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戎在望 不知君子于役 2018年5月19日

第五章 中瑞联合考察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斯文.赫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状态。他的“亲德”举动使他受到来自协约国集团方面的全面排挤,尤其是战后协约国集团获胜,他在欧洲的日子非常郁闷。既无力也无法脱身于战争之外去过安乐日子,在那种特殊环境下,作为一位名满天下之辈,他的一举一动都被过度解读,尤其是过度地进行了政治解读。

1923年初,专著《西藏南方》终于脱稿,厌倦了欧洲压抑空气的斯文.赫定决定前往美国,换换心态。

远离纷争不息的空气,使他心灵渐渐恢复,1926年,他与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拍即合,率领一支探险队重回中国,在垂垂老矣之前,最后再来一次实地勘测,既是对自己过去十几年来郁郁不得志生活的一大补偿,也是给自己晚年的最好交待。汉莎航空公司准备开拓一条从柏林飞往北京、上海的航线。当时的飞机航程有限,无法在这几个遥远城市之间实现直航,中国新疆,无论从任何一个方向看,都处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在此地建立一个航空中转站,不仅系眼前计划中航线所必须,对未来亚欧大陆其它新航线的规划和开拓,都具有无以伦比的关键意义。

这次商业考察的首要目的是为建立航空中转站进行气象和地理勘测,其余的科学考察,随赫定所愿任他定夺,汉莎航空公司赞助一切开销。

1926年末,斯文.赫定率领一支16人的科考队抵达北京,当时控制北京的北洋大帅张作霖接见了他,并送他一张签名照片以示友好。随即与北洋政府农商部签订一份协议,内容中有两条在中国学界引发了巨大不满:第一是中国政府派驻两名随队专员,负责与中国官方沟通事宜,为期一年;第二是所有发现的文物属中国所有,但由瑞方带回瑞典进行研究,待中国具备相关保护机构后送还中国。

这两条本无可厚非的协议,却在北京学界引发巨大不满。协议的中方措辞如下:

(一)只容中国人二人负于中国官厅接洽之义务,限期一年,即需东返;

(二)关于将来采集之历史文物,先送瑞典研究,俟中国有相当机关再送还。

北伐战争正在激烈交火,北洋政府摇摇欲坠,激进气氛笼盖着北京。在激进学者们眼中,考察队眼中根本就没有中国同行,这是对中国学界的巨大羞辱,中国人不具备科考的能力,甚至连保管文物的能力都没有。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学界依靠动员学生运动这一手段,对北洋政府形成巨大钳制力,他们已经成了北京政坛一股非常强大的在野力量。

一个由刘半农任主席的联席会议很快形成,代表北平学界于赫定谈判,进程异常艰难,激进的中国教授在谈判席上大骂洋人探险家们随意发掘中国文物并随意带走,是强盗和小偷的行径。这种观点在今天仍很有市场,不过平心而论,除了杨赫斯本带兵攻入拉萨的那一次,绝大部分探险家们来到中国,在中国进行地理、地质、历史、人类学等领域的考察,并将其介绍给全世界。无论于科学还是于中国都贡献巨大,中国人实当怀感恩之心待之。把科学考察上升到国权、民族尊严的政治高度,并不是心胸广阔的表现。学术的尊严要靠学术赢得,象斯文.赫定那样,靠真材实料的成就来赢得理所当然的荣誉,而不是吵赢一场咄咄逼人的口水仗。

他们把文物带走,是拿去进行科学研究,会整理出论文,妥善地保存在博物馆里。真正的强盗和小偷、罪魁祸首是文物走私交易链上的各色罪犯,而非科考,这二者有天渊之别不可混淆。负责把敦煌莫高窟古卷运回北京的中国官员们,借职权之便大量偷盗古物,流失惨重。激进的中国学者咒骂斯坦因是小偷和强盗,但对真正的盗贼却只字不提,也不想办法去揭发他们。

在欧洲,因存在着一个成熟的学会系统,对考古发掘进行评估和监督,对文化遗迹进行保护,对待科考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保护机制。文物的归属一般都会在事先签好协议,协议规定之外,则交给科学家自己定夺。外国科考队把本国文物带走,这种做法在欧洲习以为常,他们更关心的这些文物是否能交到称职的学者那里进行科学研究,研究工作完成后能否妥善进入博物馆,不令其流失。

但在亚洲,普遍不存在这样一个学会系统。考古学家发现遗迹之后,地方官、走私贩、盗贼这些真正的灾难接踵而至。比如著名的莫高窟和千佛洞,欧洲学者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在抢救和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瑰宝,如果不把它们及时转移走,它们将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比如大量敦煌珍贵的壁画被道士请来的蹩脚工匠用新画覆盖掉,道士们还在不停地进行着“翻新”工作;珍贵的古卷被道士们贱价倒卖给古董贩子换取他们的营生。任何一个心疼古迹的外国人都会想,以其仍由这些文物被破坏、流失,不如带回欧洲去研究,归到博物馆里保护起来。

在中国学界的一部分人眼里,这些行为是在盗窃中国古物。更有极端的人认为所有的外国探险家们,都在自觉地充当帝国主义侵华的文化特务。

两边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因为一个自认为是在从事崇高的科学考察事业,另一个视对方强盗和小偷,甚至侵略者。

好在斯文.赫定的长项在于地理勘测,在历史文物发掘方面,并没有留下多少笔墨官司可打,而且,并非所有人都持有极端观念。已经来到中国,他不肯解散考察队,对中国学界来说,他们中的主流想法,是看中了斯文.赫定的赫赫名声和他带来的充沛经费,想趁着这次天赐良机让中方的科学家也参加进来。经过艰难的谈判,双方终于搭成新协议,这份被刘半农戏称为“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内容大概如下。

考察队改组为“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团”,由斯文.赫定率领并任瑞方团长,北大教务长徐炳昶任中方团长;科考所获一切标本、文物全部交由中国学术团体妥善保管,不得流出中国,瑞方可以带走一份地质、生物学标本的副本;考察成果学术论文须发表在《中国古生物学》月刊上。

无论如何,能够成行总强过解散,尽管赞助方汉莎航空公司的利益被无情地牺牲掉了。但斯文.赫定是一名科学家而非商务代表,科考是他的最终目的。此外,能够成行对斯文.赫定来说也还有一丝安慰,过去多次深入亚洲腹地的探险,所有和科学相关的工作:测量、记录、资料整理和汇编……甚至队伍的医务,都全部由他一人负责。他多次想象过自己率领一群多学科科学家们组成的队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考察,这次看起来到了实现这一梦想的最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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