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4-18 任军锋 译 新保守主义
何谓保守主义？我们很难给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即便在一时一地，例如当今美国，保守主义阵营内部各种力量也相互抵牾，例如坚持自由市场的自由至上论者（libertarians），力图维续国民道德的社会保守派，还有主张增强国防的新保守派，以及对理性原则反感、对传统美利坚民族（如果还有的话）忠贞不渝的传统保守派。
不过，我们还是不妨从一般的定性开始。保守主义是对自由主义的反动。尽管这一概念并不那么好界定，但保守主义的社会信条以权利为基础，进步则是其目标。作为对自由主义的反动，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彼此关联，它以自由主义为起点，是自由主义的小兄弟。“保守主义”这一术语出现在十九世纪，它旨在反对法国大革命。无论从政治意义上还是哲学意义上，保守主义都与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这个名字有关，伯克是法国大革命第一个也是最伟大的反对者，他是第一位保守主义者，尽管他实际上并未使用这一词汇。
保守主义反对自由主义，但这种反对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呢？这里我们就遭遇到保守主义所面临的基本两难：保守主义是要提供一种自由主义的替代方案，抑或其使命只是在于纠正和弥补自由主义的局限？
十九世纪的一些保守主义者，或许可以更准确地讲那些反动派，试图维护大革命前的旧制度，并作为自由主义的替代物，他们维护王权和祭坛（君主和教会），反对新的民主和进步力量。但在法国，同样有一批保守的自由派，如贡斯当、基佐和托克维尔，他们在接受法国大革命的同时，对革命中的过激行为不无谴责，并力图找到疗救这种行为的方案。如约翰·密尔这样的自由派在《论自由》（1859）中谈到秩序派和进步派时就对这一派自由论者的主张有过如下阐述：进步派在前头引路，而保守的秩序派则反其道而行之，力图使其放慢脚步，头脑冷静，它并不试图阻挠自由派，因此，保守派为进步派提供了“消化液”。在这里，保守主义者的使命就在于保守自由主义。
两种保守主义路向由于各自的策略有着明显的差别，这就导致了一种两难。假如保守主义欲取代自由主义，那么正确的策略是回返（go back），而如果它旨在弥补自由主义的不足，那么它就选择缓行（go slow）策略。假如保守主义欲取代自由主义，就需要提出属于自己的原则作为对自由主义原则的回应，必须在时间上回返方可找得到。回返意味着一场针对当下或现状的革命，这种革命如同1995年发生在美国的共和党革命，往往会引发不安、混乱，并被指斥为极端主义。然而，假如保守主义试图通过自我调适以适应自由主义，那它就得选择缓行策略，将自己的原则抛诸脑后，在人们眼里，它就像老乔治·布什或罗伯特·多尔（Robert Dole）那样成为负责的保守派。对那些负责任的人们来说，一切观念都会造成进一步的难题，包括（或者说）保守派观念尤其是这样。在他们眼里，那些服膺于观念的人们都是些空想家（ideologues），陷入了老布什所蔑称的“视觉幻象”（the vision thing）。在这里，幻象被认为是坏东西。它们更接近于噩梦，而不是美梦，但无论是噩梦还是美梦，都不过是梦。在民主体制中，那些喜好幻想的人往往梦想一种更加完美无缺的民主。实际上，这种幻象并非完全是想象出来的，它更多的是我们业已拥有的。
为了说明保守派的这一两难，这里不妨暂举一例，例如发生在美国的围绕“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辩论，这一举措旨在为那些在严格的受教育机会和就业竞争中尚不够格的少数民族公民提供优先权。保守派反对平权行动，因为它导致了反向歧视，与择优原则相违背。而如果说择优原则可以付诸实施，那么究竟从何时起该原则开始成为保守派的原则？择优原则实际上是一项自由主义原则，当保守派将该原则拿来反对平权行动时，他们实际上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反对自由派。或许这正是保守派在许多情况下应当做的。
某些保守派人士，例如最高法院法官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认为，最好能够将这两方面综合起来，以实现和谐融洽。他们坚信，我们不仅要捍卫择优原则，而且要为少数民族公民因曾经所遭受的不公正和当下的不平事得到相应的补偿。仅仅提出原则问题是片面的、不负责任的，而且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而这一主张似乎同样也值得怀疑。弥补自由主义的缺陷似乎意味着对自由主义缴械投降，使之大行其道。共和党革命的领袖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对以往共和党领导人的缓行策略颇有微词，他指出，他们在增加税负过程中所承担的必要的财政责任使他们变成了“福利国家的征税官”。在平权行动上的让步使保守派面临如下危险：他们日益沦为政治正确和自由式的裙带主义的担保人或“帮凶”。面对自由派对自由主义的背叛，他们视而不见，而正是自由主义要求自由派按照一个人的才能和努力而不是他的种族和性别对一个人做出评价。
因此，保守主义在回返与缓行之间陷入了两难。任何一种策略本身都无法令人满意，因此，两种路径均难以回避。保守派无法一以贯之地负起责任，也无法坚持一贯的革命性，或许他们必须在两种路向之间游移。这就使保守派无法前后一贯，不过这也许是明智之举。保守派尽管脚踩两只船。审慎（prudence）可以帮助避免陷入空想，而信守原则则能够避免自相矛盾和机会主义。
原则与审慎、回返与缓行，这种双重策略使保守派必须承担起捍卫自由主义的责任。捍卫自由主义，即意味着捍卫自由主义的诸项最为突出的原则。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由于自由主义不会自动消失，否则取代自由主义的力量将会更糟，正如我们在伊斯兰法西斯主义那里所看到的情景。自由主义最伟大的批评者并非伯克这样的保守派人士，而是让-亚克-卢梭。卢梭发现，自由主义存在两大彼此对立的缺陷：由于对共同体漠然置之，使自由主义者陷入了极端的自私，自由主义之所以可鄙，是因为它使人们陷入了商业生活的平庸之中。在十九世纪，上述第一个缺陷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左派那里得到了详细论述，而第二个缺陷则在后来演化为法西斯和纳粹主义的右翼势力那里得到充分阐述。在二十世纪，这两场运动在被击败之前曾盛极一时。但只要我们站在自由主义一边，这两场运动就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尽管它们会以我们难以辨认的新的面目出现，因为它们都对自由主义的基本缺陷做出了回应。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奠基于自利和自利德性基础之上，极端自私和可鄙。自由主义需要那些对其软肋有明确认识的明智的捍卫者，他们对自由主义的诸多原则有所领悟，并准备将这些原则付诸实践。这些明智的捍卫者主要来自保守派阵营，因为绝大多数自由派沉溺于那些自由主义原则，使他们忽视了那些原则的脆弱的地方。一位自由派一味只追求自由原则，而不管公共善（common good），这就需要保守派将自由主义锁定在公共善上，后者包括倡导诸如慷慨、高贵这样的德性，尽管这些德性并不是典型的自由式的。
在美国，保守主义的死敌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大政府”（Big Government），这样的政府规模庞大，总想惠施于民，致使其治下的公民免去了“思考之劳烦，生活之艰辛”。这里引述的是托克维尔以讽刺的口吻对他所称的“巨无霸”（Immense Being）式政府的描述。 大政府既依托于个人自利，也需要与自利相反的动机，尤其是同情（compassion），甚至某种类型的伟大（greatness），如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就将他的大政府称为“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尽管“大政府”这一术语产生于晚近，但大政府的观念则要久远得多。托克维尔将这一观念从法国大革命往上追溯十个世代直至马基雅维里时代，其极盛期就是枢机主教黎世留和马扎然推行的国家主义政策。法国君主制力图将理性控制观念推行到社会的角角落落，例如，国家对农场主进行农业技术培训，类似于今天合众国的农业部。
理性控制是施惠性的而不是剥夺性的，是适度的，而不是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均衡的，而不是武断的。可以说，现代性观念本身正是本来意义上的幻象，它意味着对那些威胁个人安全的风险的理性控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维尔指出，理性控制者往往会过高地估计自己控制风险的能力，结果他们提高了人们的预期，却无法满足，与此同时，他们移除或者说破坏了人们对上帝和传统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恰恰为理性控制提供了替代方案。结果就造成人们对政府的依附与他们对政府的蔑视并存，这恰恰是我们如今所面临的情形。
大政府通常与自由市场相对立，自由派支持大政府，而保守派拥护自由市场。尽管两者对比显明，但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其目标均在于实现理性控制、驾御风险。这就意味着当今的保守派与自由派一样均服膺于理性控制这一现代观念。但作为大政府的对立面，市场通过允许风险的存在，借以驾御风险。在这里，有人或许会问，究竟谁才是保守派？那些承担风险的企业家，还是那些极力避免风险的保守的投资者？
与大政府相比，市场更多地是一种机制，它在理性控制者缺位的条件下实现理性控制。真是这样吗？证券顾问怎么样，难道他们不正象那些促成大政府的社会科学家吗？为了使大政府的控制更趋理性，理性控制者需要科学，以帮助他们理性地控制那些一度交给自然或机运的事情。不过一般的证券市场顾问会说，一切均取决于你能够承受多大的风险，假如风险股让你夜不能寐，那最好别买。因此，在理性控制的背后，似乎不得不接受某些非理性倾向。有些人具有保守主义倾向，而其他人则不具有。
什么才算保守倾向呢？亚里士多德曾谈到过老年人的保守倾向，他们畏畏缩缩、无精打采、小肚鸡肠、淡漠无趣，一门心思紧盯实用而非高贵，沉溺于记忆而非希望，得失而不是激情，斤斤计较而不是涵养性情，牢骚满腹而不是崇尚才智，而且他们总是喋喋不休，话多得要命。. 这种印象可不好啊！而这正是保守派在许多人眼里的印象。亚里士多德还有一章专门讨论年轻人，他们的缺陷正好与此相反。你是怎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年龄，这也是风险观念的基本要素。亚里士多德的解决方案是，中年是生命过程两极之间的极盛时期。他并没有试图贬低一个人一生中最佳时期所带来的诸多好处，除非这种好处是他所说的道德德性。可以肯定的是，亚里士多德极力缩减老年人的可敬之处。保守派尽管好古，他们同时也避免老年人的满腹牢骚。
尽管自由市场保守主义与理性控制有着未曾明言的亲缘关系，但保守主义对于理性控制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持怀疑态度的。从大卫·休谟（David Hume）以降，保守派认为，人的智力并不能从总体上把握社会，进而对社会进行改造。如果硬是要对社会进行全面改造，将会导致革命，最后的胜利者只能是狂暴的激情，而不是理性。对保守派人士来说，理性有其位置，就在近前，俯拾即是，理性之外他们称之为“自然”，它处于人的控制能力之外。理解自然需要理性的撞击，人类（humanity）之外的整个自然要么被浪漫主义戏剧化，要么任凭自然自生自灭，悉听“看不见的手”的指引，要么如伯克所主张的进行渐进式改造。总之，作为自由主义捍卫者的保守派对自由主义的缺陷了然于心，这些缺陷表现为二：首先是对自利的过度倚重，致使自由原则很容易遭到攻击，左派攻击它使人自私，右派则攻击它可鄙；其次，与前一缺陷相关，自由主义的基础在于大政府和理性控制。
理性控制观念的恶果使得浪漫派人士柯律津治、自由之上论者哈耶克以及辉格派人士伯克对理性的价值产生怀疑，他们甚至在某些场合对在政治中运用理性大加挞伐。他们所倡导的不是普遍理性，而更倾向于根据具体情况运用审慎，即便需要某种普遍的原则，这种原则也只是历史传统，而非理性。不过我们业已发现，假如保守派只是一味地坚持缓行策略，而从未想到采取回返策略，那么他们在政治上往往会被迫捍卫自己对手的立场。当今的保守派或许会发现，当情势迫使他们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摆脱困局时，他们不得不求助于自由派的诸多原则。眼下的一个例证就是美国保守派总统小乔治·布什对伊拉克的入侵。
在伊拉克，布什总统采取的是预防性的或者说先发制人的战争策略，其目标在于“改变政体”（regime change）。这种亚里士多德式的表述早在1998年克林顿政府阐述推翻萨达姆政权的主张时就提出过了，不过当时这还只是一种想法，并未付诸实施。 布什反对美国以往的中东政策，这种政策旨在姑息独裁者，缓解极端的仇恨。在伊拉克，他积极谋求改变政体，希望借此在整个中东地区引起共振，使那里的形势得到根本好转。美国不再满足于仅仅做出有限的反应，不再满足于如布什所说的“打苍蝇”，而是要直接诉诸战争。布什的政策能否成功至今仍是一个疑问，他的连任也无法保证这一政策最终将获得成功。一位对保守派并不怎么看好的法国人在谈到布什时对我说：il ne connait pas le monde（“他不懂世界”）。这话也许有点道理，不过欧洲人想要做的是解释世界，而将改变世界的责任交给了美国人。
然而，对于保守主义来说，捍卫布什的政策可谓意义重大。布什一直奉行的是回返策略，回返到什么呢？尽管布什本人笃信宗教，但他在这方面从未在《圣经》里寻找指南，而是诉诸于自由主义，诉诸于现代自然正义（natural right）。他说，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植根于人的天性（human nature）本身，它不是人类社会而是上帝的馈赠。当有人说阿拉伯人很少建立起稳定的政府，也不知道民主为何物时，布什回答到：他们的天性，而非以往的历史，才是恰当的指引。说阿拉伯人没有能力建立民主制实际上是在贬低他们，也是（这绝非偶然）对我们自己的误会。美利坚人之所以能够建立民主制，正是借助于人们对自由的渴望，而不是凭借某种偶然的机运。历史，或者如我们所说的文化，可能会使建立有效的民主体制面临不同程度的困难，但它并不能扼杀一切根本性变迁。同样，文化本身并不能影响变迁。为了建立民主体制，一个国家不能如某些社会科学家那样坐等民主化进程自发启动。
政治必须与自然携起手来，尊重历史，但并不完全受历史摆布。布什总统的现代自然权利版本有亚里士多德的印迹，在那里，政治主导历史，政体主导文化。. 现代自然权利本身并未对历史和文化形成确切意识，所以它需要保守派的洞见为它指明什么时候应该勇往直前，什么时候应该静观其变。但如果保守派回避原则，沉溺于历史，任何时候，一旦面临历史对强有力的行动构成的阻力，就选择缓行策略，那么他们永远不会采取任何果敢的举措。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我们时代的自由主义是否配得上以往自由主义所赢得的尊敬，因为当今的自由主义似乎已经江郎才尽，提不出什么新鲜东西了。抑或这种江郎才尽的（有时称为温和的）自由主义正是保守派所应该支持的那种自由主义？布什总统尽管不是什么政治哲学家，但他对保守主义面临的这种两难已经有了一种本能的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