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22 王怡 重见天光

经过几年来对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全面整肃和控制,在刚结束的全国人大的修宪中,中国已全面走向一个“非世俗化的神权政体”。中共中央随后发布一个几乎是全盘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整个方案的基本特征,就是党与国的全面重叠,党与政的全面合一。对教会来说,这是一个新的法老体制。对社会来说,若不从这一体体制的“神权政治”的特性去理解,就无法正确的认识这一变局。因为党政合一,或党国合一的背后,都是政教合一。而政教合一的实质,使得一切持守良心信仰的群体,都无法不在道德上与这个法老体制处于敌对状态。

接着,我们理解“由中央统战部统一管理宗教工作。不再保留单设的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变化。

在某个意义上,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对一个错误的体制来说,任何变局都是向着它的结局走去的新的一步。无论如何,宗教局系统的撤销,都是我们盼望已久的。这也会在一段调整和观望的时间内,使宗教事务条例的执行在相当程度上被架空。

从行政的意义上说,任何现代政府都需要一个处理与宗教团体有关的行政功能,如宗教法人的注册、免税或其他事务。但在政教分立的体制下,这个功能并不需要一个宗教局,只需要一个在普通行政部门(通常被称为民政部或内务部等)的办公室就足够了。

现在,宗教局原来的基本行政功用(只占它从事工作的也许5%)被取消了,这一功用必然会被吸纳或替代到其他政府部门去(民政部门或基层政府如街道办)。但宗教局原本工作的95%都不是行政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或者说其本身就是宗教性的。即控制教会(及其他宗教)本身就是一个宗教目标。而这一部分,如今被赤裸裸地并入了党务部门。换言之,宗教工作如今在新体制中被正式地视为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事务,或者说,“关于”宗教的工作,同时也是这个体制本身的“宗教性工作”。

两个月前,我回答外媒关于新宗教条例的采访。我说到一点,即新条试图建立一个全面的和涉及“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宗教管理体系,并将整个基层政府部门拉入这一管理体系,这意味着宗教局的地位下降或变得不重要,因为它无法担任这样的功能。但在这一新的全局性宗教管理体制中,我们无二却看不见最高的实权部门是哪一个?现在,中共的新体制方案出台,这个角色落实为了党的中央统战部。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如何,教会面临的属灵争战都变得更加严峻了。从整体上说,党本身重新成为一种“全民宗教”(与20世纪60年代类似)后,当然就不再需要一个专门的宗教局了。党成为大祭司,指挥一切,所有政府部门若有必要,都是它的“宗教局”。无论是保持日常的缓冲,还得加强对教会的打压,都是题中之义。

最近一段时间,各地的街道办和社区,正在频繁成为与教会打交道的基层政府部门。根据新条例,宗教工作也被列为了基层政府的工作范围。因此,一种可能的模式是,党务部门直接指挥宗教管理工作,而政府内的社区、街道办和警方,则是主要的执行者。这样,一方面意味着宗教管理工作的党化,另一方面意味着基层宗教工作的“非宗教化”。如果这样,教会将学习和适应与基层政府和“朝阳区群众”打交道。将社区上门、民警进场和对教会的更加日常化的监管,甚至偶然失业、搬家和拘留,当作蒙召侍奉主的一种新常态。

但更糟糕和严峻的一种模式是,党务部门不通过社区和街道办,而尝试直接面对教会,控制教会。这将使教会直接面对地方和各级的党委统战部。如果这样,教会就将没有退路,因为这意味着七十年来,法老体制与教会进入了属灵的决战期。

因为政府部门来,教会无论如何,都有顺服掌权者的责任。但若党务部门企图直接指挥和面对教会,教会就只有拒绝到底,预备自己坐牢了。因为到那时,政教冲突就转为了直接的“党教冲突”。如果说,听从宗教局的教会尚有为自己寻找的许多藉口,那么,听从一个无神论体制的党务部门,就将是可耻的属灵淫乱行为和直接的叛教行为。如果局面发展到这一步,就是上帝要藉着法老之手,重重地击打和洁净教会了。同时,也是上帝公义的愤怒将临到这个法老体制了。

从目前各地教会遇到的情形看,似乎是社区和街道办正在全面接管对家庭教会的日常接触。究竟如何,会有一个观望期和新体制的形成期。要么是在万马齐喑的社会中,教会迅速成为被法老击打的出头鸟和替罪羊。要么是在这一体制与全社会的普遍张力中,教会进入一个相对长期的缓冲地带。

求主帮助我们,因我们不知道前面如何。求主帮助我们,因我们也不知道哪一样更好。唯独求主基督的福音和祂十字架的大能,在向祂忠心的教会和儿女身上,比昨日更加浇灌和显明出来。愿向祂忠心的教会和儿女,在这个属灵黑暗的时代,多得数不过来。因我这不配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和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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