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

对于广大的中国农村社会而言,以文本作为文化传播的方式的历史并不久远,民间文化的传承是以口头讲述的形式来实现的。毛泽东共产中国后,除了他本人的书籍以外,他也没有让人们阅读其它文本的意思,这进一步延续和加强了民间文化传承的口述形式。

我祖父是中国早期天主教的后人。或许是无神论宣传很时兴以及与他的信仰相悖逆的缘故,他一面让照例该张贴马、恩、列、斯、毛的画像的我家堂屋的墙壁空置起来,一面闭口不谈教会内的故事,也不给我们讲他走南闯北做生意的奇闻逸趣,只是在夏夜里的院坝中让我们把家族的辈行熟记。八十年代初期,宗教政策有所松动,家里时时请来教友念祈祷经文。从此以后,他便把耶稣基督和圣母玛利亚的画像悬挂在堂屋的墙壁上,并且年年更新。他有一个自以为高贵的教名:奥斯汀。他特别注重接济孤苦无靠的亲友和邻居,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是一个真正的教徒必备的德行。

我祖母也是早期天主教的后人。在我的确切记忆里,她不能认识和书写自己的姓名,但于各类祷告经文以及关乎婚嫁、丧葬的歌谣特别熟悉。她在这类诵唱中容易动情,常常泪水盈盈,眼中闪动着神奇、圣洁的光亮。这时我才会把她与一般的农妇区别开来,看出她的高贵和善、美。有时我也闹着学几句,大概或者肯定与基督的缘分还很粗浅,一晃眼就给忘记了。她的教名为玛利亚,我却希望它更别致一点,因为那时的电影或连环画中的洋女人必定是特务,必定恶劣、丑陋,必定被冠上那个玛利亚的名字。

我敢肯定外祖母的讲述是有针对性的,她总是重复《二十四孝》中的内容,更爱拉呱陈世美与秦香莲。讲到包文正刀铡陈世美时,她特别快意,而我在表弟们眼中就有些异样了,因为大家知道,那时我的父亲待我母亲很不好,似乎就是一个陈世美。所以,我一边暗自怨恨父亲,另一边却不希望他太倒霉,也就不希望见到包青天包拯包文正来干涉我的家事。

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孝顺长辈的人,我在情感与婚姻方面也还严谨,我以为,外祖母对我的腐蚀或熏陶应该说是成功的。

我还知道一个所谓脑子有些毛病的活着的女人叫贺子珍,说是毛泽东在杨开慧和江青之间的一个女人。这也是外祖母告诉我的。

既然外祖母的故事让我如此尴尬,就逃到大舅那里去。因为外祖父早逝,大舅自小就掌握了外祖母家的财经大权。他是一个川戏迷,他的腐败行为就是把外祖母和他姐妹们积攒的部分小钱扔给了那些唱川戏的。但正因为如此,他可以给我们讲《桃园结义》、《大闹天宫》、《秦琼卖马》、《五台会兄》、《野猪林》、《西厢记》、《桃花扇》、《杜十娘》、《宋定伯捉鬼》之类。

酷热的夏日夜晚,他的一个个故事最终牵出了一丝丝儿凉风,赶走了屋内的暑气,一帮孩子才安定下来,沉稳地睡去,瓦缝里响起了些许呓语。

很多时候,我与我景仰的英雄们梦中相逢,我叹息自己没有关羽、赵云、秦琼、林冲的战马和宝剑。梦里我会一种空中腾挪的功夫,但最初多不熟练,不能来去自如,需到最后方好,随心所欲,这多少让我摆脱了一点点对战马和宝剑艳羡的困境。

母亲讲得最多的是《牛郎织女》、《梁祝》、《宝莲灯》、《天仙配》、《白蛇传》和《孟姜女》。她于讲说之间,还能加唱一些歌词。这类故事和唱词于美好事物的追求中夹杂着淡淡的孤独、悲凉、哀怨,最适宜在秋收以后至腊月初的夜晚讲述、吟唱。这样,母亲轻柔、婉转、悠扬的歌声便直落我们心田,寂静的,有声的或无声的,极高亢的或极细切的,甜美、圆润……变幻不定。

她最拿手的节目当然是《四季歌》:

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突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
夏季到来柳丝长,大姑娘漂泊到长江,江南江北好风光,怎及青纱起高粱;
秋季到来荷花香,大姑娘夜夜梦故乡,醒来不见爹娘面,只见窗前明月光;
冬季到来雪茫茫,寒衣做好送情郎,血肉筑成长城长,奴愿做当年小孟姜……

我疑心我母亲是美丽卓绝的歌唱家,然而,她的确只上过一年识字班,后来的上夜校,大抵是政治运动的点缀,并无一丁点儿实际的意义。于是我说我母亲属于纯民间的歌者,她是中国最民间意愿和最民间美学积淀的真实代表人物之一。

还有一首叫《大青菜》的歌我至今不能忘怀,歌词是:

大青菜呀真正大,
坛子里呀放不下,
我盼爹爹快回家,
哎呀哎呀快回家;
吃一棵呀又一棵,
我家大小七八个,
吃了一棵又一棵……

我想我能对此记忆深刻,应该是我们的肚子决定的:我们吃不饱,饥肠辘辘,盼望自留地里的青菜大起来来支援,就像那时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的大部队,一定要在村民遭受到不堪忍受的苦难命悬一丝时才终于出来拯救一般。那种对青菜的大呀多呀的吟唱,只有那些饱经饥饿的人们才能体会和想象。

这种吟唱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团坐在被窝里,手里正熟练地将棉花籽从毛棉中一粒一粒地掐出来。

无比繁荣的人民公社并不能保证我们的温饱,斗私批修的教育和远大的共产主义天堂就不能阻挡公社社员沦落为盗窃者。

棉收季节,母亲趁人不注意,采用夹带或者其它方法将毛棉偷运回家,阴干,藏好。到农闲时节的夜里,和我们姐弟将棉籽掐出来,最后悄悄地弄到弹花厂弹软备用。这样下来,七八个人一年的棉被棉衣裤以及纳鞋底所需的棉线就充足够用了,包管暖和过冬。

我们母子和祖父母一直没有分家,但衣被麻线之类却是分开自给的。我们最初的行动很机密,一直隐瞒着他们,到后来见他们拮据得厉害,才把这种财富之道传授给他们。他们也开始了讲故事和唱歌的活动或游戏。

如果屋外有别的人走过的脚步声靠近,我们就高唱革命歌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就是好,
就是好呀就是好就是好!
马列主义大普及,上层建筑红旗飘,
嘿,革命大字报烈火遍地烧,
誓把修根铲除掉,
七亿人民团结战斗,
红色江山万年牢。
文化大革命好!……

春雷一声震天响,
毛主席说出我们心里话,
翻案不得人心,
谁要翻案谁就难逃历史的惩罚,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邓小平翻案罪恶滔,
全党不饶他全军不饶他
全国人民不饶他……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
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
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我们的这种歌声其实是预防刘文学式的发现和报告的遮蔽武器。

另外的遮蔽是,外祖母、大舅和母亲反复的告诫:这些故事万不能外传,政府把它们看作是封建糟粕的毒素,让干部门知道了要挨斗争或关起。

后来,我上学了,一上学就被拉进了红小兵组织。我一直对自己的这种遮蔽不能释怀,直到后来看了那个叫贾平凹的大作家在《我是农民》一书中关于这一时期生活的自供才得以停止。他这样告诉我们:

在普遍的饥饿面前,普遍的偷盗行为与表面的毫不利己和阶级觉悟的张扬并不矛盾。

在我童年的故乡,意识形态的喧嚣压倒一切地进行着,而民间的文化、民间的价值却以别样的姿态寻找自己生长、延伸的土壤,从而形成一种极具意味的文化形势和形式。

在故乡,我的童年生活与民间文化对我的熏陶融合在一起,无法分离。我以为这些东西与阅读经历大有关系,因此也把它写进自己的阅读史里。

2003年2月 成都市文庙后街四川省看守所25房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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