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从阿马蒂亚·森获诺贝尔奖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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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瞩目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年落在了印度裔学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名下。我不是学经济的,但正巧对森氏的思想略知一二,在《评克林顿中国行》一文中还引用过他的观点。这里,我不妨谈一谈对森氏获奖的感想。

阿马蒂亚·森生于孟加拉,今年六十四岁,五九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曾在印度和英美等名校执教,原先是哈佛大学的校级教授,现转至英国剑桥主持三一学院。这次森氏荣获诺贝尔奖,按照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赞词,主要是基于他对福利经济学的重要贡献,包括对社会选择的公理理论,对福利与贫穷指数的定义的研究,以及对饥荒的实证研究。

我是在研究中国三年大饥荒的问题时开始注意到森氏的思想。森氏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在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森氏思想的一大特点是,他在研究经济理论时,始终体现了强烈的道德关怀。如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赞词所说,森氏结合了哲学和经济学的概念,从而使人们在讨论重大的经济问题时重新找到道德基础。这对于今天的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具启示。近些年来,在中国的经济学界,特别是在那些为现行的经济改革出谋划策的学者中间流行一种偏向,那就是只讲经济不讲道德,只讲效益不讲公正,并以为那才是经济学的正宗或本务。这次森氏荣获诺奖,相信对这种偏向会有所纠正。

森氏对经济平等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有很深入的研究。其实,中国经济改革中出现的贫富悬殊与社会不公现象要远比森氏所论及的问题严重得多,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几十年共产的基础之上,在不具有起码的民主监督之下进行的。然而,偏偏是在中国,却有不少人为这种畸形的改革拼命辩护,主张政治民主应该缓行,主张社会公正应该缓行。与此同时,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部份下层民众,由于缺少正确理念的引导,转而对旧体制重燃幻想,形成了一股潜在的民粹主义思潮。这再一次提醒我们自由主义者或民主派人士,务必要奋力推进政治开放,制止特权者化公为私,关心社会公正,提高民众福利。

森氏的研究路数和古典经济学家比较类似,也就是说带有政治经济学的意味。在现今的经济学界,这套路数或许不占主流,但也不乏大家。例如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赫契曼(Albert O.Hirschman),他那本《出口,声音与忠诚》,观点新颖,论证漂亮,我先前在一些文章中也引用过。赫契曼还有一部经典之作《激情与利益》,讲的是在十七、十八世纪资本主义获胜之前,思想家们是如何为之鼓吹,为之进行政治论证的。这和资本主义胜利之后一般社会意识的变化,心态的变化很有些出入。联想到我们中国,八十年代时,以新潮自居的知识分子都热衷于呼唤商品经济,鼓吹向钱看,等到九十年代商品社会出现了,向钱看成了流行观念,结果又发现它和先前想象的很不一样。阿马蒂亚·森为赫契曼这本书写了一篇序。我还读过一本很有趣的书,叫《没有快乐的经济》,作者是西齐托夫斯基(Tibor Scitovsky),该书对时下的消费型生活方式进行了批评。森氏也曾撰文评论,可见其研究范围之广。

中国的经济学界曾经译介过许多西方经济学名著,但据我了解,这种译介工作还不够全面。偏食总不是好事。趁着这次森氏获奖之机,让国人能对不同风格流派的经济学理论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在学术上以及在现实中都是大有俾益的。我在经济学上纯属业余,还望学者专家们就此多多发表意见。

《北京之春》1998年11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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