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变迁,中国统治者在改变,中国民运是否需要反思、调整和反制?今年六月,德国外交部在给我们的信中指出:习近平执政一年多来,中国的人权状况急剧下降和倒退。世界民主力量在向前发展,而中共却在倒行逆施,这让世界也感到惊诧,难道海外民运就不应该认真思考?习近平的执政方针与他的前任有哪些不同?海外民运应该采取哪些制约方法和对策?

我们确实需要寻求各界的著名民主人士、经济、法律专家的帮助,听取他们的意见和指导,制定新策略新方向!这是举办这次研讨会的初衷,细述起来,有以下一些背景思考因素。

一、中共的执政理念承袭封建皇朝制。

胡温十年建立了令中国社会几近窒息的“维稳体系”,而习近平的执政理念更进一步,直接堵死民间社会的所有成长通道。如果说生于平民的胡温,对国家治理,对人民统治,还有所顾忌的话,习近平、俞正声、王岐山等这批常委,则是标准的官二代,他们的执政理念就是守住父辈打下的江山。毛泽东活着时一再强调“我们的江山,我们要管好,要看好、要守好!”。“守江山”成了中共老人的共同心病。王震说:“老子打江山,老子就要坐江山。”王震只惦记着自己坐江山,而邓小平显然深谋远虑,他的目标是:保证中共打下来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所以“守江山”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共同的政治遗嘱。所以,习近平等“太子党”接班,国家对他们来说就是中共的“家天下”,人民就成了中共的“家奴”,自然其专政工具就变得无所顾忌,残酷地镇压和迫害民主人士和异议人士了。

二、中共的执政路线开倒车。

温家宝在欧洲访问时说:民主和自由的“普世价值”不仅仅是西方文明独有,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就。他还一再强调:中国民主制度会依照国情循序渐进发展。习近平体制断然拒绝这一说法。去年六月习奥会谈,习在提出共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二条中,明确提出: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建,共同进步,其中明确强调了“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习近平不愿意学温家宝,迎合西方人的价值观说辞。

“文革”期间,邓小平、彭真、胡耀邦等人经历了残酷磨难。文革后,他们痛定思痛,意识到“人治”害人害己还误国。他们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后,产生了“民主变革”的思想冲动。尤其是胡耀邦,在一九八七年的中共“十三大”上,正式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了议事议程,欲建立起中国的民主政治。但当这种变革触及了中共高层的自身利益时,便戛然而止了。在政治体制变革之路上,胡耀邦倒下了,赵紫阳倒下了……无畏地成了祭旗牺牲品。老奸巨猾的江泽民,自然不愿成为第三具铺路石,他形左实右,左右逢源。胡温体制虽然对民主建设作出空头承诺,但以保住中共统治、强令社会“和谐”为要旨,制度建设不进反退。

去年的三中全会明确表达了习近平时代的治国方略和方向,不走西方式民主道路模式,铁了心走自己的道路——中国式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政改”成了历史名词,黄鹤东飞去,翻篇了。习近平不提“普世价值”,也不提政治改革,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梦”及24字的“东方价值观”。

三、中共的执政手段更为阴险强硬。

胡锦涛发明了“维稳”,习近平一改“维稳”为“反恐”,他掌权一年余,紧紧抓住“反恐”不放,中国沦入了更黑暗的时代,维权律师、异议博主、记者和作家都遭到了严厉打压,譬如:高瑜、伊力哈木、许志永等大批人士被拘捕,甚至被判处重刑。

习近平体制在面对海内外的民主力量时,一改以往的“五毒”说法,去年的三中全会公告中提出了“三股势力”,即:分裂势力,恐怖势力和极端宗教势力。这样一改,手段和目的非常明确,符合他们的“反恐”需要,将民主运动、民族独立运动、宗教改良运动、维权运动等,统统被纳入了中共的“反恐”大陷阱,或者称“反恐”大网。

世人皆知:重判伊力哈木,堵死了温和道路,激化民族矛盾,引发新的暴力冲突。现在看来这就是中共的阴谋和目的,催化冲突和暴力。将一切反对的声音纳入中共的“反恐”程序,将所有反对者作为“反恐”的打击对象。

四、中国民运需要反思和反制。

面对眼前中国的黑暗局势,其实已经有许多问题展现在我们面前:

1、为什么中国民运走过了二十余年的抗争,中国社会非但没有进步,中共反而变得更为专制、更为反动,更为霸道,整个中国陷入一片黑暗?

2、民主运动的最终目标是结束中共的一党专制,重建民主制度。二十余年来,虽然我们坚持信念,坚持抗争,但问题是凭藉二十年不变的思维、不变的口号、不变的方式、不变的策略,我们未能推翻中共专制政权,我们依然是一事无成。光凭决心和口号,就能推翻中共的专制统治?

3、无论是空喊“暴力革命”,还是真“革命”,二十多年过去了,嚷嚷着“革命”,却干不了“革命”,现实中“革命”成了空壳子,更何况“革命”一词,在上一世纪中被共产主义运动污染了,民运为什么扔不掉这个假大空的招牌呢?

4、研究民运策略是探讨社会整体运动的方法、规划和走向。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指全社会抗拒专制政权的运动,是规避和制衡中共的“反恐”镇压,这与民间、民众出现的反暴力抗争没有矛盾。

5、谁来界定社会抗争的暴力与恐怖?界定革命与恐怖?是执政者,是统治者。所以民运是否需要改变策略?规避中共设下的陷阱?研究更为可行有效的方法与专制统治者斗争?

6、讨论中国问题,不阅读中共最新政策,不研究中共的变化,如何来制定民运未来的对策和走向?

五、民生、民本就是最好的切入点。

民主运动的终极目标是结束一党专制,但民运需要不断更新思维和策略,调整步骤和手段,寻找新的抓手和切入点。下面列举两个例子。

1、民运也推动“反腐”运动。

中共的“反腐”与人民的“反腐”绝不相同。习近平集团把“反腐”看成是中共生死存亡的命脉。民运为什么不可以帮助挖掘中共的命脉?民运要造势,揭露中共的“反腐”只是“选择性反腐”,真正的腐败大老虎是江泽民之流,反腐必须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中共的腐败是制度性的。人民的“反腐”应该是“建制和改制反腐”。这也是中国民运的目标和方向。关键是如何发动人民真正参与“反腐”运动?如何调动人民向各级政权的腐败官员发起攻势?这是不是需要方法和措施?这是不是需要思考和研究?

2、民运要发起抵制房价运动。

中共现今的底气来自于膨胀的经济。研究中国经济的人都知道,支撑中国的强势是中国的泡沫经济,捧起中国经济的泡沫,却是居高不下的中国房价。换句话说:中国的房价成了中共的另一个命脉。

温家宝担任总理十年间,年年喊限制房价,但中国房价非但不下,而是一路飙升,年年飙升。不是温家宝没有办法,而是政府根本不愿意限制房价,房价下来了,泡沫也破碎了,中国经济也就崩溃了。

根据德国经验,抑制房价的最好措施,是政府有计划地建造大批社会房,社会房的存在,不仅遏制了房价旺市,而且还解决了大批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民运要发起抵制房价运动,喊出:“我们要住社会房”的口号,迫使中国各级政府大批建造社会房。让中国人民参与,共同去破除中国经济的泡沫,中国的经济崩盘了,中共统治还能维持多久?

我们是不是应该打民生、民本牌?不断去研究和挖掘这一类的斗争题材?努力走近人民,发动人民一起来与专制政府斗争?

六、民主运动是全民参与的社会改造工程。

民主运动的目标是结束中共一党专制。民主运动的性质:应该是全民参与的社会制度的改造工程;运作方法应该是多元性、合作性、包容性,可以与相关组织结成联盟,也可以各自为阵,但目标是一致的。

观点不一致,可以讨论,可以交流,也可以你干你的暴力革命,我干我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能学中共大搞阶级斗争!民运人可不能成为当今的堂吉诃德和阿Q,被中共玩进去了,还在一边帮着吆喝,帮着数票子。更不可以反中共时无能为力,反民运时竭尽全力,这就成了海外民运的悲剧了。

2014年10月2日

文章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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