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铺上冬天,
迎接那似乎
曾经敲响过的钟声。
在关于轮回
残存的印象里。
白昼啊!
我带你徐徐变长。

要是现状一直持续下去的话,我愿活到五十岁。我一无所有,届时必将因为多年的困顿而病入膏肓。现在我还年轻,靠充沛的精力和体能扛过一次次的打击。待到年老体衰,某次突如其来的变故足以将我送进医院,那种情况一旦发生,其结局将是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干瞪眼看着自己毫无指望地受折磨。这完全不是在危言耸听,在我的诸多反革命朋友身上,此等悲剧一直在一个接一个地上演着。因此于我而言,过了五十岁,生存将失去意义,除了给亲友增添负担之外。按五十年阳寿来计算,我还有十八年活头,必须抓住这十八年,让自己充实些,以便到了那时,好对自己来到这世上并走了半个世纪有个交代。

假如你认为这调子太悲,那么你错了,我是个乐天派。当我又一次结束监视居住,政治警察们问:“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说:“继续干反革命,然后等死。”政治警察诧异:“年纪轻轻,怎么如此悲观,说什么死不死的?”我只好告诉他:“死有什么好悲观的?人人都得死,如果你不怕死,那么就不会觉得悲观。”一个乐天派,就是乐观豁达地去生,然后乐观豁达地去死。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叶赛宁诗曰:“死了不是新鲜事,活着更不新鲜。”

从我的窗外望出去,除了北方萧瑟的冬天,几乎再没有什么令人心动之物。我爱这北国冬天的夜晚,就连那闪烁的星辰仿佛都已上冻。你可以听着寒风拖拽窗缝的呼啸声,默默地陷入思念。这时你会深深地明白,天涯海角这个词儿,并不是那种蹩脚诗篇里癔病似的意象,它是那么真切。当然,这真切的前提或许是因为你的存在,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这本来就是缘于你的存在。

说起癔病,我时常怀疑自己。因此我向一位当精神科医生的朋友请教,我告诉他,有时我会发现,自己所身处的环境,无论是外在的事物环境,还是内在的心理感受,就在那一瞬间,仿佛曾经在哪里发生过。他告诉我:在心理学上,这叫“似曾相识”感,医学上认为它与癔症有关;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启示。我的这位精神科医生朋友,他自己更加倾向于后者。如果是后者,我会觉得这很美,仿佛是往生某个瞬间的浮现,或者造化的主人在向我暗示着什么。但我更疑心那是因为前者,我在发癔病,我的心理健康状况并不算良好。

我曾不止一次地发癔病,如果那真是癔病的话。尤其是,在寒冬的深夜里向窗外眺望,四下里早悄无声息,让思绪越过霜冻的树林、原野和河面上的冰盖,远处公路上偶尔有一辆汽车朝着我的方向驶来,车灯在深夜里变幻着。那一刻仿佛无数次地发生过,从儿时一直持续到现在,从往生一直通往来世。那是你的汽车,我相信,至少在它还没有脱离我的视线之前。我忘了自己身在何处,身处哪个时代,甚至忘了自己究竟是谁?我只是情不自禁地愿意相信:你,就在那车里。而我,是五七干校学习班里的一个改造对象;或者是一个兵,不久就要开拔去和日本人打仗,然后把命送在自己以前从没见过的铁甲车轮子下;要么,一个穷苦的音乐家,明知自己永远都不可能够得上贝多芬的万一,却仍旧想要当个贝多芬。窗户里头是什么,并不重要,无论它是五七干校的宿舍,还是碉堡,或者一个从二房东处磨破头皮得来的蜗居。重要的是,窗外的黑夜里,一切都已上冻,除了那双向我驶来的车灯,仍旧象你的目光一样热烈。

我耳边时常有两个声音在同一瞬间出现。一个声音告诉我,我应该离你近一些,再近一些。这是我真实的自我,我多么希望,藉着这寒冷的星光,瞬间来到你的身边。然而另一个声音却说,让我远离你,越远越好。那是除了真实自我之外的一切,它们象一对怪胎,每当这个声音响起的时候,另一个亦同时出现,并且强度相当。我对医学一无所知,可我知道自己发起了癔病。

我的幸福来源于我坚信自己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未来的一部分。并非自吹自擂,我们的国家将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完全取决于每一个个体身上所承载的价值。因此你,亦早已是这个国家未来的一部分,自打你我托生到了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便已成定局。只要和我的反革命朋友们在一起,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来到了自小就梦寐以求的彼岸。那种相互之间素昧平生便可以手足相待的情谊,只有当和反革命在一起的时候,才能享受得到。因为在反革命之间,只有相互说真话才能得到好处,相互说谎只会坑了自己;只有相互帮忙才是有益的,相互拆台你什么也捞不到。这里头的生存原则,完全与茫茫尘世绝然相反,我爱这种生活。我离不开他们,三天见不着他们,我就浑身发痒。当然,想要得到极致的美好,就必须付出与之相配的代价,什么也不愿承担而坐享其成,那不可能。是以尽管我的世界被政治这只大手搅成烂泥,我也愿意往烂泥坑里跳。

作为一名反革命分子,我的生活是艰难的,并且小小年纪就见识了无数妻离子散之后剩下一个凄凉晚景的哀伤,并在我的诸多反革命朋友们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影子,但这并不等于因此就有权力放弃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你可以谴责我过于热衷于政治,那是因为你也许并不了解我。我对政治压根也不感兴趣,甚至极度地厌恶它。我甚至认为正是因为对政治的厌恶,才让自己成了一名反革命。党用行动告诉我:你不能拒绝政治,更不能厌恶政治。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你必须拥护党的每一个政治决定,无论它们是否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厌恶政治就是不跟党走,是政治错误,是反革命。即便你出家当了和尚或者修道士,党依然不会放过你,会要求你不断地站出来坚决反对法轮功或者达赖喇嘛;要求你遵从科学发展观破除迷信,或者遵守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要求你从圣经、佛经或是古兰经里找到证据去论证和谐社会之伟大,并承认和谐社会高于你所信仰的圣经、佛经或古兰经。党把持着与政治相关一切事务的发言权,所以象我这样一个一提起政治就头大如斗的人来说,非要我在政治上表态的话,自然要和党唱反调。因为我相信,政治这个东西,它的正确性不应该是由谁谁谁来说了算,更不应该是由谁谁谁拿着枪杆子来逼着人说了算,它应该由全社会每一个个体来说了算。我知道我是对的,尽管我并不热衷于当个社会活动家,但我从小被教育说要讲真话,我不能对不起生养我的人。很多人都认为我是对的,其中包括不少党员甚至那些直接负责控制我的镇压机构的人,只要他们把从党那弄来的那张皮一扔,他们会变得和我一样。

这种幸福是党强加给我的,我偶然间公开说了些许真话,被党当成一个反革命分子,然后享受到了当反革命的乐趣:人与人之间没有隔膜的生活。于是从此我乐于说真话,在这个反革命的泥潭里乐此不疲。

但是还有另一种幸福,那是我想要的,多年以来。那就是你,我相信我们在灵魂深处是同一类人。如果没有反革命这顶帽子,我自信完全有能力与你共同编织一出幸福圆满的人生。我愿意将我最美的诗篇全都留给你,虽然它们是否美,并不由我说了算。遗憾的是,我已经烙上了反革命的烙印,当我看到人世间的诸多不公,那不可遏抑的情感就会涌上心头,哪怕我无能为力,我也要站在公义的一边。甚至想要逃避它都无处可逃,因为我们的国家到处充满了虚伪和不公。有人说:你不要去,想想你的父母亲人,你去就是害了他们。我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们不谴责那些践踏公义和良知的人?为什么他们不谴责那些迫害我的人?反倒是认为我在祸害自己的亲人?

也许他们说得有道理,因此,我在你面前表现得犹豫不决。我告诉自己:你应该更主动些,因为你的情感发自肺腑。但是我每次向你靠近一步,就感到自己将祸水向你引来。于是,我又退后两步,然后又情不自禁地想要向你靠近,然后又情不自禁地退却……

有一天,我觉得自己离你已经很远。那一天大雪纷飞,我沿着街道漫无目的向前走,我想去看一位名叫王连喜的人。你应该从未听说过他的名字,他精神失常了,是位六四“暴徒”,之所以精神失常,是因为蹲了十九年的大牢。那时我是多么迫切想去看他,他没有任何一个亲人,住在一个简陋的小屋里,没有供暖。我想哪怕是去陪他几个钟头,给他买几个鸡蛋。我没有能力去治好他的病,也没有能力为他联系到得力的帮助,但是我想,陪他一会总是可以做到,哪怕我们之间根本无法交流。可我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一切都如同远在天边,包括那些落进领口的雪。所以我情不自禁地想你。

那路旁的雪积得很厚,越是人迹喧闹的地方,雪就越肮脏;越是人迹罕至之处,就越洁净。就象是一场千年前就已注定的命运,只是当它还未发生之时,谁也不知道那注定的道路究竟通往何方。假如你就在这个城市,我一定不顾一切前来找你。我不是一个胆怯的人,更不三心二意,我会是一个好郎君。我们可以一起去找王连喜,在大雪天里,为他送去一壶我们亲手煮的羊肉汤。

那就是我的彼岸,现在,我还在河中徘徊。

也许这并不是癔病,这不过是个古老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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