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应该许久没见过星河铺天，甚至从来没有。在浩淼夜空下俯视自己渺小的内心，尘埃笼罩的城市里充满焦虑，抽不出时间问自己何来何往？至于该赋予自己的生命何种意义？或者其它类似的无数问题等待着。我们无力或无心沉思，任凭光阴从耳畔掠过，偶尔抬起头从林立的高楼间看到半个模糊的月亮，那又如何？就象心中真正的自我一样，它陌生而又遥远，似乎与生活毫无关联。
当我再一次看见南十字星座，仿佛雨夜中的一个背影，教人不敢忘怀的，是那别离时刻，还是那远去的故人？若提及那些过去的事，心头何止五味？之于你我乃至这十数亿的庞大族群，真正值得荣耀之事，实在少得可怜。那些往事是我的，亦是你的，几个轮回之后你会幡然醒悟，当自由在夜空中召唤时，我们这古旧大地，并非四野寂迹，那时候你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并引以为荣。
南十字星座并不耀眼，亦不以传奇闻名，无意间落入你眼帘之后，你将略微诧异于她的交错。当面对一座城市，好比杭州，你走遍这座流淌着温柔血液的城市，也很难打听到有一位叫吕耿松的人。若是问我打听，我会陷入一种莫名情绪，时间将青春慢慢抹去，我已经习惯了一种生活模式。它动荡不安，无法构筑平稳的经济计划，没有清晰的生活节奏，不知道明天会遇上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而那些人和事往往无法把握。向前展望自己的生活，虽然一片迷惘，教人琢磨不透，却又似乎只会越来越糟，因为你会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而每向前一步，你所背负的也就越来越多。更要命的是，这种生活里几乎没有好消息，你得到的每一个消息听上去都是坏的，我们能够得到唯一的所谓“好消息”，就是某位系狱的朋友，他就要回来了。
由是我可以略微舒心地对你一笑，告诉你吕耿松就要回来了。我想象着这种微笑，似乎充满苦涩的期待。然而你必须在这些苦涩中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因，这动因必须强大到足以支撑上面所提及的那种生活。那是自由、爱和希望。尽管你因此失去了更多的自由、失去了追求自己所爱的机会、失去了构建幸福家园的希望，而每失去一分之后，你的执着就会加深一寸。因此我愿意在这苦涩的生活中遥望对岸，幸福和自由的国土何其珍贵，眼前这道漫漫黄水，显然，它不应当成为你我之间的阻隔，它会是你我心有灵犀的见证。
好比吕耿松，他为自由失去了自由，为爱与自己所爱分离，为幸福烙下了不幸。然我我坚信当他回到我们中间时，会更加执着地去追求这一切。这信心来源于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吕耿松时，距离他被捕入狱已经很近。他话不多，也不擅长招呼客人，指了一个角落让我将背包放下。我觉得他有睡眠不足和操劳过度的迹象，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神态刻在他眼底：那种不愿对人表现出多少殷勤，却又令人人隐隐感到他随时都在你身边注意着你，哪怕当时他正在埋头专心致志地工作中。头天晚上，当我还坐在火车上兴致勃勃想象着第二天就可以见到他和他的朋友们时，另一位我渴望一见的杭州异见人物朱虞夫，刚刚莫名其妙地因为“袭警”被捕。他正忧心于此，没有多少时间来理会我，招呼我坐下马上又忙着去为老朱联系律师。我的直觉告诉自己，他每天的生活大抵如此：听到各式各样的坏消息，然后去为这些坏消息奔走操劳。
朱虞夫先生是我的忘年好友，我曾经在火车站上接他，当我在出站口附近涌动的人流中努力寻找时，他低沉的声音忽然出现在我背后，提醒我注意尾随而来的便衣。我一回头，他的背影已经在我身后几米开外的地方，不声不响继续向前走着。他已年近六旬，依旧健壮，轻盈的步伐和高大的身材显得有些不相称。我连忙赶上去，将他带进地铁站，有人凑过来，在两三米处对我们拍照，居然连闪光灯都不关，我们望过去时，他们转身把脸藏起来，等我们转过头来，他们又继续咔嚓咔嚓拍照。如果我们盯着他不放，他就找一根柱子躲起来。一路上四、五个彪形大汉始终对我们保持着包围态势，从不把脸朝向我们，却又赖在我们身边不走，并且还在间或有条不紊地换人。不远处有其他神态形影相似的人在游弋，逛来逛去兜着圈子，不知道究竟要去哪里。一些车停在禁止停车的街道上，车上有人探头探脑，有人在用耳麦说话。我觉得有些好笑，这阵势，光让我看到的，就足够一个加强排。
你也许会好奇，朱虞夫究竟是何方神圣，需要似这般地大动干戈？每次当我想起他，第一反应居然都是我们之间那些相互揶揄的恶作剧。但杭州的政治警察，他们对朱虞夫的看法应该与我大相径庭。
一九七零年代眼看就要结束，毛泽东思想破产了，新价值体系的萌芽在广袤的国土上四散生长。更确切地说，那些所谓的“新”思想根本算不上“新”，只不过是比毛泽东思想稍微地回归一些正常而已。这个国家似乎嗅到了一股可以摆脱桎梏的新鲜空气，一种属于人这个物种本就应有的旧空气，尽管和百余年来的无数先辈相比，当时所令人为之心动的一切，还不及先辈们的三、两分。然而就是这几分旧貌或曰新颜，正将十亿人及他们的后代，不可逆转地推向另一种生活的轨迹中去。那时，青年朱虞夫正热衷于为创办民间刊物四处奔走。他骑着自行车，冒着烈日或者风雨从杭州城的这一边跑到那一边，张贴稿件，或者不顾夜深，在饥寒中刻印蜡纸。和其余同类的青年相比，他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他自己就是一位编辑，因此他的刊物在同时期杭州各民刊中广受好评。象他一样年轻人并不在少数，毛庆祥、胡晓玲、戚惠民、王东海，这是我所谋面过为数不多的几个。当时这些满腔热诚的青年们为出版自由去努力奔走，近二十年后，他们又为了一个更沉重的目标再次团结：为结社自由而努力牺牲。
或许已经意识到，或许还没有，民间自主创办刊物，不被容许。毛泽东思想完蛋了，但毛泽东留下的政治体系依旧如故，这个体系不容许民间拥有自己的思想，人民的思想必须由党来定夺。之所以会存在一个短暂的美好时光，是因为最高权力阶层内部仍然混乱，毛泽东时代帖大字报的遗风未褪，如何管理这些在表面形式上和大字报有极大相似性的民间刊物，最高当局一直未有定夺。至少在一九九零年代，我在地区里住校念高中时，仍然见过类似情景。我的同学们告诉我，在我们当地师专附近的一座塔上，贴着很多文章，其中有不少是“反动”的。为了看看传说中的“反动文章”究竟为何物，我翻山越岭，几次三番到那座塔下期盼。我所幻想的“反动文章”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有什么疑惑不解之处，只要一看，就能豁然开朗。遗憾的是，我没能在那塔下看到它们。
八零年代初，民刊纷纷被禁。这些刊物的主办者们大多遭到逮捕并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获刑。后毛泽东时代的第一批政治犯亦由是诞生，他们所持有思想，成为影响中国三十年，另一种运动的开端。这场运动被人称为“民主运动”，尽管许多人对那些被冠于“民运分子”的人们嗤之以鼻，就象在更早的一些时候，人们对“右派”或者“反动分子”们嗤之以鼻一般。红色中国的恐怖政治使人们视政治为洪水猛兽。“政治上正确”的人，可以等同为坏蛋和宵小；而“政治上错误”的人，则被视为灾难的根源，因此人们下意识地逃避与政治相关的一切。这是一个奇怪的景象：一边是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规律就是政治高于一切；另一边又是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人们，千方百计地躲避着被政治“上身”的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只愿意关心那些被称为“民运分子”者们身上的种种缺陷和短处，以此作为与之划清界限的理由。
然而真理的力量不可阻挡，自由总是在最贫瘠的土地上表现得最为顽强。十多年后，朱虞夫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高大、白净、戴一副稍显呆板的眼镜，满头青丝垂肩、彬彬有礼、气质迷人。一九九八年，在杭州，异见分子们正在筹备组建一个名为“中国民主党”的正式反对派团体。这是红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壮举，一个反对党要以公开的身份存在。此举对参与者而言意味着什么？任何一个活在中国大陆的健康成年人都可以预测到。尽管前景一片萧杀，但这一次看似飞蛾扑火一般的组党活动仍旧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几个人带着组党的相关材料，要到民政局去登记，朱虞夫亦在其中。
“我们都不知道到了那里会有什么情况，甚至估计会被当场抓起来。但是我这种‘老家伙’么，即使心里害怕，也不能在年轻人面前表现出来，要作出榜样呀。”他一边说一边笑，好象在假装流露着些许无奈。我回想起他那笑容，以及与那些笑容前后相关的恶作剧，已经无法再象过去一样轻松愉快。他又被捕了，因为参加筹建中国民主党，这已经是他的第三次。这一次罪名是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是当年“反革命罪”改头换面后的新叫法。第一次，是在一九九八年民主党筹备之初，民主党一案众多受难者中，他获刑七年；第二次是在二零零七年，才刚刚出狱不久，因为在所谓的“剥权期”内“过分活跃”，被莫名其妙地以“袭警”为由获刑两年，至今，杭州警方仍旧没能拿出所谓朱虞夫袭警的证据，在政法委指使下，公检法联手将其送进监狱；此番再次被捕，其深层原因恐与第二次相似，所有不同，皆仅系于表面而已。
民主党一案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人们很难感受得到。若有人将其视为一文不值，的确也一时难以反驳，因为这种影响无法评估。而我始终坚信此举非同一般，不仅是精神和信念的非同一般，在现实意义上同样如此。好比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如果有人认为那小小绿洲毫无意义，也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人们看不到它在改变着沙漠，而仅仅能看到沙漠在不断地侵蚀着它。并且，绝大多数人很难知道沙漠中哪里有绿洲存在，即便知道，亦很难到达。然而它的存在确是沙漠中生命旅程的根基和希望，只有它的存在，沙漠才可能拥有生命的希望，生命的希望将使一切有可能继续向前。
杭州民主党象一块磐石立在中国大陆的政治泥沼中，这群追求结社自由的人们，其英勇坚韧可称得上前赴后继，即便与历史上那些慷慨就义的先辈们相比，亦毫不逊色，《古兰经》上说：“迫害比杀戮更残酷。”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发言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捕入狱，然后一个接一个地站出来接过接力棒，因为这种坚持，十三年后的今天，知道民主党的人们已经习惯性地将其当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而非几个“反动分子”们徒劳无功的反抗。前面所赞誉的“空前壮举”，更多的不是因为其在初始时的轰轰烈烈，而在于其十余来的坚韧不拔。
在杭州上塘路上，有一个修电瓶车的铺子，铺子门牌号是上塘路321-1，主人名叫祝正明。此君文质彬彬，眼镜后的那张脸上一副书生气象，完全不象个店老板。你若是骑车路过他的铺子，可以停下来打打气，在他那里，打气不要钱，为你找气筒亦不会嫌你麻烦。之所以将他介绍予你，并非想要介绍你去他那里打气，当然如果你仅仅想要去那里打气，也并非不可。关于浙江民主党筹建的始末，及后来诸多历史，他可以向你讲述详尽的亲历见证，若要听那些见证之词，在中国大陆，他应是最好的人选。
尽管在有些场合，我会将那些人称为“我的民主党朋友们”，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十分愿意赋予他们这种头衔。与诸如欧巴马或黑勒蕊。克林顿相比，他们距离一位民主政治人物相去甚远，强调此种差别，并非一种否定，这是民主旅程在不同阶段的不同需要，若将欧巴马或克夫人放在他们的位置，同样会距离他们相去甚远。他们是我的朋友，就好比你是我的朋友一样，这是一个人和另一个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我们都渴望自由，这是我们得以成为朋友的基础。在没有被捕入狱之前，他们是工人、教师、编辑、小商贩或者其他职业者，为这个国家的结社自由付出努力和牺牲之后，他们失去了这些，变成了其他职业者或者没有职业的人。能够拥有愿意为我们所有人或者绝大多数人的幸福而牺牲的同胞，是我们生在这个国家最大的财富，这种财富是求不来的，无论你有天大的才干，或者开出天大的价钱，也求不来。你只能感谢这里的河岳、山川并未灵气尽失，千百万年来，造化赋予它们的伟大力量，历经无穷劫数而尤在。好比十月的杭州，本当秋色宜人，然而如今这个传说中的人间天堂已经只剩下冬夏两季。我们的生存环境正在以超出我们想象的方式和速度急剧恶化，并且这种恶化仍在加速。有人正在以环境恶化为代价捞取天文数字一般的巨额财富，在人民意愿无法有效限制他们之前，他们不会罢手。然而在炎热的十月里，杭州仍旧显露着她的钟秀灵毓，和不远处的上海相比，她要优美得多。
在一个叫叶家弄的所在，某栋楼的顶楼住着一位老太太，老人家年过八旬，依然可以自己料理家务。她早年从贵州嫁到杭州来，多年未曾见过故乡人。见到我时，她眼角扬起，眉间那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舒展开来，想要将专门留给晚归儿子做晚餐的一盘炒鸡蛋悉数招呼予我。她那夹杂着浓重杭州味的贵州话，我并不是特别听得明白，只好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家中只有我们两人时，她便凑到我身边，似乎略带抱歉地和我说话，说几句又会问：“要不要再给你来点这个？”“要不要再给你来点那个？”当然，她所说大部分内容，我都听得一头雾水。我猜想这也是她之所以感到抱歉的原因吧？不过在她眼中那若有若无的淡淡热烈中，仍旧对我充满信心，我听不懂她所说的，而我们之间的交流毫无障碍，那是一种超出语言的交流，我如是认为并相信她亦如此。
忽然间，她眼中的热烈消失了，代之以一种难以言表，甚至我难以理解的神态，那也许是近一个世纪的生活才可以凝炼得出的神态，以我这三十年的人世经验无从把握。同时，我也听懂了她在说什么，就在那短短片刻之间，她口中忽然说起了相对地道的贵州话，几乎剩不下多少杭州味。
“我给我兄弟打电话（她的兄弟还在贵州），他问我：‘姐～你咋个哭了，你哭什么嘛？’
我说：‘他们把建伟kuo（杭州方言，大概是抓捕的意思，很抱歉这个字我不会写。）进去了。’
我兄弟问：‘他们为什么把建伟kuo进去嘛？’
‘他们说建伟是民主党～’
我兄弟说：‘姐～你不要哭，不要怕，民主党我们这里也有呢～’“
随后，她又问我要不要来点这个，要不要来点那个？眼中重新恢复了那若有若无的热烈，口中的话语又变成了我难以听懂的，那带着浓重杭州味道的贵州话。
她的儿子是杭州民主党的一员，池建伟。而她兄弟所说的“我们这里也有的民主党”，我曾在贵阳见过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那里，我受到兄弟一般的对待，我们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纽带，丝毫也不亚于真正的昆仲。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源于共同的价值理念、共同的身份和共同的命运。但当你仔细去回想时，会觉得这些因素合起来，仍旧远远不足，我们之间的相互信任毋需任何理由，我们之间的相互给予不求任何回报。渴望见到他们的愿望何等强烈，甚至超过去见一个想象中的情人。你坐上火车，山岭、隧道和田野，因为那即将到来的相逢而分外亲切。熙熙攘攘的旅客和污浊的空气令你疲惫，而那疲惫却又神奇般地美妙，仿佛自一出生便包围着你，与你不离不弃相互追随。
我曾经和一位女学生走在陈西先生身后，尾随他一道下楼梯。一边走一边指着他头顶上透过短发隐隐绰绰的疤痕，告诉那位女学生，那是监狱的烙印。监狱是恐怖的象征，只有内心足够强大的人才能挺身而入，挺身而出，留下巨大的创伤，交给余生慢慢融化。贵州的民主党，比浙江还要早三年。不过他们宣告成立的方式不是去民政局试图登记，而是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撒传单。前者更具有现实意义，而后者更符合我们的价值观。不过结局不会因为方式的不同而发生本质变化，陈西先生作为贵州民主党一案的首犯，在狱中煎熬十年。
然而朱虞夫却从没对我说过他在里头受煎熬的经历，他只是说自己在里头拿报纸练书法。“我的字原来写得不好，都是在里头练出来的。”当他这么说时，我疑心他又是出于所谓“在年轻人面前么，要假装什么事都没有，给他们信心”之类的逻辑。于是我追问，他们为什么不干涉你，居然允许你练书法。他狡谲地一笑，好象是放了个圈套把我引进去之后，有点洋洋自得。“象我这种老骨头坐牢，比看守们还熟悉那里头的门道，敢管的话，叫他们吃不了兜起走。”
我明白，所谓“叫他们吃不了兜起走”，就是自己把自己往死了折腾，折腾到让看守们觉得随时都要出人命为止。出了人命的话，看守们的考核成绩要被扣分，影响他们评职称之类的事。我的朋友陈宴彬，他吞起铁勺子来就象吞一粒煳炒豆一样毫不犹豫，后来食堂里都不敢把铁勺子给犯人用，悉数改成塑料勺子。但他总会找到一些铁制的东西往肚子里吞，最后狱方不得不同意他可以看书这种破天荒的条件。
他想要告诉我是，坐牢虽然不痛快，却也非灭顶之灾，一个异见分子应该经历得起这样的考验。不过我仍旧相信，在他身上有某种独特的禀赋，令他比绝大多数人都更能承受那种煎熬。因为每逢我们谈论起监狱，他总是一副喜笑颜开的模样。虽然其中有一些逗我玩的成分，但是能够拿那些经历来逗人玩，此君绝非寻常。也许对他来说，自杀性行为并不是多么了不起的勾当，他比绝大多数人都更容易将自杀性行为当成儿戏。这究竟是因为他拥有独特的生理或心理构造，还是其它？我的直觉告诉自己肯定不是前者。有一天我坐在朱虞夫家的屋顶上，身边是他栽种的辣椒、番茄、海棠花和葡萄藤。本该早就过去一半的秋天，仍旧没有降临在这座城市，西湖里的桂鱼其实一点也不好吃，我心头忽然自言自语道。那时候我想起故乡的亲人，在晚霞飘过山顶之前，应该趁着光阴读完我那本英国人写的文艺批判著作。我想，自由总会降临的，尽管人们常常拿“不要和美国比，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专制的”之类的话来质疑我。可我们这十几亿人不是地球的垃圾，我们不是只配去过那种被人专制的生活，我们自己不是如此，我们的子孙后代更非如此。我们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国家，免于桎梏之后我们只会活得更好。之于我，真正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不久，也许在三十年前，朱虞夫会象我一样，陷入似这般地多愁善感之中。
他正坐在离我不远处，面色似乎有些灰暗，天色也随着他的脸孔一样渐渐下降，看起来心中并没有在想什么。三十年对他来说已经过去了，一九九八年时那个倜傥的艺术家朱虞夫已不复存在，白皙的脸庞化作酱色；垂肩青丝已为钢针般的短发取代；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不再动辄反射着幻想和感触，那光芒陌生而又似曾相识，你沿着茫茫河瀚寻找时，牵牛织女会告诉你，他们闪烁的是无尽往事。
“还是把我抓进去好了，”那天他对我说。“把我放在外面，什么事也做不了，还要去艰难地谋生，眼睁睁看着自己就这么碌碌无为打发光阴。抓进去，我好歹还知道自己是在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坐牢，我知道自己可以被当成一个人权灾难的案例。”
现在，他果然又变成了一个人权灾难的案例。这是在我们河岸的这一侧，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事。而我，仍旧幻想着到广袤的远方去，哪怕就在这一侧。那里躺着高山和原野，他们对我的爱，远远胜于我对他们的爱。就象我母亲爱我，远远胜过我爱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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