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27 汉尊2

傅斯年

1948年的最后一天,南京长江边上,大江滚滚而去,傅斯年和胡适两人一边喝酒,一边背诵着陶渊明的《拟古》诗第九首,两人禁不住潸然泪下。此时,前方战场攻守之势已易,国民党政权已摇摇欲坠,蒋心中迁台之意早就萌生了。此前12月22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正式任命傅斯年为台湾大学校长。当月,由他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迁到了台湾杨梅镇。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

台湾大学图书馆

台湾大学图书馆

假如没有傅斯年,台湾大学在那样动荡的时局中中,想要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发扬光大,奠定一个现代大学的基础,的确是难以想象的。

傅斯年之所以能把台大办成孤岛上的北大,不仅取决于他的才干,取决于他大刀阔斧的勇气与锐气,更主要是他的办学理念。他完全继承了北大的传统,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大学的独立性和学术的尊严。比如拒绝三民主义进学校等。

他强烈反对把大学当作培养工具的摇篮,坚决摈弃大学的工具主义。抬头看看今天笼罩在工具主义之下的大学,想想傅斯年当年身体力行的理想,不禁让人黯然神伤。

同时,他倡导简朴的学风。9月28日是他到台大的第二个学期,发布了这样一个布告:

“本校学风,素称俭朴,然亦偶有有钱人之子弟,习为奢侈者。兹在学年开学之始,特行告知诸生,如有娇养成性,习尚浮华者,务请不入本校之门;既入本校之门,即须改行自新,须知国家办此大学,费钱甚多,经费皆民脂民膏,岂容此辈滥宇其内,浪费本校教育之努力!以后如见有习尚浮华,衣食奢侈者,必予以纠正,或开除学籍。”

什么是大学精神?这是他耿耿于心,始终不曾忘怀的。“大学也必须有大学的校长,包括精神与形式”,“发挥大学精神”、“促进学术空气”是他办台湾大学期间首先考虑的。

1949年11月,在台大第四次校庆时,他发表演讲说不许把大学作为任何学术以外的目的的工具,“如果问办大学是为什么?我要说:办大学为的是学术,为的是青年,为的是中国和世界的文化,这中间不包括工具主义,所以大学才有它的自尊性。这中间是专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学作为人挤人的工具。”

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大学精神就是傅斯年说的“专求真理”这四个字,这是第一位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这和竺可桢当年为浙江大学确立的“求是”校训,和哈佛大学的校训也都是相一致的。本着这一理想,傅斯年呼吁学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炼,一个社会品行好的人多,社会就会健全,反之就很危险。“这一时代,真是邪说横流的时代,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在宣传者不过是想用宣传达到他的目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养成说瞎话的习惯,可就不得了。人与人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团体与团体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社会上这个风气厉害了,社会就上当轨道。”在大学里这一观念尤其重要,他倡导“知识的诚实”,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学问不能进步,发明更谈不上。“所以立信是做人、做学问一切的根本,也是组织社会、组织国家一切的根本。”

傅钟:台湾大学校钟

傅钟是国立台湾大学的校钟,也是该校象征之一,位于行政大楼水池前和椰林大道之间,是为了纪念台大第四任校长傅斯年所建立。

为维护大学精神,傅斯年一往无前,毫不退缩地站在前面。当时的台湾风雨飘摇,一切都没有上轨道,社会情绪激越。一方面他筚路蓝缕,致力于营造大学的学术氛围,另一方面他还要抵挡来自政治的风浪,以及社会上的各种攻击,他恪守的一条底线就是大学的独立与尊严。

他在国民党统治下致力于维护大学独立的原则,可以说已经竭尽所能。早在1932年,面对国民党在大学推选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他就尖锐地指出: “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

难怪有人这样评价:“傅斯年先生掌台大两年的最大的成就,在保持了学术独立和尊严,扩大了研究空气……许多不学无术的党棍子,想混进台大,许多翻云覆雨的官僚政客想染指……两年来明枪暗箭,栽赃诬陷,就地打滚,集无耻之大成的各种手段,都对傅先生施用过,而傅先生英勇坚定,绝不为所动,贯彻自己的主张,且与这些丑恶势力对垒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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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傅国涌:傅斯年与台湾大学” 有 1 条评论
  1. 彻底埋葬独裁僵尸破坏华夏道德犬厦千古罪人文革灾难国家家灾难第一责任人毛泽东,邓小平,汇泽政,再建华夏道德大厦,实现民主自由司法独立,三权鼎立,推举出华夏太阳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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