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去世，标志着中共第二代统治的结束以及第三代统治的开始。如今的江泽民，地位空前脆弱，因为他失去了荫庇者；与此同时，其地位又空前强化，因为他摆脱了监督人。现在，江泽民获得了充分的机会表现自己；我们也有了充分的机会观察江泽民究竟是什么人。
据说，江泽民曾经表示“决不当第二个华国锋”。其实，当华国锋也没什么不好。和毛泽东指定的前两个接班人刘少奇、林彪相比，华国锋无论在能力上还是在资历上都差得很远。然而，华国锋却凭着其侥幸得来的权力，完成了粉碎“四人帮”的壮举，从而在历史上写下了漂亮的一页。这不是挺好的吗？当然，华国锋的结局未见辉煌。回过头去看，若要避免这结局，华国锋从上台之初，可以有以下三种不同的选择：一、不是打倒“四人帮”，而是与“四人帮”结盟，继续坚持“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二、一方面打倒“四人帮”，一方面坚决抵制邓小平复出，坚决抵制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拼命坚持“两个凡是”绝不退让。三、打倒“四人帮”后，主动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主动欢迎邓小平复出。如当时民谣所言：“早作此二事，国锋更英明。”继而，再主动推行改革。以上几种选择，孰优孰劣，应当不难判断。如今的江泽民正面临着类似的情势。接下来他会如何动作呢？
据香港《九十年代》披露，在一九九一年与台湾沈君山的一次谈话中，江泽民讲到春秋时期郑国宰相子产的故事。无独有偶，我在三年前的一篇短文中也引用了同一典故（见《北京之春》1994年四月号所载《某公遗言》）。那时，我自然不知道江泽民有过这样一次讲话，我只是对中共当权者的心态略加推测而已。故事是这样的：据《左传》记载，郑国宰相子产，临死前对儿子大叔说，我死后一定是你当政，当政宁猛勿宽。火猛，人人见了都害怕，所以很少有人玩火烧死；水看来柔弱，许多人不在乎，让水淹死的人反而更多。子产死后，果然轮到大叔当政。大叔“不忍猛而宽”，结果出了乱子，不得不动用军队杀了很多人。大叔后悔道，要是早照父亲说的去作，不至于此。江泽民引用这段典故意在表明，他主政后将实行“宁猛勿宽”的方针。事实上，江泽民早就在这么做了。仅从去年（1996年）的情况来看，江泽民在“反自由化”这一手上甚至比邓小平还来的更硬。这也难怪。正因为江泽民没有邓小平那样的权威，所以他才更需要“杀人立威”；正因为江泽民没有力量镇压大规模的民主运动，所以他才必须把异议活动扼杀于萌芽状态；正因为江泽民唯恐别人以为他上台后会手软一些，因此便跃跃欲试，纷纷动将起来，所以他才必须及时发出信号，让别人趁早死了这条心。
说到施政的宽猛或宽严问题，还是成都武侯祠里一付对联中的话有道理——“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更何况，都快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很多古老的政治概念早就不适用了。问题不在于统治者如何把握宽猛的分寸或比例，问题在于实行法治，实行宪政。如果江泽民继续采取、甚至还进一步强化“六四”以来的专制措施，他或许可以在一段时期内保持住“六四”屠杀的威慑与恐怖；但这样一来，江泽民也就使自己血袍加身，成为“六四”罪责的直接继承人。在这一点上，如今的总书记就没有早先的皇帝幸运了。过去，老皇帝驾崩，新皇帝临朝，可循例大赦天下。这样既可以卸掉老皇帝留下的冤假错案的历史包袱，同时又不至削弱皇帝、尤其是当今圣上的无比权威（赦免不是平反，不是认错，赦免是皇恩浩荡）。过去，苏联有这样一则政治寓言：斯大林去世前给他的继任者留下了两封密信。一个信封上写着“遇到麻烦时打开”，里边写着两个字——“怪我”。另一个信封上写着“遇到更大的麻烦时打开”，里边写着一句话——“照我原来的做法去做”。这就是说，在共产国家中，老的独裁者去世，原先压制的各种矛盾逐渐浮出台面，新的统治者为了卸掉历史包袱，同时也为了收拾人心，扩大自己的权力基础，势必要对他的前任进行某种批判和否定。然而，这种批判和否定又势必会引出更大的自由化浪潮，直接危及到共产专制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新的统治者执意要维护那个专制制度，他就必然要重新采取其前任的做法，再次回到暴力压迫的老路上去。邓小平从第三次复出到“六四”下令开枪杀人，正好应了这则寓言。问题是，今天的江泽民若要重施故伎就很不容易了。要么，江泽民自觉地背上“六四”血债，继续强化专制压迫，包括加强对党内温和派的清洗；要么下决心终止政治迫害，走宪政之路。何去何从？历史留给江泽民作选择的时间是不多的。
《北京之春》1997年4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