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期,中共当局对异议人士展开了疯狂的镇压。这次镇压的规模之大,地区之广,人数之多,手段之卑劣凶残,对法律之践踏,对国际舆论之蔑视,均为六四以来所仅见。许多人都感到意外,因为他们以为,即便是从维护中共政权的角度着想,这样残酷的镇压似乎也是不必要的。联系到当局近来在其他领域——思想文化领域自然首当其冲——所采取的种种紧缩措施,人们不禁要问,这一切到底说明了什么?

政治学家指出,面对现实的或潜在的不满,统治者无非有五种选择。1.主动改革。从长远看,这是唯一的成功之路。2.半吊子改革。它不能让人满意,反而刺激起人们要求进一步改革的强烈愿望,提升人们对改革的期待值。在很大程度上,八九民运就是这样爆发的。3.保持不动。采取这种态度,有的是出后麻木,有的是出后虚弱;两者都会导致不稳定。例如腐败,不是中共不知道病情的严重性因而不去动手术,恰恰相反,正因为中共对病情的严重性知道得太清楚所以才不敢动手术。4.转移视线。这常常是有效的,但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譬如煽动和利用狭隘的民族主义。前阶段中共对此特别热中,不料出了一个钓鱼岛事件,使中共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若是为了煽动和利用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共理当采取强硬立场,甚至动用武力;可是,考虑到和日本的经济联系,首先是统治阶级自己在这种联系中的巨大利益,考虑到对日动武引起的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也许还考虑到钓鱼岛问题本身的历史复杂性,尤其是考虑到民间反日情绪中所包含的反专制因素,当局唯恐引火烧身,故而采取了较为低调的态度。这就好比在它正极欲煽动利用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上浇了一大盆冷水,短时间内很难再沸腾起来。有了对日态度的低调,中共要在对台湾问题上高调,在对美国问题上高调,起码在民间方面很难再获得多少自发的呼应。5.最后一种办法是镇压。此法可以奏效后一时,但它对统治者包含着两重危险。第一,镇压会增强人们的不满。无论如何,镇压总比不镇压更招人反感。第二,镇压也是传递信息。镇压得越广泛,越凶狠,它就越是表明当局所面临的抵抗和不满要远比一般人想象的更普遍,更深刻。在没有民意调查的时代,当局的反应往往是测量反对情绪,反对意识和反对力量的最重要的指示器。这次中共对异议人士的残酷镇压,乍一看去象是杀鸡用牛刀,其实当局自己很清楚,它所面对的不是鸡而是牛。镇压之法纵然可以奏效一时,但绝不可能维系久远,特别是在当代社会。回首即将结束的二十世纪,最强大的专制帝国莫过后苏联,如今苏联又在哪里?

讲到苏联,有人把所谓江泽民时代比作勃烈日涅夫时代。这里我只想提醒一点。对后上层统治集团而言,勃烈日涅夫时代绝不是风平浪静,而是充满了明争暗斗。集体领导本来就是一句空话,共产专制不能不依赖个人专权。在最高领袖和他的同事之间,无规则的权力之争实属难免。据统计,就在勃烈日涅夫时代,苏共政治局原14名委员中,被解职者多达7人,猝死者2人,幸存者仅5人;书记处的原8名书记,其中有4人革职,2人死亡,2人幸存。众所周知,国内前两年有“江落石出”之说,近日又闻“江涨石没”之言。有一点看来是很清楚的,江泽民要巩固其地位,恶斗还在后头。天下制度无非两大种,一曰民主,一曰专制。共产制度是现代文明的一个怪胎。一方面,共产党拒绝了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另一方面,它又否定了传统专制制度的很多成熟的规矩和办法,到头来造成了一个没有制度的制度,即非制度化的一个制度。指望着这样一种制度能长治久安岂非笑话?

毫无疑问,当今中国正处后深刻的危机之中。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会。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单单是危机自身并不能保证事态一定会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除非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有百折不回的毅力,还要有对形势的真知灼见,有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眼下,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集思广益,对中国的形势展开认真而冷静的分析讨论。区区此文,权作引玉之砖。□

《北京之春》1996年11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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