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本刊全文刊载了由方觉先生执笔的《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民主派的纲领意见》。这篇文章定稿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最近由海外媒体首次予以披露，此前曾在国内小范围流传，我也早就从一位朋友那里辗转得到了这篇文章。据了解，这份民主派纲领乃是中共一批中层和高层官员们的共同思想和主张，其年龄是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属于新一代统治精英。据说，这份文件已送交中共政治局各常委和委员、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另外还送交若干知名人士、政府官员和大企业主管。执笔者方觉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七八级），是八零年北大竞选运动中的活跃人物。方觉表示，在发表了这份纲领意见后，他要继续待在北京，也有能力继续待在北京。到本文发稿为止，方觉确实仍在北京。
毫无疑问，《中国需要新的转变》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政治文件，它表达了党内民主派的强劲呼声。在中共内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自由民主，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据了解，有些中共十五大的代表就曾经郑重地提出把共产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的建议。去年十月，海外民运团体联合发表的致江泽民先生公开信，据了解也得到中共内部一批人士的高度肯定。前几年，文化界有人提出“失语症”的问题，其实，共产党才是得了失语症。共产党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早已彻底破产，什么“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是最大的民主”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套神话，早已信誉扫地，既不能欺骗自己，更不能欺骗别人。在非官方场合，许多共产党员，包括相当数量的中层干部高层干部，都已经抛弃了旧的意识形态语言而采用了和民主派相近的词汇和概念。就连为中共专制作辩护的所谓新权威主义或新保守主义，也不得不在理论上承认一党专政只是一种阶段性的权宜之计，最终还是要过渡到宪政民主。中共当局试图用经济增长的成就作为维持专制的理由。然而，一场横扫亚洲的金融风暴无情地揭示出这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脆弱性，从而也使人们不得不修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乐观预期。即便当局动用集权之力暂时防止了危机的发作，可是，当一个机体得了严重的炎症时，光靠物理降温显然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本来，中国经济发展包含的巨大矛盾，例如腐败、社会不公和道德失序，大家都有强烈的感受。用不着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提醒，我们也很难相信这样畸形的经济发展竟会把中国带入千年盛世。中共还试图利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来对抗政治改革的要求。这一伎俩看来也注定了不会取得成功。道理很简单，今天的中共当局毕竟不同于一百年前的清政府。当年的清政府拒绝维新变法，反对以夷变夏，它所固守的那些原则——孔孟之道，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等等——好歹都是中国的国粹。如今的中共则不然，中共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没有一项不是舶来品。可见，中共煽动的排外情绪不过是一场骗局。只有那些逢迎权势之徒才会在“说不”的口号下，一方面拒斥自由民主这些全人类的共同瑰宝，另一方面却又去维护一党专政这个发生于西方的政治毒瘤。
《中国需要新的转变》的发表，应视为中共民主派对江核心的挑战。其实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包括江泽民在内的这批七十岁左右的主政者们也不是一点不懂新思维。我们可以猜想，他们在和贴心幕僚私下商议时，大概也不止一次地讨论过是否要结束一党专政，开放自由民主以及何时开放，如何开放的问题。他们当然不情愿政治改革，但是他们又不能不担心被改革潮流所淹没：如果不肯当蒋经国，只怕到头来成了全斗焕。
《中国需要新的转变》的发表，引起了民间民主派的深刻共鸣，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切。海外的朋友们要努力运用各种传播方式反过来把这一组信息再大量地输入国内。我们应该有信心，中国民主化的伟大突破，并不象某些人想得那么遥远。□
《北京之春》1998年2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