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与张五常教授商榷
2003年11月5日
小引
去年夏天，我应邀出席中国留学生经济学会第三届年会。杨小凯送给我两本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的书：《卖橘者言》和《中国的前途》。一读之下，欣喜异常。张五常教授的学问、见识，对中国大陆经济问题的了解与关切，还有那深入浅出、意趣横生的文笔，着实令人佩服。以后，又读到他的一些文章和讲话。受益良多，不在话下。不过在有些问题上。我又有些不同看法，特写出来，以求张五常先生和广大读者指教。
一、经济改革不单纯是经济问题
总的来说。我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并不单纯地是一个经济问题。它首先地、主要地是一个政治问题。南斯拉夫的铁托说过：在共产制度下，经济改革是不可能的。只可能进行政治改革，从而引出相应的经济后果。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日益陷入僵局，原因就在于没有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基于这个道理，我们在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和提出种种经济改革的方案时，我们就不能仅仅是就经济论经济，而应当着重于考虑政治上的因素。
二、经济改革的三个非经济困难
假如我们都认定：中国经济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把原来的公有制的统治经济，转化为私有制的市场经济．那么，以下三个困难立时就摆到了我们面前。
1.信心问题
A 恶性预期与恶性循环由于政府搞了三十多年的“共产”，现在中国老百姓，普遍对私产经济的前景缺乏应有的信心。张五常先生用了一个很好的词，叫“恶性预期”。如他所言。人们的预期若有了转变，行为就会跟着不同，经济前途也就会受影响。张五常指出：一般人所说香港人的“怕”，对九七“没有信心”，就是说香港人对将来的预期有了转变。“单就这一点！姑勿论其它！就足以使香港的经济一败涂地”。说得极是。问题在于：这个能使香港经济一败涂地的恶性预期，在大陆不是更严重地存在着吗？在普遍存在着这种严重的恶性预期的前提下，我们又怎么能对大陆的经济发展抱有信心呢？
我要补充的是：恶性预期常常会造成恶性循环。以承包森林为例。照说，实行承包森林，本意在于调动农民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的积极性。殊不知政府一旦宣布承包，农民砍伐得更厉害。何以如此。因为人们怕政策会变；而政府呢，眼见得森林资源破坏得更严重了．往往不得不收回前令。于是人们就说：“瞧。这不是又变了吗？”
恶性预期本身会努力证明自己的。当人们普遍抱有恶性预期时．当局的一切良法美意都会落空或大部落空。
B 关于“重建信心”
张五常先生当然深知信心问题的重要性。他也深知重建信心的困难。他指出，如果中国政府老是坚持以往的教条观点．不更正宪法。而又往往一放一收，则信心的建立便会遥遥无期了。
这里。张五常先生提出了两点重要意见：一是要坚持一放到底。不要放放收收。且不说官僚机构出于其自身利益，总是喜欢抓住空子就重振威风，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横加干涉。另外，山于普遍缺乏信心。“放”的办法本来也会引出一大堆乱子．从而使得上面的干涉师出有名、势在难免。如果老是“一放就乱”．那就很难不“一乱就收”了（最近的事态再次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第二点意见是修改宪法。依照很多人的想法。顶好是从宪法上就把私有制重新肯定下来。不过张五常先生知道共产党要坚持公有制的形象．因而多半不会走这么远。但他又认为那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张五常先生举香港为例。香港的土地名义上是政府拥有的，其它人都是向政府租用．但这只是形式，实质上和私有没有什么分别。
C 关于“挂狗头卖羊肉”
我以为这个例子举得不恰当。不错。“名”和“实”可以有差别，从理论上讲。挂“公产”的狗头，卖“私产”的羊肉并无不可。然而问题在于：香港的历史回然不同于大陆的历史。香港政府从来没有利用它名义上拥有的权力去“共产”，因此它的这种权力等于是没有。权力和任何事物一样。用进而废退。中共政府共了三十多年的产．它的权力不是仅仅在纸而上，而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香港人可以把租来的土地当作自己的。大陆人却始终不会忘记他承包的土地、森林都是共产党的．任何时候．只要中共领导一句话．所有的一切便会脱手飞去。归根结底，大部分人们是依据过去的经验和习惯来安排生活的。新中国三十多年的历史给了人们以无比深刻的极其不幸的经验。只要共产党还全权在手，老百姓就不能不忐忑不安。
打个比方。张三佩带一把刀。李四也佩带一把刀。张三带刀，但从来没用刀杀过人，甚至连举起来吓唬人都不曾有过。因此。别人只会把那把刀看作是他的装饰物，连小孩子都不会害怕。张三带着刀走来走去，丝毫也不妨碍老百姓正常地、安心地生活。李四却不同，李四用那把刀杀过许多许多人。而且是乱杀一气，不问青红皂白的。所以老百姓无不胆战心惊。你要让老百姓放心么？唯一的办法是叫李四把刀放下来。但李四不肯放。他只是对大家说：“诸位放心。我不会用刀乱杀人的。过去杀人是为了杀坏人，由于缺乏经验，犯了点扩大化的毛病。今后不会乱杀人了。”试问。别人会真的放心么？
其实，张五常先生也深明此理。他专门谈到过权力的阻吓作用。李四不肯放下刀，本身就是在威胁大家。那正好是用刀的一种方式。实际上，在政治生活中，权力的威慑作用是它的最主要的作用。威慑力的大小，取决于过去的经验。共产党长期“无法无天”，所以它的威慑力特别大。
D 为时过晚的“初级阶段论”
现在，中共领导采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其目的当然是为一定程度的私有经济以某种合法性。在坚持“共产”这个意识形态的大旗号下，“初级阶段论”不失为一种巧妙的变通之计。但可惜的是为时已经太晚，因此不会有什么效力。假设在建国初期。中共领导就照刘少奇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这不过是“初级阶段”的另一种说法）办，不去迫不急待地搞“共产”，那么，虽然宪法上仍然写有“共产”的字样．广大民众还是会对私产有信心的。只不过，在用暴力的手段共了三十多年产之后再抬出这面招牌。显然已经来不及了。法国的社会党在理论上也是主张要搞公有制的，密特朗政府一上台，许多大陆移民吓得不得了，但法国老百姓并不怕（否则密特朗就上不了台了）。而以后的事实证明，法国社会党并不去“共产”。由此可见．意识形态上怎说是一回事．实际行为怎么做是另一回事。但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要学法国社会党、要学香港政府，即使它有心，也注定做不到了。在这一点上。赵紫阳所遇到的困境（假如赵紫阳真的是想“走资”的话）。正与狼来了那个寓言中的小孩后来的处境类似。这就是所谓“信心危机”。孔子说得好：“民无信不立”。
E 共产党有另一种“信誉”
要说共产党今日毫无信誉，那也不对。只不过它有的是另一种“信誉”。中共领导人历次三番地告诉大家：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变”，承包制“十五年不改。五十年不改”；但人们都不信，香港的老百姓依旧大量外流，大陆的老百姓依旧“杀鸡取蛋”。但是，当八六年底学生大游行时。邓小平只说了一句“不惜流血”（而且还是小道消息传出来的），全体人民立时都信了。谁说共产党一点没“信誉”呢？
F 权力不可能自相矛盾
问题就在这里：权力，如同世间任何事物一样，也是要服从逻辑学上的不矛盾律的。人民既然相信了共产党是“无法无天”，他们怎么还能同时相信共产党制定的法律政策？有了党的至高无上，怎么还能有人民的至高无上？张五常先生很希望中国能制定出一些有利于保护私产的经济法规来。事实上。中国政府近些年来也确实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可惜的是，连赵紫阳本人也承认：法律是一回事，实行是另一回事。乍一看去，现在中国的经济形势很活。实际上却是乱。因为没有规则，确切地说，是有规则（虽然还很不完善）而没有人肯遵守。在多数人不去遵守规则的时候。谁遵守谁自己倒霉。据调查，在国内合同的履约率只有百分之十八。信用危机呈联锁反应。短期行为是普遍特征。更要命的是。上述现象都还在恶性发展。赵紫阳的激进改革方案所以受挫，原因就在于整个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李鹏、姚依林也没有什么高招。相反，保守派的重新得势。倒正是应了“一放一收”的恶性循环，从而使得信心问题更加难以解决。最近。赵紫阳再次宣布，中国的经济仍坚持以公有制为主。此话并不出入意外。张五常先生推测中国会走上一条没有资本主义之名的类资本主义道路，但事实上中国却是个“四不像”．结果是：旧体制、新体制的优点互相抵消。彼此的弱点互相迭加。中共领导人对亚洲四小龙很有兴趣。新近对智利也颇表关心。其实无非是看中了别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仍然坚持了专制这一条。我早说过，哪怕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在专制的前提下发展了经济。中共也一定要拜之为师的。因为它最不能接纳的便是自由民主。但问题偏偏是，别人能够一手专制一手发展经济。你中共就是没法子“两全其美”。因为你是李四不是张三。除非老老实实地放下手中的刀。否则，经济改革绝无希望。
G 时间不可能自行解决问题
有人以为，只要中共坚持改革的方向。时间长了，人们便会慢慢地建立起信心。这些人没有看到恶性预期必然导致恶性循环的事实。更何况。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十分急迫的地步。容不得再用十年八年的时间去重建信心了。有专家断言，按照现在的滥砍滥伐的速度。本世纪末，也就是十二年后，中国大陆将无木可伐。假如到了那时中国人才具有了对森林产权的信心。又有什么用呢？如果破坏的腿太长而建设的腿太短。时间只是个负因素而已。
2. 建立经济法规的困难
我们知道．要建成象样子的市场经济。纵然说不一定要有法治，但至少必须要有法制。在法制无从建立的情况下．真正的市场经济是断然搞不起来的。略加分析便可发现。在今日的中国大陆。要建成法制实在是难于登天。
A 民众守法习惯几乎荡然无存
第一，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法制的有效性依靠民众有守法的习惯，而频繁的变法则会破坏民众的守法习惯．从而使法律本身失去效力。
远的不说，从一九六六年“文革”算起。短短二十多年中．我们的各种政策法令变易之大、之频繁。实在是史无前例。在经历了如此急剧的反复折腾之后，即便是最老实的人也会感到无所适从。中国人的守法习惯恐怕原来就不强．此时几乎是荡然无存。
B 法律的过渡性破坏了法律的权威性
第二。迄今为止，我们所有的各种经济法规，绝大部分都具有过渡性的特点。它们并不是严格依据市场经济的需要制定出来的，而是和原有的意识形态、既得利益作某种妥协的产物。譬如说，政府曾经明确规定不准转让、买卖土地，禁止雇工（后来则改为禁止雇工八人以上），等等。这些规定显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只是为了照顾意识形态。但是，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这些规定便一条条地被突破。可以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每一项重大发展。都是以违反和突破原有法律约束为形式实现的。许多人说，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其实那就是指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不理睬政策法令。这种情况必然导致人们对一切法合的蔑视。老百姓都说，这些年搞改革，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里的胆大胆小。和西方社会中一般人所说的冒险精神根本不是一回事。因为一般西方人所说的冒险，总是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之下的冒险。而中国人的“胆大”．却恰恰是指违犯法律本身．举例说，当初政府明文禁止雇工，张三听了话，没去雇工；李四无视法令而雇了工。于是李四的事业得到了发展。张三的事业受到了限制。李四的行为既然违了法，照说会受到制裁；可是后来政府自己变了卦。转而允许雇工，李四不但没受惩罚。反而被视为“改革先锋”。请大家想一想，在经历过许多次这一类的波折之后，还会有人去认真地遵守法令吗？毫无疑问，禁止雇工的法令是错误的．它应当放弃和修正。但是。假如政府试图建立起法律的权威。它应该是：要么，从一开始就承认雇工的合法性；要么．只准许人们在禁止雇工的规定正式撤销之后才可以雇工，而对于在此之前擅自雇工者依旧予以惩处。可是中共的做法刚好相反，它宣布雇工为非法在前．又追认别人雇工为合法在后．这样做固然是纠正了它过去的一个错误．但同时却严重地败坏了法律本身的权威。结果便是，如同我们都看到的那样。改革越深入，法律越没有权威。
C 社会舆论功能的衰落
第三，法律是一种外在的约束，任何外在的约束要发挥效力．总离不开人们的某种内在约束或自我约束。如果一般人在法律面前只有畏惧感而没有是非感。那么法律的效力就被大大地打了折扣。遗憾的是．今天大多敷中国人的情况正是如此。一个人因为违法乱纪而被查处．他自己以及周围的人都只会认为他“倒了霉”，很少有人认为他的行为“可耻”。来自社会的与论谴责已经不复存在，这就使法律的外在约束失去了道德的内在约束的配合从而变得孤掌难鸣。这里，我不打算去深入探究中国人道德感的衰落的原因，我只是提醒大家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当然，严格说来，你可以认为中国人的道德感从来就不强。过去人们害怕出丑、害怕丢脸，不是出于良心良知的评判，而是出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但问题在于，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恰恰就是社会舆论的功能的灾难性衰落。
D 执法者的腐败
第四，一旦“自律”受到削弱，要想保持法律的效力，人们就必须设法强化“他律”。可是。加强法律的制裁力量，主要不在于加强它的严酷性。而是加强它的严格性。如果犯法者遭受制裁的概率越高。则法律的威慑力就越大。至于制裁的方式是不是十分严酷。那倒不一定重要。反过来，即使我们搞轻罪重罚．但只要逃避法网的空子太多．仍然会有较多的人不怕犯法。这不幸正是中国的现状。在今日之中国，有权势者犯法固然常常是有恃无恐．无权势者也无不希求通过拉关系、行贿赂等手段以得幸免。在这种情况下。刑罚再重又有多大用处呢？历代王朝末世．统治者无不施用重刑。但都因为漏失过多而失去其应有的惩戒作用。反而徒然地引起人们的不平之感。中国的司法队伍．且不说其专业水平太低。单单是他们自身的惊人腐败便足以使一切对中国实施法制（还不是法治）抱有乐观希望的人心灰意冷。
E 人们对未来缺乏信心
第五，良好的经济法规，一方面是对人们经济利益的保障．另一方面也是对人们经济活动的一定的限制。弗洛依德说得好，凡是被禁止的，都是人之所意欲的。法学家们说．凡是人的天性所不会做的事，无需乎制定法律去阻止。这实际上是一个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关系。遵守法规．有时会妨碍人们的眼前利益。但在大家都遵守法规的前提下，每个人都能获得更长远的利益。因此，人们越是对未来有信心，人们越是肯守法。可惜，今天的中国人偏偏是对未来缺乏信心。许多人都抱着捞一把算一把的心理，生怕“过了这个村。再没这个店”，所以他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常常是急功近利，只求眼下得手，这就驱使人们罔顾法律而胡作非为（只要做得巧妙不被抓住）。那当然严重阻碍了合理的经济秩序的建立。
F 一旦法度废弛，便极难恢复
第六。萨缪尔逊打过一个比方：在观看游行的人群中。谁立起脚尖。谁就能看得更远；但是如果大家都立起脚尖，则谁也不会此原来看得更远，只是徒然地造成疲劳。我们不妨对这个比方略加演绎。当大多数人在老老实实地站着，只有极少数人立起脚尖时，你要命令这极少数人放下脚跟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大多数人会支持你。而那极少数立起脚尖的人也知道，如果他们放下脚跟，他们不过是失去了他们本不应得到的非份的利益，但并不会妨害到他们原有的和别人平等的利益。但是．如果你没有及时地制止少数人犯规，到头来必然会造成多数人、乃至全体人都犯规。当多数人守规矩的时候，少数不守规矩的人可以得到份外的利益；然而，当多数人不守规矩的时候，少数守规矩的人却连份内的利益也会失去。等到大家都不守规矩的时候，自然是谁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是谁都会感到不方便。这时候，人们就会有一种要求恢复规矩的普遍愿望。可是。到了这个时候。你要恢复规矩已经是十分困难的了。尽管每个人都想放下脚跟，但谁也不肯从自己开始，因为明摆着是谁先放谁吃亏。如果人们对当局令行禁止的能力有所怀疑。尤其是如果他们认为当局会偏袒特权阶层而执法不公，他们就更不会放下脚跟。他们必然会阳奉阴违，风头正猛时不妨“装死躺下”。风头一过便故态复萌。于是就会出现这样的奇怪现象：人人都赞成恢复规矩。但规矩就是总也恢复不起来。
G 衰败的社会不是没有法律，而是没有法律发生效力的社会条件
一个社会陷于衰败和混乱。往往不在于它没有法律，甚至也不是因为它的法律都是坏法律（许多继起的新朝代，几乎照搬前朝法律。可见问题主要不在于法律本身）。而在于当时的社会已经失去了使法律得以发生效力的各种社会条件。今天的中国大陆，差不多就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张五常先生建议中共当局制定经济法规，这很好，但是，除非我们首先对整个社会政治结构有所改变。否则，有了法规也无济于事。然而对于这一点，经济学家们是无能为力的。这再一次证明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的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3.从“看得见的手”到“看不见的手”的转变
A 这种转变是可能的吗？
亚当．斯密把自由经济中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喻之为“看不见的手”，社会主义国家既然是用政府的力量、用人为的计划来调节自身的经济活动，我们不妨称之为“看得见的手”。现在，假定我们要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也就是说要使“看得见的手”让位于看不见的手，那么，这个过程将如何进行？迄今为止，所有进行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一个完成这种转变的成功先例．不论其起步多早或势头多掹。考虑到这一严峻的事实，我们必须冷静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这种转变究竟是不是可能？一道题做了几十年都没做出答案，人们就应该问一问：此题是否无解？
B 是斩狗尾巴，还是斩狗的躯体？
以物价改革为例。几个月前。邓小平等人还摩拳擦掌，拢出一付破釜沉舟的架势，声称要不计风险地推行大规模的物价改革方案。北戴河会议一下来．新的物价改革方案宣布暂不实施，刚刚鼓起的大气球自己就泄了下去。众所周知，共产党领导一向是热衷于蛮干的。中南海不是经常传出“大不了实行军管”的风声吗？这一次竟然软了下来，可见阻力实在超乎寻常。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主张加紧进行所有制改革，这个方案也出于谨慎的考虑而未敢采纳。张五常先生（还有美国的弗里德曼教授）都是倾向于从快改革的。弗里德曼举了一个斩狗尾巴的妙喻。他认为应该是一次性地斩去狗尾巴。一寸一寸地斩，反而会把狗弄死。共产党头头们何尝不希望“毕其功于一役”。但是他们本能地意识到。他们要斩的恐怕不是狗的尾巴，而是狗的躯体。
C 社会主义的通货膨胀是另一种性质
记得八六年大学生游行，有人建议在口号中加上“反对涨价”一条。以期得到更多的市民的支持，结果未被接受。知识分子毕竟是观念的动物，既然他们根据自己那点经济学知识，认定物价一时的上涨是深化改革的不可避免的“阵痛”，因此就不顾自己切身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而依然在那里挥笔撰文“支持改革”。但到今年，连他们也不干了。体改所的人去了一趟智利，报告说那里的通货嘭胀比中国高得多而经济照发展不误。据云，赵紫阳就忍不住埋怨：为什么中国人的承受能力就这么低？其实，中国人的承受能力已经很高很高了。和波兰人相比。已经高到了令人忧虑的程度。人们早就该抵制、该反抗了。把智利的情况作比拟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因为所谓社会主义阈家的“通货膨胀”完全是另一种性质。
D 改革会引发巨大的社会不公平无论是物价改革，还是企业经营制度的改革。乃至于所有制的改革．都同样面临着两个问题。这就是张五常先生在谈到化“公产”为“私产”时的两个问题。其一是这种转变是否来得公平，其二是这种转变是否易于推行。张五常先生认为后一个问题此前一个问题重要，我觉得未必如此。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最大困难恰恰在于：它会引发巨大的社会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对于现有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具有根本挑战性的重大意义。
E 几种不同性质的不公平
当然．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大量的不公平现象。但是。不同性质的不公平。其社会意义则大不相同．对于不同性质的不公平．人们的承受能力和反应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大致上说．我们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㈠人们容易接受自然造成的不公平，不容易接受人为的不公平。
有的人生来就聪明、健壮、漂亮．有的人则相反。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可是由于这种不公平纯粹是自然造成的，“造物不公”，人们无能为力。于是只好接受。有朝一日，优生优育的科学发达了，以致于人们可以预先决定新生儿的秉赋。那时，丑陋、愚笨的人和他们的父母就不会善罢罢休了。除非控制生育的中心做到使每一个人生下来都同等的聪明健壮，否则必将遭致人们的强烈反对。所谓革命、造反，无非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反对的理由常常是由于前者认为后者是造成他们之间不公平的罪魁祸首。
㈡但同样是人为的不公平，如果它是无意识活动的结果，则人们此较容易接受。譬如有些单位分房子。房子少。具有同等资格的申请者多，这时，主事者采取指定的办法就极容易招来抗议，倘若用抽签的方式人们就不会闹意见。因为前者是有意识的，后者是无意识的。
㈢同样是人们有意识的活动造成的不公平，但倘若这些活动不是来自一个单一的中心，也小是指向一些特定的对象，则人们又会比较容易忍受。同样是搞服装设计，别人设计的服装很畅销。发了财；你设计的服装无人问津，破了产。这常然也不公平．因为你并没有少花心思和劳动。但你比较容易接受这种不公平。因为众人不卖你的服装．是他们不喜欢它。而不是出于某一个人或某一机构的禁令，也不是他们成心要和你这个人过不去。你受了委曲．但是“寃无头。债无主”，除了接受现实之外．你没有别的办法。再说．如果你设计出这套不受欢迎的服装．并不是按照上级的指令。而是出于你的目作主张。要抱怨也只有抱怨自己。
不难看出。市场经济下出现的各种不公平现象。绝大部分属于那种由自然造成的、由无意识活动造成的，和“寃无头．债无主”以及自作自受“的不公平。因此它们通常不会导致革命暴动的后果。相反，有些不公平还成了推动人们发奋努力的动力。
F 社会主义社会是如何走向其目标的反面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本来，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社会。它试图消灭市场经济下的种种不公平现象。因此它关闭了盲目的市场。搞起了人为的计划．并把“按劳分配”当作它的一个公平原则。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由于低估了供求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实际上是中看不中用。社会主义经济在实际运行中很快就走向了它愿望的反面：计划经济的本意是为了使经济活动更合理，结果造成了极端的不合理，惊人的短缺与惊人的浪费同时并存。按劳分配的本意是实现公平，从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但是由于：
㈠有些劳动，因为其产品不为社会需要，因此可以是毫无价值；
㈡即便是对于有效的劳动，倘若要大致准确地对劳动量加以测定，也需要付出过分昂贵的监察费用；更何况劳动的种类千千万万。根本无法换算比较。马克思关于简单劳动、复杂劳动的划分实在是幼稚得犹如儿戏。出于上述两个原因，在企业主不是产权所有者的情况下，“按劳分配”必然演化为“大锅饭”、“平均主义”。“干多干少一个样”。这当然就更不公平。而且必然造成了普遍的“磨洋工”、不求进取。这两个变化——由追求合理而导致更大的不合理，由“按劳分配”演变为“平均主义”，自然造成了社会经济的严重停滞。这两种变化的趋势本来就是必然的。再加上毛泽东搞大跃进、搞文化革命，更把这种变化推到了极端。这种极端的经济形势造成了两个后果：其一是全国上下都有要求改革的强烈愿望，而这些愿望本能地倾向于真正的市场经济；其二是遗留下的经济局面是如此之荒谬混乱．以致于给转入市场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一般经济学家只看到了第一个后果。没有看到或至少是低估了第二个后果。
G 为什么人们在理论上都赞成改革，而在实际中反对改革？
第二个后果的社会表现是：今天的中国人，绝大部分在理论上都赞成开放市场。赞成开放价格．赞成自由竞争；可是在现实中，稍一开放，稍一竞争。立即又招致普遍的不满；越是要彻底开放、自由竞争，人们的抵制与反对越益强烈。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仍以物价改革为例。过去的价格体系太不合理，它完全不反映真实的供求关系。一旦物价放开，有些缺俏的商品，其价格必然猛涨；另一些市场不需要的商品。其价格必然猛跌。同样是涨价的商品，有的涨得幅度很大，有的上涨幅度较小。这样一来，在原本收入接近的人们中间立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差别。对比于少数收入剧增的单位和个人，大部分单位和个人都会认为自己吃了亏。公平来自于比较。因而大多数人会感到不公平（这里我们还不去提及“官倒”等恶性因素）。
H 改革引出的问题是：它把政府几十年错误决策的悲剧性后果，全部转移到对此后果毫无责任的民众身上
仅仅是感到不公平。倒也罢了。更严重的问题是。人们发现。这种不公平，其责任完全在执政当局。当一个灯泡厂面临破产。职工们连工资都发不出时，他们发现，邻近的电视机厂却欣欣向荣，上上下下的人们都“先富了起来”。他们当然会感到不公平。他们当然会向上级抱怨：“当初是你们把我们分配到灯泡厂来的。决定是你们作出的，后果却要我们来承担”这就是关键之所在。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所引出的真正的社会政治问题就是：它把政府几十年错误决策的悲剧性后果。全部转移到对此后果毫无责任的普通民众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民众能不对当局抗议吗？三十多年来，在“一切听从党安排”的口号下。人民被剥夺了选择自由。照道理，党就有义务为每一个人负责到底。可是现在党却想撒手不管，听凭无争的老百姓去吞下当年党种下的苦果．与此同时，党又不肯老老实实地放弃它的无限权力，这怎么说得过去呢？本来，久受束缚的人们。谁都希望放开手脚地赛跑，可是过去造成的局面是如此地不合理，它使得一些人处于非常优越的地位，而使得另一些人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有的人的位置离终点只有一步之遥。有的人却被摆在了运动场大门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发布信号叫大家一齐赛跑。人家会乐意吗？极其自然地。人们会要求当局，在下令开赛前。先把大家的位置调整好。让人们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换句话，人们要求政府在放开价格之前先把价格理顺，在企业自负盈亏之前先为企业创造出平等的竞争条件。然而政府肯定又做不到这一点。如果政府能够事先做到这一点，它也就不会去搞什么改革了。于是，这就造成了一种两难的局面。
I 谁来付债？
和市场经济相反。计划经济下出现的不公平恰好都是人为的、是有意识的活动造成的、是来自一个单一的中心的。如果你仍然坚持计划经济，那就意味着继续用强力掩饰了这种不公平（其代价是灾难性的经济衰退）。现在你要搞改革。结果便是把过去掩盖着的不公平全部表面化了。认为改革会带来社会代价的说法是错误的。社会代价不是来自改革，而是来自旧体制长期积累的欠债。这笔欠债是非偿付不可的。问题是，谁来偿付？
现在有不少人说，要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必须改变企业不能破产、工人不能解雇的现象。但人们必然会反问道：“政府作错的事，凭什么让企业和工人来承担？不错，天下不应该有不能破产的企业，不应该有不能解雇的工人；但首先，天下不应该有不能反对的政府，不应该有不能下台的执政党，如果我们对既不负责任、还不准人家反对的共产党政府不置一词，甚至连最起码的民主要求都不敢向他们提出，同时却去指责老百姓”不识大体“、”依赖思想太重“或”不肯承受必要的改革代价“。
J 岂不是怕硬欺软、颠倒是非？
为什么中共搞价格改革不敢“一次到位”？
张五常先生主张，要放开价格，干脆一次性地放开。一天之内，所有的商品都涨价了，还有谁会去抢购？弗里德曼也赞同这个观点。他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德国就用过这个办法，因为明知有人反对．干脆在一个早期天宣布开放价格。
这话当然不是没有道理。不过张五常先生也许没考虑到。当谈到开放价格时，中共领导人首先想起的事例不会是西德。而是波兰。中共领导人不会忘记。波兰政府就是采取了大量商品同时调价的措施而引发团结工会的政治大危机的。应该说，中共领导人更了解中国的国情。不错，一次性的开放物价。不会有谁再去抢购．但是很可能会有人上街游行。对于共产党领导人来说，游行比抢购要可怕一百倍。
K 西德价改一次到位的成功原因
西德的艾哈德政府一夜之间放开物价。自然也引起了巨大的波动。但是西德人民愿意接受这种波动。因为他们看得很清楚：
㈠这种波动，完全是当年希特勒政府作孽留下的遗产，艾哈德政府对此并没有责任。固然，波动所带来的不公平是严重的，可是纳粹政府既然已经灰飞烟灭，吃了亏的民众除了再咒骂它几声之外还能怎么样呢？旧政府的倒台，了结了一大笔历史烂账。新政府没有责任去支付这笔算不清、赔不尽的胡涂账。所以人民不会去反对新政府。这就好比一家银行破了产，老板自杀．新老板重打锣鼓另开张，原来的老储户们尽管倒了大霉。他们总不会把气撒在新老板头上。
㈡毕竟，新政府一上台。重新建立了秩序，包括重新确立了产权关系。新政府廉洁、有效率。还受制度的约束。于是人们相信眼前的波动只是暂时性的，只要大家各自努力干。经济复苏很快就会到来。起跑线的不公平是个历史留下来的、无可奈何的事实。好在规则是公平的，跑道是公平的，怨天尤人毫无意义。还不如咬紧牙关重新创业。
L 中国的情况恰好相反
波兰的情况、中国的情况恰好相反。在这里，老板并没有自杀，银行也没有倒闭。但它却宣布不再偿付储户。试问，民众焉有不冲击银行之理？再加上产权关系稀里胡涂，政府腐败无能且不受制衡，经济法规根本不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凭什么忍辱负重？“人民日报”号召大家“勒紧裤带”、“共赴国难”。可是老百姓分明看到有些人、尤其是有权阶级．正在那里不断地放松裤带。上下其手，大发国难财．转瞬之间就成了亿万富翁，谁还能吞下这口寃枉气？十月十七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恼人的物价怪圈”．里而写道：“人们不反对拉开差距，但要求拉得合理！不合理则不平，不平则鸣。”
M 中共怕抢购，更怕游行
中共领导人之所以终于放弃了激进的物价改革方案，主要还不是担心它的经济后果，而是担心它的政治后果。谁都知道，共产党执政近四十年。政绩相当差，老百姓怨愤很大。为什么还没有酿成重大的游行罢工反对事件呢？道理很简单，要让千千万万有相同思想情绪的人能够采取共同的行动，必须要有人去发布统一的号令。既然现今中国，一无独立的信息传播工具。二无公认的独立的政治组织，亿万民众实际上都处于被隔离的孤立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乡、一个镇、一个工厂、一个学校爆发游行罢工事件倒有可能．更广泛的共同行动就极难发生了。然而，一九七六年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证明，在没有人为的信号的地方，某种自然的信号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中国有个清明节。照例是悼念死者的日子，于是在这一天，上百万北京民众便不约而同地来到天安门。以悼念周恩来之名。行抗议四人帮之实。在这里，“不约而同”是极关键的。前不久北京大学学生集体闹事（姑且用这个词），起因是一位同学被流氓打死。全世界哪里没有流氓打死学生的事？为什么在中国的北京大学竟会由此引发一场争取自由民主的活动？原因就在于这位同学之死起到了一个信号作用。中共领导人一向深知此中奥秘。当年林彪爆炸事件发生后。中共就采取了先高层、后低层、先党内、后党外的办法，逐层传达这一消息，为的是防止因同一时刻给予同一刺激而造成全国性的共振。基于这种经验。中共领导人怎会不担心，一旦它学艾哈德政府的榜样．在一天之内发布放开全国物价的指示，安知到头来不会变成全国性大抗议的动员会？
最近，中共官方透露。今年上半年。全国发生过约五十次罢工事件。规模大者．其人数超过一千五百人。不过。迄今为止的罢工事件都还是分散的。纯经济性的。可是，一旦出现了全国性的同时性的大罢工，那么情况马上就会发生质的变化。纯经济性的抗议活动立刻会转变成超越狭隘经济目标的政治活动，积累多年的各种不满因素必然会借此机会集中爆发。这就是当年波兰出现过的情况。有鉴于此，中共政府不得不放弃激进的物价改革方案，转而采取一寸一寸地斩狗尾巴的措施。尽管他们可能明知，这样做的结果只会对经济状况造成更棘手的困难，本来死不了的狗也会给搞死。可是。他们别无选择。
三略谈“官商”
在这次中国的经济危机中，“官商”“官倒”现象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张五常先生早就指出：在极端的共产制度下，官商是不会产生的。这是因为在那制度下只有官。没有商。在有明确界定及保障的私产制下，官商也是不会产生的。这是因为官商所图的私利，必定是侵犯了他人应有的权利而得来的。在一个不汤不水的“混和制度”下，官商丛生在所难免。这是因为半管制半开放，权利界定不清楚。为官的岂有不混水摸鱼之理？
有些人对官商官倒的出现抱一种乐观态度。譬如，李玉先生在“官倒——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载“中国之春”第六十八期。
一九八九年一月号）一文中就持此观点。按照李玉先生的看法，官商是事实上的转变现行社
会主义制度的先锋和领导力量。对此观点。我不敢完全赞同。
1. “官商”是纯粹的破坏性因素
不错．官商官倒现象对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巨大的腐蚀破坏力量。同时，诚如李玉祈言。中共政权既无诚意，也无力量真正地制止官商官倒，因此。官商官倒现象将在“改革”的旗号下继续存在．并日益构成对“改革”和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异己力最。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目前出现的这种官商官倒，是、也仅性是现存制度的破坏性因素，它们本身并不是一种极极的建设性力量。除非我们迷信于毛泽东的所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哲学，否则，官商官倒现象的存在和恶性发展，只能一步步地把中国大陆社会引向灾难性的毁灭或解体，但决不可能使我们走向新的秩序。
实际上．像官商官倒一类腐败现象，在中国古代王朝末世就曾经屡次发生。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王朝也是一种专制政权。在经济方面，专制王朝同样不承认臣民的私有产权，宣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政府除了常常对臣民施加繁苛的重税之外，还经常征收臣民的财产。为了保持自给自主的小农经济的稳定。政府一向禁止土地自由买卖，并对饯铁及部分手工业实行垄断性经营，同时限制商人的活动。随着最高统治者政治权力的不可避免的减弱以及维系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和纲纪伦常的日趋衰退，官僚阶层急剧膨胀和腐化，并通过土地兼并等方式构成了瓦解中央集权的巨大破坏性因素。正像今天的中共领导无力制止官商官倒一样，当年的帝王也无力制止官僚的腐败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但是，昔日官僚阶层的腐败和由此形成的离心势力，与其说是独立于专制政体之外，不如说是寄生于这个政体之上；与其说是一支制衡的力量，不如说是一支分裂的力量；它们只能起到破坏性的作用，并不能起到建设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专制政府的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积极功能逐步丧失，但它的消极功能——阻止新思想、新组织和新秩序的产生——却依然如故，因而最终只是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毁灭和解体。
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类似的局面。由于中共领导人仍旧抱着“四个坚持”不放，致使新思想很难流传发展，人民的某一本权利（包括财产权利）无法保证，独立的社会团体或社会力量难以形成。可是与此同时，统治集团的腐败堕落却是与日俱增，道德法纪越益衰微，人心的涣散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如果我们听任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后果必然不堪设想。
2不彻底的改革造成官商的天堂
张五常先生指出，在旧的特权不清除而新的产权不明确的条件下。官商丛生实不可免。官商官倒的出现固然破坏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但它同时也妨碍着新的经济体制的形成。实际上，对于一些“官”们而言，目前这种把“资本主义”混合在“共产主义”之中的不汤不水的现存状态最对他们的胃口。只有在现存状态下，他们才可能运用权力大张旗鼓地为自己牟取私利。因此，他们既不愿意改革“开倒车”。又不愿意改革深入到底。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之所以差不多都在改革的这一阶段中陷入停顿，原因即在于此。现在。中共领导人一方面宣称不走回头路，一方面又宣称决不搞私有制，其目的正在于企图维持目前这种“官商的天堂”的现状。
3如何实现“弃官从商”
张五常先生提出了要求干部“弃官从商”的正确主张，可惜他没有提出实现这一主张的具体办法。我们的古人曾经发明过用买卖官爵的办法来实现“弃官从商”：你交出一定的金钱，可以换到一定的官位。可是，怎么叫人们交出官位以换得金钱呢？官商们都是凭借权力捞取金钱的，要他们在捞取了一定量的金钱之后放弃官位，等于是要他们放弃进一步捞取更多的金钱的资本，他们当然不乐意。更何况，官商们深知自己捞钱的手段不正当，因此唯恐一日一失去权力的庇护之后别人会要他们把吃下去的东西再吐出来。南朝鲜前总统全斗焕在位期间聚敛了可观的财富．退位之后被迫一一退赔，搞得权财两空、身败名裂。有这种前车之鉴．官商们焉肯放弃权力？这意味着。官商现象越普遍．官商现象也就越难克服；有越多的官以权谋钱．也就会有越多的官为钱保权。有人会说。在英国的历史上。不是出现过贵族变成资产阶级的成功先例么？是的。英国贵族的资产阶级化或许可以视为弃官从商的一个样板。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时的英国，第一是有较为明确的私产制度。第二是有代议民主。要实现“弃官从商”，从逻辑上讲。首先需要消除官们的政治特权。实行议会民主。官们丧失了政治特权。有些官就会在或自愿或不自愿地退出政治舞台之后，转而利用过去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关系开辟生财之道。在这里。“弃官”在于前，而“从商”在于后。这和目前中国的官商的情况完全不同，“以官经商”和“弃官从商”毕竟不是一码事。
不难看出。要解决“弃官从商”的问题。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可是，单靠所谓“废除干部终身制”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那可能反过来推动官们趁着手中有权的期间拼命敛财。饱官刚去，饿官又来，贪污腐化现象势必变本加厉。现今大陆官场流行一句话，“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许多官员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加速腐化的。只要官员的任免不是取决于民意．只要权力结构之中缺乏有效的制衡，那么，退休之官、现任之官和候补之官就会结成“统一战线”，官官相护，共同轮流搜刮民财。由此可见，要解决官商问题，我们必须实施民主，一方面实行真正的自由选举，一方面实行真正的舆论独立。同时建立明确的产权制度。
四出路何在
1. 中共经济改革的内在矛盾
共产党搞经济改革，自始至终存在着一个尖锐的矛盾：一方面，它希望地方、企业和个人能获得某种自主性。以刺激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唯恐失去对整个经济活动的支配和控制。正是这种欲放还收的方针。造成了中国经济的周期性痉挛的病态局面，使之既脱离了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又无法进入真正的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
从表面上看，这些年共产党的经济改革，采取了许多“放权”的措施。但实际上，这里的“放权”都还不是真正的放权。无论是地方、企业或个人。事实上都还没有获得真正有保障的权利或权力。他们所拥有的那一点自主性，充其量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式的自主性。既然“将”的职位本身取决于“君”的任免，所以这里的“自主”依然还是“他主”。
最近，由于物价飞涨。人心不安．中共领导被迫再一次采取收的方针。邓小平说：“对付困难和紧张局面。我们有经验，最有效的办法是收权，把已经放下去的权收回来。由中央统一控制。”“我们既然能够放权．就可以随时把权收回来。”这话对于那些一心以为中共已在“走资”的天真改革者们来说，无异于当头一瓢冷水；然而，鉴于中共领导的权威已是外强中干。下面那些尝到了“放权”甜头的人决不会乖乖地就范。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并不会采取硬顶的办法抗命，而宁可以阳奉阴违的态度敷衍应付，结果便是，整个中国的经济犹如一列脱轨的火车停顿在前不挨村、后不靠店的地带。抱着“混一天、算一天”心理的中共高龄领导人，只能以表面上控制住了局面为满足，下面的人则在口头上拥护中央决定、暗地里加紧投机钻营。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发展自然成了句空话。而腐化与破坏现象却实实在在地加速蔓延。这种状态再持续一段时间．最终会导致怎样一种不可收拾的悲惨结局。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吗？时至今日，说什么“经济改革不可逆转”已经毫无意义，当一列脱轨的火车陷于泥淖无法前进时。就算它真的不能倒退了，又能给人多少安慰呢？
2. 自由民主救中国
当然，要说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入绝路、中国大陆的崩溃解体已经不可避免。或许还为时过早。出路仍然是有的。正如张五常先生指出的那样，要挽救中国的经济，必须搞市场经济；而要搞市场经济，前提是明确界定产权。但是我要补充一点的是，如果我们希望做到这些，我们非改革政治不可。
A 必须取消“四个坚持”
首先是必须修改宪法。张五常先生考虑到中共领导人因为照顾“共产”形象，未必肯明确承认私产，因此他建议中共不妨继续挂“共产”狗头，卖“私产”羊肉。可是张五常先生未能考虑到的是，如果中共领导真的愿意卖“私产”羊肉，他为什么还非要挂“共产”的狗头不可呢？是为了骗外国人吗？当然不是。中国不是捷克，不是匈牙利。中国就算是公开宣布走资本主义道路，它也不必担心苏联会开进坦克来。相反，一旦中共明确走资本主义道路，外国资本、包括台湾的资本、香港的资本倒会更放心，从而更有力地投入中国市场。是为了骗老百姓吗？也不是，今天的中国老百姓。早就不喜欢“社会主义”了，知识分子的“全盘西化”，一般民众的“崇洋媚外”，其实就是向往资本主义。一旦中共宣布走资本主义，绝大多数中国人只会欢呼不会抗议。说到底，中共领导之所以要顽固地“四个坚持”，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不单单是为了保住面子．而重要的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绝对权力。一旦放弃了“四个坚持”，中共领导的无限权力就失去了根基，它放下去的东西就真的收不回来了。然而，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只要三五个最高领导人还掌握着十亿人民的命运。真正的市场经济就寸步难行。所以，要搞市场经济，必须要求修改宪法，取消“四个坚持”。
B 必须开放民主
其次，还必须开放民主。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结构中，宪法、法律都是一纸空文，倘没有民间力量的制衡。谁也不能担保它们会有任何效力。张五常先生以为，只要有了自由经济。民主可有可无。这话或许适用于香港，但香港人所以能在没有民主的条件下享有经济自由。端赖于它的宗主国英国是个民主国家。这话或许也部分地适用于昔日的台湾、南朝鲜和智利，因为那里的专制统治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没有“共产”的兴趣和习惯。但这话绝对地不适用于中国大陆。在中国．没有最低度的民主。即使宪法上肯定了私有产权。人民也不会对它抱有信心；没有民主，不用说法治，连法制也无从建立。中国共产党这么腐败，一般老百姓日子这么苦，倘没有最低度的民主，谁能遏止住特权阶层的贪污腐化？谁能保障最下层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现在，中共领导打着肃贪整纪的旗号，重新强化中央集权，重新强化官僚机构的职能，重新强化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行政千预。这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更进一步说。简直是饮鸩止渴。因为原先这套办法若是灵验。共产党当初何苦要改革？张五常先生有力地批驳了所谓“一九五七年的幻象”。令人信服地指出，即使在中共搞指令性经济的黄金时代，那套办法也是没出路的，更何况到了今天，中共当局纵然有心要拉回到一九五七年，也早已是力不从心了。
C 必须实行全方位的开放改革
中国因为陷入危机而改革，如今改革本身又陷入了危机。解救之道只有一个，那就是真正的全方位的开放改革。
近些年来，关于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民主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海内外华人知识分子的一个热门话题。一派人主张。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另一派人主张，不民主也可以现代化，并认为在专制之下更有利于加速现代化。这种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文不对题或隔靴搔痒。因为争论的双方并不是在围绕着民主与现代化关系这个普遍性命题进行抽象的纯理论的探讨。他们所关切的实际问题本来是现今中国大陆这个具体对象。换句话，我们真正要弄清楚的问题是．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要实现经济发展．是否需要最起码的政治民主。或者说。如果中国共产党继续它的一党专政。中国能不能实现经济起飞。
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十分简单的。既然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由极端缺乏现代知识的低层次的农民为主组成的政党．既然它是把那个西方文明的怪眙与东方专制传统相结合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方针，既然它在掌权后的三十多年间一直奉行着一条极左的“共产路线”既然它的成员（尤其是它的干部）已经空前的堕落和腐化。既然中国亿万人民、特别是其中最先进的那批人。身受过这个党的骇人听闻的残酷迫害、早已失去对它的真诚信任与自觉支持。如果有谁竟然还相信在这个党继续“四个坚持”的前提下。能够把千疮百孔、进退维谷的中国经济搞上去。那岂不是太荒唐了吗？即便我们承认，有的专制更便于发展经济．那么我们也要提醒人们，决非一切专制都有利于发展经济，否则，对中国人民实行了三十几年专制的中国共产党。早就该把中国大陆建成现代化了。即使我们承认，在今日中国大陆。搞专制会加速现代化的步伐，那么我们也要告诉大家，实施这个专制权力者无论如何不能属于共产党。即便我们承认中国民众的素质很低，因此实行民主不一定能很快地搞好经济，那么我们不得不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素质更低。让他们搞独裁效果一定更坏。如果一个年轻人理智和性格都还不十分成熟，你或许可以说。听凭他自由恋爱可能还不如让他那贤明仁慈的父母作主包办；可是。既然他的父母既缺乏爱心又加倍的昏庸，那么，显而易见，还是让这个年轻人自由恋爱要更好一些。
《北京之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