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先生已经被三个月了，中国大陆的牢狱日月是非常痛苦的。张林是个和平主义者，这点可以从他的文章里看出，尽管他有过激烈的思想，但是那仅仅表达对残酷的专制主义的一种痛恨，而经历了无数磨难，对中国人群和民运人群有了透彻了解之后，他转而放弃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将自己定位为作家，并期待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我们曾经引证过他的原话，那些字句表明他敦劝中共改革派加大改革的速度，与大家一道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中国社会的改革事业。
他的文章哪里煽动过人们去颠覆国家政权呢？一点这样的迹象也没有。他文章主要是批评时弊，鞭挞愚昧和野蛮，提倡民主宪政，我们看了他所有的文章，也未能找到他呼吁或者鼓吹国民去推翻中共政权的字句。
可是为什么蚌埠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了张林？这是中共自上而下的统一打压民运的一个步骤？还是蚌埠警方借机报复张林呢？两个因素兼而有之。一方面胡锦涛一直在加强中共的专政职能，这种加强专政职能被一些书生含含糊糊地称为加强社会管理，因为这样的加强，为了达到恐吓民众中的追求自由民主的倾向，就注定要牺牲政见持异者的基本人权，随便找个名义，将他们关押到牢房，于是张林、许万平、马晓明等就立刻失去自由；另一方面，张林揭露了蚌埠社会的很多黑暗，包括官场上的具体邪恶势力的劣迹，并且没有遵守蚌埠市警方的无理要求—如果到北京预先告诉警方，于是就大大冒犯了蚌埠市官场的一些权力人物、依附于这些权力人物的蚌埠市的黑社会势力、以及蚌埠市警方的部门利益，因此这样几种势力自然要联手对张林实施打击报复了，解释法律、实施法律的权力，就是说监禁人、逮捕人，找个法律名义，将罪人的身份强加到一个公民头上的权力，在蚌埠市那里，当然掌握在警方手中，那么要如何摆弄张林，就如何摆弄，就象狠心的猫戏弄老鼠一样。
马晓明先生在八九民运大潮的时代，就因为勇敢地抵抗专制腐败、追求自由民主而遭到报复，原来他是电视台的管理人员，后来就被守旧势力剥夺了那个工作机会，而后一直在社会上自由谋生，并独立地持久地抵抗专制主义，写文章，接受电台的采访，深入民众之间，启蒙维权等等，都大大刺激了当地特权腐败势力以及他们在警方的盟友，尤其是近几年来，他的痛斥社会弊病、呼吁社会正义的声音，通过自由亚洲之声，传播到众多国民之中。如此引起了西安警方的嫉恨，不久前终于找了个“扰乱社会秩序”的名义，劳教了马晓明先生。劳教制度本身就是错误的甚至是罪恶的制度，中国朝野要求废除之的呼声从未中断。更何况马晓明的那个“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实际上是他采访了一些受到侵权的民众。马列主义扰乱了中华社会秩序半个多世纪了，中国国民力量绵弱，奈何它不得，相反亲民爱民的马晓明先生，仅仅是采访一下受害国民，就扰乱了社会秩序，如果真的是扰乱了，那一定是扰乱古往今来最坏的一直社会秩序。
重庆的许万平先生有什么样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呢？他因为反对专制腐败，前后被监禁十一年，近年来经常在网络呼吁自由民主，声援落难的同道，又由于当地政府在重庆警方的压力下取消了他的低保（每个月二百多点人民币，这样的钱不够贪官污吏一瓶酒钱，或者说十倍以上这样的钱，才够得上级别很低的贪官污吏嫖一夜妓女），他想五一上街维权，并且支持反日游行等等，就触怒了重庆警方的龙颜，随意找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了他。
以上一个仁人志士的遭遇，让我们看到了几个地方的警察机构，使用的完全是秦桧的策略。在前苏联的专制体制的瓦解中，我们看到它的秘密警察系统，扮演了进步的角色，在几个月的乌克兰的政治动荡中，我们看到那个国家的秘密警察的头头维申斯科，坚定地站在民主潮流的一边，对总统实施强大压力，迫使总统下令已经出兵的内务部部长停止行动。可是在我们中国大陆，我们看到是另外的落后于时代上前年的现象：很多地方的警察机构，反复扮演现代秦桧的角色，对政见持异者随意构陷，为了迎合上级的政策，随意解释法律条款，随意将监禁强加到民运人士的头上，莫须有成了中国警方的惯常性手段了。
杨天水于南京东山
2005年5月28日
作者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