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二、三十年前，在那最黑暗、最恐怖的日子里，我苦苦地思考言论自由问题。那时，我零零星星地读到了从晚清到四九年前中国知识界的一些文字，多多少少了解到当时各种主义、各种学派的热烈争论。遥想当年的百家争鸣，再看眼下的万马齐喑，令人不胜感慨。
感慨之余，又有些不满。诚然，我们的前辈在那几十年间做出了丰硕的成就，其中有些成就，至今还难以超越；但是，他们却未能把当时那种相对开放的言论空间留给后人，更没有铸造出言论自由的坚实阵地。我当然不是把尔后中国出现的暴政都归咎于前辈知识分子，但我不能不认为他们也负有相当的责任。
提到这段往事，是因为对今天的情况有所感触。六四之后，国内知识界一度沉寂，后来渐趋活跃。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破产，各种非官方思潮应运而生，彼此间驳难争辩，也颇有生气。其影响虽不象六四前那样风靡社会，但也不只限于学院围墙。据了解，近一年多来，有两派思想最引人注目，相互间的批评论战也相当尖锐。一派名曰自由主义，一派名曰新左派。毕竟是隔岸观火，我对这两派的分歧与争辩所知有限，我更关心是那些更基本、更原则的问题，例如言论自由问题。自由主义派不消说是重视言论自由原则的，很多自由主义者孜孜不倦地鼓吹和阐扬言轮自由原则。当然也不是全部，也有一些以自由主义自命的人只关心经济自由，回避、甚而不主张言论自由。但是，更让人弄不清楚的是所谓新左派，不知道新左派对言论自由究竟是什么立场。
若干新左派代表人物，对坚持言论自由原则不感兴趣，却在批判西方社会中言论自由的“虚伪性”方面格外积极。他们似乎竭力在给人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既然西方社会里的言论自由也不过尔尔，那我们真犯不上为在中国实现言论自由化什么气力。如果你要批评中共压制言论自由的暴行，他们非但不支持不参与，反而要回过头来替中共辩护。他们说，天下哪里有什么真正的言论自由？西方社会对言论的压制只是更巧妙、更隐蔽而已。
以这次国内反美示威一事为例。非常清楚，国内部份民众之所以被煽动起反美反西方情绪，那是和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有着直接的关联。但某些新左派却反过来指责西方也搞“舆论导向”，因为在西方你也很难得到有关科索沃危机的另一种事实和另一种意见。说这话的新左派不少是身在西方，他们所了解到的有关科索沃危机的不同事实和不同意见，不是来自国内的人民日报，而是来自西方的大小媒体。这件事本身就构成对他们观点的反驳或讽刺。
说到“舆论导向”，这是共产党采用的一个新名词，看上去委婉些、间接些，不象过去讲的“舆论一律”，听上去就充满霸气。其实两者并无实质区别，都是用暴力直接禁止不同的声音出现。你说西方也有舆论导向，问题是谁在导？用什么手段导？在西方，政府可以引导民间的舆论，民间也可以引导民间的舆论，以至于引导政府。各种不同声音都有引导舆论的权利。不错，拥有较多资源者在引导舆论上占有某种物质优势，但也仅此而已。既然无人能合法地动用暴力手段去压制不同声音，那么，不同声音就总能够与其他声音相互竞争。如果你嗓门虽大但道理太少，到头来还是难逃败局。
要证明这一点非常容易，不信就在中国实行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让我们能够办自己的报刊媒体，虽然你共产党占有雄厚的资源而我们只是白手起家，看谁的主张更能够引导舆论？
再退一步讲，就算西方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不能保证真正的竞争，舆论还是容易被政府和大资本所左右，那么，干脆不要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让权势者一点挑战一点竞争都没有，岂不是更糟糕？借口世上没有一个医生能包医百病，于是就禁止人们当医生。这就是一些新左派的奇怪逻辑。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第一个好处，就在于人们不会再因为发表观点发表消息而遭受迫害。单单是为了这个好处，它就值得我们争取，值得我们保护。我认为，要使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富于意义，我们必须要回到基本原则上去。首先，需要在言论自由原则上立见分晓。如果你认同言论自由，我们之间的分歧属于某一个领域；如果你不认同言论自由，我们之间的分歧就完全是属于另一个领域了。□
《北京之春》1999年6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