心是不对的,但分心怎么可能是十恶不赦的F动行为呢?”

“好一个分心!分明就是狡辩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家是双料黑……”李老师轻蔑的冷笑了一声,四目相对,都是不到四十岁的中年妇女,都穿着藏青色小翻领的铁路制服,都留着柯湘头,一个素雅玲珑,一个丰满霸气。

“出身不能选择,但革命的道路可以选择,我,征宇他爸,还有您——李老师,都选择了为祖国的大动脉——铁路服务,我们都是一家人。”

“谁和你是一家人?你以为你是工程师就了不起啊!是的,过去我是列车员,现在我是合格的人民教师,我最烦的就是你们这些臭老九,自以为有文化,了不起,你把你儿子带回家,你自己教去!”

“你能说你是合格的人民教师吗?爱迪生说过,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称职的老师。”

我们又大大的震惊了一下,爱迪生说过这话吗?我们记得他好像只说过“天才是99%的勤奋加1%的灵感”,这话又像是牛顿、居里夫人说的,美英法帝国主义好像只剩下这么几个神一样的好人,对他们的了解不比几片梅菜叶子更多。

雷征宇的妈妈,我们的妈妈同她一比,都是俗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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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