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迪采访报导）第71届国际笔会代表大会6月14号至20号在欧洲的斯洛文尼亚召开。创立于2001年的中国独立中文作家协会有4名代表参加。记者林迪星期三电话采访了正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两名与会中国作家，张裕及王怡。
记者：请问王怡，中国大陆跟国际笔会的关系并没有完全正式的中断，是吗？
王怡：对，89年以后事实上中断了，但是在名份上当然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
张裕：大概是这样，1989年的国际笔会代表大会是六四以后开的，中国笔会派了代表去了，但是那场笔会他们请了北岛在大会发言，北岛会上谴责了六四屠杀，所以他们不满，以后就再不参加国际笔会了。
1997年国际笔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会，中国笔会没有派正式代表，但是派了观察员去了，他们想可能在俄国开会情况会好一点，但是在会上呢，从89以后，每年都有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一般都是关于中国作家人权受到侵犯的问题，那他们在那会上也不满意，以后就再不参加了，而且在那以后他们也不交会费了。国际笔会开会还是给他们通知，但是他们基本上从来不答覆，一直到现在。
王怡：国际笔会从组织上来讲，他们现在实际上也是名存实亡了。
记者：张裕先生，听说这次世界上有八十多个笔会的两百多名代表参加，议题当中还包括言论自由和文学发展在二十多个国家、地区受威胁的情况等等，是不是？
张裕：大致是这样。
记者：王怡，您是第一次参加，您对这次会议有什么最深刻的印象？
王怡：最深刻的印象是国际笔会它的存在，和它那个长期以来对言论自由的关注，对我们具有极大的价值。包括在这次，中国的问题，中国国内的压制言论自由的问题，中国狱中作家的问题，包括西藏的流亡作家，这次有西藏流亡作家笔会的人参加，都成为大会非常关注的一个焦点。这一届笔会的主席格鲁沙先生是捷克的异议作家，捷克七七宪章的签署人之一。这次呢也是在前东欧的国家，我跟很多作家接触，其实他们也有很多都曾是异议作家或者是受过迫害，他有这种记忆、有这种经历，虽然在今天西方主流的社会，作家在写作言论自由上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是像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这样一些问题仍然可以在这样一个大会上得到共鸣的。
记者：张裕，这一次有四位中国大陆的作家参加了，能不能简单作一个介绍？
张裕：我们另外三个人都是很长的时间在海外，而王怡这一次参加是在共产党统治中国五十六年来，第一次有独立的作家从中国大陆直接到国外参加笔会大会。
中国大陆是1981年参加笔会的，在这之前台湾的笔会是原来的中华民国的笔会，前几任会长是蔡元培、林语堂、胡适，胡适二战期间当过主席团的主席，当了七年，林语堂先生七十年代的时候还当选过副主席。八十年代中国笔会成立后要加入，想把中华民国笔会赶出去，但是国际笔会不会做这样的事，不像联合国，一个国家可以有几个笔会，他们就达成妥协，把台湾的笔会就改成台北中文笔会。
这次王怡去了，很特殊，所以国际笔会也很重视。闭幕的新闻发布会上，坐在主席台上的除了主席、秘书长和主办者斯洛文尼亚笔会会长以外，也请王怡坐到主席台上，王怡是我们笔会的副秘书长，然后秘书长万之给他做翻译，他们五位坐在主席台上。这也是很特殊的待遇，也显示了国际笔会对中国问题的重视，和中国作家的重视。
记者：我知道王怡先生不仅是受到隆重的接待，而且有过一次很经典的发言，能不能请他做个简单介绍？
王怡：我的标题就叫《我们不是作家我们是人质》，其实呢，我们是在用写作维护自己最起码的尊严。这样一个状况，我把它放在一个全球化的框架下，我呼吁西方的政府。对西方的政府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屈服在世俗的政治利益，包括中国政府的压力下，对于人权的状况，对于中国妥协的状况，包括像法国提出对中国解禁，这些问题作出了批评。然后对于西方的作家，全球化的情况下来关注写作自由，关注在我们跟语言之间、我们跟我们的作品之间，去拔掉权力在中间的障碍，使我们真正成为一个作家，而不是人质，提出一种呼吁。
2005-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