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佩玉:论中共土地逻辑财产权逻辑与政权逻辑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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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匪的发家史就是一部抢劫史,井岗山下来的土匪,从来没有承认过人民的土地所有权,这种看似无关宏旨的强盗立法权,背后折射的是共匪一以贯之的土地逻辑,及其衍生的财产权宗主意识,简言之,匪党以人世间全部财产的所有人及继承人自居。

近来本公民在家建房子,亲自见识了匪党的强盗本质,区区一个镇级小科员,竟敢口出狂言,说要叫挖机过来把我正在施工的宅基地及建筑挖掉,因我不屑满足其利用职务之便吃拿卡要的欲望,此前村一级干部公然向我耳提面命潜规则,要求我买好高档点的烟接待这种小土匪。乍见之下似乎这是一个很平常的权力交易事件,其实质则恰恰完美呈现了共匪从土地逻辑生成的政治逻辑,近百年来,共匪从打土豪分田地到血腥土改运动,资改社(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运动,八九十年代的暴力计划生育(人口计划生产),到近十年来的强拆血拆,无不是匪党政治逻辑的自发推动,其逻辑起点又无不以剥夺人的财产权为表征。

其实这本不新奇,匪党的祖宗已经在《共产党宣言》公然宣称要取消私有财产制,因为提不出可供替代的可选项,于是冠之以公有制的名义以期同私有制相对,杂以集体所有全民所有的名词,究其实则乃奸党的权贵所有。当我们明白了这才是匪党的本质所在时,也就不难理解他们的家犬何以不必出示工作证件,却敢于堂而皇之的要求公民出示他们单向强加的相关证件,强盗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已经先天的获得了颁证权,却从不需要授权。

深察之,共匪在借一亩三分地兴风作浪煽动颠覆之时,已经自我加冕了分配权,即一边抢劫一边分赃。法无常规,分赃才是其中的主线,随着匪党窃国,立法权更是为分赃而设的作恶机器,即便如此他们也一边制定法律,一边率先践踏之。人类的财产权本身已经包含了人的尊严,独立,自由在其中,财产的性质也因此具有了契约性和继承性,但到了强盗土匪手中,一概以红色江山而命名,甚至于每一个不幸生于斯长于斯的个体,也成了匪党的家业,这一点已经经由红色精子在今年初的丑剧表演中亲口宣示,婊子已经脱掉了内裤,非常自然地说,要守住“他们”的家业。家业,很显然是一个财产权概念,既然我们每个个体不拥有与生俱来的土地权(这是与生命权一体的生存权基础),那我们还拥有什么?我们的生命权,人权,语言权,思想权,一切都已经被一劳永逸的从娘胎一出来就剥夺了,因为有了这种剥夺及以这种剥夺为基础,共匪才所以成为共匪,才拥有了自我推动的历史生存力与统治力。

土匪是既不从事生产也不从事建设的,但按照经济学原理,任何交易皆需要提供有效产品才能保证交易有效进行下去,所以土匪也能创造出自己的一套交易产品,这就是暴力。唯有暴力是免于成本的,因为一旦有了第一次的霸占,随之而来的成本便来自于暴力的再生产,正如土地权的霸占,这桩买卖是千年买卖,可以重复交易分配,为暴力提供有效的驱动力——购买力,购买打手与家丁。财政——或者说财产来路不明,或者干脆直接宣布一切财产皆属于单一制的政权党,还有比这更加省事的买卖吗?权力(来自于暴力)可以任意购买它所心仪的任何产品,包括人的肉体与灵魂。一个不提供任何有效社会财富产品的暴力机器,甚或其中的一员,也恃权而肆,反而能够任意获取它的对象物,权力逻辑(或者说政治逻辑)在此也就轻而易举的取代了资本逻辑。

资本的生产尚且需要遵守一个公共的市场逻辑,市场正义,但权力则大谬不然,按照政治哲学对权力的深刻认识,权力的原罪完全继承了人类原罪的遗产,只要有需要,它自己就是逻辑,它自己也是正义,所以它所圈养的役从,可以毫无廉耻的公然宣布,叫挖机来挖掉我的私有财产,侵犯他者的财产权不再是一种犯罪,反而是一种彰显荣耀的手段,目的则直指霸占他者财产——索要好烟。

现在我们已经不难看出,只要私有财产得不到尊重,必然引发的两个后果是:其一,官僚的财产来源不明具有了自我赋予的正当性。其二,公民的财产权处于被随时随地遭受侵犯,剥夺,霸占,抢劫,掠夺的位置。这一个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以抢劫为生存动力的强盗政党,它的动员机制必然是以贪腐为目标的,它的执政逻辑必然是反人类的,它的财产逻辑必然是掠夺性的,它的话语系统必然是反文明的,它的外交逻辑必然是以利相交,它的统治逻辑必然是利益统治,为了利益,它必然践踏人类最基本的普遍伦理。

早在共产党诞生万万年前,上帝已经创造了这个世界,但不幸上帝又因人类之罪而降下了共产党这一邪恶的异教,以剥夺与摧毁人类价值体系为目的,通过对财产权的践踏进而践踏人权,它的罪恶正是为了集人类全部罪恶于一身而走向自我灭绝。

土地财富是上帝所赐的基本财富,因为土地财富才产生了财产权,因为财产权才产生了人权,因为人权才产生了信仰权,因为信仰权才产生了现代宪政文明,宪政文明又进一步拓展了人权价值体系的普世性,因此可以说土地逻辑确立了现代政治逻辑。

土地财产在历史上往往以暴力血腥的冲突出现,尤其是在中国的宗法制社会,遗传了原始部落社会对土地权的坚守,历史上家族冲突有所谓坟山屋场之说,集体的土地权往往以生命为代价来捍卫,但遗憾的是,在个体意义上而言,这块土地上的土地所有权从来只是权力及其附庸的副产品,个体也没有诞生过殖民性质的强悍主权意志,东方在集体权利上和欧洲庄园相类似,集体抗暴与自卫的历史过去了,西方迎来了清教徒殖民美洲的历史,个体主权伴随着自治理念开始生成,在物质上,他依靠持枪权支撑起了个体独立,在精神上,《圣经》为他们提供了永恒的信仰,人在这个世界的地位再一次发生了历史变革。

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上帝才是根本的赐予者,政府或者相关的政治逻辑只是世俗设置的附属物,在最高主宰者之下的存在,不再承认外来的权威,人权在信仰的支撑下诞生了不朽的生命力,

爱成为其中的关键价值,人的可能更加优美而优雅了。

上帝之下的财产权也呈现出另一种历史面相,“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凯撒已经被从上帝的历史踢了出来。人的财产权以上帝的名义领受,使用持枪权来加以捍卫,持枪权——人权的另一个重要外在表达,其内涵已经推翻了政治逻辑对暴力的绝对垄断,人从土地上开始的独立,现在以主体性的武力使用权再次加以奠基。

暴力和垄断是共产党的两大遗传基因,显然这很符合人类的原始欲望层次,财物占有欲通过政权的霸占而霸占,原始人或野蛮人也不如的土匪结社,在共产党历史中称为党史,进而取代国史,国家共同体终于借他们的手得以打破,代之党组织的名称。

今天的共匪,面临财政危机的必然宿命,土地财政的转向,在农村则转向宅基地产权拍卖,城市转向征收房产税,被称为财富之母的土地,共匪可谓运用得娴熟自如,农村土地确权,宅基地和旧房产回收,如何最大限度的榨取利益最大化,党国深谙此道,经久不违也。

新一拔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逻辑,城市化向农村回流,只要土地操之彼手,共党生杀予夺,予取予求,终不改土匪本色。你有房我收税,农村里的农民心知肚明,物议四起,正当其时。

2018/4/24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5/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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