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3-28 邢小群 丁东小群

曾彦修先生是2015年3月3日去世的,今年是他的三周年。

曾彦修是四川人,生于1919年,1937年到延安参加革命。1940年代曾经教过毛岸英中文,有人戏称他是“太子太傅”。他曾经创办《南方日报》,担任过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他又是杂文界的泰斗,笔名严秀。

经邵燕祥先生介绍,1996年我曾到北京方庄寓所采访曾彦修先生两次,请他回忆人生经历。他那年77岁,目光炯炯,嗓门很大,言语铿锵,说话痛快,不犹豫,不遮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曾老的人生亮点很多。早在1951年4月镇反期间,他主持《南方日报》,收到政法部门宣布明天枪毙140多人要登报的文稿,一看罪状内容空洞,感到这样登报对香港、海外影响都不好,于是斗胆给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打电话反映情况,叶剑英连夜紧急召开会议,决定停止执行。后来虽然救下来人没有几个,毕竟做出了非同寻常的努力。

1954年曾彦修到人民出版社担任副社长兼副总编,当时中国向苏联一边倒。曾彦修一看大量选题是来自苏联的各类小册子,果断决定停止翻译出版。他说:莫名其妙!有的不过是什么人的硕士论文,擦屁股都不够资格。当然有些事他也无可奈何。《胡适批判》出了八大本,他和王子野签字付排,但两人都没看过。《胡风反革命材料》也是他们出的,林默涵通知,上面要看。

1957年,他在人民出版社主持“反右”,“右派”怎么也凑不够,他就把自己算在其内。他说:“不能光报人家不报自己”。领导小组表决,其他人说:先报上去再说吧。大家都不清楚反右是怎么一回事,以为批评、检查一下,就过去了。这样,曾彦修成了党内被《人民日报》点名的第一个右派。

不久,毛泽东到上海视察,接见了舒新城等文化界知名人士,谈话中提到舒新城修订《辞海》。舒新城提出,需要100个专家。毛泽东说,那么多右派,现在没有事,你们调去就是了。有了这个话,上海就提出一个调人名单,想调费孝通、陆侃如、冯沅君等学者,原单位不放,真正调到辞海编辑所的右派只有曾彦修和翻译家李毓珍等两三个人。

编辞海的工作进行到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了,上海市出版局组织四清工作队,进驻群众印刷厂,由局长任队长,让已经摘帽的曾彦修当队员,派到装订车间的四清小组。小组组长是挂名,不来上班,副组长是个老工人,人很好,但文化水平不高,组员中有两个大学生,两个三十来岁的工人。四清是清思想,清经济,清政治,清组织。工人没有什么经济问题,重心放在清查一些职工的政治历史。一般的工作组员比审查对象小一二十岁,对什么叫国民党、三青团、青红帮、杜月笙、黄金荣都不了解,讨论历史问题摸不着边,只好请曾彦修介入。曾彦修延安时期就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央宣传部任职,建国以后还担任过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等领导职务,其政治经验和文化修养,与其他工作组员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当时又没有在车间公开他的摘帽右派身份,所以他不但参加了对一般职工的审查,也参加了对几个党员的审查。这个车间职工约200人,政治审查对象有30个之多。

60来岁的李某,公私合营前是一个装订作坊的小老板,雇过十几个工人。他被怀疑解放前是国民党特务,资助过国民党浦东游击队。曾彦修提出,审查别人的问题,最怕始终不见面,背对背乱猜,最好直接谈话。他和李某夫妻分别谈了话,李某妻子提到1948年国民党大逮捕,三个中共地下党员躲到她家楼上,藏了两三个星期。她买菜都不敢让人看见,倒马桶都要躲到晚上,不然邻居会发现家里有了外人。她说了这三个人的名字。曾彦修觉得这种事不大可能编造出来,于是建议工作组派人去市总工会查问。一问果然有这三个人,一个现任某厂党委书记,一个是某区工会副主席,一个是市工会的中层干部。找到他们当面调查,证明李某不是反动资本家,而是一个冒着风险帮助过共产党的进步资本家。国民党浦东游击队更是子虚乌有。他只是寄钱给做生意有困难的朋友。

年近60岁的朱某,戴着“汉奸反革命”的帽子。曾彦修看了档案,找他谈,他说自己原来是江阴县的农民,抗战时共产党让他当“两面村长”,白天应付伪政府,晚上走几里路到根据地汇报情况。敌人要献铜献铁,经党组织同意,他把差的交给了敌人,好的都运到了根据地。曾彦修感到这样的细节是真实的,要想编造肯定漏洞百出。于是派人到他的家乡调查,果然他是共产党指派的应付敌人的村长。给他戴“汉奸反革命”帽子的是上海某区公安局,工作组与区公安局沟通以后,区公安局承认弄错了,说,你们来了这么大个工作队,调查出来比我们容易说话,如果我们说,动不动就说我们右倾、投降。

工人胡某,被怀疑是特务分子,有历史问题。但他自称是新四军,过去是党员。曾彦修找他谈话,他说自己1944年被抓壮丁,当了伪军,后被新四军解放,在新四军入了党,当了某师长的警卫员。打仗到过信阳,到过渤海,后来到了江阴要塞,请假回上海,再未归队。怎么找这个师长证明,工作组其他成员觉得无从下手,曾彦修说,当时的师长,现在中央军委、国防部都有名字,写一个情况,通过市委组织部,请市委办公厅转国防部办公厅就行了。信发出后,不到两个星期,收到来信,说那个师长现在是海南岛某舰队司令。这个司令也回了信,证明情况属实。说他派人回上海两次,找这个警卫员,没找到。现在联系上了,很开心。

诸如此类的情况,还有很多。最后,曾彦修为这30个审查对象一一写了结论,结果是,按当时的标准,也没有一个是真正的“阶级敌人”。在毛泽东时代,一个摘帽右派为几十人洗冤,我还没听说有第二例。

到了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时代,曾彦修的态度就更鲜明了。有一位调到人民出版社时间不长的新四军老干部,在原单位被开除过三次党籍,有人说,给他平反不太容易。曾彦修说:容易得很!这说明三次开除都是错误的。如果第一次开除是正确的,何必开除第二次?第二次已经够荒唐了竟又来了第三次,把开除党籍当儿戏?应该无条件推翻它!

曾彦修自己改正的过程也很有意思。1978年夏天,于光远给他写信,让他申请重新入党。当时胡乔木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想启用李慎之,也让温济泽动员李申请重新入党。李慎之听后,立刻去找曾彦修,他们俩人在烈日下谈了两三个钟头。商量的结果是,宁愿不要党票,也不能写这个申请,否则会后悔一辈子。形势变化很快,不久中央发了55号文件,99%以上的右派获得改正,曾彦修、李慎之也恢复党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曾彦修了解中共内情很多。1947年他和康生一起下乡土改,亲耳听康生详细讲述了1936年中央让一批狱中党员写声明出狱的决策过程。康生还说,刘格平死脑筋,就是不出来,比别人多坐了几年监狱。曾彦修为此写了证明材料,由于光远交给胡耀邦,为“61个叛徒案”平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还为恢复张闻天的党史地位,为潘汉年的平反,做出了努力。

1979年,曾彦修重新执掌人民出版社,1980年代初,他开列出二次大战后各国重要的学术著作目录五千种,准备组织全国力量编辑出版。胡乔木最初颇为支持。不久赶上中央决定清除精神污染,胡乔木要追究出版社的责任,曾彦修向中纪委写出几万言的长信,拿出胡乔木当时支持这个计划的原始证据。此事不了了之,曾彦修也退出了一线。90岁时他写了一首自寿诗:“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云。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他说,反思一辈子,没害过人,这是一个最大的愉快,很大的幸福。“我这辈子没有贡献,但是没害过人。我死了,不管马克思、阎王爷责问我都不怕。”

我把曾彦修自述整理成文,由他审定后,《百年潮》要发,事到临头,曾老踌躇起来。他给我来电话说,千万不要发,接着给我寄来1000元,说让你辛苦写了那么多,费时费力,不能发表,聊补歉意,用作买书吧。钱我当然不能要,又寄还给他。1999年我在青岛出版社出版自己的文集《凝望夕阳》,还是收进了这篇文章,寄给曾老指正,他也没有异议。

曾彦修是鼎鼎大名的出版家。自己晚年却出书不易。为反思苏联悲剧,他用功25年,写成《天堂往事略》和《天堂的神话是怎样破灭》两书,人民出版社不便正式出版,又不能不给老领导面子,只好给他印出来,但没有书号,让他赠送朋友。曾彦修晚年还完成了一本回忆录,名为《微觉此生未整人》,在他去世前一年,三联书店选取其中土改记异、打虎记零、镇反记慎、 肃反记无、四清记实、反右记幸六个片段,以《平生六记》为书名,出了一本不足十万字的小书。不料读者好评如潮,也让曾老晚年得到一点安慰。

曾彦修晚年还与李锐、何方一起出任《炎黄春秋》顾问。2015年2月下旬,《炎黄春秋》召开社委会向顾问汇报情况,请曾彦修参加。他兴致勃勃地准备与会,不料当晚便感冒住院,再没有出来。

好在何方先生在夫人宋以敏的协助下,把曾彦修和他的通信整理成《曾彦修同志跟我谈史》,并在《炎黄春秋》发表了一部分,使得有心的读者,有机会了解曾老晚年思考的深度。

邢小群-打赏-转账

微信扫一扫
关注该公众号

邢小群-公众号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