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可能不对好些同胞的胃口，它由各色人等的讲述组成，讲述者的职业、地位、水平差别很大，叙述直白,内容零散，似乎未经提炼、加工。但它是一本耐人寻味、足以给人启发的书。本书全方位、生动感性地记载了人类历史上弥久而又常新的现象：对阅读与思想的控制与禁锢。
这本书各篇章的讲述与“宏大叙事”背道而驰，但通读之后掩卷深思，我们发现它本质上还是属于宏大叙事，它反映的是人类历史上，尤其是二十世纪人类社会最重要、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同时反映了人们对知识、信息的渴求，为冲破禁令而显示的勇气与抗争精神，为使禁令失效而构想出来的奇妙技巧，从而体现了人类精神力量的强大，人性的坚韧与不可摧毁。
对历史事实的记载，尤其是细节的记载弥足珍贵，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停止存在近四分之一世纪，有秘密阅读经历的人大多进入老年，如果对他们的经验和记忆不加记录和抢救，未来的历史会只有抽象的、干巴巴的一些说明和判断，人们的苦闷、欲望、追求，为精神自救而爆发的冲天干劲与令人拍案叫绝的奇思妙想将在时间的长河中不留痕迹，这对未来世代的精神发育，对历史本身无疑是巨大的损失。
控制阅读和压制思想的现象当然不仅存在于民主德国，但据《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的比较分析，该国控制和压制的强度、范围与相邻的同类国度比较还是最大的，而收效也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要就秘密阅读这个题目做比较，那么与民主德国可以相提并论的是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虽然时空条件不同或不尽相同，但都存在一个庞大的秘密阅读的群体，人们都以巨大的热情寻找、交换非公开发行的读物，偷食禁果的新鲜感、解放感与提心吊胆的心情同时并存，豁然开朗的喜悦与严厉的惩罚、打击都会不期然而至。
本人在“文革”期间是一个积极的，甚至是狂热的秘密读者，当我读到上海文艺评论家吴亮关于自己阅读经历的回忆时，感到似乎是在回顾自己的读书和思想历程，当我读完《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时，我惊讶于巨大时空差异中人性的同一。
秘密读者中的同龄人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有一篇文章特别引起我的兴趣和共鸣，它讲述的是一个叫做“阿多诺圈”的青年地下阅读群体。他们自称为“阿多诺圈”，是因为他们在第一次聚会时阅读和讨论的是马克斯·霍克海默与狄奥多·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并在两个月之后又讨论了一次。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最有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启蒙辩证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据我所知，中国的地下阅读者中，对政治、哲学、文化感兴趣的人热衷于阅读和讨论的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只不过因为资料来源不同，我们这方面集中阅读的是让-保尔·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这两本书的具体内容当然很不相同，但在“了解另一个世界”的意义上说，方向和性质却一样的。
马上就有一个问题值得深究：为什么人们的阅读兴趣首先集中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我的回答是，想冲破知识禁锢和思想樊笼的年轻人是背负着卸不掉的思想包袱起步进行探索的。他们长期浸淫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主流中，他们努力的方向是要寻找一种“合理的”、“人性化”的马克思主义，不能设想他们会从洛克或杰弗逊那里寻找思想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既照顾到了他们的思想背景和惯性，又透露出某种新意。
“阿多诺圈”的成员年龄比较接近，都生于1947年至1952年之间。这个年龄层次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因为这刚巧就是中国“老三届”的年龄。文章作者说：“由于年龄相仿，我们这个年龄层最初的政治思想状况里有着同样的时代和生活经历的印记。与1968年相关的事件和经历或多或少对我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有人心中都滋生了对东德状况的怀疑和距离感，抑或是对反叛的渴望和对其他出路的寻求。”这段话对经历过“文革”的中国老三届是完全适用的。
为什么是老三届学生，而不是大他们一些，同样经历过“文革”的大学生成为秘密阅读、反思“文革”的主力军？据我的观察和研究，这是因为经历过“文革”的大学生与中学生从1968年之后生活境况大不相同。老三届被扫出城市，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继续经受生活的磨练，农村的贫穷和落后刺激他们思考社会问题。而大学生们则被纳入国家干部体制，分配工作、领工资、找对象或结婚，有的人还有机会在专业上有所作为。当然，这不可一概而论，大学生中也有人被分到农场和基层，他们当中也有人在继续读书、思考，就像小说《公开的情书》所描写的那样。但从“文革”结束后老三届中涌现出大量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事实来看，秘密阅读、积极思考最后开花结果主要还是落实在老三届。
东德的情况不同，“阿多诺圈”的成员都受过高等教育，都是专业人士。
书中还说：“整理一下圈内讨论过的主题，会发现‘启蒙’这一主题最为广泛而突出，与此相连的是怀疑、批判和寻求其他事实的疑问。”这个描述同样完全适用于中国的秘密读者，他们也是为了精神上的自我解放而阅读的。由于有“文革”中全身心投入、盲目信仰和崇拜的经历，他们的自我启蒙工作更刻苦、更自觉。
寻书和读书的东德故事
在东德，追求自由阅读的人寻找的不是在东德境内经过审查而出版的书，而是在境外出版的书。因此，在柏林墙建起之后，寻书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一个非法携带图书入境的问题，或走私问题。可以想象，边境、海关、口岸成了带书和查书的战场，冒着风险带进的图书自然奇货可居，以至于人们可以谈论一门“东德秘密阅读经济学”。
最简单的办法是请亲戚或朋友把书从西德寄到东德，但这也是很不 保险的办法。近九成包裹受到检查，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被没收的图书包裹每年达七万件，印刷品总计四十二万册。另一个极端是用笨办法：在本地复印或抄写来之不易的禁书。有一个名叫蒂姆勒的人从1962年10月开始，花了十七年用他的手提式打字机抄写卡尔·麦的作品，把二十一册，总共一万一千九百三十三页的书打印出来，供儿子阅读。卡尔·麦的书曾遭到纳粹分子的攻击和禁止，在民主德国不让出版，图书馆已有的也要下架。
利用探亲、旅行的机会携带书籍过境，这是另一种办法。但海关对汽车、火车的检查非常严格，据贩运教会刊物的人士统计，驾车走私的刊物百分之八十五被没收，而通过包裹投递被没收的只占百分之二十五。虽然成功率不高，但人们在这方面绞尽脑汁、乐此不疲。最容易得手的绝招是把书藏在厕所里，等过境之后再取走。有人撬开厕所的板墙，有人用塑料膜把书包起来放进水箱。不止一篇文章讲述了相同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一位体态丰腴的妇女在某个火车站上车，气喘吁吁地在车厢角落坐下，过境检查之后，一叠报纸在那位胖妇人的衣服里现身，把藏着的报纸拿出来后，人们发现她原来是如此苗条！
一些公立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中收藏有不能正常外借的图书，这些地方被称为禁书馆或毒品柜，藏书符合当局开列的“莱比锡书单”，它们对以下特殊人员开放：党中央委员及其机构，承担相关科研任务的教授、讲师，重要部门的科研人员等等，作学术研究论文的大学生出示院校领导签字的证明，也可以在严格限制的范围和时间内查阅那里的书刊。这样的规定为个别有门路的人提供了机会，少数图书馆工作人员为亲友非法借书，柏林图书馆一位负责人拿了上百本书回家，办了个流动图书馆，他的结局是进了监狱。
东德的特殊之处是有一年一度的莱比锡书展，虽然来自境外供展出的图书经过了严格而仔细的审查，虽然书展期间出动了大量警察，安装了许多设备进行监控，但书展还是人满为患，人们还是可以看到不少“非正常”图书，至少可以得到书目，知道有什么好书。秘密读者们现身于书展，成天站在展柜前读书、抄书，甚至结成一对，一人念，一人写。展出图书丢失的数量高得惊人，有个出版社在第一天就丢失了四分之三的书，有个展台一开始有七百五十本书，后来剩下了七十本。在很多情况下，境外的参展商对于偷书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偷书贼的动机不完全是经济上的，而“书展突击队”每天能抓到二十来个小偷。
《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中多篇文章提到，秘密读者最热衷的书是奥威尔的《1984》，它引起了狂热的反响，有位读者说，即使只读它的一部分，“对于我们来说也能引发手榴弹般的反应”。一位秘密读书小组成员说，阅读对每个成员都十分重要，就像混沌理论中著名的蝴蝶效应一样，蝴蝶扇动翅膀改变了气候。
寻书和读书的中国故事
如果说东德秘密读者的书源在外部，那么“文革”时中国秘密读者的书源则在内部，就在自己身边。因为在“文革”前和“文革”后期，官方出版了大量内部书籍，供领导干部“了解敌情”和参考。内部书籍连中国第一号禁书《金瓶梅》都包括在内，今年10月，杨牧之在他的文章中说，毛泽东多次要求高级干部读《金瓶梅》，1957年出版未删节的原版《新刻金瓶梅词话》，只限售省部级以上高官、少量高校和科研单位正教授以上人员，年龄要在四十五岁以上，每部书都编上号，而且购买时还要出示单位证明信。
“文革”前，内部书籍管控严密，密级程度和发行范围都等级分明。“文革”时“天下大乱”，大量内部书籍流落民间，尤其在青年学生中，寻找和交换非常容易。比如，成都市最繁华的大街春熙路（“文革”中改名为“反帝路”）上有一座孙中山铜像，它的下面和周围就是一个交换禁书等物品的市场。我记得，下乡时我附近一个知青的父亲是前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他陆陆续续供给我们大约几十部内部书。另一个老同学是我固定而可靠的书源，我从他手里借过《人道主义、人性论研究资料》中的若干辑、《尼赫鲁自传》《戴高乐回忆录》等。那时对我这样的“老手”，谈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是太小儿科了，《赫鲁晓夫主义》还算勉强上得了台面，我看得很用心的是比较艰深的资料文集《修正主义》和讲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分析的时代》。《分析的时代》对我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后来考上了本书编者杜任之的研究生，而考研时开列的最重要、一般人找不到的参考书就是它。此书我至少看了它五遍，几乎作了整本抄录。
和东德的情况类似，官方图书馆也是重要的来源。社会科学类图书当然是不外借的，但科技类图书不受限制，我下乡时参加了生产大队的农业科技小组，土法生产细菌肥料。我借此找公社开证明去四川省图书馆借书，虽然多数是有关遗传学、分析化学方面的书，但也有《物理学的基础》、普朗克的《从近代物理学来看宇宙》与彭加勒的《科学与假设》等，这些书从名字上看是讲科学，但实际上谈的是哲学。
从我后来的调查和研究看，不论年龄和地区，对经历过“文革”的一代地下读者影响和启发最大的书是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它的意义和重要性与《1984》对东德人一样。
地下阅读的意义和效果是深远的，我举一位朋友的经历和自白为例。
他在“文革”爆发时才十六岁，因家庭出身问题，只断断续续念了四年小学。“文革”中，他是四川一个偏僻县城的运动活跃分子，现为民间诗人和学者。“文革”后期当临时工时，他集中全力阅读和思考。以下是我采访时他的回答：“我在烧锅炉时读了《普列汉诺夫选集》《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看过罗素的两本书，一本叫《社会改造原理》。还有密尔的《论自由》，柏拉图的《理想国》，巴枯宁的传记，一本关于克鲁泡特金和无政府主义的书，以及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三卷缩写本，我的历史观很受汤因比的影响。诗歌受雪莱、拜伦影响，小说看托尔斯泰的作品，但真正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时我手头不全，只有两本，与别人交换着看，还有达尔文的著作和书信。还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共产党宣言》。看了之后我才知道我们搞的什么初级社、高级社、公社，并不是毛的东西，而是照马克思的蓝图搞的，我恍然大悟……当时大家很有抱负，准备搞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对‘文革’重新研究，当时基本想法是认为毛泽东的‘文革’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歪曲，中国现在应当按马克思的本意彻底改造社会。”
2013年12月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