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三月的韶华啊!
让我告诉你
自由

是低声悲鸣的风暴。
你我鸿蒙未开之初,
便在原野上徘徊。

我从小就向往无尽,并认为那是生命的终极意义。有一天,当我死去无数次之后,也许能够得到接近它的机会。不过那还很遥远,所谓“不知生,焉知死”,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生活本身高于一切。

父亲给我起名叫“小戎”,但他从未向我解释过其中的寄托。我只好自己去理解:一种强硬的生活态度,并时时谨慎对待这种强硬。要追溯我的家世,很难找到值得夸耀的东西。无论是在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亲戚中,寻遍所有的记忆和家谱,都找不出一个阔人、贵人或者名人。当然非要穷根问底的话,我可以自称是“越王勾践苗裔”。我讨厌勾践,那是个残忍的野心家和奸诈阴谋家,并且非常厚颜无耻。更何况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年代追溯得足够远,都可以找出无数名头比勾践响亮多倍的先人,来给自己脸上贴金子。

再往上推的话,我甚至可以攀夏禹做祖宗,他也许比勾践好一些。不过我非常怀疑他“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真实性,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说明他是个非常没心肝的人。他的妻儿日夜牵肠挂肚,而他却无动于衷。于是我只能这样推测:夏禹身边肯定不缺少小蜜,他所谓的“治水”,实际上是在打着公家的旗号一路逍遥快活,早把家里的黄脸婆忘得一干二净。想想今天的一切,我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大,小到县委书记,大到总书记,都喜欢拿着工具,戴上安全帽之类的东西,“深入生产第一线”。摆完POSE之后,立马投入花天酒地的“革命生涯”中。接着马屁文人们一拥而上,照着这个POSE穷尽一切吹捧之能事大肆宣扬。不过怀疑归怀疑,还是要说句公道话,无论如何,夏禹也无法和现在的一个乡党委书记相比,这毫无疑问,所以犯不着把他放在心上。

我生于云南边陲一个偏僻的小镇上,尽管大城市的人们会认为我出身贫寒,但和我同龄的许多小孩,仍旧将到过这个小镇视为大大地见了一番世面。我是一个吃居民粮的,那些小孩有时骂我,说是我走过的地方,连草都不会长。原因是我吃居民粮。我无法理解,因为我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坏人,至少没有坏到那种地步,并且我根本想不通这和吃居民粮究竟有什么关系?多年以后,吃居民粮的岁月早已一去不返,我才知道,原来我一出生,就已经属于了另外一个阶层。这种身份的得来,仅仅是因为我的投胎与他们不同。在那些鸿蒙渐开的年头里,我偶然间会问自己:“你究竟凭什么,能享受那种特权,那种八亿人无法享受到特权?”如今,我为自己不再属于特权阶层而高兴,尽管这种所谓的特权在很多人看来微不足道,但在农民看来,那是在生生剥夺着他们的血汗。这特权并没有给我带来幸福,我却因这特权,被排除在八亿人之外,为此我感到孤独。

我很庆幸自己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在我幼小心灵深处,没有那个罪恶时代所刻下的烙印。我和哥哥一起长大,直到完全成年之后,回想起儿时情景,才知道他一直都在尽心照顾和呵护我。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总是说:“我是从苦日子过来的。”其实他所经历的毛时代,也不过短短五个月而已。我对毛时代唯一的感受,是在四岁那年,父母所在的学校会议室里,放着一个毛泽东半身塑像,大约二尺高,塑料或者什么有机材料做的。有一天我在玩耍时,把那塑像骑在胯下。正当口,我的母亲路过,她忽然冲进来,发疯一样将我一把抱起,然后一路往家跑。我依稀记得母亲苍白的面色和惊惧的眼神,她一边没命地跑,一边四下张望,喘息很重,却不均匀,那并不是惯常所熟悉的,温热而湿润的母亲气息。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恐惧,这恐惧来自一个白色塑像,尽管那塑像的主人早在几年前便已见了阎王。那一刻似乎将这一生的道路凝固,我定是一个为别离而生的人。请不要忧愁,别离意味着相逢,甚至是重逢。

在这遥远北国,
我梦见你窗前降下露珠。
群芳竞开的日子,
隔着孤寂
我们遥相守望。
等待吧,等待……
何时,我才能白发苍苍?

我们的岁月悠长、隽咏,当然这必须站在轮回的角度,如同草木枯荣。四月,我到福州去,南方的春天来得很早,雨水亦接踵而至。清晨,我在大客车上揉开双眼,外面正春雨蒙蒙。和我一样没有伞的人,只有一位中年女士,不过我没有她那样的耐心,要等到雨空。我决定冒雨到街上去,那雨滴很清凉。这是我唯一一次到福州,前来拜访林信抒先生,我拜访过很多人,最纯粹的私人拜访。可是政保处的警察说我是在“跑反革命串联”,我想要辩解时,他们便鼻子一哼:“这算得了什么,以前还有反革命强奸罪和反革命偷牛罪……!”后来我渐渐明白,在政治警察面前为自己辩解,实在愚蠢透顶。如果你问我最迫切的心愿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让政治警察滚远点!

五点钟,天已经大亮,街上并没有多少行人车辆,尘埃亦被雨滴弹压,心神清爽。但是雨正在越下越大,渐渐令人吃不消起来,不久,果然大雨如注,我跑到一个公交车站上去避雨。人和车随着天色活跃起来,车站上挤满了人。那些路过的车辆并不减速,将路上溪流般的积水溅得三尺来高,恶狠狠扑向站台上的人们。我开始发冷,浑身湿透,不过心情仍旧畅快,能见到林先生,这一切又能算得了什么?

在那车站上停留了三个多小时,雨终于转稀,林先生也应该起床了,于是我整顿行装前去寻他。他住在福州中医学院,我赶到附近时,他已在个天桥下等我。如我所料,他瘦弱单薄,看起来神色很差。再走近些,我开始担心起来,只见他脸上带着一层红晕,不知是因为有人来访而心绪不平,还是由于体弱。我们慢慢向他家走去,路上有些风,那些红晕随风渐渐散去。我觉得他可能会希望那阵风把自己吹得飘起来。“我已经老了,病了,快要动不了了……”他喃喃“很多年没有人来找过我……”他早已丢了公职,曾经有过去的同事开了私立医院,希望他到那所私立医院出任医师,被他婉拒,因为行医太过于劳神,力已不逮。

他的家阴暗潮湿,墙壁上还留有洪水消退之后的痕迹,一人多高。在我到来之前的一年,福州城外水库垮坝,大水将这个城市变成一片汪洋。这场水灾令许多福州人倾家荡产,其中就包括林先生。屋内陈设亦非常简陋,旧沙发和为数不多的几张桌椅俱饱经洪水浸泡。“这是我母亲。”一进门,他便将桌上一张五寸黑白照片指给我。那几乎是这个家里唯一的亮点,于是我走近细看,照片上的女子二十余岁,身着白色连衫长裙,正低眉轻轻微笑着,目光从七十年前静静穿越无数劫难,注视着自己的孩子。“我母亲原来有很多照片和书信,那时候她是福州城的名媛,”他顿了一下,业已消逝的红晕不知何时复又爬上脸颊。“文革抄家,大部份遗物都被抄走,拼了命保住一些照片和书信,谁想得到一场大水……”

我睡在他身边,他打开收音机,然后关上灯,一个厚实的男声在屋内开始回荡,“这是陈奎德。”他仿佛在自言自语,“你见过陈奎德吗?”他的声音很弱,却仿佛一个奇迹,在和陈奎德那坚实有力的演讲声争夺着四周黑暗的墙壁。我早已记不得陈奎德说了些什么,似乎是在说着一个什么宪政话题,“你有胃病,还有慢性鼻炎,听力也下降了。还年纪轻轻,也没坐过牢,就变成了这样。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也不知道还能活几年?”躺在床上说话,令他的气息通畅了许多,大概是毋须花费力气去承载体重的缘故吧。他一直说着,和陈奎德的演讲交织在一起,如同一支尘封多年的古老羌笛,在行进军队的脚步和马蹄声中起伏。

我决心为他做点什么,他有一台电脑,被大水淹了。电脑公司说是硬盘坏了,于是我决定到电脑市场上去买一块旧硬盘给他换上。我告诉他,火车票已经买好,还有半天时间,如果运气好的话,我可以把他的电脑修好。他闻言,问我要火车票看,捧着那张火车票看了很久,“你真的要走?真的不愿留下来?”额头上一缕白发垂得更低。“你看,我已经很老了,但是我才六十岁。”然后拿出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位中年站在长江渡轮上,迎着阳光,江风正吹乱满头乌发。我很难把那照片上的男子和眼前的林先生对应起来。“你看这就是我啊,九四年。那时候我还能独挡一面,可是你看看我现在,时日无多了,我多想在临死之前再做一点什么?哪怕累死在最后,我也心肝情缘了,总比现在这样强啊!你看,我找了十多年,整个福州城再也找不出一个愿意为国尽忠的人。我虽然动不了了,但是我有你没有的很多东西,我知道该怎么和他们周旋,我可以帮你,你也可以帮我。你这一去就不知何时才回得来了,我们林家……”他一口气说了很久,声音越来越高,脸色越来越红,似乎精力渐渐不济。他似乎觉得已经完全不可能把心里的话说完,最后用极低的声调吐出十几个字,眼神呆呆地望着我,仿佛所有的话都无法表达。“苟利国家生死于,岂因祸福趋避之……”我把照片还给他,然后低头接过火车票:“如果不走,我就把火车票退了。但是现在,我先去一趟电脑市场,回来再说。”但是我已经决意要走,到六月初,我要到天安门广场上去祭奠。我到电脑市场上买了一块硬盘,但是他那被大水浸泡过的电脑还是无望点亮。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我得离开福州,乘火车到杭州去。那时天色已经渐渐黯淡,雨又噼噼啪啪下了起来,地上溪流纵横交错。他打开我的背包,要我把很多东西留下,说是包太沉,很多春秋的衣物已经用不着,不如留在他那,下次再来取去。然后打开门,递给我一把伞,我说林老师你不要送,外面在下雨,他说就送到楼道门口。我站在雨里向他挥别,他想把门关上,忽然眼圈一红,又走上来半步,还想说什么,但还是退了回去。

我离开福州城的时候,同样是大雨如注,还夹杂着不小的风声。我再也没有去过福州,我实实地有愧于他,无颜再见林先生。在因为到天安门广场悼念二十年前那场屠杀而被捕之后,我向警察供出了自己曾经到过林先生家并遗留了很多东西他处。我象一个傻蛋一样认为警察会看在林先生年迈体弱的份上不去寻他的麻烦,还告诉警察林先生多么多么地良善。我甚至未敢向林先生求证,因为实在拿不出颜面去再次听到他的声音。后来的经验告诉我,自己当时是何等愚蠢和懦弱。我宁愿林先生永不原谅我,这样此事便可以成为一生压在我心头的巨石,敦促我变成一个强者,为自由和明天努力贡献自己所剩无几的青春,以此赎买那些永远无法挽回的过错。

飘落吧,
我最后的花瓣,
晨风就要停歇。
让我再一次
遍数你眼角的泪滴。
光阴停滞之后,
让我们去荒原上追逐流萤。

很多次,我坐在故乡的山坡上眺望。有时是油菜花开的季节,有时又落得满地松针。这些日子,往往是那些被“监视居住”的日子。对我们这些异议份子来说,“监视居住”是一种软禁手段,严重时在某个隐秘的招待所或宾馆里,轻松时则放回家,不允许离开本地。山坡上布满坟茔,那是自汉人来到本地之后,一代代先辈的埋骨之所。我那体弱多病的舅母,当她还上得了山时,曾经指着西方的山口对我说:“你看这世上的人,死了一代又一代,但是山还在那里,风还是从那里刮过来……”

徘徊向西的道路,穿过一个又一个山口,一直通往缅甸,通往孟加拉,通往印度甚至圣地麦加。穆斯林的阿訇们沿着那条路去朝圣。那路上还有十里长亭和五里短亭,有些早已荒弃破败,大部分则更加不复存在。但是还有一些,在历史的烟尘里喘息着,他们有三面石墙,没有门,沿墙三排石板搭成的长凳,中间是个火塘。火塘里还能见到灰烬和碳黑,甚至还有一捆柴和一些稻草。年幼时,每次路过那些长亭短亭,我便莫名忧伤以至于依依难舍。因为汽车扬起的尘埃蒙在它的石墙上,过去的时光离我如此之近,却又仿佛一切都如同遥远天边的背影一般渺小。如同阿訇们朝圣的步履,那时,我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人基本没有盘缠和行李,靠双脚怎么可能一直走进那遥远的沙漠?我是个汉人,我没有信仰;我还太小,我没有勇气。

我的祖父埋在这里,我的曾祖父也埋在这里,还有我祖父的祖父,曾祖父的曾祖父……小时候,我喜欢挨家挨户地读他们贴在门上的对联,那会让我知道这家人的生活状况;如今,我喜欢读那些坟头上的墓碑和墓志,就象小时候读那些对联一样。我的祖父,早在我出生前多年便已故去,他的墓志是我所读过最好的。因为那篇墓志的上半段,是我父亲所写。我会在他的坟前呆立,心中想象着一个场景:我站在那里,为我未来的妻子朗诵那篇墓志,然后对她说:“多美的墓碑啊!真希望我也能有一块。”

我的祖父在文革期间死于高血压,父亲的血压亦不低,与现在大多数高血压患者不同,他们是因为胡吃海塞过度,我的家族历来生活得节俭清淡,高血压是因为遗传。对许多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而言,文化大革命仿佛比秦始皇还要遥远,而对另一部分人则完全不同,在他们的人生中,几乎所有痛苦的记忆皆来源于此。那时我父亲还是位毛头青年,而祖父却积劳成疾。他是位做杆秤的手艺人,十四岁便成为一个大家庭唯一的男劳力。这个大家庭包括他的母亲、祖母、弟弟、几个寡居的姐姐和她们的孩子、以及后来他的家眷。他是我们本地数百年来最好的等子匠,等子是一种小型精密杆秤,用来称银子、药材和烟土。四九年以后搞合作化,几家杆秤手艺人合成一个衡器厂。他还做过衡器厂的副厂长,每当开会他就跑到车间去做他的手艺,因为他对会上那些名头繁多的政治内容丝毫也不感兴趣,也绝对吐不出半个政治词汇来,他仅仅是个手艺人而已。我家中珍藏着他唯一一张照片,母亲有时候拿出来掸扫,并指着照片对我说:“你看,你爷爷很子弟呢!”子弟是褒扬男子英俊和修养的一个词汇。我没有得到命运的垂青,与他拥有生命时光的交汇,若是那样,我相信一定是幸福美好的。他的一生充满了慈爱,却一无所求,如果真有什么祈求的话,我想他唯一渴求之事,便是让政治迫害远离我们这个家族,让我们不再活在恐惧与动荡之中。

尽管我的祖父视政治为瘟疫,但几个儿子却与他大相径庭。我的大伯父,我们家的第一个“读书人”,当花甲之年的他听到温家宝在电视上宣称“中国不搞三权分立”时,仍忍不住义愤填膺。他年轻时意气风发地去了昆明,并迅速犯下“政治错误”。不久,这位承载光宗耀祖厚望的青年被隔离监禁。然后,一个工作组来到我的故乡,他们不是带来关于大伯父的福音,而是前来收集大伯父的黑材料。他们将一位与我祖父年龄相仿,民国时当过保长的同姓宗亲的材料带回昆明,仅仅将姓名改成是祖父的,以此来作为大伯父出身“伪保长”家庭的证据。那些活在二十一世纪,对那个时代一无所知的人们根本无法想象:为了收集一个伪证(即便不是伪证,也是一个极端荒唐的逻辑),居然出动了一个工作组。

祖父也许已经意识到:对政治的冷淡等同于政治错误。但是那些政治经文于他仍旧如同紧箍咒一般,避之唯恐不及。不久,他被发配到一个农场去种地。文革期间,对他的批斗开始了,令他常年积劳的老迈身躯雪上加霜。当武斗开始时,我那沉默寡言的父亲上了街,想去寻找他的革命。父亲的初衷,大概是不堪忍受强加于祖父身上的种种迫害,幻想著有朝一日“革命成功”,还祖父一个公道。仅仅凭借残存生命力苦苦支撑的祖父,听说自己的二儿子也被政治斗争的洪流卷走,顿时血压窜升,栽倒不起。那是他心爱的二儿子,拥有神童一般的聪明才智,我的父亲是我这一生所见过的唯一一位能将除社交之外的一切事务都处理得完美无缺的人。待到父亲抛下他的革命回到家中,跪在祖父床前痛哭失声,撕心裂肺地喊着:“耶!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一切为时已晚,祖父的生命如同自天上坠下,落进我们这个家族的一滴浊泪,在这个国家数千年历史上最黑暗动荡时刻来临之际,在儿子的恸哭中,在昏暗的臭油灯里溘然长逝。

我的父亲再也没有和政治沾过边,无论是嘴上还是行动上。第二天,他走进祖父做手艺的地方,接过祖父的手艺为这个家庭劳作,后来又成了一名臭老九的教书匠,和我黑五类家庭出身的母亲结了婚。他一生沉默寡言,与世无争。在我记忆里,他全身都笼罩着一层不可名状的彻骨忧伤,即便是在那些稍纵即逝的欢愉时刻,亦分明地沉在他漆黑的眼眸深处。

三十九年弹指一挥间,当政治警察将我押回老家,交到父亲面前时。数十年来压在他心头的石墙仿佛轰然倒塌。整整一夜他面如纸灰,一言不发,血压一直居高不下。三十九年前,他还是位毛头少年,革命对他象一个充满诱惑的魔咒。三十九年后,年近花甲之时,正似已渐渐忘却了革命,他的儿子却革命去了。这莫非是冥冥中命定的轮回?第二天醒来,他那昨日仍令人艳羡,满头钢针般乌发,已经白了一半。

青丝!碎落的青丝。
仲夏正离我而去。
难道你
已经忘记了过去?
在我掌中
你已不再是那
沸腾的青春。

尽管甚至连政治警察都认为我是在革命,但我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与革命者这个头衔相比,我更喜欢反革命这个头衔。雨果说:在一个绝对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我觉得,这个绝对的人道主义,其必然结果就是反革命。在我的生活经验中,凡被冠于反革命称谓的,都是真实的、正确的,因此,我引以为荣。我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从小所受的教育在心头生根的结果。那些对我的教育告诉我,不要去追名逐利;不要去想升官发财之道,不要去占不属于自己的便宜;不要去图谋损害他人……因此我遵从自己的良知和认知,并在这个噤若寒蝉的国家里,发出几句那些本该由亿万人齐声呐喊的声音,然后遵从常识性的人生准则四处奔走。只因这个国家的生活太过于违背常识,以至于常识成了异端。就象在一个精神病院里,正常人反而会被当成疯子一样。如果在我身上真的存在什么革命的话,那也是我在革自己的命。我要将自己从一个一无所知,无所担当的孩子,变革成为一名合格的公开持不同政见者。这个身份重比千钧,它意味着对理想永不褪色的执着;对责任毫无惧色地担当;对苦难乐观豁达地承受;它意味着不辞辛劳、不乖戾、不自得、守信重义、谦恭宽容。尽管我还与之相去甚远,但我正试图在一次次试炼中向它步步走近。

有一位比我疯得多的“疯子”。他叫许万平,也许你听说过,或者没有听说过,这并不重要,他活着。他三次身陷囹圄,第一次是在1989年,他因披了一条写有“杀人犯李鹏”字样的横幅,在他故乡重庆的广场上出现而被捕。那一次他被判反革命罪入狱八年。李鹏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大熟人,但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这位老兄最后一次受人关注,是在去年,当他中风的消息传出时,北京城里,老百姓们自发准备下爆竹准备送他归西。但是他享有我们老百姓想象不到的医疗条件,他从中风中活了过来,令人倍感失望。但有人对此并不失望,那些人说:“他最好不要死,这样死太便宜他了!要活着审判他!”

许万平第二次受难,是被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劳教三年。劳教不是判刑,却比判刑入狱更加残酷。那些既被判过刑又被劳教过的人们说:“我宁肯判刑两年,也不愿劳教一年。”当劳教结束许万平回到家中,他的朋友们问他情况如何时,他的第一句话是:“哎呀!龟儿子!把老子打惨了!”

2004年,他又一次吃到了恶名昭着的刑法第一百零五条“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一生的十二年又将报销在暗无天日的监狱中。

这位先生出身工人,家境贫寒,节俭成癖,又兼身材瘦小,比中国人的平均身高要矮上半头。请不要受那些豪侠小说的影响,认为只有五大三粗之辈才是刚烈的。许先生的刚烈和他瘦弱白皙的外形极不相配。因此,他不仅是中国1978年以来除被判终身监禁者之外累计刑期最长的政治犯,亦是在狱中所受苦难最深的一位。那些从监狱里走出来的人们告诉我,在狱中,想要将受迫害程度稍微降低那么一点,需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收敛你刚烈的个性;第二,体格健壮,打架不吃亏;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经济条件。而这三条,许先生都与之相去十万八千里。

我来到重庆时,他已在狱中。在一个下午,我与邓焕武老先生前往许家,去看望他夫人陈贤英女士。在毛泽东时代,邓老先生有二十二年的时光在各种监狱和劳改队里度过。1956年当他被打成反革命后不久,反右“阳谋”爆发,这名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反革命被扔进右派大军中一并劳改。尽管一生饱受迫害,又是古稀之年,仍旧热心于四处奔走。

重庆乃山城一座,许家位于一个偏坡之侧。在一座城市,只有贫民才会住在山坡上。与附近平地里的高楼大厦相比,那个破败的贫民窟仿佛来自地底深处;抑或,那些高楼大厦不过是些海市蜃楼。房子异常拥挤,俱是平房且年代久远,如同无数无家可归的小甲虫挤在深秋一片即将腐败的枯叶上。许家占有其中一间,从外面看有不足十平米大小。陈女士并不在家,又联系不上,于是我们站在屋外等待。我一直请他在我随身携带的一只纸箱上坐下,但被他无数次拒绝,说我是远来之人,是客,应当我坐。我猜测那是因为他不愿服老,只好陪着他站在那里。四、五个小时过去,当天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陈贤英女士带着她的孩子回来了。她看见我,象是看见了什么希望。尽管我们从未谋面,她亦不知道我是谁。远处那盏摇摇欲坠的路灯仿佛在她的瞳孔里飘忽不定地旋转着,令她眼中的忧愁渐渐变成了什么模模糊糊,似乎是值得期待的前景。

对一位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而言,一个远方来客,哪怕是个陌生人,也可能成为一棵救命稻草。请你原谅,我不愿再去回忆那个简陋的家,因为每当回想起它,我就觉得自己亏欠良多。她将我们引进屋内,然后迫不及待拿出一大叠她与许万平先生的通信来。我看着那些狱中来信,心头阵阵酸楚。没有一封是写来要钱要物的,每一封都异常简短,寥寥几句祝福,却又字字饱含无限情义。有些问孩子的学业;有些是问母亲的平安;更多的仅仅是倾吐一下思念之情。我明白,因为信不能写太长,否则,稍有“违规”,及寄不出来。我捧着其中一封停下,那信上说:“亲爱的妹子,上次你来的时候,没看见你戴眼镜,你的眼镜怎么了?希望下次再见到你的时候,你能戴着眼镜来。”尽管陈贤英女士双眸清澈,但她是位深度近视,一千多度,没有眼镜几乎什么都看不清。她见我迟疑,告诉我眼镜打碎了,已经两个月没眼镜戴。前些天想去摆地摊,可没有眼镜什么也看不清,只好作罢。那叠信的最底部是张贺卡,许万平先生即将年满四十六岁,她特地制作了贺卡,贺卡上写着:“亲爱的先生,祝你生日快乐!永远爱你的妹子和宽儿。”还画了两颗心和蜡烛。

我默默无声,把那叠信还给她,她恍惚间仿佛悟出:我对她先生的安全根本无能为力。眼神又变得迷惘起来。转身问邓焕武老先生:“邓老师……他有希望保外保出来吗?他有很多病!”但是邓老师只是无言地轻轻摇着头。她久久地沉默了,似是在反省着什么,我这根救命稻草,肥皂泡搬轻轻一捅,便现出原形。本就不该对我怀有任何幻想,也许她在想。然后,她渐渐平静,言语开始坚定,先前那种企盼的眼神消失了,恢复了一个女主人接待客人时应有的姿态。她一边向邓老师保证自己每个月都去看“小许”一次,至少保证每个月给她狱中的先生五十块钱。她们每个月最多能被允许去探监一次,在每旬逢八的三个日子中挑选一个,她几乎每个月都去,从她的先生刚入狱开始。

她与许万平先生在火车上偶然相遇,然后一见倾心。明知自己的先生背负着反革命帽子,仍从湖南嫁了过来,并且早习惯于对家门口的摄像头熟视无睹。我们离开她家时,那个贫民窟里漆黑一片,她在前面给我们引路,一边叮嘱着我们注意脚下,一边讲述着在这些漆黑胡同里,她先生曾经有过的种种掌故,仿佛他们从来也没有分别过。我拼命想要压住在脑海中翻滚的种种场景,种种关于他们母子今后十年生活的片段。但我越是想要压制,它们就越是翻涌上来。我只有反复地请她回去,天黑了,你眼神不好。但她说这些路已经走过无数次,闭着眼也能知道。

我走了,我没能给她带来她所期待的事。如今又是两年过去了,不知她现在是否仍在期待。但是,无论她期待与否,我都无能为力,因此,我再也没有去过重庆。

请为我斟满美酒吧,
在你指尖,在你双眸,
我还未曾吹响自由的号角。
从今背负你的寄托上路,
因为暴君的枷锁,因为达官的镣铐,
还未将我生命夺去。
如果黄河九折仍嫌不足,
趁着黎明,趁着黄昏,
再为我系上一条滚滚长江。

君不见高堂明镜,又不见子胥出关。当我沿着车窗向外观看时,杨天水先生也许在无助地望着铁窗,窗外一丁点风吹草动,都可能被他想象成前来营救他的脚步声。尽管如此,他仍旧昂首走了进去,并不肯屈服。我的老师胡石根,他来自江西,年事不高,却满头白发。有一天我与他同去爬山,无意间哼起一句他故乡江西的民歌,即后来被改编成电影《闪闪的红星》插曲《夜半三更》的那段著名旋律。他抬头,望了一眼太阳,笑道:“我在狱中蹲小号子的时候,经常唱这首歌。”于是我打趣道:“胡老师,您盼的不应该是红军吧?您应该盼白军。”他又笑:“刚开始,我盼美军,可美军总是不来;到了后来,我改盼天兵,天兵也还是没来。特别是蹲小号的时候,我就在那小号里盼呀!盼呀!幻想着下一分钟,就有神兵天降,或者美国兵的直升机在头上轰隆轰隆地盘旋着,把我从那里救走……”

我喜欢美国兵,尽管我从未见识过他们。抗战期间,我的故乡曾有一个美军机场。那里有很多美国兵。美国兵们会用罐头去交换当地村民们的新鲜鸡蛋。我的奶奶攒下鸡蛋就去和美国兵交换。他们若是看你穿得寒酸,就会拿好罐头给你;看你穿得相对整齐,就拿不太好的罐头给你。那些罐头基本有三种,番茄罐头、牛肉罐头和猪肉罐头。但是造化弄人,美国人按照罐头的造价和稀有程度,认为番茄罐头最好,牛肉次之,猪肉最差;而村民们的评判却恰好颠倒过来。是以,奶奶每次去换罐头,都要穿上最好的衣物,收拾妥当,以期美国兵把她当成小康人家的媳妇,拿最差的猪肉罐头给她。

美国兵们还会把半旧的皮鞋和军大衣等物品放在机场附近,让村民们捡去穿。直到六、七十年代,在那些阶级斗争不太残酷的村子里,仍有人穿着当年美军的皮鞋和军大衣。当我父亲对我讲起这些他从他长辈处听来的掌故时,眼中流露出对美国兵那难以言表的情感:“他们完全可以把那些他们不要的东西扔进机场壕沟里,但是他们宁肯爬过壕沟放到中国人可以方便取到的地方。”我纠正他说:“这不是因为美国兵看见中国老百姓穷才这样做,这是美国人的传统,美国人搬家或者因为别的什么原因,都会把很多半旧的物品放到路边让需要的人捡去。许多亚裔偷渡客就是靠那些东西安家。如果已经完全破旧,他们会扔掉,放在路边的,都是还可以很好地继续用的。”

伊拉克战争爆发了,有人在讨论:“如果美军进入中国,你会怎么办?”有人说:“如果美军来了,我要向美军投降。”我说:“不!我不向美军投降。对敌人才叫投降。”我会打开家门,热烈欢迎那些来自自由世界的英俊小伙子们。美国兵不是我的敌人,如果我有一个敌人的话,那它是压迫在你我头上六十年,曾残害你我先人无数,至今仍高高在上的专制制度。

1812年,拿破仑进入了俄国,俄国的军官们曾经就是站在自由一边,帮助拿破仑打击沙皇;还是站在民族一边,帮助沙皇抵抗拿破仑进行过激烈深刻的辩论。最终他们选择了站在沙皇一边,他们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这个错误让俄罗斯在专制的巨肘之下又饱尝了近二百年的苦难。他们的民族情感本身并没有错,而是错误地将沙皇当成了民族的代表。沙皇时时刻刻宣称自己是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合法且神圣代表,实质上,他是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敌人。一个民族由很多阶层组成,那些难以计数的农奴们,才是民族最有资格的代表。如果农奴也有发言权,农奴们一定会告诉那些军官:“要拿破仑的解放,不要沙皇的奴役!”

胡石根先生的头发,是在三十八岁那年白的。1992年,他以一个反革命集团案首犯的身份被扔进看守所,死不认罪,亦死不招供,三个月后,满头青丝悉数雪白。我还没坐过牢,但我目睹了自由的可贵,哪怕仅仅是一丝一毫。你知道自由因何可贵吗?那是因为自由的你,可以为那些不自由的人们带来自由的希望。这是世间最强大最令人敬畏的力量,亦是世间最柔和最优美的力量。它超越了老子的水;胜过查拉图斯特拉的火;象耶稣临终前那圣洁的痛楚;蕴含着佛陀十年苦行的大慈悲。

我曾在一位年长朋友家中上网,打开邮箱时,收到一封来自湖南的问候信。于是就着那电脑回信,一边写,一边不由自主念出声来:“张老师,您好……”我的朋友在一旁听见,问我:“哪位张老师?张祖桦吗?”我说不是,是张京生。他继续问张京生是谁?我说,那是长沙的一位失业工人。我那年长的朋友暗自点头,认为称一位失业工人为老师,足见我的谦逊。

这完全不是出于谦逊,你还不知道张京生的掌故。

我第一次到长沙时,跟随几位朋友前去寻访张京生先生。那时恰逢雨季,公交车渐渐远离了长沙城,在泥泞的城郊公路上颠簸,象一次穿越时空的旅行,如果你坐在那辆公交车上,你会感叹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竟然如此之近。他坐在一个仓库门口,个头不高,身材依然匀称,穿着异常简朴,一双解放鞋,一件蓝咔叽布旧上衣和一条军裤。他一声不响,透过雨水望着远处。雨水汇成的溪流在地上交错,那个工厂冷冷清清,人烟稀少。

他的脸上没有因常年困顿生活的沮丧,亦没有对常年受不公对待的虚火;安静,却不显丝毫的疲倦和懈怠;嗓音厚实充满磁性,没有高声喧哗却自然清亮,极富穿透力;年近花甲,却仍能感到他身上潜藏着某种神秘的活力;并且他很英俊,无论年龄、身世还是衣着,都无法掩饰。

他是位异见份子、政治犯,先后坐过两次牢,七九年一次,八九年又一次,一共十五年。他还是一位失业工人,之所以失业,自然亦是由于政治原因。他住在长沙城郊外这个废弃的仓库里,仓库很大,和一个室内篮球场差不多。那个仓库没有窗户,离开大门几米深处,便需要打上手电。地上挖了很多一丈见方的大坑,挖坑是为应付雨季来临时渗进仓库内的水。如今,张京生先生在这个废弃仓库的门口开着个小卖店,打烊便将仓库大门一关。多年来,他一直以这个小卖店为生,每个月有三、四百元进项。这里是他年轻时工作过的工厂,我不知道那个工厂是否还在生产,此地人烟稀少,破败不堪,很那想象他究竟能有多少客源。但他每个月都要从这三、四百元中抠出一百元来,送给仍在狱中受难的另一位政治犯难友,那位难友出身农村,家中老人自足都举步维艰,根本没有能力供养一个坐牢的人。

现在,你明白你的自由意味着什么了吗?只要你明白自由的可贵,那么你的自由就是别人的希望。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亦是是关于自由一切认知的基础。脱离了它,那么关于自由的一切认知,都不过是沙上垒塔,自由也将因之变得苍白无力。是张京生先生,用他的多年生命教会我这一道理,这一声老师,他受之无愧。

“是的,”我年长的朋友一字一顿地说,“的确受之无愧!”

何故伤身世?
家国忧不完。

抗战结束了,一首歌谣开始在我们本地流传。说是:“吹赌嫖窑行好事,买田置地留祸根。”不久,这一歌谣成了现实。那些吹赌嫖窑,将家产败光的破落户们,成了红色政权最忠实的拥趸和积极效命者;而买田置地的人们,成了被打倒的对象。

我有个老实巴交的舅父,因为家传的缘故,识得几篇文,能断几个字。他的职业是个乡下小学的教师,但他只爱干农活。教书虽没什么建树,却是个天才的农民,种什么,什么就丰收。1950年,共军开进云南,舅父正在读中学。有一天我做洋毡帽手艺的舅爷爷,也就是他的舅父问他:“改朝了,你们课本上还教三民主义吗?”他说:“三民主义不学了,现在学列宁主义。”于是他向我舅爷爷解释列宁主义是怎么一回事。舅爷爷一生做手艺,西瓜大的字识不得一箩,听罢满脸忧愁,半晌讷道:“这样干是要饿饭的,这样干岂不是所有的人都光知道吃不愿干活?现在还有吃有喝,那是因为抢了地主的东西,等过几年从地主那抢来的那些东西吃完了,也就该饿饭了。”

几年后,老人家的话兑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惨痛的人祸,红朝这一庞然怪物所带来的灾难降临全社会,巨大的漩涡吞噬着这个国家的一切,整个大地仿佛遭受着数千年来最恶毒的诅咒一般: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遍地的饥荒,数千年的文化传统灰飞烟灭不知所踪,人与人之间只剩下领导与被领导,或者打倒与被打倒的关系。茫茫中国,幸免者寥寥。

被诅咒的土地终将腐烂。多年以后,我母亲忽然想起她的母亲曾经教导过她的一句话:“要多帮助别人,这样的话,别人也会帮助你。”然后母亲感叹,现在再也没有人这样教导孩子了,这本是我们这个民族一代一代教育后代的传统生存哲学。我的太外婆这样教育我的外婆,我的外婆又这样教育我的母亲。我知道,那是因为极权专制毁掉了我们所有的传统道德,谁也不敢再教育自己孩子去帮助别人,那样只会被恩将仇报。现在的人们在教育自己的孩子:如何去与人争斗,因为每一个都可能是潜在的敌人;如何用谎言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因为真话只会招来祸端。我的外婆已过世近二十年,我只记得她的声音,而记不得她的容貌。因为我是个先天性弱视,从小世界对我来说就是模糊一片,我看不清自己的母亲、父亲,更看不清外婆。有一次,我被两个高级密探用汽车押往回昆明的飞机,前一天,他们曾经试图从我嘴里问出些什么,但我拒绝答复他们。他们对我说:“欧阳啊!我现在不是以工作身份,是以一个比你年纪大的人的身份劝你一句,不要再在这条路上走下去了,我毕竟比你多吃几十年的饭。”我望着车窗外的田野,告诉他:“你再怎么着,能比我老外婆吃的饭还多?她老人家活过了大清、民国、共产党三朝,她老人家教导我说:’宁肯和恶棍作对,也不要沾恶棍的好处。’现在我也把她老人家的这句话送你给。”他们听罢只是轻蔑地鼻子一哼,我亦报以轻蔑:“别看我现在日子过得萧条,而你们因为给共产党当狗腿子,有车开、有大房子住,哪天共产党要弄你们的时候,你们会比我更惨。我充其量是个煽动颠覆罪,三年、五年而已,可你们的党妈要办你们的时候,那可就是一、二十年挡不住啦!”

我的朋友陈彦彬先生,他出身高级军官家庭,颇有贵族风范。此君衣着考究,有事相求于他,必然大方相助,又因坐牢时间久、骨头硬而备受我辈青睐。1989年,他还是位在校学生,那时候他老喜欢往铁道学院(现在的北京交通大学)跑,因为铁道学院里有个非同寻常的女学生。铁道学院很多学生们都热衷于上街,陈兄一边在学校里憨玩,一边指着那些上街的学生们嘲笑,说他们是“胡闹腾”。但事态很快发生了变化,他那位非同寻常的年轻女士也上了街,“那天多热啊!我得给她送伞送水去。”于是陈君立刻从事不关己派转变成了最铁杆的民主派,为学运不辞辛劳四处奔走效命。学运迅速在几个月内达到高潮并血腥收场,举国一片萧煞。1990年,陈君因主办地下刊物《萌芽》被捕。他说:“看着那电视上的镜头,我就是不服气啊!不服气!我也要办个刊物,告诉人们真相是怎么一回事!”

到了1993年,某日,陈君正在狱中百无聊赖,号子里忽然添了个新难友。那新难友端详他半晌,问道:“你叫陈彦彬?”陈君答是。复问:“可还记得我?”陈君摇头。对方指着自己胸牌上的名字:“真记不得了?”陈君仍摇头。新难友说:“我记得你,记得非常清楚。我叫李XX,国安厅三处的。我刚调到国安厅三处的时候,办的第一个案子就是你的案子。所以我对你印象非常深。你判多少年?”陈君答:“十五年,你呢?”李X道:“我判无期……”

话音未落,陈彦彬已在地上笑得喘不过气来,而亲手将他投入监狱的密探,在一旁呆若木鸡。这是命运吗?还是一出出自蹩脚剧作家的剧本?这就是现实,专制者对付自己的敌人固然残酷,但仍旧会把自己的敌人当作一个对头;而对自己狗,则永远象对待一条狗一样。

我的外祖父是省立中学的教员,他曾经饱受尊重,尽管红朝建立不久他便成了政治运动的对象,每一次大大小小的运动都未能幸免。到了九十年代初,我那酷爱农作的舅父到城里收大粪,那时候收大粪需要给主人钱,那可是地里的黄金。那家主人忽然问:“我看你很面善,是不是姓王?”舅父答是,主人又问:“东营王老师家的后人吧?”舅父又答是。主人不仅没有要他的钱,还烧了一个饭团给他做晌午吃。舅父感概万千:我老父被打倒已经四十多年,过世也二十多年,还有人记得他……

他有一位极其要好的朋友,五十年代从南洋归国的华侨。那位归侨先生才华横溢,文理皆精,手工口才、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运动社交无不是佼佼者中的佼佼者,更能说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但是归侨先生不久就自愿到农村当农民种地去了。舅父的学校曾经请舅父去当说客,希望归侨先生出来谋个公差。舅父对他说:“你这一身的才华,埋没在乡下,岂不可惜?”归侨先生回答:“出去做事要有政治运动,我宁肯在农村挣一辈子工分,再不去做事。”舅父又劝道:“农村虽然政治运动轻些,但做份事毕竟有口固定口粮吃。在农村,你扛不过饥荒,哪次饥荒不是先把农村饿死?”归侨先生答道:“那也是死在粮食上,总比死在批斗会上强百倍!”

共产主义的尘埃笼罩在数亿生灵之上,它所带来的灾难,超过了这个国家历史上每一次尘沙滚滚的变乱。当那些史上的尘沙退去后,这个国家的人们复又按照自己祖先的方式继续生活。而红色政权,它不仅夺去了近亿甚至可能是上亿人的生命,六十年后,当共产主义的尘埃渐渐落下,红朝变成一个腐朽怪胎时,人们发现,所有祖先的生存方式,都已在这场浩劫之中消逝得无影无踪。这个国家的十五亿人民,既不知道自己的祖先如何生活,亦不知道自己的后人该如何生活。一个丧失了传统,并不再企望未来的民族,很难再被称为是一个民族,这个由泱泱十五亿人所组成的庞大群体,和自己的历史割裂,亦和现代割裂,和未来割裂。因为专制势力不允许人们寻找现代化的政治文明,这种现代的政治文明以自由选举为基础,是一切现代文明的基石。这是一个悲剧,十五亿人共同享有并共同承担的悲剧。共产党政权象是长在这片土地上一个巨大的毒疔,它不停地一边毁掉这片广袤土地的精髓,一边毒化着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六十年过去,尽管从外部看来,红色政权仍旧庞大无比,而其腐败低能,充斥着残酷相互倾轧的内部,已被自身不可逆转地蛀作糟糠,徒具一副躯壳。它会在连它自身都想象不到的某一时刻,当它仍在发着千秋万代的春秋大梦的某一时刻,突然间土崩瓦解,那时近亿共产党徒们还未回过神来,便慌不择路地作鸟兽散。而现在,我们,这些很难再称得上一个民族的人们,都不该再去为它效命,成为它统治链条上一环以维持它苟延残喘的性命。否则,我们将无缘去面对那近亿甚至可能上亿的泉下冤魂。这其中极有可能就包括我们的至亲。按照我们这个民族那被遗忘与被割裂的传统,当我们死去的时候,将被祖先逐出坟茔。

我的诺言刻在龟甲之上,
人世代谢,
不过昙花。

早么的
三十五个百年,
是我轮回的见证,
炎炎烈日,
“吾与汝皆亡!”

我的母亲支持言论自由,尽管她无法道出言论自由这个概念的内涵,但是她明白:若是有了言论自由,她就不必再为她的儿子担惊受怕。每一次我离开故乡,她总要操起针线,将我那几件简单的衣物缝来缝去。她热爱数学,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继承外祖父的衣钵,每天和数学作伴。她十二岁时去了一个农业中学半工半读,尽管她的小学结业成绩是全校第一,但因为有个现行反革命的父亲,她没能继续学业,学校不收她这样的人。那个农中每月可以回家一次,有一天,这位小姑娘踏着月色回家。来到河边时,看到自己年过六旬的父亲正趁着头上月色,在河里洗衣。那个晚上外祖父刚刚从批斗会上下来,满身伤痕,憔悴不堪。四周一片漆黑寂静,除了田野上的风声,万物仿佛都已凋敝。母亲无声地流着眼泪,洗完了外祖父的衣物,然后搀扶着他回家。她和父亲不同,父亲绝少提起我的祖父,而母亲则数十年来都时常将外祖父挂在嘴边。她告诉我,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他会包揽饭桌上最差的东西,并吃得津津有味;他会把最难以承受的灾难担在自己头上并不出一声怨言;他从不在比自己弱小的人面前耍威风;他对女人和孩子永远饱含怜惜;他的每一个决定,都以别人的利益为先;他还满腹经纶,说出的每一个道理都令人信服……

从那一夜开始,我的母亲懂得了,压在外祖父身上的,并不是那些积极分子和干部,而是“现行反革命”的巨帽。但是她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在她的童年,她的父亲因为反革命饱受迫害直至最后命绝;到了她的晚年,她的儿子又重新背上反革命这一巨帽。这莫非,也是命定的轮回?

每当她操起针线为我缝补出门衣物时,眼中那难以言表的神情告诉我:自古以来,别的母亲在做同样活计时,心中盼望的是儿子早日归来;而她,盼望的是儿子从此再也不要回来。但是她更清楚,儿子这一走,要不了多久,又会被政治警察抓回来。

当我第一次被政治警察抓回时,她幻想着这阵风一过,一切又会平安无事。到了第二次,她明白已无法挽回。那一次,在我离家前夜,她屋内的灯光一直亮到深夜。我明白她在屋内反复修改父亲的一条长裤,想让我带上出门。那时正值雨季,连天大雨已经持续了一个多礼拜。四周皆以寂寂,唯有雨声未曾断绝。我推门进去,她并没有象惯常一样抬头看我,仍旧操着针线,口中轻轻咬着一根线。登时间,我百感交集,双膝一软,跪在她面前:“妈,儿子不孝……”话未说完,泪如泉涌。“你打我……”她使劲咬住下唇,并没有落泪:“我打你,又有什么用?打了你,你也不听。”然后把头扭到一边:“你外祖父的反革命是无辜的,想躲都躲不过,而你是自找的。”我答道:“难道我不是无辜的吗?我也一样躲不掉,我身上的血脉注定了要是这样的道路。如果换作外祖父,他会比我走得更远,做得更好!”她仿佛是在回忆自己的父亲,终于忍不住落下几滴眼泪。我继续把头埋在膝盖上:“我与共产党家仇国恨,纵孤身一人,誓不为奴!”我跪在母亲面前,仿佛跪在我们这个民族六十年来所蒙受的一切苦难面前一般,从我记事开始就仿佛埋藏在灵魂深处的一个声音,那一刻终于彻底清晰地浮上脑海。我这一生誓将为自由抗争到底,因之对我施加的一切迫害,我都将视之为此生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耀。

那一次辞别母亲几个月后,我又一次落在了政治警察的手里。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局子里,他们已经办好一切手续,准备把我押上飞往昆明的飞机。一个比我年轻几岁的政治警察问我:“早就听说你欧阳小戎,今天有机会和你面对面打一次交道。可是你觉得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吗?你什么也改变不了,你也没有任何力量去改变什么。”那一次,我所面对的,是鲜有的那么几次无法用所谓“比我多吃几年饭”来“劝导”我的密探。是以,我可以在他面前摆一摆老。我问他:“你听说过夏完淳吗?”他点头,但我怀疑他根本想不起夏完淳是谁。

“我今年二十九岁,夏完淳抗清的时候十九岁,比我现在还小十岁,比你现在也小得多。满清入关,铁蹄横扫中原,势如破竹,汉人兵马一触即溃。可是一个十九岁的小孩都知道,即便必败无疑,必死无疑,也要决死抗争。一个民族之所以被称为一个民族,那就是因为他们还有这样的精神。”

他问:“那你就是把自己比作夏完淳了?”

我肃然:“岂敢自比完淳,不过夏公要是泉下有知,四百年后,仍有人引为效尤,也算是对他的一个慰藉,他的在天之灵也一定会护佑我们。”

这是我的肖像:高个、清瘦,脸色黝黑,大鼻厚唇,常年一个小平头,一副不怎么时髦的眼镜。人们称我为诗人,但我自愧配不上这一纯洁的称谓;也有人称我为苦行僧,我自问亦相去甚远;我想做的是一名战士,但我的天性并不好斗,禀赋亦非铁血之辈,以至于这个目标看上去似乎遥不可及;我还是个半调子的实干家,可以为你做许多最不起眼的小事。我真正的头衔是一个反革命,或者一个反动分子,按照国际通行的叫法,应该叫公开持不同政见者或异议人士,或者老式的说法,一个民运分子。这些头衔在我眼中都可以划等号。我爱旅行,我要和全中国的反革命都认识,然后为他们写作。当我出门旅行的时候,会背上三个包:一个大包放行李,一个小包放吃喝洗漱和我的诗本子,还有一个电脑包,里头是我老掉牙的破电脑。我的脚力不错,亦能忍饥挨饿,背着这些行头走上几个小时不在话下。当你看到一个青年,象上面所描述的那样,在车站、在广场、在街道,也许就在你的窗下,口中低唱着《向斯拉夫女人告别》。请停下你的脚步,或者推开窗户。他会带来深深埋藏在他灵魂深处,那你我仰望多年,如今仍未能得的自由。

大海,
你这滴蔚蓝的眼泪。
请留下我的足迹,
做不肯忘却的见证,
在你
和漫漫尘世之间。

我在二十七岁才第一次见到大海,那是在青岛,一个深秋阴翳的午后。天上黑云压迫着大海,从天的这边一直延伸到天的那一边。海天一片黛色,世界仿佛在这重压之下扭曲,有时海在上,天在下,有时天在上,海在下。教人无法分辨,这场即将来临、贯彻人寰的暴风雨,究竟会是一场狂欢,还是一场愤怒。

青岛,我从来也没有认为它是个旅游城市,这个城市的旅游业和我无关。我不是一个有钱人,更不是为了旅游来到这里。在青岛,我的老师姜福帧开着一个书店,我到过青岛四次,他的书店是我在这个城市里最美好的回忆。其中有两次,走出火车站时这个海滨城市正风雨大作。我站在海边的大雨中等待公共汽车,雨中弥漫着大海的咸腥味。我喜欢海,如果故乡山坡上的坟茔已经被禁,那么大海,她是多么理想的葬身之所啊!

乘船向东,或者向南,那便会去到海外。向东穿过太平洋,是花旗国;向南穿过太平洋,那是袋鼠国。我的兄长孙立勇,他在袋鼠国当建筑工人。他时常对我说:“兄弟,你来澳大利亚吧!你也在工地上找份活,往墙上刷白灰,那种活比我现在干的轻松,工资还高,一个小时好几十澳币呢!”他在1990年因《萌芽》杂志被捕,获刑七年,该杂志的主旨在于刊载六·四事件的真相。和很多政治犯不同的是,他是自己主动投案的。之所以投案不是因为胆怯,而是因为胆太大,在投案前他曾亡命多日。他自己亦是警察出身,对那些抓人的侦查手段了如指掌。警察们找不到他,便四处找他亲友的麻烦,惶恐气息几乎弥漫在他昔日的整个社交圈中。于是这位八尺大汉从藏身之处走出,昂首走进了警局。如今他在澳大利亚的建筑工地上每日抬高上低,竭尽全力,然后将换来的血汗澳币寄给国内的政治受难者们。在国内,象他这样的“劳改释放犯”生存及其困难,于是他逃到了澳大利亚,在那里他靠干体力活能养活自己的家庭,还能给自己的朋友提供天大的帮助。

每次来到海边,我就想念他,因为我能想到将我们连结在一起的,除了自由,只剩下大海。他在南半球的烈日下挥汗如雨地工作,你见过工地山东建筑工人吗?就是那样。我问他:“既然如此,那你自己为何不去刷白灰?”他说:“我眼睛不行,那种活要眼神很细。”他忘了,我的眼神比他更加不行。“你来吧,咱们兄弟在一个工地上干活,干完了回家,喝点二锅头……我现在是澳大利亚公民了,如果中国自由的时候,我能动,那我就回国,我开一个书店,专卖公民文化的书……要是到时候我已经老得动不了,我就在这里捡垃圾过日子。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是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收容了我,到时候我效忠这个国家……”

但是经济危机爆发了,澳洲的建筑业全线崩溃。他又回到了自己刚刚来到这个国家时的老本行:搬家。比建筑工地更辛苦,收入更低,可是他帮助国内受难者的钱却更多了。

开一个书店,卖公民文化的书……书店里进进出出的人们,都和自己一样,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满怀良好愿望,然后,他们买走自己心爱的书,同时也是他们心爱的书。就象一位爱花的女士开着一个花店。

我的老师姜福帧在青岛开着一个狭窄书店,他有很多公民文化的书,但是没有一本摆在书店里,那些书卖不出去,没有市场。三十年前,他就渴望着书架上摆的全都是他那些宝贝书,但是三十年过去了。只有自由了,那些书才会有市场,它们不会再受到压制、审核、限量印刷……但是自由没有来,人世却渐渐沧海桑田。三十年前,他是民间刊物《海浪花》的编辑,那份刊物由他和几位与他年龄相仿的青年共同主办,共同承担。那时他是位青年工人,自由、爱情和书籍,美好的前景……不久《海浪花》被迫停刊,十年后,这位而立之年的工人成了政治犯。北墅监狱里,八年时光弹指而过。整个山东因学运被捕的人们,被关押在两个监狱:潍坊以东,皆在北墅;潍坊以西,俱在聊城。当局已经将他们准备好,悉数押往新疆建立集中营,政治犯们按序列编号编队。集中营计划最后被取消,否则他们的命运就将和反右运动中的那些受害者一样,到戈壁瀚海深处一去不返。

我很少喝酒,酒量亦有限,但是在姜福帧先生狭小的书店里,当夜幕降临,九点过后他关上店门,我都会非常愉快地与他对饮几杯。夜深人静,那间陋室余下的空间仅够我俩坐下,就象日本民歌里所唱那样:“家兄酷似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人,可曾闲来愁沽酒,偶尔相对饮几盅。”那样的夜晚多么幸福,可惜总是短暂地匆匆划过。每一次踏进那个书店,仿佛内心所有的束缚和羁绊都在瞬间不复存在。我交游不广,在我熟识的人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从未对这场民主运动有过只字怨言的人之一。我明白,并非他心中没有痛楚,不需要倾诉。但这场民主运动,是他心中最珍贵之物,是以无论这场运动如何惨淡,如何难尽人意,他都会无比珍惜这艰难的民主历程。那是他的运动,也是我的运动,也许还会是你的运动。这场运动如果发展顺利,那它不仅仅是包括你我在内无数芸芸众生的福祉,还可以使这个国家避免重蹈王朝更迭代悲剧轮回。在我们这个国家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无数王朝,每一个王朝都以对别人的暴力血腥杀戮开始,又以被别人血腥杀戮终结。其中能维持上百年的,仅有汉、唐、宋、明、清五代而已。如果有人认为红色中国将千秋万代,那绝对是个天大的笑话,历史上短命的朝代,要远远多于长寿的。尽管你我的民主运动以挑战共产党极权专制的姿态出现,若是成功,它的结局却可以挽救近亿共产党徒们在王朝更迭的漩涡中被下一个王朝血腥清算的命运,就象共产党徒们当初清算国民党一样。共产党的内部已经彻底腐朽,危机四伏,从外部看,似乎看不出丝毫危机的征兆,但是阴谋家们也许正伪装成当前意识形态最忠实的拥护者,积累权势,伺机待发。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挑起内乱。如同当年的林彪林副主席,谁也想不到钦定的接班人和“亲密战友”、副统帅,多年来正处心积虑想要毛泽东甚至整个共产党的命。在这个国家四千年来悲剧的王朝轮回中,除了民族之间的战争导致改朝换代之外,大多数的改朝换代,新王朝皆借旧王朝的躯壳孵化。这个国家如不能如愿实现民主变革,跳不出王朝更迭的噩梦,有朝一日共产党也会被从自身内部诞生出的新王朝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历史上那些改朝换代的杀戮又将重演。届时生灵涂炭,在所难免,唯有读书人,又要扬天长叹。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万世基业”,如果我也盗版一下“万世基业”这个词,那么唯一的“万世基业”,就是自由选举。如康梁所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在古代,当面对这兴亡悲剧时,人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站在旧王朝一边,将潜在的新王朝当作祸端的磷火扑灭,尽管每个王朝,每个皇帝的统治都是民之祸端;要么站在新王朝一边,将旧王朝当作暴政摧毁,尽管每个王朝,每个皇帝的统治都充满暴政。今天,我们终于有了第三条道路,一条自由、人权之路,一条通过自由选举、还政于民的道路。终于看到了跳出四千年悲剧轮回的希望。如果你对这片我们祖先世世代代赖于繁衍生息的土地仍怀有眷恋,就请你支持到为扩大这个国家的自由和人民权力而努力的事业中来;如果你已不再眷恋,你可以远走异国他乡,去寻找一个自由的家园。

在我倒数第二次离开青岛时,他因为要看店,不能送我到火车站。于是要递给我二百块钱,说是这是他为我买火车票的钱。我推辞许久没有推辞掉,便趁他不备将那钱悄悄放回他口袋里。我最后一次离开青岛,是今年三月。深夜我在徐州下车时,一掏兜,发现多了二百块钱。凌晨了,我站在徐州火车站黑暗的广场上,那是我第一次踏上这个城市的土地。但是我联系不上我要寻找的人,只有手里捏着那两张钱,茫然地站着,不知自己该去向哪里。那是我老师姜福帧先生的血汗,我握着它们,茫茫夜空里仿佛浮现出他微笑的面庞,在他狭小书店的灯下。那一刻,一种我从未感到过的沉重责任感忽然涌上心头,似乎是整个生命的呼唤。我已经是个有四年历史的公开反革命分子,在过去,都是别人在为我承担责任,如今,已经到了应当由我去试图为别人承担责任的时候。四年了,我已不是一个小孩而步入而立,是的,该是站立起来的时候了。

在我被监视居住在家的那些日子,曾经乘车到怒江边去买咖啡。云南的小粒咖啡,据说可以和美洲那些著名咖啡品种相媲美,只有在怒江边的几个山头上才有出产。我在路边拦住汽车,然后在车尾找了一个座位坐下。车上的电视机里在放《大独裁者》,我喜欢这部电影,它把希特勒、斯大林和墨索里尼融为一体。我一位信仰基督的朋友对我说:“牧师们说,犹太人受了四千年的深重苦难,可我翻开圣经,犹太人的苦难和我们中国人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四千年所受的,远远在犹太人之上。我时候我会哭,上帝啊!你在哪里?难道这样的苦难你也忍心不来相救吗?”电视上,犹太人们在冲锋队的压迫下渴望逃到另一个国家去,他们说:“你看,西尔维亚……那是个自由的国家,那里田野里开满鲜花,那里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园……”我不能听那台词,不能听到那个揪心的词。汽车在山路上颠簸,尽管我拼命仰着头靠在靠背上,满眶泪水仍被颠落几粒。犹太人没有祖国,所以有自由的地方,便是他们的祖国。而我却有。如今,犹太人有了他们自由的以色列,而我自由的中国仍遥不可及。

一天夜里,在青岛的海边。那天我本有一张从青岛开往大连的通宵船票,但是我错过了航船,只好等到下一天再走。我在海边,打算就这样一夜直到天亮。潮水已经涨起,半月当空,风声正急。我想象着自己就是雨果《海上劳工》中的主角吉利亚特,亲手为心爱的人缔造一个幸福之后,一边目送着爱人的航船在幸福中远走,一边任凭渐涨的海潮将自己没顶。面对大海,我又想起澳大利亚。澳大利亚,那是个自由的国家,那里田野里开满鲜花,那里会有一个幸福家园。我的大哥孙立勇,他正在澳大利亚当搬家工人,每天背着沉重的家俱爬楼梯,十几个小时,然后将挣来的血汗寄回国内。他曾邀我去澳大利亚,那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对他说:“不!孙哥,我不去!除非我的中国自由了!”犹太人没有祖国,所以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他们的祖国。但是犹太人最终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以色列。而我的大哥孙立勇他不是犹太人,他在澳大利亚,若不是因为自己的中国,那他说什么也不会去澳大利亚。他才是真正的吉利亚特,亲手为自己的祖国缔造着幸福,然后准备着,待到祖国自由的时刻,随着涌起的海潮沉没。

我要驾一叶风帆,当我们祖国自由的时刻。向南穿过太平洋,那是澳大利亚,我的大哥孙立勇在那里拣垃圾,他为自己的同胞竭尽全力,我要去接他回来。我会对他说:“孙哥,你看,中国,那是个自由的国家,那里鲜花盛开,那里可以做我们的家园……”要是他不肯回来,我就和他一起拣垃圾。如果到时候我们都还没有老得动不了,甚至还可以去刷白灰,我虽然瘦弱,但会是一个好粉刷工,会的。

大夏!
除你之外,
还有谁
能读懂我心里的忧伤?
当西风渐渐
吹开你胸怀。
再没有匈奴黄草,
再没有飞雪的胡天。

在过去的四年,我的旅程由很多部分组成,派出所,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并不常有,一般情况下,我走到哪里,和当地的政治警察们大抵可以相安无事,互不叨扰。但是走得多了,总难免要进去几次。有些时候,他们的目的仅仅是把我赶走;有时,会比赶走更严重。这些时候,往往是那些极其敏感的时段,比如说六月初,比如说某党开会。当然,还有一种情况,那是我无法预测的。因为有某“大人物”来到当地,为防万一,需要清场。我并不知道“大人物”来了,当地的“老猫”(我故乡人们给警察这个行当起的外号,就象很多地方称之为“吃狗食饭的”。)们正神经高度紧张,万一在“大人物”眼皮子底下出什么差错,他们谁也担当不起,于是宁肯错杀一千。

人们经常听说,有城管打死打伤小贩。并将城管们,视为这个国家最恶劣的走狗。但你若是认为,那仅仅是一群城管流氓的个人行为,你将大错特错。那些死在流氓城管手下的小贩们,并非源于城管们的个人行为。悲剧的发生,大多源于“大人物”们的到来。“大人物”车队所要经过的街道,必须清场,必须保持“市容”美观。否则看见什么碍眼的,“大人物”不高兴,下面的小官小吏也要倒霉。所以城管们宁肯把人打死,也要清场。因此,害死害伤小贩们的罪魁不是城管,而是官僚机制中的“大人物”们,他们甚至不用任何一个眼神,就能荼毒生灵于无形之中。

我曾在在蚌埠市禹金区长征派出所里的椅子上呆过两夜。头天夜里,我以为他们仅仅是要将我赶走了事,但是二十四小时过后,他们仍未决定将我如何处置。我明白,此番结局已非被赶走那么简单。今年是1989年爱国民主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又是所谓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法轮功被镇压十周年;还有红朝六十年……经济危机的大潮正序卷全球,各地工农抗议事件此起彼伏,看来对我来说,是流年不利。于是我坐在椅子上,静静等着政治警察们到来。果然,一夜后来了两男一女三个密探,年纪都已不小,看似是“有头脸”之辈。他们想问我从哪里来,见过谁,我拒绝回答这些问题。局面很无聊地僵住,那时我脑子里一片浆糊,唯一的愿望就是让我的生命休眠。忽然,那个女的问了一句:“认识杨同彦吗?”在政治警察惯有的凶悍、狡诈和面无表情、机器一样的冷漠中,她的语气里似乎隐隐透露出一丝悲哀。当然,更可能仅仅是我将自己内心情感投射于她而已。

“杨天水!”我下意识地脱口而出。“因为他,我痛恨你们这些国保!我这几年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来得及见他一面。”

我的老师杨同彦先生,他在镇江的监狱里,这是他的第二场牢狱之灾,第一次是在1990年,那一次十年;这一次是在2005年,十二年。我没有见过他,但我听说过他的很多掌故。他的美名在全中国的异议份子中流传,他给朋友们的送酬之物,都被完好地保存着,睹物思人之时,愁肠千结。杨天水这个名字,是忠贞的代名词。他对自己极尽节俭,对朋友古道热肠,有求无不倾力。我所认识的每一个见过杨同彦的人,对他的回忆都充满美好。我的朋友王庭金先生,他太太对我回忆道:在王庭金先生被投入劳教队的那些年头里,有一天,她家中已经告罄,举目所望之处,仿佛没有任何出路。那天正好杨天水先生来到,递给她五十块钱。我相信,那五十块几乎是他最后的钱。王太太凭借这五十块钱,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我永远也忘不了……”她说,脸上浮出百感交集之色。

那女密探似乎有些慌乱:“他又不是我们蚌埠……是镇江。”

如果我是个稍微好斗一点的人,我会对她喊:“你们蚌埠残害了张林!”

政保处的警察,毁灭着我们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儿女,照诅咒的说法,要遭天打雷劈。共产党徒嘴上信奉无神论,不怕天打雷劈。但是我知道寺庙里上香上得最阔绰、最殷勤的,就是共产党徒。为了混一碗饭而作恶,实在是可悲之极。吾国曾有古训云:匹夫不可夺其志也!而自夺其志,则更是愧对先祖教诲。

王庭金太太,我们称之为“张姐”。她厨艺一流,每次我来到蚌埠,她都要特意烧一些带辣味的菜肴,希望满足我的胃口。虽然对我来说,能够在她家用一顿晚餐,哪怕粗茶淡饭亦是人间佳肴。但身为主人,她总是要为我准备一桌子丰盛的宴席。有一天我衣服脏了,王庭金先生问我:“可会洗衣服?”我有些哭笑不得:“连衣服都不会洗,那我还能干什么。”但他还是要求我将衣物换下,让他太太给我洗。我说只穿了一条裤子出门,没有换的了。王老师想找一条他的裤子给我,但不合我身。这时他太太说:“天水有一条裤子在这,他们俩身材差不多。”

初时我虽没有谢绝他们的好意,但心底一直试图推辞。听到此处,我决定不再推辞:“啊!那可是革命的裤子!”于是大家会心地笑了。我欣然换上杨天水先生裤子,希望这不仅仅是件衣物,它身上寄托着我对他所有的牵挂,也承望它,能将天水先生的精神传承给自己,哪怕仅仅万一,我亦引以为荣。

小时候,当黄昏降临,爹娘不在,我需要独自一人入睡时,便会象做噩梦一般幻想起来。屋外有奇形怪状的妖怪们在敲我的门,叫嚷着我的名字要求我开门,理由是它要吃我。这样的幻境中断了近二十年,当我步入而立,有一次睡在异乡的旅馆里,它重又出现在脑海。不过敲打叫门的不再是妖怪,而是警察。

我告诉我的老师李海:“我感到自己胆怯,当初你是怎么战胜它,又是怎么做到?”他因“泄露国家机密罪”,在北京良乡监狱坐了九年大牢,因为他收集了一份六·四民主运动受迫害者的名单。名单上许多人是被关押在北京各监狱的政治犯,共产党当局感到惊异,那些系狱者的名字,都是所谓“国家机密”,如何会被他得知?莫非他在各个监狱都有联系网?于是将他投入良乡监狱这个从未关押过政治犯的地方。曾经的政治犯们告诉我,一个监狱,关押政治犯越多,历史越久,其对政治犯的迫害就越轻。因为政治犯们懂得抗争,一代代抗争的历史越悠久,狱方对政治犯的态度也就越收敛。李海在良乡监狱的九年,可谓受尽折磨,难以想象。当他被捕入狱时,必须守口如瓶,否则必将牵连无数。

他回答:“我和你一样软弱、胆怯,但当你身处那种特殊环境,除了去面对它,你别无选择,到时你自然就会调动你全部的生命力去面对它。”

相对而言,蚌埠的政治警察对我还算客气。在贵阳的政治警察那里,他们破门而入,当胸一把:“我们派出所的!”我明白他们是政治警察,狗屁的派出所。血往上一涌,又强行按住。他们见我脸上色变,叫道:“你想怎么着?这里是贵阳的地皮,在老子们的地面上你还想怎么……”他们说了些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只是大概记得是在对我说:若是不听他们的,便叫黑社会废了我。或者废了我在贵阳的朋友,威胁要让城管扒我朋友的房子,说那是违章建筑。时至今日,想起时仍屈辱万分。我舍不得自己,象杨佳一样和他们同归于尽,或者是没有勇气和他们兑子。这是我的失败,人不能失败第二次,当我从贵阳被赶走时,火车上暗下决心:再有下一次,我便喋血当场,要么是我的血,要么是他们的,或者兼而有之。为此,我常暗中向祖先的英灵祈祷,请他们赐我力量。

我穿着杨天水先生的裤子,坐在被押往派出所的路上,一个蚌埠年轻警察(也许是个协管员)坐在我身边,用从我身上掏出的水果刀敲着我的头,鼻子里趾高气扬地哼着:“这是什么!”屈辱再次涌上脑海,那一刻我恨自己的天性,竟然如此不好斗。但是那一天我刚刚换上杨天水先生的裤子,虽然当时对此毫无意识,但我抬起头瞪着他:“这是水果刀!地摊上一块钱买的,虽然是把水果刀,但你要是用它来杀我,肯定杀得死!”他木然了一下,仿佛没有反应过来这话什么意思,接着又用他们这个行当最惯用的语气问我:“你想怎么着?”我告诉他:“我想怎么着?你看看你什么态度?你对我这态度,你还想我对你怎么着?”

那一刻,我忽然感到,自己从未象当时一样热爱自由,哪怕是在那些被监禁的日子里,也远远不及。尽管我明白,坐上他们的车,监禁的日子,正步步向我走来。然而自由,那令人敬畏的强大力量亦在彻底解放着我,过去几年以来,她渐渐打开我的内心,直到那一刻我对她完全敞开。我不再恐惧,不再试图为自己这一去假想一个轻松的结局。而在过去,每当面临此境,我都会一厢情愿地幻想,此一去老天保佑,不要太过于严重。然后为自己假想那些轻松的结局。萨哈罗夫先生曾经说过:“自由总是最先解放那些最热爱她的人们!”请你不要悲哀,认为自由离我们这片土地很远,认为我们的人民并不热爱自由。请让我告诉你,我就是人民,并深深地明白自己对自由的热爱究竟何等之深。

如果杨天水先生知道,他会感到欣慰的。

让我带你,
历尽故国的秋天。
趁着寒霜初降,
趁着黄草未衰。

我珍惜我的运动,即便没有能力为之做出多么巨大的贡献,但我绝不会去伤害它。就象自己心爱的姑娘,也许我没能力为她谋求巨大的幸福,但我会万分珍惜,决不做任何令她受伤害之事。

请不要说这不是你的运动,若是没有它,没有持不同政见者们的努力和牺牲,迫害此时也许正降临在你的头上。在一个专制社会里,专制者的统治权威越弱,人民所需承受的苦难就越轻。是数十年来,持不同政见者们一代一代的顽强挑战,也因极权专制制度自身内部相互残酷倾轧的天性,令今天的统治者再也无法树立高度权威,要想坐稳那高高在上的宝座,他们必须一步一步放松对人民的钳制,以安抚人民,将我们稳定在各自的小生活中。因为他们再也无法象毛泽东一样呼风唤雨了,在毛时代,毛泽东利用人民的力量来消灭异己,自己却稳坐钓鱼台。如今,这种力量稍有升温,其矛头所指极有可能不再是统治者的异己,而是统治者自己乃至整个统治阶层。是持不同政见者们看似蚍蜉撼大树般的挑战,多少人昂首走进苦难的历程之中,才有了今天这相对不那么糟糕透顶的世道。

一个怪物再怎么强大,我们若去主动挑战它,它必然要渐渐疲惫受损,这挑战坚持不懈,则其怪自败。我们若是不反抗而任它蹂躏,那么它给我们带来的伤害会远远大于去反抗,而它却毫发无损。当这个怪物伤害我们的时候,它若是觉得我们可以随意蹂躏,则蹂躏将永无休止,日甚于日。若它明白将遭来反抗,那么即便它能够扑灭一次次的反抗,它也将有所收敛。这个怪物同样面临无数难题,它从自己的地盘上收集能量、需要充电、需要喘息、需要享乐、需要安排每一步都行程、需要蹂躏我们给我们带来恐惧而放弃抵抗它的念头……它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仅仅它所面对的各种难题之一。你若不去挑战它,那它就可以按照自己既定的计划安排一切,它将永远是一台强大无比,充满能量的机器怪兽。而你若是主动反抗,则它想要进行收集能量、充电、喘息、享乐等等行为时会不得安宁,总是需要分心应对挑战。尽管每一次挑战都看似被它轻松化解,然后那些反抗者因之大祸临头。但这些挑战扰乱了它正常的生理节奏,只好日复一日渐渐疲惫衰老,直至最后死亡。

在很多地方,政治警察们曾试图和我辩论,这种辩论并不对等。一边是我在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另一边是他们在“例行公事”。他们口中所言并非心中所想,而我却是。因此,辩论的结局可想而知。到了最后,他们往往只好说:“不管怎么着,你必须承认共产党也在进步。换了文化大革命,一万个欧阳小戎也死了。”我告诉他们,这后半句我承认,并对他们讲了一个我从别的政治警察那里听来的故事。

有个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每天除了混工分之外,什么也不知道,亦什么也不管。那时出工的田间地头,插有带毛泽东头像的宣传牌,大队干部所谓“请毛主席来视察”。正出工间,一阵风吹来,宣传牌摇摇欲坠。这位农民先生急忙向宣传牌奔去,想要扶住它,口中一边喊:“毛主席倒了!毛主席倒了!”他当场被逮住,然后立刻给他开了一个批斗大会,以后每次运动一来,他都是被批斗的对象。不久,这位农民先生被批斗死了,他的家庭也因之成为被克扣口粮的对象,因为吃不饱,家中好几个孩子被饿死。

六十年前,一伙强盗闯进我家门,并霸占了我的家,给我的长辈们带上镣铐枷锁,稍不如他们所愿,或者他们心血来潮,便有断头之灾。如今这伙强盗继续霸占着我的家,只不过把枷锁镣铐换成麻绳,杀头换成监禁,如果我足够奴颜,甚至还可能赏我一点蝇头小利。因此,这些强盗就要我对他们感恩戴德。发他的春秋大梦!这是我的家园,除非强盗们滚出我的家园,并在滚蛋之前跪在我先人的灵前乞求忏悔,否则,我将抗争到底。不然,我何以在每年清明和中元,在坟头或是香位上见我泉下先人?

也许你身在这场漫长的民主运动之外,但她同样是你的运动,你在从中受益。专制制度必有终结之日,因为无论怪兽如何放松钳制,没有真正的自由,人民总是不会满足。人民中会走出一代接一代的持不同政见者,去挑战它的统治权威。而自由来临的速度,取决于我们是否懂得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民主运动,这种珍惜是我们努力和团结的源泉。自由不会从天而降,更不靠权贵们的恩赐,从天而降的是雨雪,权贵们扔过来的,只可能是狗骨头。她靠你我一点一滴的血汗积累而成。如果我早生十年,几乎可以断言我已进了监狱,但是十年之后,社会正在悄然变化。我在享受着前人血汗和苦难换来的成果,当然,你也同样。因此我们没有理由不去珍惜。若懂得,那我们就有机会在新的专制王朝诞生之前,实现我们这个古老而又迷惘的国度那已孕育了百年的自由之梦,这片土地上将站立起一个民选的国家:你的国家,我的国家。若非如此,那我们将跟不上王朝更替的速度,这个国家迟早将被那轮回了四千年的悲剧宿命推进深渊,战火和迫害的洪流将重新淹没我们的子孙后代甚至可能就在我们来不及死去之年。这是你的运动,我的运动,我们无数受害先辈在天之灵的运动,我们孩子的运动。

有时我会感到,自己一生就是个奔波的命运,因为只要我一踏上旅途,无论长短,都会精神抖擞,感到自己内在充满力量。而当朋友们希望我在哪里静静住下来,反而会觉得怅然有所失,进而无所适从。因此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坐上我的火车扬长而去。我的朋友黄燕明先生,感谢命运让我与他相识,并有与他同车共济的美好回忆。你知道吗?那是多么美好的幸福?把政治警察全都抛到脑后,与一知己之士云游四方,拜访那些素未谋面却又心仪已久的人们。那时候我们是彻底自由的,我们俩坐着火车绕中国兜了半圈。那年我三十岁,他四十八岁,不过路上的人们常常认为他比我更年轻。我喜欢这样一位旅伴,英俊、彬彬有礼、志向远大、思想深刻、明鉴秋毫……一九九五年,他参与了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的组建,然后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拉横幅和撒传单。那一年他三十五岁,正是黄金年华。当我和他肩并肩坐在火车上,看着他在我身边打盹时。我会闭上眼,想象着他当初从贵阳千里迢迢去向北京时的情景:三十五岁,还很年轻,以他现在的相貌推测,当时他看起来应该只有二十出头。火车轰轰向北,白昼、黑夜、隧道、车站、山岭、原野、长江、黄河。此一去必是有去无回……我也曾有过这种有去无回的感觉,那时我和一群农民乘坐一辆农用汽车,沾他们的光,不用掏路费。当那一去难返的感受袭上脑海的瞬间,泪水在晨风里被蹦跳的车轮颠落。但那一次我并没有真正地有去无回,而他却是。他去了广场,撒下传单,然后是五年黑狱。民主党贵州分部是中国公民第一次公开组建反对党的尝试,先行者的命运可想而知。这些来自贫瘠高原山区的人们,成了中国最后的反革命。在他们之后,《刑法》第一条反革命罪被改成了臭名昭著的第一百零五条煽动颠覆/颠覆国家政权罪。实质没有变,换了个名称。从此反革命这个名词从共产党的教条里寿终正寝,然后,无数民主制度的支持者们兴高采烈地以“反革命”自居。

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是《诗经》,我在路上带着她,尽管有些篇章我可背诵,但我还是喜欢阅读而不喜欢自己背诵。黄燕明先生在我身边打盹,深沉夜幕在窗外无穷无尽地掠过。我翻开我的《诗经》想要读几句。要么“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或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但是我感到双眼迷离,仿佛什么也看不见。目光落在书上,思绪却不知在哪里飘荡。书上的诗行似乎变成了甲骨文,那是三千五百年前便写下的命运。甲骨文我一个都不认得,但我识得命运。那诗行这样写道:

不孝完淳去也,
翻开是两行热泪。
卿卿意映如晤,
合上又多少柔肠?

我一惊,定神过来,我们不会有去无回,至少这一次不会,只是探亲访友而已,若是探亲访友都会有去无回,那么命运啊!让我去做半个,要么四分之一个,或者万分之一个林昭。再看一眼手中的书,正好翻到“燕燕于飞……”自由,多美好的自由,若是再没有政治警察,带着新婚的妻子,燕燕于飞……

他正在进行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叫做《民运家谱》。从古至今梳理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反抗历程,这个计划令人敬佩。但以我个人的看法,似乎多多少少显得有些勉强。因为虽不可否认其中存在的传承关系,然而中国古代的书生、文人,和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还是存在明显的分野,并不能等同于同一类人。当然,这是个值得探讨的论题,不过无论你对此持有何种观点,都不能否认:梳理数千年来这种为认知而反抗的行动中,源远流长的传承关系,其中深刻的意义所在。

这部《民运家谱》,在洪哲胜先生主持的《民主论坛》上连载。洪哲胜先生是台湾异议人士,年轻时被迫流亡美国。当台湾实现民主化之后,又拖着老病之躯,全力支持大陆的民主化。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没有周末,没有休假。刊物所涉及的一切事务,莫不躬亲为之,生怕浪费了一个小子儿,从而亏欠了作者的稿费。中国大陆的异议人士们,从《民主论坛》处受益无数,但是坚持了十年后,《民主论坛》还是令人痛心地因财政原因被迫停刊。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每一位曾为《民主论坛》撰稿的人,都亏欠着洪先生的情义。”他与我们本毫不相干,他的理想——台湾的自由,已经实现。他完全可以回到自由的台湾,或者是在美国逸享天年。但他却把自己的老命又搭进大陆的自由这一更加漫长的巨大漩涡中。

洪先生行事从不拖泥带水,在我为之撰过稿的各种刊物中,《民主论坛》编审效率最高,稿一投出,往往十五分钟不到便有回复;编辑部最精简,有时仅有洪先生一人之身扛起整个刊物;稿酬发放最及时,且从不拖欠。除了投稿相关的问题之外,如果还有其它问题想要向洪先生请教或者求助,他同样以我所见识过最快速高效、最热情、最符合自由原则的态度以予支持。

我与他年隔四旬,交流起来却全无困难,通信中,他的言辞孩童般充满顽皮。让人难以置信,一位花甲老人,每日无休止地重复着无数琐碎却又令人头疼不已事务,仍然时刻保有一颗顽童般天真乐观的心态,这是一个奇迹。我相信,只有自由那伟大力量,才能造就这种奇迹。

就象大陆有很多繁体字的支持者一样,在台湾,也有不少简化字的支持者。洪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念书时曾经自己发明过一套简化字。由此你可以知道,他是位天才,这不足为奇,他十八岁时是中华民国全国联考(相当于大陆的高考)理工类第一。不要以为台湾弹丸之地,大陆人口六十倍于台湾,联考冠军不足为奇。大陆考生若能考个万人之冠,到了台湾,恐怕百人之中,也排不到首位。在这一点上,除了蚌埠市的头号反革命分子张林,鲜有人可以和他相比。张林在八十年代初参加高考时,政治考了个不及格,但仍是安徽省第二名。若不考政治,他恐怕会是大陆的全国第一。

我问他:“哇噻!你是不是象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自己发明一套文字让密探们看不懂?”

这想法显得有些诗化,发明简体字,是为了记笔记方便。也许你不太了解民进党人是何等形象,那么请让我告诉你,洪哲胜先生就是民进党一员。“我是个河流工程师,”他说,“要不是因为年纪轻轻参加民主革命,我会是亚洲最好的河流工程师。那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沿着长江、黄河来回地勘察,一粒沙子一粒沙子、一滴水一滴水地了解熟悉她们,我一定会是她们最好的朋友。”

“先生,现在你就是她们最好的朋友,等大陆自由,我们接你过来,到时候你就可以见到她们了。”

“也许,那时我可以重操旧业。”

“我可以给你打下手,我还可以写很多诗。”

“是的,我们用脚走……”他说了半句,然后没了下文。也许又为编辑的事务操劳去了。

黄燕明先生坐在我身边,我们准备一路同行,绕它大半个中国。他目光望着窗外,也许又在沉思他的《民运家谱》,要么想起十三年前,沿着同一条铁路北上时的情景。武昌城已退到身后,百年前,这里的枪声惊动着数千年的专制长夜。长夜犹自未醒,你我脚下的道路,早在百年前便已命定般铺展开去。在没有踏上之前,你也许会觉它难以承受,而你每往前踏出一步,都会愈发觉得自己身似离弦之箭,命运那强大的力量在背后推动着你,按着祂早为你设定好的方向,不可回头,不得偏离。你的一生,将换得自由一箭之程。窗外,长江滚滚,沿着他的目光向东逝去。我曾住在长江尽头,另一头住着一位姑娘。如今一切恍如过眼烟云,更似如斯逝者。江水雄浑,太平洋在远处召唤,由是江流千古。向东穿过太平洋,那是花旗国,一个自由的国度。年迈的洪哲胜先生住在那里,眼前这流向天际的江水,是他少时梦中最好的朋友。他对我知遇知恩,我永远不敢忘记,就象不敢忘记脚下,长江正东去不休。

你呀,你呀!
别再孤独地在窗外飘零。
来我掌中融化,
我早为你
准备下一捧赤诚。

“汽车穿过北国的原野,秋深了。车上拥挤,却没有多少喧哗,人们脸孔灰暗,愁色沉淀在眼底,仿佛已经数十年。李海在我身边低声诵着佛经,天有些冷,夕阳从斜后方透过车窗投在他肩膀上,我们要去找李金芳,她正为我们精心准备着晚餐……”

我的老师李海坐在我身边听我念叨着这些句子。“象普希金,”他说,“平静、毫不用力、没有词藻、没有修饰,却让人感受到平淡表面下头深厚的情感。”

我喜欢和他讨论一些艺术、哲学和宗教问题。他是个所谓“用嘴巴来思考的人”。当他不想动嘴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有什么过人之处,他也很少动笔作文。可是只要你把话题挑开让他进入状态,他那不可遏抑的、极度饱满的热情将带着他的思绪滔滔不绝,数十年来思想精华仿佛倾巢而出。甚至不用你插嘴与他对话,他可以自己一个人极其专注地说上几个小时停不下来,并且既深刻无比又精彩绝伦,堪称大师。

有幸一睹此景的人并不多,我非常幸运地成了其中一个。他极少进入状态,人们喜欢打断他,而不是听他说什么。

李海先生生活极度节俭,穿着打扮,给人第一印象就是个地道的苦行僧,如果有朋友送他什么礼物,大多会选择衣物之类。有一天,我俩在路上走着,准备去乘地铁。迎面走来两位知识女性打扮的中年女士,其中一位忽然喊他的名字,将他叫住。我在不远处,听不清他们说什么,只隐隐感到那女士看他的眼神中,似有悲喜交加之色,那是一种想要体恤却又不知该如何表达的神色。他们告别之后,我问:“你们莫非曾经……”他答:“老熟人,多少年没见过了,我在中医学院时候的同事,当时曾经有人想撮合我们。”

他曾是北大的硕士,又在中医学院即现在的中医药大学教过几年书。后来,他成了政治犯。在异议人士中,他以替他人不辞辛劳奔走效命著称。有时候连续好几天,从早跑到晚,为帮助外地来京的人找个合适的住所。他胃口很好,我时常见他煮一大锅面条,甚至连盐都不放,连带面汤唏哩呼噜吃下肚子,当作一天的能量。有一次我在他锅里发现了上顿未吃完的一些面条,连汤带水烂成稀糊,锅中一股馊味。于是我把面条倒了。他没有找到他的面条,对我点头赞许:“你把面条吃掉了吗?”我说我倒掉了,他脸上闪过一丝遗憾,又立刻收住。我连忙补充:“我闻到一股馊味……”他答:“我放过醋。”

他家中备有速冻水饺,那似乎是他最高级的食物,专门用来招待来客。我从没见他浪费过一点粮食,仿佛粮食是他的情人。我问:“这东西我吃不下,你是怎么做到常年吃它的?”他告诉,他就喜欢这样吃,从小就喜欢,一锅面条,有时放点醋或者番茄,有时连盐都不放。“我觉得很好吃,从小到大,一直觉得它好吃。”他说。类似的问题,他都做类似的回答。比如他说:“我就喜欢穿胶鞋。”“我最爱便宜货,买一个便宜货回来我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李海先生是我真正的老师,也是我这一生所遇上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我异议生涯的开端,是在二零零五年为洪哲胜先生的《民主论坛》撰稿,但那是一个象征意义上的开端。我的异议生涯,其实质意义上的开端,要从与李海先生熟识开始。他从未对我说过一句会让我对他肃然起敬的话,也从未对我做过一件可能令我将他牢记在心的事,从来没有“教训”过我一句“你应该如何如何去做。”如果他做了某件事没有如你所愿的事,那么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地指责他,因为人们不用思考,就能凭借潜意识知道:无论如何指责李海,他都不会因之心生芥蒂,仍然会一如既往地在你需要的时候帮助你。正因如此,我对他的敬意更甚。他总是在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给我送来帮助,且仿佛那些帮助本该就是我所应得的,没有他,也同样会从天上掉下来一样。

我明白了自己过去三年的经历是何等荒唐。过去的三年中,我为自己的选择感到无尚荣光和自豪,我为自己从一个碌碌无为的小职员瞬间变成一个反抗强权的志士而自豪,我以为自己已经和自己的过去决裂。当回头想来,不过如同儿戏一般,我并不明白什么叫异议人士。在我软弱的时候,我反而认为自己是坚强的;在我糊涂的时候,我反而认为自己是聪明的;在我犯下过错,甚至违背常识性原则时,我反而认为自己是高尚的……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我明明不过是在玩着小儿科般的游戏,却自以为自己是个英雄。

“我和你一样软弱,一样糊涂,一样地行了许多阴暗的事。”他说。“那是因为你的处境还不够严酷,所以你在潜意识里还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力全部调动起来。”

我听说过很多异议人士对我讲述他们在狱中的经历,而李海先生却对此几乎只字不提。我唯一能知道的,就是没有人因他受牵连。良乡监狱的九年,也许比秦城和二监的十余年还要残酷。出狱几年之后,他仍然时时头晕;因记忆受损,什么都要用笔记下来,以至于到处写得密密麻麻;长时间以来,睡觉不亦能见光,不能上床,只有在地铺上才可以入睡……这些仅仅是一个外人能观察到的,真正的感受,只有他自己知晓。

有时候他和胡石根先生相对而坐,那是一个令人百感交集的场面。十七年后重新聚首,早已物人两非。一个头发依然乌黑,却面色晦暗,血色全无;另一个面色时常绯红,似热病初发,而满头俱是北国初雪。

他们在九十年代初便已熟识,1992年,胡石根因组建红中国第一个民间反对党——自由民主党,被投入北京市第二监狱。当年李海是组党举动的坚决反对者,但是李海也未逃脱专制魔爪,胡石根入狱三年后,他亦步老胡后尘而去。这是一个异议人士们不可逃避的宿命,反对专制本身,就是天大的“罪过”。你若是热爱自由,便会驱动你去做出反对它的举动,于是命定的结局便无可逃避。只不过有些是显而易见的,而有些,是未知的。当你为自由事业努力奔走时,你也许来不及考虑后果,然后当你做出反对举动之后,才明白一切已成定局,命运已无可逆转。当年李海先生清晰地知道组党行动的后果,因而坚决反对。但是他可以反对组建反对党,却无法阻止自己去为政治受害者们奔走效命,于是他,也会落得一个和老胡一样的结局。

十一

你在冰河下呼唤,
你在腊梅香里萌发,
你已来到洁白的田野,
年年岁岁,
你为我送走王孙。

我爱北国的冬天,纷纷扬扬一夜之后,这茫茫尘世,宛若一夜之间便被洗得干干净净。那时思绪变得柔和深远,没有躁动,没有喧哗,所有的热情都将沉淀得清澈见底。

有心疼我的人对我说:“你是个写诗的,不好好写你的诗,来掺和什么反革命?”我已重复过许多次,“写诗的”这个头衔太重,我担当不起。退一万步说,即便我真算得上是个“写诗的”,那么自由需要诗人,诗人则更需要自由。反革命这个群体,并非很多人心目中那种所谓“搞政治的”。只有共产党才“搞政治”,我们反革命不“搞政治”,我们追求的是活出真实的人应有的自我,让认知和行动结成一个完美的整体:我们的认知督促我们去行动,而我们的行动从不僭越我们的认知。这个群体非但不是政客的群体,还力图将政客的思维方式根除出去。这是农民、工人、商贩、实业家、作家、律师、学者、教师、记者、警察、军人、艺术家、宗教僧侣甚至共产党政权内的公职人员(真正的公职人员)组成的群体,只要你认同普适性的价值观并愿意遵从此价值观为这个国家的公共事务聊尽薄力。

作为“诗人”同行,我最蔑视的一个家伙是马雅可夫斯基。古今中外,能将马屁诗写到极致的,恐怕只有这位老兄。但是我却喜欢他的一段诗,虽然我无法领略俄语的美感,但我仍旧喜欢。那段诗里大概描绘了一个场景。说是粮食短缺的日子里,他在风雪中步行十多公里,敲开一位姑娘的小屋门,为这位长期吃不上水果的女孩儿送来一点胡萝卜。

这表面的场景虽然很美,如果马雅可夫斯基是个农民,胡萝卜是自己种的,那当然很美。不过极少有人会联想到这场景的背后:布尔什维克在四处杀人,实行残酷的余粮征集制。农民家电余粮是用来过冬的,抢走了余粮,农民就要饿死,在俄罗斯,冬天没有粮食,其后果可想而知。农民如果反抗,就是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反动匪帮。于是农民被枪杀,粮食成了从匪帮那里缴获来的战利品。如果农民把粮食藏在墙洞里,那么布尔什维克就扒掉房子,从废墟里翻出粮食,于是农民又变成了私藏粮食,破坏伟大领袖余粮征集路线的反动富农,结局亦是被枪杀。马雅可夫斯基用来泡妞的那胡萝卜里,不知包含了多少人血,伟大领袖用来作为他写马屁诗的犒赏,然后他拿去泡妞。

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人祸,象共产主义这般,仿佛地球表面裂出一个巨大漩涡,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拖入火海,数十年间,全球至少已有一亿两千万人因共产主义之名丧生,受迫害者更是不计其数。全球的共产主义国家都分为两个阶层,一个阶层占据人口的95%,他们饱受迫害且看似永无出头之日;另一个阶层占据人口的5%,他们专以迫害他人为业。而在这5%的人内部,亦是残酷地相互倾轧,他们之间的你死我活,比他们对待那95%更甚。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切常识性的逻辑皆被摧毁,这种看上去匪夷所思的悲剧居然能够发生?它超出了一切常识所能解释的范畴。于是只能推断:这些土地,这些民族遭到了造化的诅咒。

我愿意去寻找溶解这诅咒的圣水,那便是自由,你我的自由。因而,我走上这公开持不同政见的道路。在我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在这道路上行走;在我之后,还会有无数后来者。那其中也许就有你,当寒霜或者温暖的雪花在原野上降下,我在拐角处等你。就象我的老师胡石根,在拐角处等我。

我曾吃过他给我煮的面条,煮得很简单,却非常好吃。我不禁称赞:“胡老师,想不到你居然还有这手艺,也就看见随便张罗几下,就能做出这么好吃的面条来!”但他仍就觉得对我有所亏欠,脸上微微露出憨笑。他的憨态和我不同,我一眼看上去就是副憨相,而他看上去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只有当他咧开嘴唇,双目注视着你的时候,你才会发觉,他正不知所措。我望着他雪一般的头发,心中滋味不知该如何描述。我的英雄,我的老师胡石根先生,他在这漫长自由之路的拐角处等我。可当我来到这拐角处时,他已是满头雪白。

“他们说我白头发不好看,要我去染成黑的。”

他属马,我也属马。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记载里,有一匹最好的,叫“蹄雪乌椎”。我的老师胡石根,他历经磨难,修得乌雪之身,而我,还有很长的道路。

我们也曾沿着夜幕,穿过漆黑寂静的胡同,想要到马路边去找碗面条吃。路旁青砖的高墙,仍然没被拆去,那些高墙曾经是前清时的拘役所,他轻轻扶住我。当他的手触及我臂膀时,我忽然感到,这北京城的夜幕,从未象那一刻一般深沉过。

李海曾经对我说:“反抗有很多种,在夜幕最深沉时候的反抗是最艰难的,老胡他们当初的举动就是这样,因为他们根本连一线希望也看不到。那是最可贵的反抗,就象林昭,没有任何可以寄托的人,没有任何出路……”

整整一个冬天,北京几乎没有下雪。因为温室效应太过于严重,城市上空盘踞着一个二氧化碳的堡垒,水气想要靠近异常艰难。我租住在昌平郊外的一个农民家里,北京虽然不会下雪,但昌平仍有可能。但是我等了几乎一个冬天,雪还是没有来。一天,夜来寒气逼人,浑然不觉间,世界变得异常宁静,除了聊聊几声狗叫,仿佛天堂一般。我是一个公开的异见分子,我明白这一生的前途。但反革命也有权去追求幸福,我甚至觉得幸福马上就将降临在窗前。我会有一个爱我的妻子,在一个窗户朝阳房间里。我将象珍惜我们的自由之路一样珍惜她,我有权去追求这样的幸福。

正发愣间,窗外似有某种异样,于是我把脸贴上沾满水汽、冰凉的玻璃窗。才二月,这么早就飘杨絮了吗?今年春天来得也太早了吧!忽然,我反应过来:那不是杨絮,是雪!急忙推开窗户,把手伸出去,比我十七岁第一次见到她时,更加晶莹湿润,更加温暖,更加轻盈。

次日清晨,野地里已经白茫茫一片。我穿戴整齐,背起我的破电脑再次上路,脚下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吱吱声,仿佛每踩出一步,自由,那世间最柔和、最优美的女神,就在大地深处为我击掌。田野、树梢和屋顶上,阴霾皆扫荡无痕。我要去找我的老师胡石根,心中充满幸福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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