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买官卖官案件披露之后，舆论一片哗然，或以为此举能够对官场买官卖官恶习有所震慑，或以为买官卖官已经是专制制度顽症，无可救药，除非中国社会实现民主宪政，否则这个顽症绝症照样恶化。
中国历史上买官卖官经常发生，在一些朝代，甚至成为国家管理制度的一个部分。根据一些资料，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大卖官运动—
一次是汉灵帝元和元年（即公元178年），皇帝昭告天下，明码标价，可以赊购，分期付款，落后地区的官职可以议价，中央政府的最高三个职位“三公”也开价一千万，举国贪图富贵者纷纷前来购买官职，到职后都是贪婪腐败之徒，政治腐败由此而江河日下，七年后就爆发了黄巾大起义，可以说不是黄巾起义颠覆了西汉，而是腐败颠覆了西汉。
又一次是明朝崇祯皇帝死难之后的四个月，即公元1644年的九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拉起民族主义大旗，奸臣马士英建议废除科举，卖官取士，县官正三品以上，一律纳银竟卖，结果奔走买官者，挤满京城，机构日益臃肿，官员滥竽充数，社会风气与人心，日益败坏堕落，民族主义也不能挽救专制腐败的命运，这个“弘光”小朝廷，一年零四天就垮台完蛋了。
第三次大卖官是清朝中期以后，名义叫捐纳，中央政府的高级官职，同样照卖不误，往往一个官职，很多人捐纳银子购买，结果只得按照出钱多少，排队上任，暂时不能任实职的就叫做候补一类，很多这样的人每天“站班、请安、叩头”，有职务了就拼命搜刮民脂民膏，风气之坏，人心之贪，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官场现形记》中有很都这类买官卖官的记述。不久之后，辛亥革命枪炮响起，埋葬了满清专制制度。现在流行在中国大陆的买官卖官现象，应该是中国文明历史以来的第四次大卖官浪潮。这次卖官买官的浪潮，滥觞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初始，泛滥于九十年代前后，到了今天已经如火如荼，不可收拾。
目前中国大陆的卖官买官，的确有“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第一，它并不明码标价，还不象中国封建王朝时代，价格公开，购买者人人平等，有钱就行，它的主要售卖对象还是限制在中共特权群体的内部；第二，它主要采取的是隐蔽的形式，进行交易，一般是下级必须贿赂上级主要领导，才能够获得官职或提升，或者普通平民通过钱权交易获得官职，比如广为人知的刘涌的官职，就是花钱买来，由一个平民进而成为地方政府的要员；第三，只有极少数是半公开的买卖，那是因为具体交易者胆大妄为或性格粗疏，将买卖闹得满城风雨，为众人所知晓，比如从前广西合蒲县的一个领导，就是如此，他将本县的各个官职，大体标价，连一个镇的镇领导职位，卖给他的连襟，还收了十万元人民币；第四，各地各行业，已经形成了市场价格，有的地方想当个乡级中学的校长，需要向文教局领导行贿十万左右，西部不发达地区有的由普通警察晋升到科所队领导级别，需要行贿三十万人民币，由科所队晋升到副局长，则需要行贿八十万元，有的地方一个营长的职位，需要花钱几十万；第五，从前封建王朝公开卖官，收入名义上还入国库，而现在中国大陆的卖官收入，统统落入卖官者的私人腰包。
只要回想一下，安徽阜阳以前有两个家族为了争夺一个政协副主席的职位，其中一家竟然愿意出价五百万元人民币给对方，要求对方推出竞争。这个事实，说明我们以上介绍的中国大陆卖官卖官市场价，是非常保守的数字。
中国大陆目前的卖官买官，无所不在。随便是哪个领域，哪种部门，企图升官者必须行贿，即必须花钱，军队也同样如此，甚至当兵也要花钱。
为什么贿赂公行？为什么卖官买官泛滥成灾？很明显，专制制度下，国家和政府，不是公器，而是执政势力的私有财产，执政者的权力不受任何来自民间的制约，而执政群体的内部，也同样缺少有力的相互制约，流行的是官官相护，权钱至上的原则，纸张上的党纪和国法，只有在相互内斗中中，即大鱼吃小鱼的时候，才有作用。
由此而，惩办几个卖官或者买官的犯罪者，并不能有效制止卖官买官的泛滥， 因为很多官员或权力群体，他们的权力大到足以抵抗对手的打击力量，因而足以抵抗法律，根本不在乎法律后果。
黑龙江的卖官买官案件，受到法律制裁，只能使得官场上盛行的卖官买官者更加谨慎，更加隐蔽，更加狡猾；同时也提醒我们注意到这样的历史事实：卖官买官是政治腐败里最腐败的现象，也是专制制度腐败中的顶级腐败，是专制制度的顽症和绝症，历史上三次大卖官运动，不久之后，就是专制腐败王朝的垮台，那么中国大陆社会的卖官买官屡禁不止，泛滥盛行，只会加速专制制度的快速崩溃，人们还会在现代世界的和未来中国的官场实践中看到，只有民主宪政才能遏制卖官买官的腐败行为。目前，当局就是抓捕再多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哪怕将我们排头砍去，也不能挽救旧体制的崩溃。
杨天水于南京东山
2005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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