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期观察家文章中，我陈述了自己对前阶段组党活动成败得失的粗浅之见，并提议对此一问题展开认真严肃的争论。迄今为止，我尚未见到有谁发表相反的观点。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获得了共识。鉴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我以为还有必要再说上几句。
无庸讳言，围绕着组党问题，海内外的异议人士之间是有分歧的。早在去年九月，我们就收到过国内一批异议人士写成的一篇短文。在这篇题为《我们对当前时局的几点看法》的文章中，作者指出目前组党时机尚不成熟。理由是：1.国内经济形势日趋严峻，社会矛盾尖锐，为此，当局必将坚守“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2.九零年西安高校张明结社事件，九二年北京胡石根组党事件均遭残酷镇压，随着形势的发展，今年浙江组党事件虽未遭严厉打击，但仍被强力禁止，这表明中共当局对民间组党尚不具备心理承受能力。3.由此，在言禁尚未完全突破的情况下，如果各地继续申请或强行组党，必会导致当局严厉打压，鉴于目前民运力量尚无广泛群众基础，如遭打压则不会在民众中产生多大影响，同时还会使目前的有利形势发生急剧逆转。短文后还有两条附录，1.许良英、林牧、丁子霖三位老先生认为在组党问题上，现在时机不成熟，也是不妥当的。2.申请注册民主党浙江筹委会遭扣押，尚在监视居住的王有才先生也对一些地区朋友高涨的组党热情表示担忧，他劝告各地朋友要慎重、理性、稳妥。
上述几点看法，或许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作者对未来事态演变的估计却已然得到证实。事实证明，那些对组党活动持谨慎态度的意见是正确的。遗憾的是，这些清醒的、正确的意见却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力图避免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中国的民运，倘从民主墙算起，至今已走过整整二十个年头。如果我们还不能在总结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一套正确的战略策略，并力图使之成为民运整体——至少是其主流——的坚强共识，我们就不可能掌握历史的主动权，从而延迟中国民运的胜利。
有人说，民运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你要这么做，别人要那么做，谁对谁也没有约束力，因此谈论什么民运策略其实没有多少意义。这话不对。固然，民运还不是、在短期内也不可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所以在民运的大旗下总会有各种不同的主张和做法。问题是，在民运队伍之中，应该也必须展开理性的讨论与争辩，从而使得那些正确的主张和策略能够得到尽可能广泛的了解与认同。问题是，当我们看到别人实行了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主张和做法时，我们应该也必须明确地说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以这次组党活动为例，据我所知，本来有不少人都持保留态度，主张谨慎从事的，但他们不肯公开表达，怕被别人说成右倾保守，怕被别人说成泼冷水，怕引起争论而被外界说成搞内斗。另外有不少人不加分析地相信一套理论，他们认为有人温和点有人激进点其实是好事，后者反而能帮助前者，成全前者。就象鲁迅打的比方，有人说要开窗子，好说歹说对方也不肯答应，等到有人跳出来说要拆屋顶，对方才会接受开窗子的主张。限于篇幅，我这里不去对鲁迅的比方细加分析，我只想指出经验的反证。经验多次告诉我们，不高明的策略非但不能够保护和成全高明的策略，相反，它往往会带坏或拖累高明的策略。做过头的人常常只是一部分人，是少数人，但到头来受损害的往往是大家是全体。米奇尼克说他很讨厌政治，因为你一介入政治就免不了要争要斗。在这个意义上，我也很讨厌政治。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大家意见都一致，还要民主干吗？学会民主就是学会争论，学会用理性的方法处理我们的分歧与争端。良好的民主素养决不是从不卷入争论，而是不卷入无原则的争论，积极参与原则性的争论，并始终在争论中坚持理性的立场。□
《北京之春》1999年2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