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永远不能高于思想。一个社会中最短缺的永远是思想,占据社会制高点的永远是观念。这一点上,中国从不例外。

胡适先生有句名言,听起来似很有道理,深获中国知识分子之心,流行了四分之三个世纪,而且至今没有被遗忘的迹象。这句名言,就是从马列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都十分推崇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名言后来甚至成为许多人手中攻击主义研究的大棒。

在中国,对问题、实际和实践的重视,对玄学、主义、思想和理论的轻视由来已久。正面的口号是真抓实干,反面的对照是“清谈误国”。红色延安学风所提倡的就是理论联系实际,邓小平也特别“低视”主义,主张在意识形态上“不争论”。

不过,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有自己的看法。无论我们多么不喜欢以主义为标签的意识形态,在今天的公共事务领域,无一问题不是主义之下的问题,无一问题不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

进而言之,可以说,没有主义,就产生不了问题。没有主义的导引,甚至连问题都找不到。没有自由主义的迁徙自由、人身自由、私有财产权等观念,就没有拆迁问题;没有自由主义主张的参政议政权,就没有财产公开的问题;没有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没有自由主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不是问题;婚姻包办、男子纳妾、女子裹脚、婚内暴力在中国很长时间内都不是问题,只是某些主义深入人心之后,上述现象都成了问题。

同样一个腐败问题,左派认为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方案是回到正统社会主义;自由派认为,现在的腐败是权力不受制约造成的,方案是宪政民主,解除党禁报禁,实行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可见,依据不同的主义,对甚至同一问题的诊断和解决方案也是大相径庭的。

我们再来看看胡适先生是怎么做的。

在社会、政治和公共问题上,胡适本人恰恰谈的全是“主义”,没有多谈“问题”。他并没有在哪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上有过深入的、系统的研究。他只是笼统地以口号化的方式来谈论主义,而后人所铭记的恰恰只是他的这些“口号”式的主义。熟悉胡先生自由主义名言的人,比熟悉他的《水经注》的人不知多了多少倍。如果没有这些口号式的主义,胡适不过是个被遗忘的普通学者。其实,胡适所反对大家谈论的“主义”,不是一切主义,更不是他主张的自由主义,而是那些当时正在崛起的社会主义和国家主义。(参见本篇末的胡适原文链接)

有人说,当代中国问题很多,每个问题都要具体地研究、具体地分析,应该多一些调查分析,多一些实证研究。我个人不反对研究问题,但同时也很主张多谈主义。我们应该承认社会分工。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研究问题,也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谈主义。延安学风的最大问题就是贬低理论,无视分工,要每个人都是一条承担全部工序的生产线。

知识分子有两大群类:一类是主义型的知识分子,一类是问题型的知识分子。对前一种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是多谈主义;对后一种知识分子来说,应该多研究问题。但是我觉得,在中国更为重要的还是应该多谈主义,多谈好的主义,尤其要多谈保守自由的主义。因为好的主义的推动力量更大,同时,也给问题型知识分子提供思想的武器。

总之,思想有多远,人类才能走多远。问题永远不能高于思想。一个社会中最短缺的永远是思想,占据社会制高点的永远是观念。这一点上,中国从不例外。所以,要多研究问题,更要多谈主义!

来源:三剑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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