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和太太陈淑平

余太太陈淑平说,丈夫是个开水泡饭也没问题的人。

他童年时候曾于安徽潜山县官庄乡居住。群山环抱,与密茂松杉为伴,小河山坡可安度一天,有时浓绿中祥躺草地,听鸟语蝉呜。年少读书时期流行的共产斗争思潮,他不感兴趣。

记者二○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到美国普林斯顿访问八十八岁余英时。冬天大学区公路旁树林,像清癯的学人。进入距离大学不到十分钟车程的郊区树林,车上谷歌卫星定位首先认出荣休教授的门牌;清明朴拙之气、饱学无求初始之心,只有人,才能感应。

屋小地大,雪后浅浅青绿一排竹林,伴在屋后。听说这里春天会有烂漫山花,五月天,白点浅褐色小鹿会来访。脑里留着几多人、几多年的想像了,还未踏出眼前现实,突然另一辆房车来时小路驶进来。女司机一张尖幼的脸胚,一直看着我们,车子驶到余宅屋边泊好,不会有误会了,她是余英时太太陈淑平。

想过好多趟踏入屋里见主人的礼节,这一刻,只能立刻下车,适时跟余师母相认问好。记者早到约一小时,师母好想先招呼我们入屋,但教授说好上午不见客的,结果,师母再问一次,回头还是对大家说:“他说按原定两点半见面。”

犹胜哈佛赠款

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前的新亚书院毕业后,到美国哈佛完成博士学位,他在广西出版社《现代学人与学术》里〈我走过的路〉一文说,哈佛六年半,安心读书,接受严谨学术纪律训练,纠正了他一九三七至一九五五年间(即国内与香港读书的日子)自由散漫、随兴所至的读书作风。

当年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新亚书院院长钱穆编写“朱子学案”,其后钱穆保荐余英时到哈佛读书。钱穆后来感谢哈佛对新亚的协助,对方如此回应:“哈佛得新亚一余英时,价值胜哈佛赠款之上多矣”,此话记于钱穆《师友杂忆》。

史学鸿儒,余英时伫立美国学术界六十多年,约在一九八六、八七年从一位刚丧夫的女主人买下这物业,夫妇栖息树林小屋三十多年,误把浮云当树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的人,他都见过。他所说的儒家诗书宽大之气,实则是品与学的大道理。在学术最深的范畴里,没有地域分野,只有精神气度的分野。

正义感敲中心灵

拜访鸿儒,心若登山,余宅是普林斯顿树林平地小屋,没有通灵小鸟引领,不可能知道那里是智慧源头。陈淑平像是余英时身边一只鸟,在旁边绕来绕去。他的客人,在她吱吱细语下,知所进退。若果不是访客平庸,总不会有老生常谈。最记得女主人在访问尾声,站在大门里,一边看着余英时先生在屋外拍照,一边淡如水在记者耳边说,“他最重要还是sense of justice(正义感),是不是,那是学不了的?”

当时候,记者也正看着余先生,没有正面望师母,声音回韵“sense of justice”,像吹了一口气似的,敲中心灵。余英时的正义感有迹可寻,他十三岁听到乡中营长贪污情节,非常气愤,写下一张状告,结果惹祸上身,几乎被营长抓去立刻枪毙,要躲避到族兄家里去。

不要看余英时批评直率到位,他处世有人情,记者从电话至见面,处处感受得到。幼读四书、《战国策》、《史记》及唐诗,十岁多一点,看到私垫老师跟年轻寡妇闹恋爱,秀才写的两句情诗,他一直记得:“春花似有怜才意,故傍书台绽笑腮。”

小书斋藏大学者

乡间小孩子已成八十八岁历史学家了,记者首先在“小书斋”旁边第一次跟大学人见面,他的笑容言谈很快便让人心安,大家坐在客厅开始访问。穿着长黑裙及靴子的余师母,慢慢打点,摆好香茶,拿着圆型红嘴大水煲穿插各人之间,周章热水,还能听到对谈重点,灵巧可爱。

人与人,尤其两个人之间,像余英时说,有时讲平等是没意义的,儒学与民主自由关系他都看透,但两个人相处,经常argue,如果投相反票,岂非永远没有结果?所以最重要还是take care(关心)的问题。

余英时能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论文四百余篇,书稿万千,按余太太确认,就是从来没有写过她,“那是我们之间的事情嘛。”活在大学者身边,陈淑平在美国读书后教中文,从没想过要笔耕,“不不不,啊,一个已经够了。”

做学问是关于思考,思考,一定要有自由。能跟余英时面对面交谈,比阅读他的书,自有不同惊喜。阡陌有情,相交走过的人太多,他这一代人,谁跟谁见过面,听得人眉飞心跳。余英时这个人好看,因为,他的一生,永远有经典人物穿插其中。

师承国学大师

首先,钱穆与胡适,跟余英时的治学生涯,近距离得很。国学大师钱穆是他老师,而父亲余协中留学美国时,早跟胡适有交往;岳父陈雪屏,在蒋介石执政时期任台湾省教育厅厅长,其后任行政院秘书长,与胡适深交。有这样的养分薰陶,治学明理,余英时心里没有权威。他在《重寻胡适历程》一书,为中国现代追求民主自由学者治学历程找脉络,其中更为传说中胡适没有完成博士论文翻案。话说有一段时间,在美留学的胡适,经常陶醉在自己的精彩演说,疏于治学本业,康内尔大学教授拒绝批出博士研究奖学金,结果他转到哥伦比亚大学。跌这一跤,令胡适痛定思痛,专心读书完成论文,心里也暗暗感激两位对他当头棒喝的学者。

“胡适我没见过,我是看他的东西看得很熟,很小就受到影响这是真的。”余英时说。

“他不是也在美国吗?”记者问。

“他在美国,我无缘无故去看他,没道理嘛?我不大、我没有看名人的习惯。哈哈哈哈。”

“他跟你爸爸有交往吗?”

“他有交往,我父亲看过他,在美国的时候。我最早看他的字,就是他写给我父亲,在我们乡下,搬家搬到乡下去了,胡适的诗,是他写的。”

“还存在吗?”

“现在没有了,也没带出来嘛。和胡适的关系,因为都是安徽人,有一些交往,不过不多。”余师母问记者记得那首诗否,像是采访准备的第一条考题。

“记得。但我不会念,念得不好。”记者好想念出来,余教授马上就念出口了。

“风过镜平湖,湖面生轻皱,湖更镜平时,毕竟难如旧。为君生一念……好像是什么,下面大概记不清楚了,有召即重来,还是什么,八句,一查就查出来了。”

分清学术与先生

胡适那首诗《尝试集·景不徙篇》,原来内容有十二句:“飞鸟过江来,投影在江水,鸟逝水长流,此影何尝徙?风过镜平湖,湖面生轻皱,湖更镜平时,毕竟难如旧。为她起一念,十年终不改,有召即重来,若亡而实在。”

听旧时人事,开心记录,不知会否是历史花絮。余英时尊师重道,治学好恶,却又非常独立的。话说他喜爱胡适,偏偏老师钱穆不喜欢胡适。“他们不同嘛,他说胡适攻击中国文化,甚至共产党引进都跟他有关系,所以钱先生面前,我根本不谈胡适。后来他看我写胡适,也不满意,哈哈哈。不过他也没有跟我说一句话,没有当面说过我,他表示知道我在写胡适。我学术是学术,先生是先生,跟钱穆做学生一定要骂胡适?那没道理嘛。我对胡适也有批评,不过那不重要。”

余英时还对记者说,老师钱穆不会写诗。余师母问:“他写过吗?”余教授答:“写过,很坏,不成诗。”会写诗的人,容易得人欢心。至于有人乐于做“余粉”,原因太多了。余英时送记者两册英文新书《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学者Josephine Chiu-Duke and Michael S. Duke写的序,引证“余粉”不是虚构。书序评说余英时是“同代人中最出色的中国思想史家”,认为他有传统士风,以言以行,为众人之益,改善时弊,不遗余力。“”the epitome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shi-intellectual“who never gives up his efforts to ameliorate social ills and improve public well-being,whether through words or actions”。序言又指出,在一般华文读者群里出现不同的“Yu Ying-shih fan clubs(Yu Ying-shih fens tuan 余英时粉丝团)”。

余英时做研究有自己的基本观念,不崇拜任何人,也不需要粉丝。“我只是看这个人,理解这个人在历史上有什么地位,有什么作用。不是说我佩服他,要做他粉丝,我一直没有粉丝,不做粉丝,也不要别人做我的粉丝。我很感谢别人愿意做我的粉丝,但我是不鼓励的。”众人笑了。

“不鼓励,要告诉别人了。但是他们还是看你的书看得很开心。”记者跟教授想法一致。

“那就表示大家意见很相似。”

中国为何一百年来搞不好民主

“是,真的。很多问题,有时候我思考过了,没有答案,但是看你的文章就找到了。为什么中国一百年都搞不好民主,因为‘五四’不是已经开始很久了吗?但是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呢?”

“是啊,所以我觉得最基本的原因是社会组织的问题。中国在政治上倒没有organized,西方organized church有很大力量。虽然基督教后来也有反民主反人权的东西,可是他成为一个组织力量以后,就有各种变化了。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以后,各种新力量都起来了,都通过教会。“

他说部份英国人就是因为反抗国教才移民美国,美国民主自由,也是欧洲开明时代的变革走出来,西方走向民主社会了,但中国没有这样的内部组统织。“他现在全力反基督教,把所有教堂都毁掉,把十字架拉下来。最近在陕西(或山西)发生这个事情,本来在浙江嘛,很多。”

余英时在《人民与民主》中〈民主观念和中国菁英文化的式微〉一文分析过,中国一百年来民主没有取得进展的原因,二十世纪中国菁英文化的衰退可能是其中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菁英运动最后一次壮举,如Alfred L.Kroeber名言,那曾经是“一群天才”的年代,可惜五四以后中国陷入危机、革命及战争,四十年代以后,菁英文化明显衰落,民主观念也扭曲了。

承传,是世世代代的问题。普林斯顿面对面问道余英时,即时问,即时回答,大学者用事实透析心中道理,不要求逢迎,若有自己观点,他更加喜欢。鸿儒学术著作约五十九本了,做学问至此,他还谨慎存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因为没体力到图书馆找资料,他对记者说,已放弃研究唐诗与佛教的关系。对此他不感到可惜,也不要学生做他的工作,“学生毕业后就是朋友,他们自己走自己的路,不能要学生做我的工作。中国学生有的喜欢历史,但不喜欢诗,不喜欢佛教,原因不知道。不是中国文化传承的问题,中国文化太大了,东西太多,做不完的。”他认为总会有人慢慢做,日本人做得多得很,而且有的非常好。

“道假众缘,复须时熟”,余英时治学传世,不强求一己心意。他著名的哲学思想理论,以天人合一看传统中国的轴心突破,他将中国轴心时代的突破和西方作对比,余英时认为中国在突破后的超越精神世界是内向的,可以简称为“内向超越”,与西方突破后的“外在超越”是两条不同的文化道路。中国的超越世界——“道”——是“天人合一”的产品,即由人将作为价值源头的“天”收入“心”中,所以在“内”而不在“外”。

他不信上帝,但儒家跨越宗教世界与人间世界,他视为一种信仰。

“我这基本也是儒家未知生,焉知死,对不对?”他不否定宗教,也也尊敬别人的信仰,相信世界有一种不知道的力量,“我最近(几年前)在《论天人之际》提到这个问题,你们看到这本书没有?那是我最后一本书。”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学家似远还近,钱穆《国史大纲》,中学时代拿在手里、看在眼里。今天眼前活生生学者,正是钱穆爱徒。余英时原于北京燕京大学读书,一九五零年元旦到香港后,在桂林街新亚书院考入学试,钱穆亲自出题目,要他用中英文写下看书心得之类的内容,老师看了试卷,立即取录,最终成为第一届毕业生。有一位培正中学退休中史老师、中大校友对记者说。最想知道余英时对中国及香港政治发展的看法。

习近平要做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决定用强力制服香港,香港属于主权之内,外国人没办法帮忙。”他人在纽约,看香港都看一个局,“邓小平时代他很顾忌国际意见、批评,一手硬,一手软,讲人权就软一点,现在他两手都硬,根本就不接受你的人权,也不接受民主,也不接受自由,但你没办法,香港一大困难就在这里头。”

“怎样走下去?”

“走下去,我认为他内部会有问题,但什么时候我不敢说。我相信共产党内部也有人不同意他这样的做法。因为,现在习近平要做毛泽东,所以习近平的思想写进宪法了,是不是?他要走一人专政,任何人不能批评他。我大陆的朋友,包括记者,如有对领袖有批评,马上就把你抓起来。有人提建议,最近北京一个有名律师姓余的(余文生)刚刚被抓,他建议要多选几个人做国家主席,不能一个人,就抓起来了。”

以小驭大,香港可以如何自处?“你要有人文修养,你才能抵抗共产党。你不能靠暴力,你暴力暴不过他来,他有军队你怎么办?用枪你不就完了吗?我认为任何政权,再强大也不能永远专制到底,像他现在想做这个情况,所以他迟早会出问题。”

对共产党没任何幻想

他没有看香港报纸,但他明白情况变化不大,“共产党只有越来越紧,这个你挺清楚的,你只要抓住基本的情况,我对共产党没有幻想,换句话说。许多人都幻想,也许习近平上台一定会好一点,结果越来越坏。本来大家对江泽民不满意,后来觉得江泽民好,胡锦涛时代大家又期望胡锦涛比江泽民好,实际上都是废话,他的一党专政不会放弃的。”他以历史从未有过的新权贵阶级来形容共产党。

“很多人给共产党卖力,整个家庭、个人前途都靠共产党,他这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你们也许记得从前南斯拉夫吉拉斯(Milovan Djilas)有一本书讲新阶级《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共产党变成是一个New Class.中国共产党8、9千万人是一个真正的统治阶级,是从前中国没有过的,皇朝时代也没有的。皇朝的官是从考试来的,考试是有相当公平的,你们没有某种知识,你考不上,做不到县官,做不到中央的官,皇朝全国的政权是公开的。”

现在的权贵阶级,所有国营企业都在共产党手上,没有真正的巿场,私人巿场并不存在,这些企业跟资本主义完全不一样,由国家控制,拥权的是共产党的人,“你现在发财的人也好些是共产党的亲戚、朋友,关系很深的。所以你要看这个郭文贵,你知道郭文贵吗?郭文贵是把他内部的情况,很彻底的报导出来。”亿万富豪郭文贵在美国之音“爆料直播”,内容涉及他对中国高层腐败的指控,还提到自己为北京追捕的逃亡贪官提供帮助。“私人跟他合作你要听话到底才行,你一不听话,马上变敌人。许多有钱人都关在监牢里,或者杀掉了。你看富商被杀的有多少,被关被杀。”

“你从历史去看,共产党现在这个情况,你说的权贵阶级是从来没有的?”

“中国没有过,外国也没有过。哈哈哈,我们看到的希特勒或者史太林都没有这样的地步,都没有到共产党的地步。”

余英时说国内提倡科技,人文教育根本不提倡。到新一代,还有更难想像的问题。现在中国年轻人支持民族主义,余英时看是普遍现象,也不只是中国有。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没有号召力,现在是伟大中国到哪大家都要受尊敬,以这样的民族主义煽动情绪。

“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就是,他们有钱,很多年轻人都去外面、去英国去美国去念书,脑袋没有改善?为什么?”

“没改。去外国读书的都是特权的家庭,你知道?不是一般老百姓呀。”

“但你都是念书嘛……”

“不一定啊不一定,他到美国以后觉得不能像中国一样得意,就团结起来,以中国为号召。澳洲现在是大问题,澳洲中国人凶的要命,只要老师在班上说什么话,对共产党不好,他马上起来攻击。美国现在也开始发生这个现象,他现在打入各大学,孔子控制学院,一个大的武器。所以芝加哥已经把这个孔子学院控制现象取消了,还好,知道孔子学院不是开玩笑的,他一进来以后马上就控制。达赖喇嘛不能请来演讲,谁请达赖喇嘛演讲,共产党就起来凶,他这个民族主义已经发展到全世界了。”

共产党能到今天这样,余英时说,就是美国帮忙的。今天,美国又把中国当头号敌人,因为美国吃亏吃很多,“跟共产党打交道你永远占不到好处,只有吃亏的,只有帮他的忙,等到你要他帮忙,他就绝对不帮你忙。”

中美关系,从上世纪初开始,都是跟着政权利益走。五十年代中美冷战时候,余英时正在哈佛读书。美国著名“中国通”学者费正清(Fairbank)一九五五年在哈佛大学建立东亚研究中心时,余英时刚好入学。费正清在二战及国共内战期间,曾亲到中国采访,跟中国共产党有很好的关系。余英时在广西出版社《现代学人与学术》中,写过〈费正清与中国〉,也跟这位著名学者交往过。

“我上过费正清(Fairbank)的课。我在哈佛念书时候,他是教授,他教中国近代史,所以他专门研究一课,研究清代文献。”在政治上,当时以中国研究而闻名的费正清亲共,余英时不会跟他讨论政治立场问题。外交世界,是敌是友,会随时势利益转变,但在学术事业上,余英时永远不向拿权一方卖账。

“他后来89年以后彻底改变了。”记者说。

“他非改不可嘛。”

“他很伤心吗?”

“他不是伤心型的人,哈,他是很理智的人,他是calculating,他希望美国怎么跟中国打成一片,把中国从苏联搬到美国,他是这个打算。因为共产党以前在延安时代,非常捧美国人的,想他向美国说中共很民主自由人权,国民党反人权反民主反自由,所以他们就相信国民党推翻以后,代表农民的就是共产党。他以为得到政权以后我们要赶快承认,把台湾丢掉。89年之后,就慢慢也知道。文革你就没办法掩饰的,文革你不就懂了?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国家呢?”

在历史上,费正清对国共两党的立场及分析颇受争议,最终,八九年以后,费正清修改中国通史。“他对台湾也改变态度,后来承认中共以后认为台湾不能丢。美国要保护台湾,他完全改变了。他根据美国利益,他不是个人问题。美国利益来讲,台湾不能再落到共产党手上,整个太平洋,美国就没办法存在了,所以我说他不是感情性的改变,主要是理智上对美国有利的考虑。他以美国利益为中心。他美国人嘛。”

“可是他不是一个学者吗?”

“学者来讲,我们不是特别推重他。他早期研究只是中外贸易,后来他变成美国推动中国研究的重要人物,领袖人物。领袖人物也就影响很大,常常到国会坐镇。比如Kissinger 要去中国,就找他商量,问他的意见。他告诉他,中国人喜欢别人来朝拜我,所以你最好去,总统去朝拜他,这招当然就成功了嘛,毛泽东听说美国总统参拜他一定答应。”所以尼克逊访华国宴,费正清是其中座上客人。据学界所说,费正清当年在哈佛的中国研究非常有地位,而余英时在哈佛的老师杨联陞也因为中国研究而成为镇校之宝。

“所以他也是很政治化的。”

“是,但我认为这不是他对共产党好坏的问题,个人他也没有什么交情,没对哪个人有特别交情。在抗战时期,我看见郭沫若给他写信,希望美国人知道中共是讲民主自由人权的,国民党是压制人权的。所以这是很好玩的事情。”众人笑了。

“你看到这种学者你还是愿意跟他交往吗?”

“交往,没关系。他有一回还要我帮他改他的中国通史。我拒绝了,因为我跟他的意见观念太不同。”

费正清希望跟余英时合作的,是关于东亚史里的中国部份,当时余英时已转到耶鲁大学,费正清特意去拜访他,但余英时认为两人在历史上的意见太不相同,谢绝了。

立足西方史学界,余英时没有把浮云当树林,他对中国儒家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关系,有自己一套分析。他说儒家很广阔,提出民主宪政的康有为是儒家,胡适也是。“但儒家没有提倡民主,不过儒家可以接受民主,接受不同的观点,儒家不是说人人说一样的话。”这样的思想能否在香港、在台湾发展,他说只要一个地方有学术自由,就可以发展。在他而言,大陆发展的儒家是口号,“他们要的儒家就是服从上面,那不是儒家,okay ?”

他认为共产党提倡的儒家跟传统儒家不同。“共产党现在是利用儒家,他现在拼命提倡儒家,他提倡儒家跟历代朝皇帝提倡儒家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是叫你服从,不要反抗。实际上儒家也有反抗在里面,他们就不管了。”

“古代的时候不也是一样吗?”

“也是一样,从前有儒家的观念,有些事情,就是道德在政治之上,换句话说。不是道德服从政治,是政治要服从道德。所以中国叫道统,道统在政统之上,以前朝代基本上遵守道统。”道统与政统,以理先行。“你要骂一个皇帝,最厉害就是骂他无道。无道昏君,道是一个人应该有的,做一个人就要有人道,在儒家的观念中,人道跟天道是通的。”

余英时认为,重视道德的儒家,痛恨残爆,批评君主,但也不想推翻君主,孟子也强调这立场:“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那是他认为儒家早期发现人类所拥有的最高级的情感。“我的意思是,儒家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几千年来渗入了,要有同情心,人要能同情,孟子讲得最清楚,想到自己的孩子也想到别人的孩子,叫推,儒家叫推己及人,跟民主自由想法是一样的。美国新的自由主义就是这样讲的,讲人最大的敌人是残忍,cruelty.”

在教授看来,孟子虽然没有讲人权,但有人权的意识。“儒家没有人权观念,但有人权意识。比如孟子讲一个政府好的话,老百姓要生活没有问题,要受教育,这些都是人权嘛,他讲的实际上是人权。没有人权观念但有人权事实,所以这是儒家为什么到现在还起作用,胡适在美国用英文讲,对儒家很推重的。”

余英时反对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制度之说。孔子重视仁,对人很尊重,儒家不提倡个人主义,但主张个人修养,也有批判考,内化成为西方式的人文修养素质,对民主很重要。“政治上的领袖没有文化道德修养,那做不好的,只是为利益而做,所以西方把儒家看成humanism,人文主义,历代皇帝利用儒家,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儒家讲天命,不主张推翻皇朝,儒家主张皇帝做错,跟天意见不合的,我要批评你,他有批评的一面,批评是儒家历史上很重要。”

从人性到学问,余英时容不下虚假,以他的个性及经历,不喜欢共产党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在《二十一世纪双周刊》(2017年2月号)的回忆录说过,他的族兄,也是官庄乡唯一医生,因为不肯被摆布,被共产党人割喉杀死,余英时赶到之时,尸首仍放置井口旁。在意识形态上,余英时对共产主义有研究,但他认同英国哲学家John Locke所说,私人财产是文明的基础。六四时候,余英时表妹张先玲儿子王楠死去,他誓言以后不再踏足中国,其后,他推动成立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庇护民运人士,包括刘宾雁等。近年的余杰及陈光诚,到美国后也跟他有联系,基本上,他六四后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没有改变。

好些中国流亡的人,在在存念着余英时。几多人出版书籍,都得他写序言。余杰写《刘晓波传》,收到余英时传真十多页序言,看得非常感动。余英时的行为,跟他走过学问之路,完全相配。

牵动文化界圈子

记者出发普林斯顿前,短讯博学大状兼真心“余粉”刘伟聪,请教他送什么小礼物好,他转而请教牛津出版社的林道群,就牵连到无限的文化学术圈子了。结论有趣,最终记者由摄影师带领下,在纽约布鲁克林区(Brooklyn)港式茶餐厅买了两只可爱的烧鸭脾去探余英时夫妇。

话说严家祺探过余教授一趟,他写文章,说余太陈淑平,为了探望车祸后的苏晓康太太傅莉,曾每周两趟乘火车及计程车到维珍尼亚州。那里有位烤鸭店老板,也是历史专家和政论家,敬仰余教授,特地造好烧鸭,跨州送往余府。今趟记者跟余英时谈烧鸭,放在历史里头,他只想起四九年以前的南京。

“我记得从前南京的烧鸭很有名的,我很喜欢。”余英时说那是四九年共产党以前的南京。“烧鸭可以说是我喜欢的食物之一,但是我并没有特别说我要吃烧鸭,我对吃很有限,从小就没吃到很多什么东西,在乡下嘛。你喜欢吃东西都跟你小时候有关系,每一个人都一样。”

其实师母有各种各样的食谱,在特别日子或是节日,她也会用焗炉弄烤鸭。教授对太太的杰作,全盘接受。

“哈哈哈哈,她做什么我都喜欢,很喜欢。”

“他很随便的人,给他开水泡饭都没有问题。”

一世不长,一日更短,人总得找到一段能够做好事情的时间。余英时从香港就习惯读书的夜生活,挑灯阅读,因为喜欢晚上安静,从小就习惯了。“我从20岁左右,尤其在香港念书时候,整夜不睡觉的,我们夜里不睡觉的。”

人不运动哲学

“做什么?”

“写东西啊,我在香港写很多东西。”教授现在习惯晚睡,每天看书,写东西,看电视,工作到晚上一时至两时,所以早上不愿意见客人,就是起来了也不愿意马上见客人。

“我后来看钱穆先生,1960年吧,那时候他在Yale给我写过一封信,他劝我不要太晚睡觉,像梁启超,这样活不长啊,哈哈,我也没听他的话。”话说梁启超当年在日本天亮才睡觉,五十多岁便辞世。余英时活到八十八岁了,当然有自己一套养生看法。

“你看我现在都快90了,我走路什么的还没问题嘛,运动的人也不过如此,哈哈哈。”余英时除了历史思想文化睡觉理论自成一家,也有一套不运动哲学,被师母评为强词夺理。

“我说你每一天花那么多时间去运动,把我念书做事的时间都耗掉了,你抓不回来啊,是不是???你有把握活那么长,是不是?越活得久,脑筋就不灵光了。”

“但是你很灵光啊,你是怎么保持?”记者问。

“没有办法,就是自然如此。没什么诀窍的,没什么养生??,我的意思是,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运动上,为了延长生命,还是为什么呢?”

“为了写作。”

“我能写作就不需要嘛。”

香港的价值

中大荣休教授金耀基说余英时年轻时非常秀气的,现在长胖了。两人七十年代于中大相识,一见如故。这么多年,他对香港有感情,都跟自由想法有关。余师母陈淑平说:“你住过什么地方都会有(感情)嘛。他没有兴趣的就是共产党政权统治的地方,不是那个地方,而是那个地方被共产党统治了,就没有自由了,也不能随便思考了,也不能跟朋友随便说话了。我想,你不会喜欢,我也不喜欢。”

陈淑平不要别人看丈夫很大学问,也不一定要意见相同。天天生活在一起,她很明白这样一个余英时:“他就是喜欢念书,喜欢写东西,他有很多自己的看法,虽然他的看法跟外面大多数人常常不相同,可是这是他基本的价值,事实上,他在香港已经养成了。”

六十八年前香港已能孕育余英时思想,香港人对自己的价值与力量,还需要怀疑吗?

撰文:冼丽婷
摄影:曾汉楝

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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