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太太陈淑平说，丈夫是个开水泡饭也没问题的人。
他童年时候曾于安徽潜山县官庄乡居住。群山环抱，与密茂松杉为伴，小河山坡可安度一天，有时浓绿中祥躺草地，听鸟语蝉呜。年少读书时期流行的共产斗争思潮，他不感兴趣。
记者二○一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到美国普林斯顿访问八十八岁余英时。冬天大学区公路旁树林，像清癯的学人。进入距离大学不到十分钟车程的郊区树林，车上谷歌卫星定位首先认出荣休教授的门牌；清明朴拙之气、饱学无求初始之心，只有人，才能感应。
屋小地大，雪后浅浅青绿一排竹林，伴在屋后。听说这里春天会有烂漫山花，五月天，白点浅褐色小鹿会来访。脑里留着几多人、几多年的想像了，还未踏出眼前现实，突然另一辆房车来时小路驶进来。女司机一张尖幼的脸胚，一直看着我们，车子驶到余宅屋边泊好，不会有误会了，她是余英时太太陈淑平。
想过好多趟踏入屋里见主人的礼节，这一刻，只能立刻下车，适时跟余师母相认问好。记者早到约一小时，师母好想先招呼我们入屋，但教授说好上午不见客的，结果，师母再问一次，回头还是对大家说：“他说按原定两点半见面。”
犹胜哈佛赠款
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前的新亚书院毕业后，到美国哈佛完成博士学位，他在广西出版社《现代学人与学术》里〈我走过的路〉一文说，哈佛六年半，安心读书，接受严谨学术纪律训练，纠正了他一九三七至一九五五年间（即国内与香港读书的日子）自由散漫、随兴所至的读书作风。
当年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新亚书院院长钱穆编写“朱子学案”，其后钱穆保荐余英时到哈佛读书。钱穆后来感谢哈佛对新亚的协助，对方如此回应：“哈佛得新亚一余英时，价值胜哈佛赠款之上多矣”，此话记于钱穆《师友杂忆》。
史学鸿儒，余英时伫立美国学术界六十多年，约在一九八六、八七年从一位刚丧夫的女主人买下这物业，夫妇栖息树林小屋三十多年，误把浮云当树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s on the horizon）的人，他都见过。他所说的儒家诗书宽大之气，实则是品与学的大道理。在学术最深的范畴里，没有地域分野，只有精神气度的分野。
正义感敲中心灵
拜访鸿儒，心若登山，余宅是普林斯顿树林平地小屋，没有通灵小鸟引领，不可能知道那里是智慧源头。陈淑平像是余英时身边一只鸟，在旁边绕来绕去。他的客人，在她吱吱细语下，知所进退。若果不是访客平庸，总不会有老生常谈。最记得女主人在访问尾声，站在大门里，一边看着余英时先生在屋外拍照，一边淡如水在记者耳边说，“他最重要还是sense of justice（正义感），是不是，那是学不了的？”
当时候，记者也正看着余先生，没有正面望师母，声音回韵“sense of justice”，像吹了一口气似的，敲中心灵。余英时的正义感有迹可寻，他十三岁听到乡中营长贪污情节，非常气愤，写下一张状告，结果惹祸上身，几乎被营长抓去立刻枪毙，要躲避到族兄家里去。
不要看余英时批评直率到位，他处世有人情，记者从电话至见面，处处感受得到。幼读四书、《战国策》、《史记》及唐诗，十岁多一点，看到私垫老师跟年轻寡妇闹恋爱，秀才写的两句情诗，他一直记得：“春花似有怜才意，故傍书台绽笑腮。”
小书斋藏大学者
乡间小孩子已成八十八岁历史学家了，记者首先在“小书斋”旁边第一次跟大学人见面，他的笑容言谈很快便让人心安，大家坐在客厅开始访问。穿着长黑裙及靴子的余师母，慢慢打点，摆好香茶，拿着圆型红嘴大水煲穿插各人之间，周章热水，还能听到对谈重点，灵巧可爱。
人与人，尤其两个人之间，像余英时说，有时讲平等是没意义的，儒学与民主自由关系他都看透，但两个人相处，经常argue，如果投相反票，岂非永远没有结果？所以最重要还是take care（关心）的问题。
余英时能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论文四百余篇，书稿万千，按余太太确认，就是从来没有写过她，“那是我们之间的事情嘛。”活在大学者身边，陈淑平在美国读书后教中文，从没想过要笔耕，“不不不，啊，一个已经够了。”
做学问是关于思考，思考，一定要有自由。能跟余英时面对面交谈，比阅读他的书，自有不同惊喜。阡陌有情，相交走过的人太多，他这一代人，谁跟谁见过面，听得人眉飞心跳。余英时这个人好看，因为，他的一生，永远有经典人物穿插其中。
师承国学大师
首先，钱穆与胡适，跟余英时的治学生涯，近距离得很。国学大师钱穆是他老师，而父亲余协中留学美国时，早跟胡适有交往；岳父陈雪屏，在蒋介石执政时期任台湾省教育厅厅长，其后任行政院秘书长，与胡适深交。有这样的养分薰陶，治学明理，余英时心里没有权威。他在《重寻胡适历程》一书，为中国现代追求民主自由学者治学历程找脉络，其中更为传说中胡适没有完成博士论文翻案。话说有一段时间，在美留学的胡适，经常陶醉在自己的精彩演说，疏于治学本业，康内尔大学教授拒绝批出博士研究奖学金，结果他转到哥伦比亚大学。跌这一跤，令胡适痛定思痛，专心读书完成论文，心里也暗暗感激两位对他当头棒喝的学者。
“胡适我没见过，我是看他的东西看得很熟，很小就受到影响这是真的。”余英时说。
“他不是也在美国吗？”记者问。
“他在美国，我无缘无故去看他，没道理嘛？我不大、我没有看名人的习惯。哈哈哈哈。”
“他跟你爸爸有交往吗？”
“他有交往，我父亲看过他，在美国的时候。我最早看他的字，就是他写给我父亲，在我们乡下，搬家搬到乡下去了，胡适的诗，是他写的。”
“还存在吗？”
“现在没有了，也没带出来嘛。和胡适的关系，因为都是安徽人，有一些交往，不过不多。”余师母问记者记得那首诗否，像是采访准备的第一条考题。
“记得。但我不会念，念得不好。”记者好想念出来，余教授马上就念出口了。
“风过镜平湖，湖面生轻皱，湖更镜平时，毕竟难如旧。为君生一念……好像是什么，下面大概记不清楚了，有召即重来，还是什么，八句，一查就查出来了。”
分清学术与先生
胡适那首诗《尝试集·景不徙篇》，原来内容有十二句：“飞鸟过江来，投影在江水，鸟逝水长流，此影何尝徙？风过镜平湖，湖面生轻皱，湖更镜平时，毕竟难如旧。为她起一念，十年终不改，有召即重来，若亡而实在。”
听旧时人事，开心记录，不知会否是历史花絮。余英时尊师重道，治学好恶，却又非常独立的。话说他喜爱胡适，偏偏老师钱穆不喜欢胡适。“他们不同嘛，他说胡适攻击中国文化，甚至共产党引进都跟他有关系，所以钱先生面前，我根本不谈胡适。后来他看我写胡适，也不满意，哈哈哈。不过他也没有跟我说一句话，没有当面说过我，他表示知道我在写胡适。我学术是学术，先生是先生，跟钱穆做学生一定要骂胡适？那没道理嘛。我对胡适也有批评，不过那不重要。”
余英时还对记者说，老师钱穆不会写诗。余师母问：“他写过吗？”余教授答：“写过，很坏，不成诗。”会写诗的人，容易得人欢心。至于有人乐于做“余粉”，原因太多了。余英时送记者两册英文新书《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学者Josephine Chiu-Duke and Michael S. Duke写的序，引证“余粉”不是虚构。书序评说余英时是“同代人中最出色的中国思想史家”，认为他有传统士风，以言以行，为众人之益，改善时弊，不遗余力。“”the epitome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shi-intellectual“who never gives up his efforts to ameliorate social ills and improve public well-being，whether through words or actions”。序言又指出，在一般华文读者群里出现不同的“Yu Ying-shih fan clubs（Yu Ying-shih fens tuan 余英时粉丝团）”。
余英时做研究有自己的基本观念，不崇拜任何人，也不需要粉丝。“我只是看这个人，理解这个人在历史上有什么地位，有什么作用。不是说我佩服他，要做他粉丝，我一直没有粉丝，不做粉丝，也不要别人做我的粉丝。我很感谢别人愿意做我的粉丝，但我是不鼓励的。”众人笑了。
“不鼓励，要告诉别人了。但是他们还是看你的书看得很开心。”记者跟教授想法一致。
“那就表示大家意见很相似。”
中国为何一百年来搞不好民主
“是，真的。很多问题，有时候我思考过了，没有答案，但是看你的文章就找到了。为什么中国一百年都搞不好民主，因为‘五四’不是已经开始很久了吗？但是为什么到今天还没有呢？”
“是啊，所以我觉得最基本的原因是社会组织的问题。中国在政治上倒没有organized，西方organized church有很大力量。虽然基督教后来也有反民主反人权的东西，可是他成为一个组织力量以后，就有各种变化了。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以后，各种新力量都起来了，都通过教会。“
他说部份英国人就是因为反抗国教才移民美国，美国民主自由，也是欧洲开明时代的变革走出来，西方走向民主社会了，但中国没有这样的内部组统织。“他现在全力反基督教，把所有教堂都毁掉，把十字架拉下来。最近在陕西（或山西）发生这个事情，本来在浙江嘛，很多。”
余英时在《人民与民主》中〈民主观念和中国菁英文化的式微〉一文分析过，中国一百年来民主没有取得进展的原因，二十世纪中国菁英文化的衰退可能是其中之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菁英运动最后一次壮举，如Alfred L.Kroeber名言，那曾经是“一群天才”的年代，可惜五四以后中国陷入危机、革命及战争，四十年代以后，菁英文化明显衰落，民主观念也扭曲了。
承传，是世世代代的问题。普林斯顿面对面问道余英时，即时问，即时回答，大学者用事实透析心中道理，不要求逢迎，若有自己观点，他更加喜欢。鸿儒学术著作约五十九本了，做学问至此，他还谨慎存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因为没体力到图书馆找资料，他对记者说，已放弃研究唐诗与佛教的关系。对此他不感到可惜，也不要学生做他的工作，“学生毕业后就是朋友，他们自己走自己的路，不能要学生做我的工作。中国学生有的喜欢历史，但不喜欢诗，不喜欢佛教，原因不知道。不是中国文化传承的问题，中国文化太大了，东西太多，做不完的。”他认为总会有人慢慢做，日本人做得多得很，而且有的非常好。
“道假众缘，复须时熟”，余英时治学传世，不强求一己心意。他著名的哲学思想理论，以天人合一看传统中国的轴心突破，他将中国轴心时代的突破和西方作对比，余英时认为中国在突破后的超越精神世界是内向的，可以简称为“内向超越”，与西方突破后的“外在超越”是两条不同的文化道路。中国的超越世界——“道”——是“天人合一”的产品，即由人将作为价值源头的“天”收入“心”中，所以在“内”而不在“外”。
他不信上帝，但儒家跨越宗教世界与人间世界，他视为一种信仰。
“我这基本也是儒家未知生，焉知死，对不对？”他不否定宗教，也也尊敬别人的信仰，相信世界有一种不知道的力量，“我最近（几年前）在《论天人之际》提到这个问题，你们看到这本书没有？那是我最后一本书。”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学家似远还近，钱穆《国史大纲》，中学时代拿在手里、看在眼里。今天眼前活生生学者，正是钱穆爱徒。余英时原于北京燕京大学读书，一九五零年元旦到香港后，在桂林街新亚书院考入学试，钱穆亲自出题目，要他用中英文写下看书心得之类的内容，老师看了试卷，立即取录，最终成为第一届毕业生。有一位培正中学退休中史老师、中大校友对记者说。最想知道余英时对中国及香港政治发展的看法。
习近平要做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决定用强力制服香港，香港属于主权之内，外国人没办法帮忙。”他人在纽约，看香港都看一个局，“邓小平时代他很顾忌国际意见、批评，一手硬，一手软，讲人权就软一点，现在他两手都硬，根本就不接受你的人权，也不接受民主，也不接受自由，但你没办法，香港一大困难就在这里头。”
“怎样走下去？”
“走下去，我认为他内部会有问题，但什么时候我不敢说。我相信共产党内部也有人不同意他这样的做法。因为，现在习近平要做毛泽东，所以习近平的思想写进宪法了，是不是？他要走一人专政，任何人不能批评他。我大陆的朋友，包括记者，如有对领袖有批评，马上就把你抓起来。有人提建议，最近北京一个有名律师姓余的（余文生）刚刚被抓，他建议要多选几个人做国家主席，不能一个人，就抓起来了。”
以小驭大，香港可以如何自处？“你要有人文修养，你才能抵抗共产党。你不能靠暴力，你暴力暴不过他来，他有军队你怎么办？用枪你不就完了吗？我认为任何政权，再强大也不能永远专制到底，像他现在想做这个情况，所以他迟早会出问题。”
对共产党没任何幻想
他没有看香港报纸，但他明白情况变化不大，“共产党只有越来越紧，这个你挺清楚的，你只要抓住基本的情况，我对共产党没有幻想，换句话说。许多人都幻想，也许习近平上台一定会好一点，结果越来越坏。本来大家对江泽民不满意，后来觉得江泽民好，胡锦涛时代大家又期望胡锦涛比江泽民好，实际上都是废话，他的一党专政不会放弃的。”他以历史从未有过的新权贵阶级来形容共产党。
“很多人给共产党卖力，整个家庭、个人前途都靠共产党，他这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你们也许记得从前南斯拉夫吉拉斯（Milovan Djilas）有一本书讲新阶级《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共产党变成是一个New Class.中国共产党8、9千万人是一个真正的统治阶级，是从前中国没有过的，皇朝时代也没有的。皇朝的官是从考试来的，考试是有相当公平的，你们没有某种知识，你考不上，做不到县官，做不到中央的官，皇朝全国的政权是公开的。”
现在的权贵阶级，所有国营企业都在共产党手上，没有真正的巿场，私人巿场并不存在，这些企业跟资本主义完全不一样，由国家控制，拥权的是共产党的人，“你现在发财的人也好些是共产党的亲戚、朋友，关系很深的。所以你要看这个郭文贵，你知道郭文贵吗？郭文贵是把他内部的情况，很彻底的报导出来。”亿万富豪郭文贵在美国之音“爆料直播”，内容涉及他对中国高层腐败的指控，还提到自己为北京追捕的逃亡贪官提供帮助。“私人跟他合作你要听话到底才行，你一不听话，马上变敌人。许多有钱人都关在监牢里，或者杀掉了。你看富商被杀的有多少，被关被杀。”
“你从历史去看，共产党现在这个情况，你说的权贵阶级是从来没有的？”
“中国没有过，外国也没有过。哈哈哈，我们看到的希特勒或者史太林都没有这样的地步，都没有到共产党的地步。”
余英时说国内提倡科技，人文教育根本不提倡。到新一代，还有更难想像的问题。现在中国年轻人支持民族主义，余英时看是普遍现象，也不只是中国有。马克思主义已经破产，没有号召力，现在是伟大中国到哪大家都要受尊敬，以这样的民族主义煽动情绪。
“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就是，他们有钱，很多年轻人都去外面、去英国去美国去念书，脑袋没有改善？为什么？”
“没改。去外国读书的都是特权的家庭，你知道？不是一般老百姓呀。”
“但你都是念书嘛……”
“不一定啊不一定，他到美国以后觉得不能像中国一样得意，就团结起来，以中国为号召。澳洲现在是大问题，澳洲中国人凶的要命，只要老师在班上说什么话，对共产党不好，他马上起来攻击。美国现在也开始发生这个现象，他现在打入各大学，孔子控制学院，一个大的武器。所以芝加哥已经把这个孔子学院控制现象取消了，还好，知道孔子学院不是开玩笑的，他一进来以后马上就控制。达赖喇嘛不能请来演讲，谁请达赖喇嘛演讲，共产党就起来凶，他这个民族主义已经发展到全世界了。”
共产党能到今天这样，余英时说，就是美国帮忙的。今天，美国又把中国当头号敌人，因为美国吃亏吃很多，“跟共产党打交道你永远占不到好处，只有吃亏的，只有帮他的忙，等到你要他帮忙，他就绝对不帮你忙。”
中美关系，从上世纪初开始，都是跟着政权利益走。五十年代中美冷战时候，余英时正在哈佛读书。美国著名“中国通”学者费正清（Fairbank）一九五五年在哈佛大学建立东亚研究中心时，余英时刚好入学。费正清在二战及国共内战期间，曾亲到中国采访，跟中国共产党有很好的关系。余英时在广西出版社《现代学人与学术》中，写过〈费正清与中国〉，也跟这位著名学者交往过。
“我上过费正清（Fairbank）的课。我在哈佛念书时候，他是教授，他教中国近代史，所以他专门研究一课，研究清代文献。”在政治上，当时以中国研究而闻名的费正清亲共，余英时不会跟他讨论政治立场问题。外交世界，是敌是友，会随时势利益转变，但在学术事业上，余英时永远不向拿权一方卖账。
“他后来89年以后彻底改变了。”记者说。
“他非改不可嘛。”
“他很伤心吗？”
“他不是伤心型的人，哈，他是很理智的人，他是calculating，他希望美国怎么跟中国打成一片，把中国从苏联搬到美国，他是这个打算。因为共产党以前在延安时代，非常捧美国人的，想他向美国说中共很民主自由人权，国民党反人权反民主反自由，所以他们就相信国民党推翻以后，代表农民的就是共产党。他以为得到政权以后我们要赶快承认，把台湾丢掉。89年之后，就慢慢也知道。文革你就没办法掩饰的，文革你不就懂了？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国家呢？”
在历史上，费正清对国共两党的立场及分析颇受争议，最终，八九年以后，费正清修改中国通史。“他对台湾也改变态度，后来承认中共以后认为台湾不能丢。美国要保护台湾，他完全改变了。他根据美国利益，他不是个人问题。美国利益来讲，台湾不能再落到共产党手上，整个太平洋，美国就没办法存在了，所以我说他不是感情性的改变，主要是理智上对美国有利的考虑。他以美国利益为中心。他美国人嘛。”
“可是他不是一个学者吗？”
“学者来讲，我们不是特别推重他。他早期研究只是中外贸易，后来他变成美国推动中国研究的重要人物，领袖人物。领袖人物也就影响很大，常常到国会坐镇。比如Kissinger 要去中国，就找他商量，问他的意见。他告诉他，中国人喜欢别人来朝拜我，所以你最好去，总统去朝拜他，这招当然就成功了嘛，毛泽东听说美国总统参拜他一定答应。”所以尼克逊访华国宴，费正清是其中座上客人。据学界所说，费正清当年在哈佛的中国研究非常有地位，而余英时在哈佛的老师杨联陞也因为中国研究而成为镇校之宝。
“所以他也是很政治化的。”
“是，但我认为这不是他对共产党好坏的问题，个人他也没有什么交情，没对哪个人有特别交情。在抗战时期，我看见郭沫若给他写信，希望美国人知道中共是讲民主自由人权的，国民党是压制人权的。所以这是很好玩的事情。”众人笑了。
“你看到这种学者你还是愿意跟他交往吗？”
“交往，没关系。他有一回还要我帮他改他的中国通史。我拒绝了，因为我跟他的意见观念太不同。”
费正清希望跟余英时合作的，是关于东亚史里的中国部份，当时余英时已转到耶鲁大学，费正清特意去拜访他，但余英时认为两人在历史上的意见太不相同，谢绝了。
立足西方史学界，余英时没有把浮云当树林，他对中国儒家思想与西方民主思想关系，有自己一套分析。他说儒家很广阔，提出民主宪政的康有为是儒家，胡适也是。“但儒家没有提倡民主，不过儒家可以接受民主，接受不同的观点，儒家不是说人人说一样的话。”这样的思想能否在香港、在台湾发展，他说只要一个地方有学术自由，就可以发展。在他而言，大陆发展的儒家是口号，“他们要的儒家就是服从上面，那不是儒家，okay ？”
他认为共产党提倡的儒家跟传统儒家不同。“共产党现在是利用儒家，他现在拼命提倡儒家，他提倡儒家跟历代朝皇帝提倡儒家的意思是不一样的，是叫你服从，不要反抗。实际上儒家也有反抗在里面，他们就不管了。”
“古代的时候不也是一样吗？”
“也是一样，从前有儒家的观念，有些事情，就是道德在政治之上，换句话说。不是道德服从政治，是政治要服从道德。所以中国叫道统，道统在政统之上，以前朝代基本上遵守道统。”道统与政统，以理先行。“你要骂一个皇帝，最厉害就是骂他无道。无道昏君，道是一个人应该有的，做一个人就要有人道，在儒家的观念中，人道跟天道是通的。”
余英时认为，重视道德的儒家，痛恨残爆，批评君主，但也不想推翻君主，孟子也强调这立场：“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那是他认为儒家早期发现人类所拥有的最高级的情感。“我的意思是，儒家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几千年来渗入了，要有同情心，人要能同情，孟子讲得最清楚，想到自己的孩子也想到别人的孩子，叫推，儒家叫推己及人，跟民主自由想法是一样的。美国新的自由主义就是这样讲的，讲人最大的敌人是残忍，cruelty.”
在教授看来，孟子虽然没有讲人权，但有人权的意识。“儒家没有人权观念，但有人权意识。比如孟子讲一个政府好的话，老百姓要生活没有问题，要受教育，这些都是人权嘛，他讲的实际上是人权。没有人权观念但有人权事实，所以这是儒家为什么到现在还起作用，胡适在美国用英文讲，对儒家很推重的。”
余英时反对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制度之说。孔子重视仁，对人很尊重，儒家不提倡个人主义，但主张个人修养，也有批判考，内化成为西方式的人文修养素质，对民主很重要。“政治上的领袖没有文化道德修养，那做不好的，只是为利益而做，所以西方把儒家看成humanism，人文主义，历代皇帝利用儒家，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儒家讲天命，不主张推翻皇朝，儒家主张皇帝做错，跟天意见不合的，我要批评你，他有批评的一面，批评是儒家历史上很重要。”
从人性到学问，余英时容不下虚假，以他的个性及经历，不喜欢共产党是很容易理解的。他在《二十一世纪双周刊》（2017年2月号）的回忆录说过，他的族兄，也是官庄乡唯一医生，因为不肯被摆布，被共产党人割喉杀死，余英时赶到之时，尸首仍放置井口旁。在意识形态上，余英时对共产主义有研究，但他认同英国哲学家John Locke所说，私人财产是文明的基础。六四时候，余英时表妹张先玲儿子王楠死去，他誓言以后不再踏足中国，其后，他推动成立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庇护民运人士，包括刘宾雁等。近年的余杰及陈光诚，到美国后也跟他有联系，基本上，他六四后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没有改变。
好些中国流亡的人，在在存念着余英时。几多人出版书籍，都得他写序言。余杰写《刘晓波传》，收到余英时传真十多页序言，看得非常感动。余英时的行为，跟他走过学问之路，完全相配。
牵动文化界圈子
记者出发普林斯顿前，短讯博学大状兼真心“余粉”刘伟聪，请教他送什么小礼物好，他转而请教牛津出版社的林道群，就牵连到无限的文化学术圈子了。结论有趣，最终记者由摄影师带领下，在纽约布鲁克林区（Brooklyn）港式茶餐厅买了两只可爱的烧鸭脾去探余英时夫妇。
话说严家祺探过余教授一趟，他写文章，说余太陈淑平，为了探望车祸后的苏晓康太太傅莉，曾每周两趟乘火车及计程车到维珍尼亚州。那里有位烤鸭店老板，也是历史专家和政论家，敬仰余教授，特地造好烧鸭，跨州送往余府。今趟记者跟余英时谈烧鸭，放在历史里头，他只想起四九年以前的南京。
“我记得从前南京的烧鸭很有名的，我很喜欢。”余英时说那是四九年共产党以前的南京。“烧鸭可以说是我喜欢的食物之一，但是我并没有特别说我要吃烧鸭，我对吃很有限，从小就没吃到很多什么东西，在乡下嘛。你喜欢吃东西都跟你小时候有关系，每一个人都一样。”
其实师母有各种各样的食谱，在特别日子或是节日，她也会用焗炉弄烤鸭。教授对太太的杰作，全盘接受。
“哈哈哈哈，她做什么我都喜欢，很喜欢。”
“他很随便的人，给他开水泡饭都没有问题。”
一世不长，一日更短，人总得找到一段能够做好事情的时间。余英时从香港就习惯读书的夜生活，挑灯阅读，因为喜欢晚上安静，从小就习惯了。“我从20岁左右，尤其在香港念书时候，整夜不睡觉的，我们夜里不睡觉的。”
人不运动哲学
“做什么？”
“写东西啊，我在香港写很多东西。”教授现在习惯晚睡，每天看书，写东西，看电视，工作到晚上一时至两时，所以早上不愿意见客人，就是起来了也不愿意马上见客人。
“我后来看钱穆先生，1960年吧，那时候他在Yale给我写过一封信，他劝我不要太晚睡觉，像梁启超，这样活不长啊，哈哈，我也没听他的话。”话说梁启超当年在日本天亮才睡觉，五十多岁便辞世。余英时活到八十八岁了，当然有自己一套养生看法。
“你看我现在都快90了，我走路什么的还没问题嘛，运动的人也不过如此，哈哈哈。”余英时除了历史思想文化睡觉理论自成一家，也有一套不运动哲学，被师母评为强词夺理。
“我说你每一天花那么多时间去运动，把我念书做事的时间都耗掉了，你抓不回来啊，是不是？？？你有把握活那么长，是不是？越活得久，脑筋就不灵光了。”
“但是你很灵光啊，你是怎么保持？”记者问。
“没有办法，就是自然如此。没什么诀窍的，没什么养生？？，我的意思是，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运动上，为了延长生命，还是为什么呢？”
“为了写作。”
“我能写作就不需要嘛。”
香港的价值
中大荣休教授金耀基说余英时年轻时非常秀气的，现在长胖了。两人七十年代于中大相识，一见如故。这么多年，他对香港有感情，都跟自由想法有关。余师母陈淑平说：“你住过什么地方都会有（感情）嘛。他没有兴趣的就是共产党政权统治的地方，不是那个地方，而是那个地方被共产党统治了，就没有自由了，也不能随便思考了，也不能跟朋友随便说话了。我想，你不会喜欢，我也不喜欢。”
陈淑平不要别人看丈夫很大学问，也不一定要意见相同。天天生活在一起，她很明白这样一个余英时：“他就是喜欢念书，喜欢写东西，他有很多自己的看法，虽然他的看法跟外面大多数人常常不相同，可是这是他基本的价值，事实上，他在香港已经养成了。”
六十八年前香港已能孕育余英时思想，香港人对自己的价值与力量，还需要怀疑吗？
撰文：冼丽婷
摄影：曾汉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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