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序王继《六月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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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02 冉云飞 四季书评

冉云飞
基督徒,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庄子我说》、《像唐诗一样生活》、《尖锐的秋天:里尔克》等书二十种。目下研究领域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国教会史、基督教教育等。

著名小说家陀斯妥耶夫斯基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自己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这句话不少中国人都认为相当有深度,但令人遗憾的是,恐怕没有多少中国人思考是否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不然你就无法解释苦难很多,却难以诞生与所受苦难相匹配的作品。因为连很聪明的中国人苏东坡、鲁迅都认为人生识字忧患始,识了字你如果较真,便会有不能止息的忧患纠缠你。但问题在于,你不识字,你的忧患你的苦难就真的会少么?恐怕没有这便宜的事随意成全我们。

中国人也许算不上特选的倒霉蛋,但几千年下来,活着的质量实在不能算高,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不担心自己是否能配得上自己所受的苦难,不思量这事情的来龙去脉,自然苦难就会如影随行地跟着你,跟着这些从不思考苦难为何物的个人、团体与族群。但中国人的思维总是很特别的,下面的逻辑是我们常见到的:大家都遭起(受苦)了,反正又不只我一个人受苦,何苦较真呢?每个人都在行动与思维上,或明或暗地配合了官方主张的历史宜粗不宜细。既然已经受过苦难,就不要想它了,巴不得自己喝了忘川水,吃了孟婆茶。说得更直白一点,或者更难听一点,面对苦难,不少中国人的态度,就成了埋在沙堆中的驼鸟。人类对历史的教训,总是人类从不在历史中接受教训——中国人在此点上似乎尤甚——就像你看《圣经》里反复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士10:6)。一个又字,道尽了人类多少悖逆与愚昧啊,我们能比以色列好多少吗?做梦都不要有这样的自信。

王继冉云飞

王继与冉云飞

一九四九年后所发生的一切,其实也并不新鲜,如果你对中国历史理解得比较深透,就知道日光底下无新事。可是有些身历者偏偏被一碗自己酿制的心灵鸡汤给喝嗨了——比如有的知青就喜欢说“青春无悔”。人都是一种有局限的动物,比如我自己本来愚蠢,但还是尽量不要把自己的愚蠢,用一种自我嗨翻的方式展示出来,以为别人也像我一样欣赏自己的愚蠢。对于知青那段历史,当然有像定宜庄的《初澜:中国知青史(1953—1968)》、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大潮:中国知青史》、潘鸣啸的《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等著述,研究与表达比较有深度,与后面二位老兄的交流中,也颇能感受到他们深切的思考。

至于知青的亲历者,我遇着真有清醒认知的也并不多,除了本能的抱怨外,并没有给后人贡献什么特别的、配得上自己所受苦难的东西。当然也有例外,如曲博兄出版多本关于知青的史料,让我更为细致地了解了那段历史,特别是他主编的《飓风刮过亚热带雨林:云南国营农场知青回忆录》,实在令人对苦难有一种如临其境之感。至于小说,我看过的实在不多,仿佛记得的好像有叶辛的《孽债》和梁晓声的《雪城》,只能说名声大不一定就是好小说。这次得读王继先生的《六月悲风》,因其所写的地方与我老家相邻,民风民俗几乎完全相同,读来有亲切感。但越亲切,就越有一种难掩的悲怆感。

王继近年来一直在撰写自己的“人生三部曲”小说,这是继《八月欲望》出版后的第二部。这部小说生动有趣——间或穿插着不少知识点,甚至其中能读到不少人的事迹,如野夫、李斯、赵林、苏家桥等——读着便会让我想起自己小时所亲历的日常生活来,因为我家乡就在小说背景所在附近。不特此也,我们村里也有他小说中所写的那类知青,如一位好表现者像魏文武一样,不过没有像他那样成为如此“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没有发生过充斥着黑色幽默的、战天斗地的炸阳石行动。这位好表现的知青,命运似乎要比后来疯掉的魏文武要好些,最终回了自己所在地重庆。

《六月悲风》里的人物,没有一个传统意义的好人,更没有甜腻腻的正能量形象,仿佛美国小说家弗兰利.奥康纳的同名小说“好人难寻”。因为像王继这样经历颇多,且其所结交的都是对现实有比较深透了解的朋友如野夫兄等人,自然不会像某些人因眼前物质上的一点丰富而发昏。当然这些人所犯的可能只是阿伦特意义上的“平庸的恶”,或许不算特别可恶,的确也有可怜之处。因为在手握大权的人掌控中,我们都不过是微不足道,任人摆布的棋子。但令我惊讶的是,王继却没有在小说中采取一些看上去敢言的人们常用的大批判写法。因为从常理看一个自觉正义满身的人,很容易这么做。这并不是说有正义感是坏事,但一个人如果没有觉得自己哪怕是个小人物,对时代也是有责任的,自己也参与了这样糟糕的时代,就不会有悲悯。换言之,一个人若不能意识到自己内心里的怂,就无法真正体会与同情那些软弱的人。这就像耶稣若不是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替我们这样的罪人上十字架,我们就会觉得上帝只不过是像别的神一样高高在上,顶多起着毫无位格关系的恐吓作用。

小说中关于我老家那一代各种偶像崇拜都写得比较细腻真切,当然王继没有像野夫在《1980年代的爱情》里那样专写跳丧。我们那一带的人,当然不是无神论者,但你要上学校读书,接受无神论教育是免不了的。不过多神论与泛神论,与无神论只不过是一个量上的差别,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也就是说,多神与泛神,其实最终就等于无神。破除“阳石”的魏文武,自然是对生殖崇拜的一种反动,但这只不过是无神论对多神论、泛神论的战胜,并不像《圣经》里归正的以色列人那样根除巴力、亚斯他录,是一种对掌管天地万物之神的真正敬拜。作者对两位被管制的地主向上伸冤,让主人公黄双林给他们带信的描写,反应了尚存的良心与正义、懦弱与勇敢的挣扎,甚至主人公把自己被招回武钢,都与此联系在一起。这里面存有的一种并不清楚的朦胧联系,却传达了作者通过小说人物的推进,在道德上于黄双林含蓄的赞许,与某种程度并不知晓的宿命联结。

最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写一种神秘动物马彪那一节。马彪把生产队犁田翻土的主力“黑娃”的内脏给掏了,把肠子给吃了,然后这头牛忍着伤痛跑回离自己所在的畜圈牛栏不远的地方死掉,使得照看他的覃老汉悲伤难过,最后喝青冈酒醉死。马彪在我们渝东南老家那一带民众的记忆中多有出没,甚至有的地方志上面都有记载,但都言之不详。我从小也常听过这样的传说,前两年读张祖道的日记《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发觉他在书中花了一些篇幅谈到他在渝东南及鄂西沿途所遇到的关于马彪的传说。后来我写了一篇长文《潘光旦先生1956年入蜀记》,其中也探讨了关于马彪的事情,而且还咨询了对故土风物与历史非常熟悉的朋友,最终还是不得要领。但我想作者是想通过这样的神秘动物,将曾经当过端公且“会飞”的覃老汉的神秘之死联系起来。这样的事,在我们那巫风相当盛行的故乡,有着他处的人不能理解的“现实感”。这就像他国人读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会有一种不可理喻的神秘感,而拉美的人却常能读出相当强烈的现实感一样。

由于我们中国人对人性认识上的偏差,使得中国人在对自身的认识上存在很大的缺陷。就拿荀子的人性恶来说,还是认为可以通过强制的制度设计与教育,将人管理得好,故中国专制制度的两大设计师李斯、韩非均出自他门下,实非巧合。至于儒家的性善论,则多流于虚伪加表演,更等而下之者,制造出无数的心灵鸡汤。很多漂亮的词句,不只是自我称义,充斥着道德表演,多半只供吹牛用。李斯、韩非留下的遗产告诉我们,若没有上帝的特殊启示,没有从上帝那里而来的爱,倘若你真比较能看透人性,那是相当危险的。因为你有可能会变得相当冷漠,且实用主义与工具主义会成为你不折不扣的生活指南。

中国最好的小说也就只是流于谴责的小说,且不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官场现形记》之类,就是中国所谓的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有哪一本不是所谓的谴责和批判小说呢?因为谴责他人,与自己无预的自我称义传统——此一传统十分“伟大、光荣、正确”——自然盛产表扬与自我表扬,批评与批评他人,使他国的人觉得没有比中国更讲道德的国家了。但实际上怎么样,我想只要你不丧失基本的判断力和常识,就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中国小说的最高境界虽然止于谴责小说,但要深透地批评还是需要一定眼光与勇气的。社会坏,制度差,人们习惯于在表面与外力上思索,总不能深入到人性最重要的地方。不能从自己黑暗的内心来思考它,故中国人总不承认自已是个全然败坏的罪人。事实上这个世界、社会、国家、民族出了问题,不是哪几人出了问题,而是所有的人都出了问题。不只是所有人都出了问题,而是人类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落在罪恶过犯之中堕落了。不深刻认识到人的原罪,根本就无法洞悉人性的幽暗,对人性高看自会盛产“明天一定会更好”的进步主义与进化论式的心灵鸡汤。

王继土家野夫

王继与土家野夫

很多人认为鲁迅算得上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大家,我认为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鲁迅有一个非常过人的能力,并非人物塑造能力,因为这方面还是有一些人堪与其比肩的。最重要的是,他对幽暗的人性之认识深度,在中国人中少有人匹——周氏二兄弟在这方面可谓着时代之先鞭,1919年《圣经》白话文本诞生,他们很快都读了,并且有比一般人稍有深度的认识,齐宏伟《鲁迅:幽暗意识与光明追求》一书里有一定的剖析——且不说阿Q这样杰出的人物塑造,就是他早期的杂文也深富洞察力。但鲁迅对人性幽暗面看得比较透也有着非常悲哀的代价,那就是因为他并不能真正理解《圣经》之故。他看得到别人的幽暗,却对自己的幽暗比较轻忽,这是所有不相信人之原罪者的通病。所以他怨毒刻薄,以及“一个都不宽恕”。能识得人性之不可靠,却没有足够的爱——此种爱只能从上帝而来,因为上帝就是爱——会使得自己的作品虽有一定震撼力,但却远不能与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小说大家媲美。

我必须声明,批判是必要的,谴责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但总是别人有错误,他人有毛病,社会有问题,却不问及己身,不涉及人最根本的死穴出在哪里这样的问题,这正是中国几千年来至今犹烈,且在各方面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这就是说,仅限于批判是不够的,正所谓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你老是在水平面上做低水平批判,增益不多乃至毫无增益则是一定的。倘若你从《圣经》的角度来评价一番,你就会看到最为深切的问题了。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远比一切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如巴尔扎克等人要伟大得多的原因。中国至今产生不了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伟大的小说家,原因自不会是单一的,但与我们于人的罪性缺乏深刻的认知,是有深切关联的。当然,这不是说这方面,华人毫无实践,如施玮以“倪柝声反革命集团”为背景,以倪柝声为原型的小说《叛教者》,就没有那谴责的气味,却有一种我也不会好到哪去的,作为一个罪人的悲悯。如果施玮在小说创作艺术上能更上层楼,那么她这样的小说表达一定是一个新的方向。

愤世嫉俗往往容易自我中心,说多了又容易麻木,事实上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最危险的,但我们却往往只觉得他人是危险的。这样的逻辑前提,使得我们批评起他人来,好像一个毫无瑕疵的道德元帅,却疏于对自己作为罪人的根本考察,因为人自身的罪远甚于看上去的世界危险。我不是说王继的小说《六月悲风》达到了这样的水准,但我认为他小说对人物设计时所体现的“道德节制”,是我所欣赏的。虽然他意在展示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的残酷,却并没有让遣责泛滥到不可收拾,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在中国,我们人人都看不到自己的罪,很容易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仿佛人生所有际遇都是加害者造成的。我并不是要想泯灭那些作恶者所做的恶,也不是要对那些弱势者施诸大斧而不同情,而是说我们要认识人深藏的黑暗与罪性,既需要相当深刻的认知,更需要真正的信仰。

人类最稀缺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来做一个这样的调查题,那么答案一定是千奇百怪的,应该没有什么让所有人都认可的答案。但我自信有一种或许可以让大家都比较能接受的答案,那就是人类最稀缺的非安全感莫属。远古不说了,就是如今,安全感的稀缺性又何曾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与解决呢?

小说中所有人物,都是不安的,没有一个觉得自己是个安稳的人,哪怕是黄双林、韩三转讨厌并捉弄的向部长。因为人类是受造物,受造物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所有人都天然地缺少安全感。人间的掌权者无论是专制者还是民主国家的,从绝对意义上讲,都是缺少安全感的。人一出生到死对安全感的渴求以及安全感本身的稀缺,可以反过来证明人是上帝所造的。人类无论是追求知识,或是追求权力,还是追求财富,都是对安全感的一种变相寻求与表达。至于追寻信仰,那当然是寻求安全感最为专业的表达。《六月悲风》这书里面,对此虽没有明白地写,但读完后却也能明显感到作者寻求不到的茫然感。

人性的幽暗之古老且没有任何进化的迹象,别的不说,就是人的罪性根本没有什么改变。但科技造就的进步主义风潮,就像心灵鸡汤一样,使得人们抱着一种“明天会更好”的浅薄的乐观主义。比如人工智能中的“微软小冰”出了第一本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对人性没有根本认知的科技乐观主义者,便开始吹嘘人工智能的情感计算能力。从阿尔法狗战胜柯洁,再到情感机器人Pepper的诞生,使得不少人一边欢喜一边忧,一边是很多人高看人类自身的智力,一边也有不少人对此出现的伦理问题与社会问题忧心忡忡。受造物创造了一个他可能无法把握的东西,受造物的不安全感,便在人类身上活脱脱地体现出来了。如智能机器人等一切人造的东西,让人享受满足感的同时,也生发出一种无法控制的害怕,这就像师傅害怕徒弟打翻天印一样。上帝当然知道人类会犯罪,但祂从来不会害怕人类让他无法掌控,因为祂的大能掌管一切。祂当然为人类的罪忧伤,有对人类的怜悯,最终也少不了公义的审判。

那些以为创造了懂得“情感计算”机器人的科学乐观主义者们,普遍对人的罪性是缺乏认识的,这其实是浅薄的人性论的必然结果。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平克《人性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一书,尽力从人性“进化”的角度来证明人类为什么越来越善良,这种论调别说与《圣经》对照,就是对照当下的现实也能证明其所言非实。可是比尔.盖茨就非常喜欢平克的调调,我们自然不否认科技对人类肉体享受带来的好处,但若以此认为人性可以进化而否认人的罪性,则是被浅薄的乐观主义冲昏了头。这样看来,负责如实写出人性状况的小说家比他们还是要靠谱一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乐见王继小说《六月悲风》的出版。

2018年3月上旬急就于成都,3月12至13日近凌晨一时匆匆改毕,3月13日黄昏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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