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三年,我第一次赴香港访问,之后七年间,我每年都有一次或两次机会访问香港,最长一次停留了一个多月,加起来在香港停留了将近半年时间。第一次到香港的时候,我见到了若干泛民阵营的激进派,跟他们讨论港独的问题,他们的答案是港独根本不可能,即便有此想法的人也屈指可数。然而,在雨伞革命之后,本土和港独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项。

香港的民主力量必须迈出本土和独立的关键步骤。此前,民主派组织去紫荆广场抗议特区政府主办的庆祝香港回归的活动。在双方的紧张对峙中,出现了一群举起“香港独立”标语的港独人士。然而,有若干学生和市民前去遮挡港独标语,声称不能让占中诉求“失焦”。这种做法宛如当年天安门学运中,学生将用油漆泼洒毛泽东像的湖南三勇士扭送公安机关一样,让亲者痛、仇者快。如果本土意识深入人心,这种仇快亲痛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邝建铭撰写的《华南文化圈——重建被遗忘的区域腹地》和何伟伦撰写的《复兴我城文化软实力》两篇文章,不约而同地提及香港未来的方向:不是“北上”去“朝贡”或“勤王”,而是“南望”去结交更多平等友爱的“兄弟之邦”。前者指出:“南望回顾华南文化圈的历史背景以及与香港的关系,从而思索香港前途,才可以挑战以北方视角为基调的官方论述框架。这套官方论述,不足以了解过去香港的海洋性格与内涵、放眼四海的网路与活动,亦令香港背负不必要的枷锁与包袱、犹如为香港划地为牢。”后者则以支持占中的艺人杜汶泽遭到中国封杀后,转向东南亚市场,结果闯出新路为个案,进而指出:“与其抱残守缺北望神州,倒不如南看华南粤语区,为香港电影业找到一条自立之路。香港电影业如是,香港流行文化如是,整个香港的发展定位更是如此。”

这两篇论文启发我继续提出一个问题:如何以南方的视角和海洋文明的框架“讲述香港自己的故事”?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大框架下,思考这个具有颠覆性的议题,不仅对香港民主人士有益,也会让中国民主人士在山穷水尽之际又见柳暗花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在政治和权力层面,大多数时候都是北方压倒南方、北方统治南方;但在文化层面,南方从来都比北方更具生机与活力。比如,春秋战国时代,南方的楚国文化就比北方的秦国文化更具有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成分。再比如,唐代海洋贸易和国际贸易最繁荣的地方,不是帝国中心的长安、洛阳,而是南方边陲的泉州和广州。再比如,被北方史观视为积弱奢靡的南宋,在历史学家何炳松看来则是“吾国文化史上最灿烂之时期”,历史学家陈寅恪也认为宋代文化创造为华夏民族文化之“造极”。而近代以来,南方更是积极汲取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几度催生“思想北伐”,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和香港两个小渔村迅速崛起成为国际级的商业文明中心,让政治中心北京黯然失色。

习近平是北方尤其是西北最保守的“黄土文明”的代表,所以他比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更加敌视“蓝色文明”侵染的香港。在北京根深蔕固的“天朝史观”中,香港是一个带有殖民地原罪的“私生子”,是长期滋生西方“反动思想文化”的“反共基地”。在中共经济困窘的年代,中共对港采取按兵不动、长期利用的政策,香港成为即将溺毙的中共政权的一根通气的吸管;而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顾盼自雄的习近平认为香港是一只被挤干的柠檬,可以让上海来取而代之了。

但是,香港不能被动地接受此种被杀鸡取卵的命运,香港必须通过重构自身的历史,达成“永续自治”之愿景。换言之,香港不是中国的香港,香港是亚太的香港;香港不是大陆的香港,香港是海洋的香港。我到台湾访问时,常常鼓励台湾的朋友说,不要以为台湾面对中国是弱不禁风的小国,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是一个心态封闭的内陆国和制度滞后的专制国;台湾则是面向海洋、面向世界的开放国和在民主之路上大步迈进的自由国。如此一比较,在价值上,中国是小国,台湾才是大国。这样的论述,也可以用在香港和中国的对照上。

袁弥昌在《要五十年不变,博弈政策就得变》一文中倡导说,香港其实可以“经略中国”。我欣赏这种开阔的胸襟和宏大的气魄,香港空间狭小逼仄,但香港人的精神、心灵和理想不能狭小逼仄。当年,小小的英伦三岛可以将近代文明传播到全世界;今天,香港未尝不可树立这样的雄心壮志,孕育这样的远大使命。不过,我不太同意作者认为香港可以“把握一带一路机遇创造空间”,“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并认为这是“为自己争取谈判筹码的最好机会”。这也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的想法。这个想法过于天真浪漫了。

首先,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策略,是因为中共认为自己在东太平洋方向被美国及其盟友封锁,不得不寻求一条打通与中亚各国的“陆上丝绸之路”。在这个蓝图中,没有香港的位置,因为这个计划本身就是要抛弃香港。

其次,在地缘政治的现实中,“一带一路”完全走不通。中亚各国隶属泛伊斯兰世界,因为中国在新疆对少数民族实行苛政,这些国家不可能成为中国的铁杆盟友。再加上在该区域传统的强者俄罗斯对中国充满疑虑,这一路没有稳定的政治格局,更谈不上有商贸的突破。

第三,此前十年中国宣传得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至今仍是“雷声大、雨点小”,西部仍然贫瘠如故;如今经济疲软的中国,更不可能为“一带一路”注入血本。“一带一路”只是习近平的画饼充饥,港人切莫信以为真。

由于习近平撕下面具、强力干预香港内政,使得香港政改停滞甚至大幅倒退。声势浩大的占中运动无疾而终,让很多港人沮丧、失望,参与占中运动的年轻人中有不少陷入抑郁状态;但是,长远来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香港本土意识蔚为大观,“香港民族论”初露雏形,年轻世代的知识储备、思想观念和行动能力,都让泛民前辈望尘莫及,这一切又让人充满希望。

在此背景下,有一些左翼论者担忧香港形成某种排外(主要是排中)主义,与香港开放、宽容、多元的文化产生冲突。为消除这种忧虑,我们就必须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如何打造香港的共同价值或核心价值?

在香港,已经有过好几轮关于共同价值或核心价值的讨论,有关论述还处于“现在进行时”。在香港毫无公信力的亲共媒体《大公报》认为:一国两制是香港最重要、最切实、最可贵的核心价值,并认为“其他普遍的价值只有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或特定的环境中去,才能真正显示出其不可取代的价值”。

然而,最能代表香港民意的“香港价值”,是二零零四年近三百位来自香港不同专业的人士联署发表的《香港核心价值宣言》。这份文本列举香港的核心价值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平公义、和平仁爱、诚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个人和恪守专业”。

在这里,我想引述美国历史和美国价值之渊源,供香港有识之士参考。美国是多民族国家,从来没有哪个美国政治家或思想家企图打造所谓的“美利坚民族”(就像子虚乌有的“中华民族”一样)的概念。美国人对美国的认同,不是对民族、种族、血缘、文化传统、宗教、语言等的认同,而是在价值层面的认同。为什么平时自由散漫的美国人在面临一战、二战、九一一恐怖袭击时,却能同仇敌忾,如混凝土般团结在一起呢?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共同价值,而且这种共同价值就是美国这个多种族国家的“国家钢筋”和“社会水泥”。

网络上有一篇文章分析为什么视人命关天的美国能战胜官兵个个都视死如归的日本,文章指出,美国学校有统一的宣誓誓言:“我宣誓忠诚于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忠实于她所代表的合众国——苍天之下,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接下来,誓言给出爱国的理由——“在这里,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

一九四三年,美国在亚洲和欧洲两线作战,急需兵源,遂发行题为“美国总是为自由而战”的征兵海报。画家将一九四三年奔赴欧亚战场的美军士兵与一七七八年的大陆军排放在一起,向美国民众展示这场战争的实质与独立战争并无区别:都是为了美国所信仰的自由而战。日本是“为征服世界而战”,美国是“为自由而战”,这是决定两国胜负的根本原因。

一九四五年春夏之交,德国投降,美军即将进攻日本本土,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演说,道出美国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在价值层面的分歧:“这场战争不是说要消灭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所有居民,而是要消灭这些国家里的基于征服和奴役其他人民的哲学思想。”当两种哲学互为天敌,一场战争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哲学战争”的最后胜利者,取决于“大是非”——“终极正义”。

基于同样的道理,未来得到绝大多数香港人认同的核心价值,乃是公民主体和自由至上。香港评论人陈智杰分析了“港式国族主义”如何从种族血缘论发展到公民价值论,作者强调说,爱国并不等同于要以“大中华天朝意识”去压迫地方的主体性,“惟有北京政府愿意以‘公民价值论’为主轴,去重塑其在香港的国族论述,以核心价值和现代文明取信于香港人,‘香港人身份’及‘中国人身份’之间的张力才有机会得到缓解”。

对于以习近平为代表的北京当局的“良心发现”,我从来不抱任何幻想。习近平重提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北大将投入数亿人民币扩建马列学院,打造一个网罗全球马列主义研究的数据库,即比“儒藏”还要浩大的“马藏”,这一切表明中共的意识形态何其僵化落伍。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对于香港人和觉醒的中国人争取民主自由的决心和勇气,我从来不会低估,任何一种极权体制都不可能“江山永固”。只要愿意为自由而战,自由终将属于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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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刊登日期:Friday,April 2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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