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现在年轻人喜欢K歌一样,秦老爹也很喜欢哼歌。但他会唱的歌卡拉OK上一首也没有,因为他经常哼哼的三类歌曲都不是流行歌曲。他第一喜欢唱国歌,粗粗统计他大概能唱出50~60个国家的国歌。

秦老爹的书事

秦蓓蓓/文

“秦老爹”——秦晖,秦教授是也。我小时有一个动画片叫《蓝精灵》,那里面有一个智慧型的人物叫“蓝爸爸”,我就把秦晖叫“秦爸爸、秦爹爹、秦老爹”。关于“秦老爹”——秦晖与书的故事可以讲很多。

坐拥书城

父母曾说过,他们成家时唯一的“资产”是两人合在一起的14大纸箱的书。1982年他们回广西结婚,沿途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去古旧书店搜罗买书。从现在他们保留下来的黑白照片中还可以看到,几乎所到之处留影旁边都有一捆书。妈妈说,他们在上海约好了去照一张当时流行的上色的婚纱彩照,因为秦老爹在上海图书馆看书太投入,忘了这茬子事,害得妈妈做好了头、化了装,孤坐在照相馆里一直等到下班都不见秦老爹的身影,当时心想连结婚这样的事秦晖都能忘了,以后他还有什么不会忘,这婚不结也罢,让他和书结婚吧。

到了陕西师范大学,学校分给他们一间宿舍,书除了堆在地上、放在桌上、就是码放在床上,所以他们的第一件家具是花33元买了一个书架。但这仍然解决不了放书的问题,我姥姥就用两张单人床板给他们做了两个2米高的书架,算是给我妈的嫁妆。因为书增加的速度太快,很快家中就四壁皆书。我出生以后因为半边床上堆放着书,秦老爹无处住,只好借住在学生宿舍了。

因为秦老爹翻看的书常常不放回原位,家里的地方又小,一摞摞的书只好摆在地下,经常半夜就会听到哗啦一声地震般的声音,我们都习以为常地说,“雷峰塔倒了!”秦老爹有随手记卡片的习惯,经常是随便抓住什么纸头就写下一些想法,家里的一些废纸烂屑上可能都留有他的“灵感”,于是他有个规定:片纸不丢!不能打扫他的桌子,谁若胆敢清理他桌上的东西,势必迎来一顿咆哮。

这样的结果是家里很快就成了废品收购站,不但一捆捆、一袋袋、一摞摞的书籍胡乱摆放,一片片、一张张的烂纸头随处灰扑扑地散落着。很多在我看来毫无收藏价值的应景杂志和书籍完全可以淘汰掉,但秦老爹的座右铭是:“书到用处方恨少”,你怎么知道以后会用到什么书。

因为只进不出的结果,以及他们又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了一批书籍,有限的空间很快就只能向上发展,房间里已经看到不到一寸白墙,阳台上、厕所里、厨房里的顶柜每一个边边角角都利用起来。结果是,家里的书越多越找不着,他们常说人生1/2的时间都用来找书了,有时候写文章写到一半,要查找什么资料,在家里大索貌阅上上下下翻了个掉底儿,两手灰灰愣是找不着,于是大发牢骚说以后一定要像组织部进人一样严格把关限制买书,家里有书找不着还不如去图书馆借书来得方便。

话是这样说,可是遇到自己心仪的书,一定又会急逅逅地赶快收入囊中。现在家中到底有几万册书,谁也没有统计过,只是知道1998年我们搬家,搬家公司光书就拉了几趟,每次把载重汽车的底盘都压得超过了底线。2000年搬家,300个纸箱子来回使用了四趟还不够用。后来有记者来过我们家,以《秦晖坐拥书城》为题写了一篇文章。电脑时代他们的购书速度有所减缓,但是别人赠书的数目仍不在少数。家中的地砖因为受重不均匀,已经左一块右一块的松动起翘了,我们在家中走动就像踩石头过河,既要绕着书堆又要避开坏地砖,颇需要点技巧才行。

买书如痴

在他们的工资都不高的时候,买书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时也不得不忍痛割爱。

秦老爹至今念念不忘的是,1979年他在杭州清泰街的古旧书店,看到一本日文的仁井田陞著的《支那身份法史》爱不释手。但是7元的标价超出了心中预算,他在书店里看了很久,犹豫再三最后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放下了那本书,现在一想起来就后悔得要命。1980年我妈妈做毕业论文搜集资料时,在天津劝业场的一家古旧书店里结识了一位专门经营外文书的老店员。老人曾向她推荐了大量文革中抄家没收的外文书,也是因为囊中羞涩,与很多心仪的书籍失之交臂,现在每每想起还大呼可惜。在西安时,骑自行车去西安南院门的古旧书店是秦老爹的“经常节目”。有一次他碰到一本到处寻找的书,但偏偏所带的钱又不够,又怕第二天来已被别人挑走,只好把工作证抵押在书店带着书回来,第二天再去送钱,回来的时候又不忘再稍上几本书。

他们买的旧书中,有不少是流落在外的名人藏书,有他们的题记、眉批、签名,比如吴晗、陈翰笙、钱俊瑞等。以博学著称的史学家马雍去世后,秦老爹在旧书店买到了他的一些藏书,其中包括苏联出的两巨册《古希腊语俄语大辞典》,上面有马先生做的许多注记。马先生是搞中国史的,却对古希腊语如此有兴趣,这成了秦老爹教我要博览群书的一个例证。马先生的儿子也是学历史的,跟秦老爹还认识,有次见面秦老爹提到令尊的某某书如今在我这里,这位子承父业却把父亲藏书卖了的儿子“好像有点尴尬”。

1994年以前我们家住西安时,学校经常调整住房,我父母所任课的84、85、88级的学生都为他们搬过书,以至于现在这些已经成为博导、硕导的学生聚在一起时还说,当时他们一个班的男生浩浩荡荡的拉车扛书为老师搬家,很多人还以为给图书馆或系资料室搬家呢。

我是“看书科”生物

秦老爹眼睛不好,从小练就两个本领,一是站着看书。他小时候在南宁新华书店看书,一站就是一天,因为经常去,书店里的人都认识他,所以经常可以先把书拿回家,下次去再付钱。第二个本领就是看书时高度集中,可以屏蔽掉一切无用的信号和活动。这个习惯保持至今,比如说他看书时一般不喝水不上厕所,捧着本城砖般厚的百科全书杵在那里,一站就是个把钟头,除了接电话,当面询问只会得到没有有效反应的“唔、唔”之类的敷衍之声,反应极其迟钝。我和妈妈说他,他反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是‘看书科’生物!”

他在图书馆看书更是注意力集中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当年陕西师大的人都知道秦晖被锁到图书馆、资料室的事情。听妈妈说他在校图书馆书库的某个角落里看书,闭馆的铃声响了,大家都离开了,灯都熄灭了,他毫无察觉,等到光线无法再看书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已被反锁在书库了,于是大喊大叫,被图书馆的人批评教育一顿后才被放出来。在历史系资料室也是,管资料的老师说:“下班了、下班了”,清场以后锁门下班回家。那时候电话还不普及,等到他知晓被锁在里面敲门高呼时,被其他老师发现,只好央求人家先去回家找金雁,然后再让我妈去找资料室的老师来开门。等到满校园里找人把他“解救”出来时,大家都调侃他说,索性你就在资料室里住一个晚上看个够,省得这么兴师动众麻烦诸多人。他信以为真地说,我倒真有此想法,主要是怕一夜未归家里人着急。

到北京以后,夏天他经常到北图去看书,一待就是一整天,往往到下班的时候,他会茫然地说,我记得刚进去一会儿,连中午饭都没吃,怎么就下班了呢?时隔多年,父母当年的同事到家里来做客,谈及秦老爹的这些往事,哈哈大笑之后总不免感慨,现在再无这样看书成痴的人了。

1978年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人数不多,当时算是天之骄子,作毕业论文时可以在全国到处查资料,所以“泡”各地的图书馆是秦老爹的一大强项。他的导师赵俪生先生资历老学问又好,在学界到处都是熟人,而当时看书的人又少,秦老爹就凭着导师的一纸推荐信,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图书馆里享受到“本馆工作人员”的待遇。当时上海图书馆的馆长顾廷龙老先生跟行政方面打了个招呼,秦晖便住在图书馆的招待所,在图书馆食堂吃饭,可以入善本库看书。在杭州也是由于善本部主任张良诚先生的关照,秦老爹在孤山上的浙江省图书馆善本部(当时设在西湖中的孤山文澜阁)一待就是两个月。那年杭州的冬天奇冷,南方又没有暖气,他每天从杭大招待所穿过白堤上孤山,西湖上刺骨的寒风宛如刀割,孤山上室内也冻得捏不住笔。离开杭州时,他带走的除了抄录的上千张卡片,还有满手满脸的冻疮。三十年后,当我们一家在艳阳高照的夏日泛舟西湖时,秦老爹在波光潋滟的水面上仍感喟道:“杭州的冬天可真是冷啊”。

1979年在北图善本室里查阅资料,因为线装书纸张都很脆弱又吸水,容易玷污书籍,故而善本室里素有不能用钢笔的规定。当时善本室的一位老馆员,据说是“京师图书馆”时就入馆的,赵万里都很尊重他,此人惜书如命。秦老爹有一次不小心把一小滴墨水落在书边,使得负责任的老馆员大为光火,当即把他赶出善本室,后来写了检讨诚恳道歉赔了罚款才算了事。

曾有记者问过秦晖,有什么业余爱好,他回答“看书”。记者以为他没听明白又一次强调:“我说的是‘业余’爱好。”秦老爹说,我说的就是“业余爱好”。因为在他看来,其实文字工作没有专业与业余之分,他的工作就是兴趣所致。我上学期间总是为没完没了的升学考试所迫,书山所苦,免不了点灯熬油,通宵奋战,而他从来就对我那种苦行僧般的努力不以为然。他经常说,“我从来不相信头悬梁、锥刺股能够有什么出息,看书看到昏昏欲睡要拿锥子扎,能看进去什么?兴趣才是最大的动力”。当然,对于埋首厚厚的作业堆中分身乏术,困倦已极还要应付考试的我来说,说这些话的人完全是“白天不懂夜的黑,站着说话不腰疼”。

知识达人

当然,必须承认秦老爹看书的范围十分广泛,可以说只要和知识沾边的他都有兴趣。历史门类里中国史、世界史不算,与此沾边的考古、古文字、古生物、宗教、地理、自然、水利、兵器……他无一不感兴趣,范围之广恐怕许多以博学著称的专家都难与之匹敌。

他还尤其喜欢看地图,他自称小时3、4岁还不太认字的时候就迷上了看地图。那本旧地图汉字是从右排的,于是他把“黎巴嫩”读作“嫩巴黎”,很奇怪巴黎还有老嫩之分;竖排的“立陶宛”,他还认不准“陶”字,但是知道是“陶瓷”中的一个字,就叫“立瓷碗”。

文革大武斗的时候,他在宁波外婆家避难。那时中国什么都保密,沿海城市大都没有公开发行地图,他就自己跑遍了宁波的每条街巷,自己手绘了一张宁波地图,上面标注了他沿街看到的许多机关工厂。结果我爷爷见了大惊:在那个“敌情观念”浓厚的年月,他害怕会被人指为特务,把这张珍贵的手绘版地图付之一炬。还是个孩子的秦爹爹手捧地图碎片嚎啕大哭。这件事显然对他打击极大,以至于多年后说起都耿耿于怀。

这个童子功的练就还是非常了得,每每说起某个地方,他脑子里都会呈现出一幅“活地图”。当年在兰州大学和气象专业的研究生住在一起,他比那些当了多年气象填图员的人更加熟知中国的两千个县市,因此震倒了一票人。至于河流的流经区域、山脉的走向就更不在话下。往往别人一说起是哪里人,他就会如数家珍一般告诉人家,你们家旁边有什么河、有什么山。甚至在巴黎,他与法国朋友走在某条街上就会告诉人家这条街大革命前叫什么名字,1871年叫什么名字。因为他在当知青下乡时,就把《1871年公社史》所附的“巴黎街垒战”地图看熟了。

他搜集地图达到痴迷的地步,每个国家、城市、地区的地图,甭管是新的旧的他都一样喜欢。他认为,新的有新的用处,旧的有旧的用处,如果能配套逐年搜集全了就更有价值。在美国的每个城市以及汽车club里可以提供免费地图,他从美国回来如获至宝地运回来整整一箱子地图。我们在国外旅游每次他都比导游更了解当地的天文地理,还时常纠正人家的错误,搞得导游好没面子。很多与他一同出行过的人都说,秦晖是中国Number One的导游,不但可以讲解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天文地理,而且是集全陪与地陪为一体的、可以穿越时空相互比较的知识性导游。

秦老爹还有一个习惯,喜欢用地名和人名的谐音作为日常词汇。比如热极了他就说“蒙哥大汗”;吃饱了他说“塞鼓肚儿”(塞古杜尔,几内亚的开国总统);晚上困了,就说要去“躺铺儿”(坦普尔,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去厕所小便叫“慢撒尿”(曼萨尼奥,墨西哥的海港);蹲厕所叫“拉各斯”(尼日利亚前首都);如果两个人正好“都拉斯”(阿尔巴尼亚的海港城市)呢?那只好“轮蹲”(伦敦)了;在里边看书不出来,等着“轮蹲”的人抱怨了,他就说“拉斯帕尔马斯(怕尔骂死,加那利群岛城市)”;平时说哪个人没出息,就说是“瓜拉丁家奴”(马来西亚一省会);裤子松了,说“涅菲尔提提”(古埃及的王后)等等,不一而足。

与现在年轻人喜欢K歌一样,秦老爹也很喜欢哼歌。但他会唱的歌卡拉OK上一首也没有,因为他经常哼哼的三类歌曲都不是流行歌曲。他第一喜欢唱国歌,粗粗统计他大概能唱出50~60个国家的国歌;第二喜欢宗教歌曲,如《圣母颂》、《大开城门》等;第三喜欢特定历史事件中的歌曲,比如《一块牛排出卖巴黎》、《觉醒吧罗马尼亚》、《团结工会之歌》,甚至还有《党卫军之歌》,以及文革中的歌曲,像什么《知青之歌》和武斗中的《完蛋就完蛋》、《四二二战歌》之类,现在几乎无人知晓的带有时代烙印的歌曲。

与对知识的痴迷相反,热播的情感剧、青春偶像剧、反特剧,他从来不屑一顾,并感到大惑不解:现实中的人们总是忙忙碌碌,而电视中人物怎么有那么多的时间默默唧唧,无病呻吟呢?他的解决之道倒也简单:让那些痴男怨女们都去写论文,就会天下无事。

选自:《经济观察报·书评增刊》2010年6月刊

秦老爹的知青岁月

秦蓓蓓/文

没有同学只有“插友”

九年也许在人的一生中并不算太长,但是对秦晖——秦老爹来说,却是他人生成长历程中最重要的阶段。他曾说过他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其实何止大学,甚至包括初中、高中他都是在“早稻田”里读的,秦老爹是六九届初中毕业,也就是说六六年“文革”开始时他刚小学毕业,刚入中学就停课“闹革命”了,而广西“文革”又特别火爆,两派之间武斗得如同一场内战般惨烈。秦老爹初中的三年几乎全部是在“文革”的炮火中度过的,初中的同学若不是小学就认识,又不是同属“4·22”这一派的“战友”,往往就连面都没见过。所以他们都没有同学的概念,只有“插友”,即便曾经同学过也是在插队之后才知道的。

这些“插友”维持了几十年的友谊,只要可能每年都要小聚一两次,或者到当年的生产队去看看,尤其到“9·16”必须要聚在一起缅怀一下,因为这一天是他们插队的日子。正是由于这种“插青”情节,我也早早就认识了他的那些“插友”,并和同龄的“插二代”玩成一片。经常聚在一起“忆当年”的这些叔伯阿姨们目前的生活还都不错,但秦老爹说,其实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一懂事,就挨饿;一上学,就停课;一毕业,就下乡;回了城,没工作;结婚晚,三十多;生孩子,就一个;工作了,就改革;要下岗,又该我;生活费,两百多;这样的日子没法过”。这个段子可以说是知青中大多数人惨淡生活的写照,秦老爹当年的一个插友本来极聪明,学壮语特别快,不但俚俗谚谣无所不通,还能听出十里八村间乡音的细微区别,甚至还能流利地“冈宾”(反切壮话,当地壮族人在有旁人在场时为涉及隐私而采取的一种表达方式,壮族中能流利听说的也很少)。其他东西也是一学就通。据说后来招工填表时在“有何专长”一栏下他填的是“学什么专什么”。可是这样的一个天才却再也没有机会学什么,招工后就没能再念书,改革后下岗了,只能到处打点零工,生活相当窘迫,50多岁就暴病而亡,怎不让人扼腕痛惜!而他不过是许许多多被时代所误的人中的一个罢了。

在沉重的生活压力下,他们实在没有多少怀旧的心境,也不常参加大家的聚会,更谈不上什么社会话语权,这些上山下乡运动亲历者对这段历史本该最有发言权,可是现在关于知青的文字大都是幸运者写的。岁月流转,还有多少人记得“沉默的大多数”呢?

所以秦老爹一直很讨厌“青春无悔”之类的高调,痛惜他们中的许多人被一个政治指令强行打断、扭曲的人生,但另一方面,与从小伙伴一起“面朝黄土背朝天”度过的别样少年时代的确也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回忆,哪怕好几次几乎死在乡下。

行路难

记得1996年,老知青们带着家人重返“插乡”寻旧,还在念初中的我也终于见到了闻名已久的“早稻田大学”。我们出了南宁市区当天赶到田林县,第二天在一条坑坑洼洼、泥泞不堪的马路上颠簸整整一天,头晕脑涨之际终于到了父辈抛洒过汗水和青春的地方,如果仅仅从审美的角度说,那里算得上是个山清水秀的世外桃源:青翠的稻谷在莹润的水田中迎风起舞,路边潺潺流淌的小溪清澈见底,四周的小山披着翠竹、青草和鲜花织就的轻纱衣,温温婉婉地起伏着。吸一口那里清新的空气,整个人都会觉得轻盈起来。

当然,此等田园风光的另一面就不太美好了,当时改革开放也近三十年了,这里仍是泥土房一片,砖屋难觅,只不过泥房上的屋顶从茅草变成了瓦片;人们仍旧赶着牛车慢吞吞地走在泥泞的乡间;纵使在乡招待所附近,也是屋里没有电视,屋外没有任何娱乐设施,甚至没有干净的厕所,住着三四个人的房间里只有一个昏黄的电灯泡,到了晚上外面一抹黑……本来打算在这里多盘桓几日,可是第三天乡里就通知说:天气预报说要下雨了,你们赶紧回吧!原来这条唯一通往外界的简易公路,只能晴天勉强通车,一下雨就走不了,我们如果不想爬一天山路出去,就得赶在下雨前离开。

在返程的颠簸中,大人们看着我们几个闷闷不乐的“插二代”开始忆苦思甜:他们那时候坐着大卡车从南宁出发,第一天晚上只能到百色,第二天早上从百色开车,中午时才到了田林县城——那时是个只有2000多人口的小镇,午饭后到唯一的综合商店——县供销社转了转,一些女同学议论说要买点什么,旁边伙伴说不着急,等到了地方安顿下来,哪天收工时再过来买吧。本以为就要到“地方”了。谁知午后出发,车开个没完没了,路边景色越来越荒凉,他们的心情也越来越差。晚上到了旧州公社,那些同学懊悔道:早知道在县里就买点什么,到了这么远的地方,上县里不方便了——他们又以为“终于到了”。可是带队的很快宣布:同学们今晚好好休息,明天没车坐了,要走一整天路才能到我们公社呢!大家顿时蒙了,那个原想“收工后”到县里买东西的同学当时就哭了起来。

第三天打起背包,在走了六十里山路之后,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平塘公社。那时的公社相当于今天的乡镇,田林全县12个公社中,平塘公社当时是刚刚从旧州公社分出来的新建制,公社所在地还是一片临时搭的席棚。当天晚上公社干部招待他们的接风宴是用玉米和大米饭掺和做的金银饭——这种干饭当时已经是好东西,但那些从没吃过玉米的孩子见到这白里加黄的一锅,初时还以为是“鸡蛋炒饭”而欢呼起来,一入口却觉得难吃无比。看着莽莽大山中这个荒凉的小村子,想到回家无望,有些同学又哭开了。

在公社办了两天“学习班”,他们才又打起行李分头走了若干里路来到各自的村寨,那已经是第五天了。

平塘离县里整整两百里(100公里),那时一些偏僻村寨中一辈子没到过县城的老太太也不在少数。如果要到县城,得走一夜山路,天明时到旧州搭乘贵州过来的长途汽车再往前往。如果白天走,错过了班车就得在旧州住宿,而那时他们很穷,没钱住旅店,所以一般都走夜路。南方多蛇,蛇多夜出,他们特别怕蛇,可是秦老爹视力很差,常常是他在中间走,前边一人惊呼“有蛇”,他没看见。过一会儿后边一人又惊呼“有蛇”,他已走过去也没发现。“如果踩着蛇被咬一口,就麻烦了,”他说。但是他从来没有踩到过,这也算“吉人天相”吧。

听他这么一说,颠簸中的我顿时觉得心里平衡了很多。毕竟我们现在从南宁到这里只用了两天,还无需走路。

一两年以后,那边的老乡来看我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田林终于通火车了,以后回去再不用如此受罪,末了不忘附上笑话一则,刚通火车时下田干活回来的老乡们不知此为何物,看到轰轰而来的火车竟要伸手拦顺风车。尽管并非亲见,但这个场景却让我印象颇深,虽然今日田林县城早已不乏宽阔的柏油路和气派的高楼大厦,一说起那个地方,我的脑海中却总是浮现起那条泥泞坑洼、颠簸至极的道路和一个扛着锄头拦火车的农民。

“我要当地主!”

那次在平塘的三天,我们有苦有乐。在老乡家的火塘里煨鲜玉米棒子吃,在农家小院里追逐毛茸茸的小鸡小鸭——乐;老乡带我们上山钻溶洞(没有任何旅游设施、自然状态下深不可测而又奇形怪状的漆黑山洞)——奇;老乡家凶悍的大公鸡发出凄厉的、如狼嚎般的啼叫,毛发粗糙,龇着獠牙的大狼狗一见我就追着咬——怕;而平时的衣食住行又让生长在城市中的我们大吃其苦。有的人在来到乡下的第一天就哭着闹着要回去。这时叔叔阿姨们就颇为自豪地说:“你们只是来这里玩都不愿意,爸爸妈妈当初可在这里劳动好几年哪。”

有天回到乡招待所,我们几个“知青下一代”跟大人瞎聊。“胖一”(意谓这群孩子中最胖的一个,次之者谓之“胖二”,)先是大声叫苦,说“我还以为这里有多好玩呢,谁知就这么个鬼地方,吃的也不好,住的也差,就这样鸟不拉屎的地方,你们怎么呆那么久,真傻呀!”

可是后来一转念,他又发现这里有可爱之处:“那煨玉米真香,真好吃!”他念念不忘地说。“如果我要呆在这里,我就要当个大地主,让这里的乡下人给我种玉米,我可以天天烧着吃。”

大人们听得面面相觑,妈妈说:“那要是没人给你种呢?你愿意自己在这里种玉米吗?”

“胖一”不屑地说:“我才不呢,我要盖个炮楼,拿枪逼着他们,看他们敢不给我种!”

大人们先是一愣,然后笑得前仰后合。其实这个偏僻的壮族山村就在“解放前”也从来没有出过盖起了炮楼的大地主。但是,当时宣传的“旧社会”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宣传了几十年,那印象早已深入人心。而现在这种宣传也没有改变。当然,那时把这种状况骂为“万恶的旧社会”,现在则骂得少了。相反满街都是“大富豪酒家”、“帝王娱乐城”、“豪门庄园”和“超霸”、“霸王”之类的商标、电视上铺天盖地的帝王剧、现实生活中一些人颐指气使,另一些人奴颜婢膝的状况,都无形中使“人压迫人”重新成为一种时尚,人们心照不宣的一种追求,然而“胖一”的童言无忌仍然不得不使人感慨,秦老爹说:当年要我们上山下乡,说为的是防修反修,防止江山变色、“旧社会”复辟。可是现在我们的下一代却如此羡慕“旧社会”,真是莫大讽刺!

十几年过去,听说如今这位“胖一”已经在澳大利亚留学了,人们管这叫“洋插队”。经历了洋插队的他对经过了土插队的父母应该有更多的理解吧,不知道他还有没有要盖个炮楼来使唤别人的理想,更不知道那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孩子有没有人会有这种想法。

“饿乡”生活

初到农村,由于每天都要从事重体力劳动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这些年轻人的总是处于半饥饿状态,秦老爹的胃口更是出奇的好,看着什么都有食欲,甚至在身患重病时也不例外。头一年由于没有知青点,他就在房东家搭伙吃饭,一来是为响应党的号召要向贫下中农学习,二来也是因为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他不但分外勤快担水劈柴还把自己的日常生活用品贡献给房东一家共同使用,但不知什么缘故总觉得那家人不太喜欢他,特别是每到吃饭的时候,房东家不会说汉语的老太太总是盯着他的嘴和碗看,嘴里还嘟嘟囔囔说些什么,让他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那年冬天,青壮劳力都集中去修田西公路,工地上的口粮标准是每人每餐七两米,这才发现七两米显得好少,盛在碗里呼噜一下就没有了,肚子里还没有任何进食的感觉。这才恍然大悟——在房东家可能是严重吃超了,他这个“吃死老子的半大小子”实际上是在多吃着房东一家的口粮。那个时候农村下饭的作料就是自制的辣椒酱,但他从来都克制自己浅尝辄止,要不然十天的口粮不够一天吃的。有一次生产队让他们去挑炸药,分给他们三天的口粮,结果他们像猪八戒吃西瓜一样没忍住,索性豁出去了把三天的口粮一顿吃光。

高强度的重体力劳动使他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人始终处于半饥饿状态,好在田林地区山清水秀,物产丰富,只要想办法,总还是可以吃到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全都一网打尽。

火烧连营

这个村子共有三男三女六名知青,村子里好事的老乡私下里给他们都配了对,殊不知这些青涩的毛头小子和女生连话都不讲。秦老爹他们在房东家过渡了一年后,生产队给他们盖了知青点,1971年春节前他们从房东家搬进新盖的散发着泥土和草香的“自己的家”,一间大屋,稻草顶棚是连通的,中间打了个围墙,三男三女各居一半。过年前三个女生回家过年去了,只剩三个男生留在农村过革命化的春节。他们本想用分下来的粮食好好地犒劳一下自己,还特意劳神费劲笨手笨脚地包了些粽子。过了一年寡油少肉的清苦日子,看到分到手头的一年的菜油,他们都在想,不管以后的日子如何,哪怕“有了一顿没有抱棍”,也要先吃他个嘴香肚圆再说。这三位男知青准备自己制作一次油炸食品,因为以往的生活从来没有这样奢侈的体验,所以他们不知道该怎样操作,只是在记忆中看见别人油炸东西时油会翻滚、会哧啦拉地响。于是就在大锅倒了好多油大火猛烧,到油很热的时候,他们还在纳闷为什么油老不翻滚、老不响,他们不懂得食品不进锅油是不会响的,而认为一定是油温不够,就不停地往锅底添柴,油开始冒烟了,秦老爹还假充内行地说:我们生产队压榨的油不太纯,所以会冒烟。话音未落油锅“腾”的一下就蹿出火苗来,当时这三个傻小子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想到要去叫人,一时慌了神也忘了撤火,只在考虑怎样把油锅给搬出来,但是油太多、锅太烫实在无处下手。

他们当时按照村里的习惯,也在火塘上挂个吊篮,烤些不太干的谷子、玉米,同时过年的腊肉也挂在上面。油锅起火首先烧着了这吊篮,罗克叔叔(秦老爹从保育院到插队时的好朋友)端了一盆水就去泼吊篮。这一盆水泼上去,哗啦一声水从上下来全落在锅里,一下子沸腾的油就炸开溢出来了,燃烧着的油流到哪里烧到哪里,吊篮点着火一下子就蹿上了茅草屋的房顶,他们三人哪见过这阵势,一下子全傻了。这时候老乡们已经发现,纷纷冲上来救火、抢东西,他们也就跟着乡亲们赶快扔东西拆房顶,否则火顺势从屋顶烧过来,女生那边也难保了。但是此刻抢救为时已晚,大火很快就把新盖的知青点吞没了,顺带着把女生那边也烧光了,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只有那些手快的老乡扔出来一些锅碗瓢勺、书籍、衣服之类幸免于难。结果不但新盖的房子没有了,刚刚包好的粽子、一年的口粮以及过年分的米、肉,所有的东西全都烧成焦炭。

他们只好灰头土脸地又回到房东家暂歇了一宿,第二天去清理废墟时,发现他们的猪正躲在废墟里呼噜噜地叫着,一群鸡可怜巴巴地缩在残垣断壁下,只能“欣慰”地说,“好在我们一家人都还全乎”。从废墟中清理出来的东西包括烧得半焦的粽子、烧黑的肉、烧成片的布,掺杂了沙土、石头的烧焦的粮食,甚至秦老爹当卫生员用的一罐灸针也都散落在其中,就这样他们一连吃了大半年这种焦不焦、糊不糊的粮食,有一次煮饭的时候还从里面捞出来一根针。最可笑的是两个礼拜以后,他们在对面的山坡上干活,看见三个女生从城里回到知青点,看见烧焦的一片废墟傻在那儿了,他们在对面山上看得哭笑不得,赶紧下山向女生道歉,倒也因祸得福从此打破了男女之间不说话的僵局。

旧习难改

我一直感觉着九年的烙印在秦老爹身上太深了,他经常自觉不自觉地冒出一些壮语,遇到好吃的就咂巴咂巴嘴说“宛扎西”(壮语“很好吃”),眼镜找不着了,就满世界地喊“我的镜达?我的镜达(镜达就是壮语中的眼镜)?”1996年我跟他们回田林时,大部分知青都已经不能讲壮话了,只有他还能用壮语与老乡们自如沟通。这并非因为他多能记,而是因为他在那里呆得时间最久。当时知青中主要是在农场、兵团的呆得较久,在农村的则呆得较短,他们这批知青平均“插龄”大约3年,只有他插了9年。他自己常说:我的英语口语远不如壮语,有时填写表格的时候,他就会说,如果少数民族语言也能算一门外语的话,我就可以把“壮语”填上。他也总是把当初插队时的生活水平当作衡量现在的标尺——若是吃鱼,他就说这鱼和平宜水库的鱼相比如何,吃玉米他就说我们在火塘里烧的玉米如何“宛扎西”。

其次是生活习惯,他们插队的地方是种水稻,为下田方便,老百姓都没有穿袜穿鞋的习惯,打赤脚是下乡要练的第一项本领。九年下来秦老爹的一双像渔民般岔开的大脚上的老茧有三个铜钱厚,赤脚踩灯泡、踩碎玻璃毫发未伤,听我妈说,他在兰州上研究生期间要不是怕违反校规,也想打赤脚,即便冷到零下20℃也不穿袜子。

到了餐桌上,他的知青作风就更明显了:从来不用小碗,而喜欢用搪瓷大碗,这是同样当过知青的妈妈也有的“优良传统”,所以我家至今都是一人捧一个大海碗吃饭的。他还是个“剩菜篓子”,剩饭剩菜只要不馊就会吃个精光。每次动筷子前都要照例问一声:“有没有剩菜?拿来。”吃完还要开水涮一下碗喝掉。据说周总理也有这个习惯,“大人物有这个习惯就值得一说,我们那里的老百姓个个都有这习惯却没人提。”由于什么都吃得盘光碗净,我们家厨余特少。如今关于地沟油危害的报道触目惊心,我常常想假如人人吃饭都像秦老爹那样,恐怕地沟油就会稀缺得比香油还贵了。

现在的秦老爹从来不管家务,据说这也是当年做知青时的“遗风”,他和两个从小长大的朋友在一起,按理说“三个和尚没水吃,谁不耐渴谁去挑”,而他却收工回来就拿起书,其余的事都“将就”,别看他那时年纪最小,另外两人却“将就”不过他。家务只好一并代劳。他这才能有时间看书,在“早稻田大学”里完成学业,每次他们那些田林知青聚会,他都会向两位伯伯表示感谢。当然,这也就惯出了他上述的许多毛病。2009年秦老爹与姜昆、宗庆后、陈丹青等人共同当选《南方人物周刊》评出的“十大知青”,不过在当初的插友眼中,他始终是那个需要照顾、糊里糊涂却又格外爱看书的“小秦”,当年9月16日是他们插队40周年纪念日,南宁的那批老知青都回了广西田林县平塘公社。凡是因故没有回去的,都被责令罚写“检讨”,还必须是5000字以上的,秦老爹赶在2009年底在上课的间隙当中忙不迭飞回南宁火速去了一趟壮乡看望当年的乡亲们,才在他的那些同伴那里有了交代。

选自:《经济观察报》2011年8月

多面秦晖

金雁/文

暑期溽热,打开电脑“犯懒”的时候,就敲一些轻松的话题,如要论话题来讲,无疑秦晖是很有说头的人,他的长相和处事风格容易给人以欺骗性,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个书呆子类型的人物。错!他只是由于眼睛不好,形成了高度集中的习惯,在他思考和写作的时候很容易进入问题而忽略其他,显得有些痴态,其实就他的性格来说,他是一个很好玩、兴趣广泛甚至有时会耍赖、很有喜感的人。

秦晖喜欢唱歌,拿起简谱就能唱,且音准很好从不跑调。但是KTV里的流行歌曲他一首也不会,他唱的歌全是和历史知识有关或者与他的研究相辅相成的。比如“二战”的、“文革”的、政治的、宗教的、国歌系列、外国情歌,甚至包括采风的“酸曲”之类。上世纪80年代我们还没有电视的时候,自己也不做饭,每天从食堂吃完晚饭出来,都要到附近的菜地或麦田里去散步,这几年由于获取信息的手段多样化,我们又恢复了过去的老习惯,散步成为晚饭后的保留节目。我们每天的散步都有一个话题,一般说来是以相互讲历史为主,或讲中国通史演绎,或全世界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一个个地在嘴上漫游,但是也有一些七七八八古怪的题目,或者讲全世界的大河以及水库,或者讲兵器知识,或者唱《外国民歌200首》。这是老知青的保留曲目,凡插过队的人人都能唱几首,我知道像郑也夫、何光沪、梁晓燕、郭于华都能张口就来,且音色很好,但是秦晖熟知的歌曲面显得更“刁钻古怪”一些。

秦晖的音域不宽,音色比较单调,但听力记忆不错,只要兴趣高涨一口气唱几十首不在话下。为了不“大混战”,每次我们都定一个基调,比如“二战”主题的话,就要对立阵营的全唱,不能只唱一边的,唱完苏联歌曲,我一定也让他唱纳粹的《党卫军之歌》《我们的隆美尔》。其实就旋律来说,苏德两边的歌曲极为相似,都是慷慨激昂、鼓舞士气的进行曲,而且歌词都是以正义的化身自居,有强大的气场,绝不像我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中描写的“反动派”音乐那样猥琐、阴暗、晦涩和流氓气,如果不知道的人一定会把德国法西斯的歌误认为是苏联红军的歌曲。

有一年正月十五,我们在旷野里散步,混浊的空气使那一轮满月都变得黄黄的,有些凄凉和惆怅。秦晖突然兴趣所致唱起了词调,从一剪梅、贺新郎、菩萨蛮、忆秦娥、孤雁儿、蝶恋花,一首接一首唱下去,很好听,也符合当时的意境,有些中间歌词记不清的地方,就胡乱编排含混的带过。我很感动他为我唱的这些词曲,望着他想说点什么,可看他根本就没有理会我,沉浸在自我当中,就知道他不是为我唱的,而是自己想唱,就像他突然走进了中国词牌房间,打开了记忆一发不可收拾。可转念一想,能有幸成为听众也不错。这个发癔症的老兄,不是你想让他唱什么他就能唱什么,而是他信马由缰想唱什么你就只能听什么。十五的鞭炮声远远传来,他一口气唱了十多首曲,被混浊的空气呛得直咳嗽,这才意犹未尽地住口,并不忘告诉我说,宋代早期的词牌大多是香艳伤感惆怅的,后期以后才有了像破阵子、满江红这种大气雄壮带有阳刚气的词牌。他的这种知识讲解并不错,但是一下子就破坏了刚才唱词牌时的意境,真是职业毛病,非得把淡淡思绪和情调变成煞有介事的课堂教学,真是不懂情趣。

最好玩的是,有一次他突然讲起在农村采风的时候收集的“酸曲”,便一口气唱了几首,有的已经被《刘三姐》加工成什么“蜘蛛结网三江口,水冲不断是真丝(思)”,有的还保留原初状态如什么“想妹多,想妹多,吃饭当吃药,睡觉睡不着”,还有更黄的,“席子垫妹,妹垫哥……”之类。据说当初作为下乡知青的他,被县文化局借调搞民间文艺创作,在农村收集山歌小调的时候发现全是这些“黄段子”,因为觉得不符合时代精神,再加年纪小害羞,初次接触民间真白火辣的东西,只把曲调记录下来而没有记录歌词。现在想想其实这也是一笔财富,虽然每个地区的民间都有类似的“酸曲”,但南北方言的差异使得曲艺的表现有所不同。我还看了他当年用这些曲调改写的壮剧、彩调之类应景的宣传剧目,全是“文革”中的宣传材料,有文献价值没有欣赏价值。我倒是对民间原始东西兴趣更大,因为那是这些东西可以在民间流传的原因,但可惜的是他能记起来的已经不多了。

2011年大唱“红歌”的时候,他也唱,但他说薄熙来搞的那些都是假的,当年真正的“革命歌曲”有延安和重庆两种类型,典型延安型的主要是军队歌,而重庆型的都是骂“党国”、反专制的“学生歌”。薄熙来是在重庆唱“红歌”,怎么就那么数典忘祖?他应该请我到重庆教“红歌”!说着就唱起上世纪40年代学生运动中讽刺言论管制的《茶馆小调》,骂通货膨胀的《五块钱》,骂警察的《古怪歌》《你这个坏东西》,还有《民主青年进行曲》《五月的鲜花》,很多歌都是他父亲当年搞学生运动时唱的歌(秦晖父亲是广西师院1947年的学生会主席,是反蒋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说在革命党阶段,真正的“红歌”都是抨击现实的,歌功颂德的歌曲只能叫“保皇歌曲”。

秦晖改歌词的功夫也很厉害。比如《雪山飞狐》的主题曲,他过去为了吓唬女儿不要到处乱跑,把歌词改为《大妖怪》,“在马路边的高楼里住着一个大妖怪,那个妖怪他不吃别的专门吃小孩,妖怪的牙齿很锐利,它的爪子很厉害,捉住那小孩一口就将那小手咬下来”,以至于我们都忘记了原歌词。他的记谱能力很强,很多曲调张嘴就来,但是往往记不住歌词,所以改词几乎不假思索张口就来,且每次都不一样,很少重复。

有次他看到电视上关于车臣“黑寡妇”的新闻,便随口哼起《回娘家》,把“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改成“杀了一个人,放了一把火,安装了一个定时大炸弹,哎呀,怎么去见我的妈”。恐怖新闻让他弄得可笑又可气,我们直骂他没良心。早上吃药的时候他就会以《我是小海军》调子唱,“我是个药罐子,呱呱叫的药罐子,白天也得吃,晚上也得吃,天天都吃药,将来还得死。”有时我问他:“今天吃什么?”他会套用《橄榄树》的曲调唱道:“不要问我想吃什么,面条大饼都可以,你做出什么我就吃什么,草根树皮也可以。”

如果他做错什么事我批评他,他就套用《劳工神圣》的曲调,“被压迫的是我老公,被剥削的是我老公,世界呀我们来创造,社会呀我们来拯救,你是我老婆,我是你老公,老公,老公,应做世界主人翁!”由于我们作息时间不一致,有时候他会在我凌晨睡得正香时,突然跑过来对着睡眼惺忪的我,深情款款地唱“见时亦难别亦难”“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之类的古曲,让你在睡梦中有一丝感动,待到醒来想让他接着再唱时,坐在电脑前的他脑袋就像短路般,接不到那根线上了。

如果要说秦晖的爱好,旅游无疑可以排在第一位。可能他在旅游时分泌出来的多巴胺比较高,这也许是童年时在地图上漫游的愿望能够得以实现的刺激,好像天下没有他不想去的地方。有一次有人来电话问他想不想去战乱中的缅甸,是我替他答复的,说“这个环节可以略去”,因为我知道,越乱他兴趣越高。还有人问他愿不愿去南美的一些小国家,说整个旅途会很辛苦,这些因素压根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火星他都愿意去”。

我曾说,如果要问什么是秦晖的软肋的话,“旅游”说,意思是指一对情侣出国旅行,旅行中的秉性脾气、爱好情趣、生活习惯不同,一路上的细节摩擦,回到机场就从此“拜拜”了。此话不假,如果不是报团的旅游,完全自由行的话,是很考验相互的默契和应变能力的。所以现在电视荧屏上“爸爸去哪”“花儿与少年”之类的旅游节目很火,就因为它的意外性和戏剧性是一大看点。对我而言,秦晖算不算得上“好伴侣”可以另说,但绝对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好旅伴”。

我女儿曾把秦老爹戏称为是“天下第一导游”。他经常在出游时以“迷倒一票人等”而受到赞誉,甚至可以说即便是“当地通”,也对他如此熟知当地的掌故惊讶不已。他的解说加上图片,立马就可以成一篇图文并茂的佳作。

女儿曾列出与秦老爹出游的三大好处和三大劣处,我基本认同。与秦晖一同出游的好处在于,第一,他的导游是有历史厚重感的,而且真实,绝不是旅游点上那些说得天花乱坠的故事可以比的。他就像考古挖掘现场一样,会按文化累积层来一层层递进地讲清因果关系,有文字记载,有旁证,有争议之处,一下子便能显现出历史学家与导游的区别。他经常能从导游附会添加的“野史故事”中听出破绽,加以纠正或指出逻辑漏洞。很多专业导游就怕遇上这种“较真”的学者。记得我们在美国旅游,在意大利、土耳其旅游的时候,他几乎一路纠正导游的错误,搞得人家很下不来台。以后导游就刻意回避他,可偏偏这位老兄缺少“眼力见儿”,又有好奇心极强刨根问底的精神,一边要纠正导游的错误一边得了机会还要再问导游,看得我们这些旁观者忍俊不禁。

第二,他的讲解是立体感的,上到自然资源的山川河流、矿产储备、下到建设开发、拆迁征地等社会问题。他的导游是有现实感的,有人文关怀以及比较意识的,所在国家的国歌、党派政治人物无一不关心,无一不涉猎,而且往往还会与中国联系起来比较。有一次在捷克旅行途中,他在介绍完捷克的风土人情后,突然兴致大发,唱起了捷克国歌,捷克司机一手把着方向盘,另一只手伸出大拇指举得高高表示赞许。

另外,他的识图能力超强,只要一图在手从来都不会走错路。这可能得益于他小时候喜欢看地图的习惯。在还不太识字的时候他就爱看地图,那时候有很多旧版的书,阅读顺序和现在的不一样,所以他把黎巴嫩读成“嫩巴黎”,心里想这个“巴黎”比较“嫩”,法国的“巴黎”比较“老”;把“板门店”记作“门板店”,想着那个地方一定是卖门板的;或者认得其中的一个字,比如把“立陶宛”读成“立瓷碗”,不一而足。这种认图习惯使得他在任何城市都可以游刃有余行走。

我们很多次在国外陌生的城市里穿行,一行人里,语言好的有的是,但认路的能力比他更好的,我还从没有见过。他带着我穿大街过小巷,沿途还不忘顺便去几个有典故的地方,从来不走重复路;正当我怀疑他带的路是否正确时,往往柳暗花明又一村,不知道从哪个小胡同里钻出来,酒店就在眼前。在华沙的时候,因为二十多年前我曾在那住过将近两年,起初他总是问我那里有什么,这条路该怎么走,后来发现我这个“路盲”根本靠不住,索性按图索骥,绝对在有限的时间内达到效率最大化。

当然,秦晖的这种导游方式也不是没有短板,他的那一套不是所有人都买账的。我有时就嫌他厚重有余轻松不足,知识性过于密集,趣味性不足,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他人。本来人们出来旅游是为了换个环境而放松的,跟着他听一天信息量太大,没了那种悠然自得,反而紧张得像打仗。每次出行回来,我都需要“休整”多日才能恢复元气。好多年前他带着女儿和小侄子去看历史博物馆,对着一个橱窗讲起来没完没了,小孩子哪有那个耐心,我女儿敢怒不敢言,无奈地跟着,旁边倒有一个听众很喜欢他的讲解,一个橱窗不落地一路跟着听得很过瘾,连称“高人”。我小侄子一溜烟地自己跑了一遍,回来说:“姑父,我已经从当代社会回来了,你怎么还在原始社会呢?”可见这种讲解多么不适应小孩子的口味。

与秦晖一同出游的三大“短处”,首先,他的旅行不是享受型的,而是受苦型的,甚至是自虐型的,因为他有“旅游兴奋基因”,别人不见得能够始终保持这么饱满的情绪。二十几年前在南京39度、40度高温的时候,他带我们去看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们戏称,在大屠杀纪念馆的30万人后面要再加上三人,因为我们三人是“热死”的。在新疆吐鲁番盆地45度高温时,他在戈壁带我们去看古墓,我因为中暑差点没命断在古墓里。

其次,由于他的安排过于饱和,总怕某一处地方的历史古迹有遗漏,每天都累个半死,再加上他是个“拍照达人”,用张鸣的话说,他一路走过去,“死的、活的、半死不活的,都要一网打尽”。像我这体力好的人都吃不消,到最后疲劳感抵消了兴趣,也就兴味索然了。所以到最后我们每每要和他分道扬镳,说宁肯在路边的咖啡馆里看行人也不跟着他乱跑了。还有,他一般不去那些成熟的大众景点,而要去他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在抚州为了去看宋代思想家陆九渊的墓,一路走一路问,在当地人都不清楚的情况下,硬是在一个荒草萋萋的山坳里找到了。在意大利为了要去看墨索里尼“萨洛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旧址,花费了很多时间,而错过了大众化的经典项目。

最后,他的旅游项目里,没有购物这一条,他觉得在把有限的时间花在购物上不值当的,更何况国外旅游点90%的产品都是“中国制造”。而这一点也让我们觉得很不爽,我们的逻辑是“不花钱的女人那还叫女人吗?”所以五天以上没有购物环节我们就会“罢工”,拒绝与他同行,当然我们所谓的“购物”,无非也就是在商店里看看。

秦晖的作息时间之混乱,就像没有生物钟一样,经常是我起来的时候他躺下,他起来了我却按照正常作息该睡觉了。大部分时候我们居住得都很拥挤,人均居住面积只有几平米,我们家因为书多,就更显得凌乱不堪。我们开玩笑说,干脆把双人床换成单人床得了,反正是轮流睡觉,一张单人床足矣,还能节省些地方。即便有时夜里能正常作息,他经常会睡到半夜穿着裤衩背心消失一会儿,就像梦游一样,一会儿再悄无声息地躺下。你问他干嘛去了,他就说,我敲了几行字。他也会在厕所里大叫,送一支笔来,可能又是想起了什么,以后我们干脆就在厕所里搁上卡片和笔,以便于谁想起什么来,拿着也顺手。久而久之,家里到处都是随手涂写了几行字的字头。他的桌子上凌乱无比,灰尘遍布,即便如此,他的桌子是不能擦的,秦晖和明成祖订立的“片板不下海,寸货不入番”的规则一样,给我们规定,“卡片不出门,寸纸不乱丢”,以防我们把他随手记下来的灵感当垃圾一样扫地出门了。这样的结果就是家里像废品收购站,自己掐在窄窄的一溜地方连胳膊都伸展不开写东西。

按理说我们的住所不算太差劲,但架不住秦晖不断往里塞东西,家里的书到了都要“流”出去的地步,摆在门口的废旧报纸堆经常会垮下来,搞得从外面回来连门都推不开。如果恰好赶上我们俩连续有课的日子,那家里就到了要什么找不到什么的地步。我最窝火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这一辈子最大的浪费就是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拿来找东西了。”

这时候我就特别想让他出差出去几天,赶快归置一下,虽说脏乱的环境得不到彻底根治,起码能让我心静下来。否则他的“乱”就会导致我的“躁”,特别容易上火,心神不宁的无名火。每次他出差刚一出门,我立马进行“大扫荡”式的清理工作,从桌子上和床上清扫出半簸箕的废纸垃圾,当然他的那些卡片是不能丢掉的,顶大不了就是摞一摞,等到擦干净桌子、清理出一些地方的时候,总会长出一口气,有一种找回自我的感觉。我知道等他回来但凡找不着什么又该大喊大叫了,说每一个字头都有特殊的用处。

秦晖并不高产,写作速度一点也不快,在网上大量查阅就不说了,光是在家里翻书,每次都像抄家一样,案头和床上堆得像小山一样。他的扩展能力很强,那种自然天成的特点处处可以流露出来,他所需要占的空间是他身体的数倍,是那种有多大地儿就能占满多大地儿的人,写文章铺的摊子大,经常是满床满桌的资料文献,搞得他自己没处睡觉,别人无处下脚,把他的“存在感”扩散可以达到的地方。

再加上他是那种大脑好、小脑不好的人,所以明显的动作不协调,不能从事体育不说,也会影响到写作,因为很多想法在脑子里十分成熟,只欠落实到电脑里。但就是这个过程往往滞后得不行,甚至超过构思过程,为此不知得罪了多少编辑朋友,答应人家的文章应该说是呼之欲出,但落实起来就比较困难,答应了不算数的事情经常出现。

由于秦晖的自学习惯,自然天成,从来没有个学科边际,想到哪就学到哪,关注到哪。这是与科班出身的人最大的区别,不老实呆在自己的专业“围墙”里种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溜达溜达就蹿进了别人家的园子。所以问题意识特别广泛,常常是写着这个话题,又发现了一个关注点,这种“拓展方式”也是文章难以按时完成的一个因素。他经常把编辑的耐心透支光了,文章还不见出手,一拖再拖。这时我就想起他小学同学讲过,他们的语文老师不喜欢他,是因为他经常不按时交作文,倒不是没有写,而是每次越写越长,收不了尾。这个毛病到现在也没有改掉,作为编辑的女儿屡次约稿被“闪”,气得她说,“有时候真想把这种作者给杀了。”我想每一个向他约过稿、催过稿的编辑都有这样的痛苦记忆。

秦晖的电脑经常坏,其频率之高超过常人数倍,我们周围的熟人、朋友、朋友的朋友、学生、亲属、同事,凡是稍微懂电脑的人,都为他修过电脑,几乎可以说该烦的人都烦遍了。曾有一位在清华读博的小姑娘是个电脑高手,不止一次地为秦晖修过电脑,占用了人家大量的时间,而且每次都是急茬活,十万火急,有一些东西等着要发出去。小姑娘毕业后本来可以留在清华,可人家坚决不留,到上海工作去了,我想这里面多少都有些“再别来烦我”的考虑。而且电脑对秦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一旦电脑出了问题整个人就立马“毛”起来,完全处在不正常状态,不停打电话到处求救,走马灯般请人来帮他,那时他就像一个一点就炸的火药桶,我们娘儿俩都知趣地躲得远远的,知道这时惹他是自讨苦吃、自触霉头。而这时哪个电脑高手的编辑帮他一把,他肯定是最好说话的,绝对有求必应。

选自:《财新》杂志2014年第27期

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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