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2018年4月30日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五一劳动节。中共官媒人民网昨天刊文，标题为“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70周年。文章称，70年前的“五一口号”，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时也指出中共现在是“新型政党”。有分析称，中共本次纪念行为十分罕见；70年前政治口号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目标与今天的中国相去甚远。那么，中共为什么突然重弹70年前的老调？
参加节目的嘉宾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主持人：雨舟。
章立凡：中共在行动上早就违背“初心”
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章立凡说，“五一口号”大概每过十年就会纪念一次，所这此可能是个例行的活动。但这次特地强调了“新型政党制度”，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协商作出决策的政党制度。章立凡认为这与中共当下在国际上遭到孤立有关，也与其目前在国内的统治困境有关，现在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中共在此情势下打出民主协商的旗号，可能是觉得这有助于改善其处境。但现在的中共与当年的“五一口号”有很大距离。比如，“五一口号”的要点之一就是关于如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背后的逻辑是要反对一党专政，而现在中共自己就是一党专政，民主党派成了花瓶摆设。真正意义上的政党会有自己独立的政治纲领、独立的经费来源和自己的组织系统。而现在的民主党派已经被改造成政府机关，他们的一切经费都由国库支出，很难说它们是真正的政党。所以，现在所说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与当年相去甚远。1949年召开新政协的时候，毛泽东喊出三个口号：联合政府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现在联合政府早就没了，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局面也没看到，而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的“人民共和”又如何来体现？所以，纪念“五一口号”，说起来是不忘初心，但行动上早就违背了当年的初心。
章立凡：中共民主党派数典忘祖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其实曾高调宣传和主张宪政、民主。毛泽东曾说，中国要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以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并要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这些和当时的中间党派，特别是对国民党持批评态度的党派形成了共识。这正是这些党派当时和共产党合作的重要原因。而共产党执政之后，其宪政方面的立场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另外，“五一口号”的提出其实并不是中共的初衷，而是当年“俄国爸爸”斯大林的要求。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其他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才能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但斯大林不同意。在1948年五一口号提出前10天，斯大林才回电毛泽东，说中共将来不得不与民主党派合作建立联合政府，才能孤立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中国将来该建立的是一个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斯大林的这个意见，毛泽东不得不执行。当时提出“五一口号”后，很多民主党派表态说这是本党的一贯主张，不是中共的发明创造。现在的很多民主党派数典忘祖，忘记了当年成立这个党就是为了争取宪政民主。而现在它们已经沦为一党专政的工具了。章立凡认为，“民主党派”这个头衔已经没什么意义，去掉也罢。
章立凡：新生代开始挑战中国政府的“父权”，未来属于年轻人
章立凡说，中国是男权主义或父权主义的传统。从古代起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长辈有绝对权力支配下一代的生活乃至生死。这与西方有很大区别。所以有一种很极端的说法是，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杀子”文化。西方总是年轻一代要胜过老一代，而中国则是老一代要压制年轻一代。六四事件就是个中国父权社会下“杀子文化”的典型。你要反抗我就把你当作逆子处死。这一点当然得改变，特别是进入互联网时代，大家都成为了自媒体之后。现在有很多黑天鹅已经起飞，新生代出现，年轻领导人也正在各国登上历史舞台；还有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和香港的雨伞运动等等，这些都折射着代际的冲突。而我认为将来是属于年轻人的。
胡平：目前的民主党派连橡皮图章都算不上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所谓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下的几个民主党派其实连橡皮图章都算不上，最多是花瓶。橡皮图章至少还是代表一个权力机构，而这些民主党派只是在政协有位置，而政协又不是一个权力机构。全国人大才是权力机构。中共这回高调纪念“五一口号”有两个目的：一是向外推出中国特色的中共模式，二是回应外界对习近平搞个人独裁的指责。和章立凡先生的观点类似，胡平也认为中共现在的所作所为与1948年提“五一口号”的时候和1949年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的时候相差甚远。那时政协是个权力机构，政府领导人通过这个机构选出来，类似于宪法的《共同纲领》也是由这个机构通过。1949年的第一次政协会议上，民主党派至少还在以党派的名义活动。而现在，人大是权力机构，而政协毫无权力。尽管人大代表里，甚至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里也有民主党派人士，但是他们并不以党派的名义出现。因为只有中共才能提出这样那样的动议，从来见不到民盟、九三学社和民革以它们自己政党的名义提出任何动议。如果说当年第一届政协会议的时候民主党派还有分享到一些权力，那现在则是荡然无存。我们回顾历史，一定要对此作出鲜明的区分。
胡平：中国工人的境遇让“领导阶级”之称号成为巨大讽刺
胡平说，中国劳动者的地位与70年前相比不升反降。过去，很多工人的出身就是农民，但并没有“农民工”这个叫法。而现在很多工人还是被称为“农民工”，背后就是个户籍制度的问题。虽然户籍管理上近几年有些许松动，但很多问题依然存在。比如一个农村进城当了工人，但没法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样的待遇，包括子女上学方面。网上流传一个有意思的段子：本名“工人阶级”，假名“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经济学定义“低收入阶层”，洋名“蓝领”，别名“体力劳动者”，昵称“弱势群体”，外号“蚁族”，社会学定义“生存性生活者”，政治学定义“社会不稳定因素”，经常性称呼“失业者”，政府给的名字“下岗工人”，民政定义“低保户”，真名“穷人”。而现在其实又有了“低端人口”这个称呼。尽管工人在今天的中国依然被列为领导阶级，但实际上是被归为“低端人口”，政治上是“不稳定因素”。这是个非常大的讽刺。几年前长沙有个下岗工人办了一个博客，自称“长沙刁民”，从工人的角度对改革进行了严厉批判。他指出，改革对工人来说就是失业，就是生活陷于贫困。他也并不是维护旧体制。他提出，计划经济是该改革，改革也就免不了付代价，但他强调，计划经济不是工人发明的，而是共产党的发明，付代价该是共产党来付，要下岗该是共产党下岗，怎么叫工人下岗？这些批评都非常尖锐。他也不同意毛时代工人阶级处于领导地位这种说法。毛时代，工人生活状况也相当糟糕，收入仅能维持生存。工人前后境遇的变化，最能揭示出一个社会的性质，也最能揭示出经济改革方面的问题。
胡平：共产党不代表任何阶级阶层，它只是一小撮人的专政
胡平说，中共从来就不是劳动人民的代表。如果说某个政党是某部分人的代表，意思就是该政党受了那部分人委托，那么一旦它的所作所为不符合这部分人的利益，他们就可以把它换下来。这才是“代表”的涵义。固然，毛时代的共产党至少在表面上照顾工人阶级利益，但改革开放后就很少照顾到了。但你也发现工人阶级对此毫无办法。所以共产党就不是工人阶级的代表。如果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代表，那么共产党的权力就来自工人的授权，工人也自然有权收回授权。当你所做的与工人利益相反时，工人却无可奈何，这就证明你从来就不是“代表”。实际上，共产党不代表任何阶级、任何阶层，共产党甚至不代表共产党自己。它其实是一小撮人对共产党内的大部分人和全国各阶层的人实行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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