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半年来,国内异议人士的公开组党活动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了相当的争议。在李鹏发表禁止反对党的强硬讲话,当局加紧对组党人士镇压之际,我们一方面要表示强烈抗议,积极组织援救,并针对既成的现状找出应对之策,另一方面也必须对前阶段活动的成败得失予以认真检讨。这篇短文,我主要讲一讲后一个问题。

在九八年十月号观察家文章里,我已经阐述过我对组党活动的看法。那时,当局刚刚放出王有才,还对前来申请组党的异议人士采取了出乎一般人意外的容忍态度;于是不少民运朋友大受鼓舞,推波助澜,大干快上,兴起一股组党热。对此我深表忧虑。我耽心这股组党热,非但不足以造成进一步的拓展突破,反而有可能导致原有空间的压缩。如果组党人士见好不肯收,见坏——由于缺少实力——又不能上,则局势便会对民运不利。现在看来,这些话真可谓不幸而言中。

有些朋友总是一味地强调他们不怕牺牲,但问题在于,牺牲是为了胜利,因此,除非必要,不应轻言牺牲,否则,就算牺牲了也无助于扭转劣势。二战名将巴顿一次检阅部队,士兵高呼:“为我们的祖国而死!”巴顿说:“不。我们不是要为我们的祖国而死。我们是要我们的敌人为他们的祖国而死。”战争是如此,民运何尝不是如此。

有人说,组党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就必须无条件的支持,不应该对他们进行干预或指责。

这种说法很容易使人想起毛话语,想起毛泽东在为湖南农民运动、为合作化和公社化、为三面红旗以及为文化革命作辩护时发明的一套话语。其实,毛本人也知道那是强词夺理,只在自知理亏的时候才搬出这套话去堵别人的口。当毛在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时,他绝不因为左倾路线下的红军也是在打白军,也是在干革命,大方向当然正确,牺牲精神更是不在话下,就对之“无条件支持”,就不从策略的角度提出批评,提出反对。

针对海内外一些异议人士指出组党时机尚未成熟的观点,有人说,不存在时机成熟不成熟的问题,事情是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

不然。试问很多热心组党的朋友,包括一些这一两年才来到海外的朋友,为什么你们不在一年前、两年前或十年前、二十年前就公开组党呢?要么是你们当时还不懂,不知道反对党在民主政治中的重要意义;要么是你们不敢,害怕一组党便被当局抓进监狱。如果不是不懂也不是不敢,那就是你们认为当时的时机还不成熟。可见大家都知道,时机问题不是个假问题,而是个真问题。

世界各国的经验证明,反对人士突破党禁,要么是有大规模群众运动作后盾(如东欧国家的情况),要么是有多年选战的积累,有几十万张选票为基础(如台湾的民进党)。现今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些因素。

在现阶段,大陆民运应把争取言论自由(包括释放良心犯,重评六四等)置于首位,这本是海内外绝大多数民运人士和民运领袖经过多年经验达成的基本共识,也见之于我们历次发表的宣言、政纲或战略策略决定,有人还明确提出在国内要“缓组党”,怎么一下子就通通不算数,连解释也没解释一句就扔到一边了呢?

美国学者加瑞·威尔斯(Garry Wills)在其论述领袖素质的专著《固定的号角》中指出,身为领袖者必须要有主见有定见,凡郑重其事提出的主张就一定要郑重其事地坚持,不可当“风派”,否则群众无所适从,还怎么能跟你?

再者,眼下不组党,绝不等于眼下不做事。现在有很多事可以做,应该做,必须做;事实上大家也正在做,而且做得很有成效。打地基的人不是不想建高楼,而是更想建高楼,更希望早日建成高楼,也是更懂得如何才能早日建成高楼。

区区一篇短文不可能讲得透彻。我希望对此一问题展开严肃认真的争论。“不争论”不是民主派的原则,问题只在于为什么争论,以及如何争论。

我们要为中国的民主化催生,但千万要避免再造成习惯性流产。这不仅是对我们政治智慧的考验,首先,这是对我们政治责任心的考验。□

《北京之春》1999年1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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