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9年的年首,多卫康的藏人们为去年的遇难同胞,以供灯燃烛、放弃节日的方式寄托哀思。到了年底,传来了阿沛•阿旺晋美先生去世的消息。这位百岁老人的生命,用中共创造的术语来表达,一半属于“旧西藏”,一半属于“新西藏”,而新旧显然不共天。

我曾经写过,在外来强权的控制、遮蔽和曲改下,西藏的传统社会制度被定义为“封建农奴制”,藏人不是“三大领主”就是“百万农奴”。以1959年为界,西藏被划成了“旧西藏”和“新西藏”;生活在这一转型期的西藏人也就有了新旧之分。旧是必须摒弃的,新是值得追求的,那么从旧人变成新人,需要付出多大的心血去改造、改装甚至改节呢?其中又饱含着怎样的撕心裂肺和分崩离析呢?

回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西藏有过可以改变命运的机遇,但都自我丧失了,正如尊者达赖喇嘛曾对媒体剖析:“西藏是完全地忘了要自我建设……”因此,当巨变来临,西藏上层中既有主张在政治上采取权宜之计的,也有相信中共关于民族政策的无数许诺的,还有主张改革西藏固有制度的,但没有一个人想到过中共真的会毁灭西藏。

历史学家茨仁夏加在关于西藏当代史的著作中写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西藏的僧俗统治阶层中流传着这样的舆论——佛教西藏与共产党中国能够共处,因而他们就完全与中国人携手共进。而且当时西藏有许多人把中国人当作是一种现代化的因素来迎进西藏。”

最著名的合作者当然是阿沛•阿旺晋美,但他的合作,公正地说,在今天看来还是比较克制的。从一件轶事可以看到他的内心:当年与北京谈判时,他原本带去了昌都总管的官印,但签署十七条协议时谎称未带,所以协议上的藏方官印是中国方面仿刻的,他回去后对达赖喇嘛说,这样做是为尊者可以不承认协议而留的后路;达赖喇嘛披露此事时说,现在应该对阿沛不会有影响了。

在阿沛去世当日,Twitter上有汉人议论阿沛相信谈判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昌都失守后与中方将领王其梅一席谈之后说“人不会轻易落泪,王将军也许是真诚的”,可见藏人到底是天真,活该被我党欺。

事实上,在紧要关头,人都面临两难,——在两难中如何抉择自己的立场?在两难中如何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过,这样的疑问只能是一闪而逝,往往是,在两难中只能选择随大流以保全自己,扮演的也就是“合谋”的角色,毕竟没有人能够从生活中剔除得了对强权的恐惧。也有不少合作者纯属出卖良心,换取个人利益最大化,尤在今日的政治舞台上比比皆是,因此遭人尤其是本族人唾弃,而历史也会有其公正的裁决。

必须要说的是,去年3月西藏事件之后,当局最无耻的行为,是利用久卧病榻、已不能言语的阿沛先生的名义,以所谓“约见新华社记者,就近日发生在拉萨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发表谈话”的方式,进行欺世盗名的宣传,这实际上是知情者都明白的事实。

当这位历史老人带着无数秘密踏上轮回之路时,他仍未被那个纠缠他后半生的强权放过,从规模隆重的具有中共特色的追悼会,从官方媒体到乔装网民的“五毛党”,均对他竭尽溢美之词,盛赞他是“中华民族的有功之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而这些陈词滥调实则最后一次羞辱了他。不过他已经听不见了,他已经被党允许,可以在2009年的岁末,在远离故土的北京,长眠不醒了。

2009-12-23初稿,12-29定稿。

(本文为RFA自由亚洲藏语专题节目,转载请注明。)

《看不见的西藏~唯色》201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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