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生是恒河岸的菩提，
来世是落基山的苍鹰。
问我还余下多少羁绊？
悄声——
在黄河北岸
——
我正为你祈祷着
一阵春雪。
感谢造化的垂青，我来到你的世界。于是我的眼神变得如同明天一般热烈，象你多年以来一直企盼的那般。当清晨梦幻般展开时，阳光从南中国海到西伯利亚，沿着地表弧线，开始吞没我们的远东。黄河以北，田野上轻霜消融；在这巨大圆弧面前，长江分外纤弱柔和；甚至海峡对岸，那仿佛另一个世界的台湾——那个被意识形态的鸿沟隔开，被宣扬得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敌国都更加充满敌意的海岛上——那些与我同文同种的人们，亦如此之近，仿佛从未分开。一座座城市从黑夜的废墟里凸起，开始喧闹，使人闻到了早班公交车的尾气。我多想触摸它，在光影交错的早晨，那上帝之手绘成的弧线，一切沿着它的目光醒来。你忘了这是哪里么？是我们秋海棠的国度，沦陷在一个甲子之前。当你在无人的深夜里独自轻声呼唤，如西文里那个光辉灿烂的词儿：Fatherland！
我们曾经宣称过自己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整整九十九年前。要知道，当亚洲的第二个共和国出现时，已是三十多年后的事。回首望去，再环顾四周，你会发现，在这被称为“日出之所”的广袤大地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不依仗外部力量，凭借自身能成功获得自由的先例。莫非这是属于整个东方的悲剧？我们总是被自己土地上诞生的君王和领袖们奴役，却要依靠其它力量来解放自己？
Liberta，诸如此类动人的词儿，似乎总是来自西方。远看大气磅礴，近看柔和优美。当然，我们可以不去执著于东方或西方，背上行囊。我无比地迷恋这种生活，至今亦然。许多远方的朋友在等待着我，他们散布在这个国家的各个省份，各个城市，淹没在茫茫人海中，毫不起眼。然而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承担着一份沉重的命运及责任，无论浮沉，那命运和责任都不可逃避地落在肩上，连同这国家的命运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网，幻想着白昼与黑夜交错的早晨，所有的星辰都在漫天无可名状的喜悦里变得黯淡。我是这小小一群跋涉者中的一员，有一顶共同的帽子，叫做“反革命”。我愿意千里奔波，仅仅为了见他们一面，并希望因我的到来而给他们带来愉悦。你想起泰戈尔的诗行了么？
世界上一队小小的漂泊者啊，
请留下你们足迹
在我文字中。
路费不足的日子，我有时会在夜深人静时陷入某种莫名的情绪中。譬如说：我会想起一位叫朱虞夫的人。他比我大二十六岁，在杭州乃至全中国的反革命中，其人皆可谓翘楚。我会回想起和他初次见面时的情景，那时秋天还没有变深，我背着行囊走在杭州城内云居山的山道上。一个身材高大、面色黝黑，象是我故乡云南康巴人模样的汉子站在我的路上，手里端一个和他脑袋大小相似的茶缸，用带有明显杭州口音的普通话问我：“请问是欧阳小戎吗？”我惊异，居然有长成这般模样的杭州男子，在我印象中，杭州男子应当白净、清瘦而又彬彬有礼。这个康巴人究竟从哪里冒将出来？林间斑驳的阳光落在他眼镜上，透过眼镜，我方才触摸到了那阵若有若无的杭州气。于是连忙把手伸出去，问：“您是……”
“你估计一下吧！”
我笑了：“从这握手的力度来看，你应该是老朱。”
他抓着我的手抬头哈哈大笑，连称“有缘”。原来他知道我的消息后，便在那条路上等我，尽管我们先前从未谋面，甚至连音讯都没有互通过，但他仍旧从那山道上来来往往人群中一眼认出我来。
你觉得神奇吗？在我们持不同政见者之间，拥有互通灵犀的本能。除了持不同政见者，很难再在其他族群中上演这出剧本。我们有时会以一个公民自居，虽然现实非常无奈：我有时我们想要去尽到一名公民应尽的责任，并暂时将争取公民权力的事业放在一边，然而我们却仍旧仅仅是个屁民。当青海发生地震时，他们禁止非政府组织前往灾区救援；在地震中，喇嘛救人是政治，只允许报道军队救人，不允许报道喇嘛救人；当雪灾来临，无数打工者滞留广州火车站时，他们驱赶了那些在火车站上想要搭建临时医务站的人们。不是我想要讲政治，相当多的持不同政见者们仅仅是想要过上人本来应该过上的正常生活。但党认为这一切都是政治，讲道理、讲人性这些全都是政治。党把他们全部赋予了政治含义，并且规定只能按着它的要求去讲这些东西。它们全都是党的政治。
尽管被剥夺了公民的权力，并连去尽公民责任的资格都没有，我仍旧坚信，我们是一群公民。此公民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公民，这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公民，只有“干部”与“群众”、只有“领袖”与“敌对分子”。若以公民而论的话，我相信我只有可能是那个未来自由中国的公民。那个残破的秋海棠国度里的公民。这个自由的中国实际上早已降临，并重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上，我们持不同政见者与现实中国统治者之间的争端，实质上是两个国家之间的争端。毫无疑问，人民更乐意生活在我们所来自的那个国家，而非共产党中国，在那个国家里没人再敢冒犯我们作为一个人与生俱来的种种权力。共产党中国依靠它的强权，而自由中国，依靠的是信念和热爱。由此不难解释为何我与朱虞夫可以素昧平生便一见如故？在那个自由的国度里，我们早已结成莫逆。
有时我站在地铁的扶梯上，看着地铁站里熙熙攘攘的人流，觉得异常孤独。如果我告诉他们：“我愿意为你们的权力和我自己的权力抗争到底！”他们八成会闻之变色，四散逃开。在这个国家里，人们可以不惧怕豆腐渣的校舍、三聚氰胺的牛奶、地沟油的火锅，不惧怕环境恶化，家园被毁，不惧怕子孙后代被沦丧的道德所迷惑……却惧怕面对国家机器朝他们瞪过来的一个眼神。我有一位女性朋友，她的手袋被盗，好心路人帮他抓住了小偷，夺回手袋。后来警察来了，她在警察面前瑟瑟发抖，仿佛自己才是偷了东西的一样。我甚至认为在那个时候，她宁肯把手袋重新交给小偷，然后对他说：“你走吧，只要别把警察招到我面前来就行。”
我从没责怪过她，对人民而言，国家机器是恐怖的象征。因为人们根本不知道它究竟会对自己做些什么？在我小时候，大人们会这样吓唬我：“再闹！再闹让公安局的来抓你！”用妖怪、鬼或者猛兽来吓唬我们小孩，那并不十分可怕，可只要一听见“公安局”三个字，便会立刻魂飞魄散不敢动弹。这是一个恐怖的国家，而我们的同胞往往身在其中而不觉，并自认为这个国家十分幸福，直到有一天他们明白：自己之生在这个国家的目的，仅仅是为了供有权力的人践踏。那时他们相信，这是一个恐怖的国家，并且这个国家里毫无幸福可言。但是，其他人仍旧觉得自己非常幸福，并会将他当成不可理喻的异类。六十年三代人，恐惧已深入骨髓。有时当我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坐在街边马路沿子上，望着车水马龙的道路，心中感到异常安宁：在这个城市里我不认识任何人，亦不可能有任何人认识我。孤独，多么美好的感受。然而我却并不甘心于此，我的朋友康玉春先生，他是位精神科大夫，一般医生或多或少会有些洁癖。有一天他对我说：“小戎，你身上有股民工味。”语气中暗暗流露出些许惆怅。在他眼中，象我这样一个所谓的“诗人”，应该出没于酒吧、咖啡馆、各种派对或是展览会，身着考究的衣物并傲气凌人地谈论着艺术和哲学。我并不这样认为，第一我不是一个诗人，一个人的诗歌单纯地依靠其审美价值，能够流传后世，这才能称为“诗人”，因此我充其量是一个爱诗的人。第二，一个人常常出没于酒吧、咖啡馆、各种派对，只能说明他爱酒吧、咖啡馆或者派对，并不能说明他爱艺术，只有投身于艺术创作并愿意为之舍弃诸多羁绊，才能证明他爱艺术。因此当诗歌与咖啡馆、酒吧之类不可兼得之时，一个爱诗的人一定会舍弃后者。
于是我回答他说，这是我的荣耀，这说明我中国为数最多的劳苦大众站在一起。这只是一句玩话，一个人身上有了民工味，压根也不能证明他和民工们站在一起。只有当他切实地为民工们的利益作出努力和牺牲时，才能证明这一点。你可以不喜欢民工，认为他们又脏又臭、满嘴粗话，甚至还有一些盗窃、殴斗之类的勾当。但若处在他们的位置，你不见得能比他们强多少，至少不会比他们优美多少，并且你极有可能吃不消那个苦头，亦缺乏互助。
我并不希望自己身上有难闻的气味，至少不希望被别人闻到。但我得背起行囊上路，既不做飞机亦不打出租，更不住星级宾馆。我必须用手上那些有限的钱走尽可能多的地方，我必须容忍自己身上有难闻的气味，即便被人闻到亦欢天喜地地对待之。
也许是我孤陋寡闻，康玉春先生是我在中国大陆见过的唯一一个，不是想方设法从病人那里抠钱，而是想方设法帮病人省钱的医生。（除了中国大陆的医生，我也没见过其它地方的医生。）可惜他是位精神科医生，而我自认为自己并没有精神病，充其量有些心理不健康。否则，我这辈子看病就不必太过于发愁了。
一天夜里他对我说：“小戎，要是我死了，你不要在任何人面前再提起我，让他们都忘了我吧，在李海面前也不要提。只要你一个人记得我就够。”我说：“放心吧，不会有那样的事，我会比你先死。我活到五十岁就差不多该去了，而你至少可以活到八十岁，你是医生，你知道怎么保持健康，而我太敏感，我的命会比你短许多。”
同样的话，有许多人对我说过。我的回答都类似。譬如我的老师孙文广先生和范子良先生，他们皆已是古稀之年。本当安享天伦，却尤自鞍前马后，为自由事业不辞辛劳奔走效命。如范先生所言：“我老了，别的干不来，给年轻人跑跑龙套，倒或许还能胜任。”这位老先生湖州人氏，面色白净，话语柔和，眼神中一团和气。我猜测他年轻时一定是那种越剧里温柔体贴的江南小生形象。他并不在意去每天都做那些不起眼的琐碎小事，反倒是乐在其中，大概是想要以此表达自己对自由事业的热爱和对自由未来的渴望吧？
作为一个群体，持不同政见者们往往被自身或被支持中国民主事业的人们期予了某种理想形象：他们忠贞、赤诚、坚韧；对外充满了无论经历多少磨难都无法摧垮的不屈意志；对内则温情脉脉，象是被某种与生俱来的血脉纽带联系在一起的手足袍泽。当人们从一个以持不同政见者自居的人身上没有看到这一切时，人们会悲观失望，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失去信心。因为一个本该能代表整个社会最优秀品质、令人在惨淡的现实中看到国家未来之希望的群体，亦无法胜其大任的话，那么整个国家将毫无前途可言。诚然，那是一个应该去努力实现亦可能被实现或者部分被实现的目标，然而现实总有这般或那般不如人意之处。就象一株被压在巨石之下的树苗，你若仔细观察它，那么这株树苗无论整体还是局部，都是不正常、不健康的。但正是这棵看似病态的小小树苗，拥有最原始的生命力，终有一天会顶翻头上的巨石得见天日。生命的本能赋予了它不可估量的力量，哪怕它看起来如此弱小，既很难谈得上健康，亦很难看得见一个光明的前景。但不要忘了，这是生命和机器之间的较量。
有时，那种亲痛仇快的感觉会令人摧心，教人扼腕叹息甚至心灰意冷。因此范子良先生会向我叹息这些难如人意之事。那些令人难以启齿的丑事，除了专制当局会一边看着一边偷乐：“不消老子动手，你们就自个跟自个玩热闹的去吧。”没有人会愿意看到它们。但是它们却发生了，不停地发生着。这既是我们悲哀，又是我们绕不开的现实。我们所信奉的价值原则，不可能象当初共产党起家时候那样，以残酷的路线和政治错误的名义进行内部清理。我们只能默认它们的存在，并且似乎到现在为止，数十年来，拿它们毫无办法。
当范先生向我叹息这些事时，言语中十分悲伤。我想方设法试图宽慰他，他却似乎更加伤心：“你还年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你可以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可我是没多少日子可活的人啦！我只希望自己死之前能看到他们好起来，哪怕有那么一丁点人样！”我告诉他：“您肯定比我命长，您能活到一百二十岁！我活到六十、充其量七十，我可以看到的，您一样可以看到，而且比我看到的还多！”
有人认为这调门太过于悲观，或者认为我不过是在说着玩，因为我说到自己并不算长的阳寿是，仿佛充满欣慰。在有信仰的人看来，生命本来就是一个永恒的历程，古来那些追求永生的人都是傻子，永生不必去追求，因为它本就如此。更何况，如果范子良、孙文广这些老先生们能活到一百二十岁，那难道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么？
青春已经离开，
不要悲伤，
明天，
我就会来到你身旁。
原野上飘散的烟云，
吟唱着：“而今而后……”
在鞑靼铁蹄还未渡江的日子，
我们曾经数着更漏，
遥望对岸的烽火。
一切皆难长久，
就连那
日出，日落。
命运的车轮从来不肯停歇，我们所目睹的一切，终将被碾为齑粉。唯有日出，日落……你能够想象么？有一天，太阳系都将不复存在。这太遥远，往生不可追，来世不可求，至于今生，佛爷爷说人可以超出自己生命之外，来看待自己的生命。不过那究竟如何做，我不晓得。我只愿自己一生不渝，至死都如同初见到你的那一刻时一样，处子般地赤诚。我相信那不仅仅是我所需要的，亦是你所需要的，因此我将为你保守，并承受一切可能的代价。
我和康玉春乘地铁到他家里去，天色已晚。他每天五点多起床，赶在上班高峰之前到达医院，因为医生的职业操守里，迟到是严禁的，否则病人来了医生不在，后果岂堪设想？上班高峰之后路上拥堵，时间很难把握，必须避开它。下班之后，他又接了一些编辑活干，每天干到夜深睡觉。如此操劳，早已鬓发斑白。但他这样玩命地工作，却并没有什么积蓄，手头时常告罄，因为当遇上需要为他人数钱的事时，他总是抢在第一个并从不犹豫。
他指着路灯下一条昏暗的街道告诉我：“那时我和李海的最后见面，就是在这里。路上有一辆车和几个人，就在附近，后来我才意识到他们是在路上堵着抓我的，看见李海也在，当晚就没动手，第二天早晨我去上班路上才抓人。”
李海是他在中医学院读书时的老师，亦是他走上政治异见道路之初时并肩合作的搭档。他们曾经有过一个共识，那就是要到全国各地去寻访异议同道。但是命运让他遇上了胡石根，这一生对他影响足以和李海相提并论的另一人。胡石根刚毅的个性、坚如磐石的意志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征服了这位二十多岁的青年，在李海离开北京前往外地期间，他加入了胡石根先生所倡导的反对党建设计划，参与组建中国自由民主党，并成为自由民主党的中坚分子。
自由民主党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以正式身份存在的反对党，自诞生之日起，其悲怆的命运便已定下。当李海从外地返回北京，康玉春已绑在了自民党的战车之上，事态无法逆转。如果他退出，他认为自己无法对自民党的其他同事们有个象样的交代。尽管李海先生千方百计地，无数次想要说服他们放弃组建反对党的计划，然上阵之卒，焉有回头之理。李海亦只能眼睁睁看着一群人被纷纷捉走，在暗无天日的狱中蒙受迫害之苦。
那个所谓的“最后一面”之地，他向我反复提起过多次，仿佛又是喃喃自语。那一天，是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七日的深夜。有一辆车在他回家的路上等着抓他，而他全然不知。
在延庆监狱的墙上，有一条离地面约一米高的白印，连绵数十米。整个延庆监狱里没有人知道那条白印是如何形成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那是因为雨水潲在墙上，刚好能潲到一米高，被雨水浸泡的砖里盐分析出，常年堆积的结果。在那里没有人知道砖里头有一种被叫做“盐分”的东西，更不知道所谓的“盐分”究竟为何物，除了他之外。那里大多是老弱病残的各色犯人，他在精神病队里一直呆到2003年，因为他是安定医院的大夫，所以被放在精神病队里。
多年以后，当年自民党案的诸君皆先后出狱。在一个泥泞的雪天，我想去找他，天色已经很晚，他却仍未回家。“外面好冷啊！我给老胡取钱去了，在路上走了一个多钟头。”那时候，作为自由民主党案第一被告的胡石根先生刚刚出狱，居住地所在的西城区和原单位语言学院所在的海淀区，两边都不愿接纳他，不想让老胡在他们的地盘上落户，相互踢皮球。于是他也就没法办身份证，没有身份也没有工作，老胡需要钱时候，做兄弟的当然义不容辞。
“你的白头发越来越多了。”我说，“鬓角的颜色和去年不一样了。”我知道不该说这样的话，但情不自禁话已出口。
他眉头轻轻垂了一下，紧接着又一弹，脸上一切疲倦和忧郁似乎全都被这一弹抖落，嘻嘻地笑着：“小戎，我要是个女人，一定会爱上你。”
我向后退了半步：“别吓我，女人长成你这样也太吓人了！不过你要是个女人，又长得漂亮的话，我会对你说：‘老康，让我带你走吧。我带你去浪迹天涯，我们到西藏去，我写稿养活咋俩，要是钱不够，就一块喝西北风。’”
这仅仅是一种幻想，而我却总是情不自禁将它当成一种现实。好似自己的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穿梭，一个，是那个梦幻一般的，带着你天涯海角的彼岸世界；另一个，是眼前这残酷的，每一分钟都看似岌岌可危的此岸。当冬天来到我的河上，浮冰在月光下绰绰约约散发着一层雾气。我从桥上路过时，会想象若是你的脸被这冷风刮得彤红时，当是何等情景。这冬天可以让我的河暂时忘记她的忧伤，因为浮冰降临之后，弥漫在河上的臭气亦消逝进封冻之中。阳光明媚的春天并不见得美好，孤独的冬天或者会是一个更好的归宿。我爱这河，尽管她臭气熏天，但她依旧是我的河。在三十年或者更近的过去，她原本是清澈无暇的，自打冰川期结束之后的漫长岁月里，一直如此。但短暂的尘世让那无尽轮回里的清澈，在转瞬间变得物是人非。散发着恶臭的，并不是我的河，而是这无尽的、无处不在的茫茫尘世。我爱我的河，此岸和彼岸何其相似，你走过去，又走过来，不会发现任何的不同。
我想你也会爱上她的，当我站在车厢的接头处，回想着与你相聚的短暂时光。那时我甚至觉得自己触摸到了耶稣临终前的痛楚。弥尼，弥尼，忒喀尔，乌法辛！我多想问那车窗外无尽的田野和将升的朝阳：Fatherland，你为何将我抛弃？我死后的骨骸上，仍旧刻满了对你的赤诚。
但我知道，祂并没有将我抛弃，在远方，我的兄弟们在等待着我。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时，我将得到在这个国度里任何地方都无法得到热诚。那种仿佛与生俱来的血脉纽带将我们联系在一起，就象早在几个轮回之前就已经定下不可更改。我将和他们站在一起，至死不渝。更确切地说，我自一出生，便已是他们中的一员，至死不可更改。
春天，我从济南到临朐去。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那里有我的哥们张铭山，你如果去的话，会是他见到的第一个外省朋友。”于是我背上行囊往临朐而去。他住在临朐县城附近农村，我打通他的电话，他立刻找了一辆小面包车来接我。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也从来没有相互联系过，甚至相互听说过对方的名字，你若问我的到来能给他带来什么？或者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我回答不出，但见他一面的渴望是那么强烈。我有一位朋友有一天忽然找到我，对我说：“如果象你这样的人能有一千个，不用多，只要一千个，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了。我来找你只是想对你说这一句话……”他一边痛苦地摇着头，“十四亿人里只要能找出一千个……”然后他咬着下唇匆匆走了，再也没有任何音讯。我还来不及告诉他：其实象我这样的人很多，而且大多数人比我做得更好。只是你不知道，比如，在临朐，有一个叫张铭山的人……
我听说，当一九八九年，这个年轻人因学运被关进山东北墅监狱时，留着一头长发。因此，在未见到之时，我已先入为主为他设计了一个艺术家的形象。尽管我知道，这二十年来，他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靠在潍坊的工地上做工养家糊口。也就是我们惯常所听说的那种被叫做“农民工”的人。多年的底层生活仍旧让一个人坚定不移地选择公开持有异议，对此，我能想象什么呢？一个比我更加强大的生命形态。也许这就是我之所以渴望见到他的原因。
面包车在我面前停下，我见到的并不是一个艺术家，那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了。这个农民工在家中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招待我，席上只有我们两个人。然后一整个晚上都试图在向我说着什么，可惜我听不懂他说的临朐方言，偶尔能听出那么一两句，却又不知该如何接茬。我只好看着他眼中那充满渴望的眼神，一直在看着，仿佛是在看着一个历经数十年别离的亲人。只有我们持不同政见者才能相互辨别出来的血缘基因，就在那眼神里，那是自由的召唤。就象一股电流一样，你无法遏制自己，你也许从未见过他，从未联系过他，甚至在与他相见之前，连他是个什么人都没听说过，甚至当你与他相见的时候，你连他在说什么都听不懂。但你清晰地明白，就在你的对面，那一个心和你一样在为着同一个东西颤抖。那东西用我们的母语甚至无法表达：For the liberta of fatherland！
我也许是他这半生来所招待过的最重要的一个客人，尽管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就象李白诗里写的那样：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馐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把剑四顾心茫然。但我之所以不能食，不是因为心茫然。在我对面的是一个农民工，他在潍坊的工地上卖命，常年节衣缩食住在工棚里，从牙缝里省出一点小钱……我甚至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但我无法拒绝。
我在春雨中离开临朐，去往下一站。车站上车票已经脱销，我只能先到潍坊去。他本来准备给我买票，那种让人无法抗拒的热情，尽管我知道他的经济情况，仍然无法抗拒。没有去青岛的车票，到潍坊只要十五块钱。仿佛不能替我买到去青岛的车票，就是在亏欠着我什么。潮湿的空气令他的眼神变得灰暗起来，忽然，他眼神又是一亮，然后从我面前跑开，等到回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条香烟不由分说拉开我的背包塞进去。
我坐在离开临朐的车上，要我忘记这短暂的相逢吗？那时候我想起一位朋友，他对我说：“我没有看到任何的希望，我几乎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上诈下愚，中间懦弱。对你个人我充满敬意，但你丝毫也没有消除我的恐惧，我看见你，只是增加了恐惧而已。你也许认为你在树立着一个榜样，但你这个榜样只会让更多的人离开你的道路。你应该做的是让人看到：追求自由不需要这么沉重的代价，你这个榜样才会有号召力。”
我问他，你觉得有这种可能吗？既可以追求自由，又没有恐惧？
他说：有的，韩寒。
我又问他：假如没有我们这样的人，你觉得韩寒现在会是什么样？
他沉默了一会告诉我：要么不闻不问，要么在牢里。
我又问：在你的生活中，象我这样的人你只认识我一个，要是你认识一百个，你觉得这个社会上会有多少个韩寒？
他说：也许有十万或者更多。那时候我也就不用悲观了，也许我也会站出来。
我坚信会有千万人在我之后，踩着我的肩膀挺身而出，无论在任何一方面，他们都比我更优秀。就如同今天我踩在自己先辈父兄们的肩膀上一样，那个日子不会久远的。
那么，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民主的时机来了，你会怎么办？
我告诉他，我会回家去。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问地呆在家里。我和你一样，是一个极端的悲观主义者，但是正因为我看不到希望，所以我才愿意站出来，因为越是没有希望，越是需要有人站出来。如果希望的那一天真的来了，那么我这样的人，多一个少一个意义已经不大。我也许可以胜任得了现在的角色，但却不一定可以适应得了那种境况，我会在家里静静地看着自由的洪流掠过。如果成功，那么我可以如愿地平静度过余生；如果失败，那时候我再出来滚这趟泥潭。在河的这一边，和河的那一边，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分别，因为此岸，本就是我的彼岸。
我是你的骨肉，
我是你的血脉；
我是秋海棠上一滴晨露，
朝阳升起
在你怀中逝去。
过去的百年
在我心头刻下印记，
你我从未分离。
哪怕眼中，
只剩下无尽洪荒；
哪怕青苔，
早爬满它沧桑的脸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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