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小戎在望 不知君子于役 2018年5月21日

(病中在担架上赶路的赫定)

额济纳河上风景优美,河流隐藏在大片大片的胡杨林中,这里有取之不尽的草场、燃料、野味,几位喇嘛在此地搭起帐篷,准备终了一生,其中一个甚至来自西藏。在这里工作非常惬意,秋天逐渐过去,在额济纳河上的考察告一段落,气象站也建设妥当,留下钱默满和中国学生马叶谦、生瑞恒负责。大量的疲弱骆驼在此休养,大队走哈密入新疆,秋天的戈壁之路异常艰难,驼队损失严重,余下的也疲惫不堪。失去骆驼的话,对考察队将是灭顶之灾,并且,银库渐渐见底。类似情景赫定历经过无数,但队里的大部分人并没有此种经历,队伍在凝重氛围中一天天感到绝望。12月14日,有一支大型的商队从考察队身边路过,他们的驼队管理得井井有条,赫定带着几个中外队员去向他们取经,这支商队有一千多头骆驼,系包头几家商号的联合运输队,回汉皆有。商队里的汉人们非常友善,有问必答,非常仔细地向他们传授经验。这支商队和考察队同行了好几天,他抓紧时间去请教,决心自己亲自接管驼队的管理权。商队也很高兴和考察队同行,因为考察队有很多枪。

无奈老天作弄,他下发了全员步行尽量减少骆驼消耗的命令,却无法执行。因为他自己胆结石复发,赫默尔医生不准他再骑骆驼。蒙古人想出个办法,把他放在一张行军床上,四个骑手一人一角提着他走,八名队员分两组不停地轮换。中国队员全部跟着骆驼步行,这种需要礼让的时刻,他们从不含糊。但医生仍叫停了行进,他必须卧床休养至少两个星期。

为今之计,唯有把全队分散,化整为零,到哈密再汇合。他自己、医生和两名瑞典队员留在原地等前面的队伍折返来接。同行的商队派了几个人骑马返回来找到他,请考察队派两个人带枪同行,前路上匪患重重。可是考察队现在自顾不暇,只能表示抱歉。

这一带的戈壁荒滩是名副其实的三不管地带,新疆的杨增新够不着,外蒙管不着,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不愿管。苏联控制下的外蒙军队几次从这里进犯新疆,当时外蒙名义上仍属中国,实际上是苏联控制下随意摆布的傀儡。如果外蒙军队把新疆给打下来,那么离苏联吞并新疆的野心又进了一步。而冯玉祥和苏联的关系如胶似漆。这位靠不停收编各种匪帮或者民团而壮大起来的军阀,号称拥兵数十万,但手下真正的核心战斗力是一群苏联派来的红哥萨克。他的队伍在北洋政府即将倒台之前,以“革命”之名四处抢劫外国商号,完事后再在商埠里升起青天白日旗。

四名瑞典人在戈壁滩上等待,满心期待着其它分队陆续到达哈密,然后一切又会变得简单起来。他们不知道,派往哈密的所有小队,全都在进入新疆的边境上被俘,缴了械沦为阶下囚。事态的起因要从两名中国学生的通信说起,队里的中国学生马叶谦在给他同学的信中介绍了考察队的情况,同学的回信用了一些浮夸的口吻,把考察队比喻为一支出征的军队,并“祝贺你成为这200将士之一”。这封信被哈密军方查获,马上报告乌鲁木齐。整个新疆谣言四起,说是有一支苏联武装起来的外蒙军队正在向新疆开来,先头部队已经逼近。还有一种说法称他们是冯玉祥的部队,冯玉祥之前多次想带兵进新疆,被杨增新用灵活手腕不战而化解掉了。现在冯玉祥已经投靠了国民党,挂上了青天白日旗,他完全可以以“国民革命”之名发兵攻打尚悬挂北洋政府五色旗的杨增新。由于考察队是从外蒙方向入疆,装备有精良的欧式枪械,这些谣言越传越真。

(进入哈密)

被俘的先头分队纷纷被押送到哈密,由当地最高军官,旅长刘希曾亲自盘查之后,全部获释,扣押枪支、归还了所有钱物。1月8号,前来接应的蒙古队员把几近断粮的赫定四人接走,用两头骆驼一前一后抬了个软轿,驼着赫定向哈密进发。一路摇摇晃晃,终于在1月23日,中国大年初一那天,来到哈密城外。一位当地伯克率队出城迎接,当地军政官员则在旅部等候。

刘旅长向他表示歉意,因为现在是战争期间,新疆当局必须谨慎小心,他们已经查明考察队并非谣传中的军队,但还是不敢怠慢。督军杨增新已经同意考察队在新疆继续旅行,但有三个条件,解除武装、接受行李检查、扣留蒙古人。其余具体事宜除督军外他自己亦无权定夺。在赫定的交涉下,蒙古雇工获得每人90块大洋的薪水,和返乡途中所需的粮秣、牲口遣散回家。

赫定给杨增新拍了两封交涉电报,杨回电以欢迎的口吻邀请考察队前往乌鲁木齐,具体事宜面议。有了督军的缓和态度,他们待遇好了很多。接下来就是各种招待宴会,各界军政要员和阔佬们看督军脸色而动,以宴请考察队为荣,几乎天天都在各种宴席中度过,考察队送了些新式欧洲装备给当地显贵,一台三脚架望远镜送刘旅长,他非常满意这份礼物。而当地的另一位实权派人物,土尔扈特蒙古人的领袖多布顿活佛则拐弯抹角向考察队索要一支带瞄准镜的步枪,海德上校只好忍痛割爱。

2月4日,队伍在一支蒙古卫队的护送下动身前往乌鲁木齐,在这条艰辛的路途上他遇上一个叫托克塔阿洪的人,与昆齐康的儿子,他的前队员一模一样,出于对这个名字的亲切感,他与这位在常年奔波于塔里木河下游的小买卖人攀谈起来。从托克塔阿洪口中他得到一个令自己都始料不及的信息:塔里木河改道了,沿着“干河”流进了沙漠中,只是不知道尽头在哪里。

罗布泊漂移学说在他有生之年得到了证实!按他自己的推算,塔里木河改道的周期大约是1500年,上一次塔里木河改道造成楼兰湮没是在4世纪末期,因此塔里木河改道将在19世纪末前后到来。基于测算存在的误差,他自己都不敢期盼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情景。如今,塔里木河改道离他的推测竟然仅差了数十年!得知消息的斯文.赫定异常兴奋,他的心已经飞到了新形成的罗布泊,但是杨增新在乌鲁木齐等待。他迫不及待想要到乌鲁木齐去见杨增新,然后到罗布泊看个究竟,他没有料到,这一心愿一直被拖住,一拖就是7年。未来7年,尽管一次一次地遭遇阻挠,他仍倔强地深入战乱中的新疆,为了一睹新形成的罗布泊。

考察队在2月27日到达乌鲁木齐,先行到达的赫德博士小队已经在此建立了一个气象站,博士自己则马不停蹄去博格达山建立一个高山气象站。杨增新派出自己亲信包尔汉(在1949年前后,他先后当过国、共两政府的新疆省主席和自治区主席,是位出生在俄国的维族人,青年时代返回新疆,为人清廉正直,深受杨增新信任。)与一位俄国人,负责与考察队沟通。督军府用一种不算客气的态度,要求考察队几名成员在1928年,2月29日12点前往督军发接受督军召见。

杨增新的督军府从内到外都破旧而简朴,他迅速为赫定的谈吐见识所折服,虽然中国内战正酣,新疆的局势也不知道会如何发展。但杨增新最关切的问题,仍然是那个数十年来萦绕不去的忧患:如何为中国保住这个最边远的省份?

(在督军府前与杨增新合影)

赫定告诉他,只有让新疆和内地更强有力地联系在一起,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修筑道路、完善通讯系统……让新疆和内地之间实现通畅、便捷的人员、物资、商贸等各方面交流。他向杨增新暗示,目前新疆和外界联系,完全依赖西伯利亚铁路,这种局面可能孕育的恶果……这些观点对一名见多识广的欧洲来说并不算什么了不起见识,但杨增新作为一个旧式士大夫,闻言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他马上下令把一栋空房子拨给考察队使用,那里原来是俄国商会的房子,十月革命后一直空置,这所空房子比他自己的督军府要气派很多。从此考察队被奉为督军的上宾,赫定和徐炳昶日日奔波于各种令人疲惫的应酬宴会中,又无法推却。杨增新曾经向赫定发出由衷感叹:“如果我们俩互换位置,那么新疆一定繁荣昌盛;而考察队则要七零八落了。”赫定回敬他一个中国式的马屁:“真那样的话,新疆恐怕要变得一团糟;而考察队却正急需您这样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

有了督军支持,考察队工作进展非常顺利,算上额济纳河畔(今天属于内蒙,当时归甘肃管辖)的那一个,7个气象站很快建立起来,并在新疆当地招募和培训学员,为气象观测培养储备人才。这些气象站同时也是进行各类野外考察的基地。杨增新特批考察队从新疆的银行里以“新疆两”的形式提取60000大洋的汇款。这种“新疆两”是当地发行的一种纸币,出了新疆就不能流通,市面上,铜钱和银元宝更受欢迎。

之后,赫定向杨增新提出汉莎航空公司想在新疆建立空港的事宜,杨开门见山道:此事虽于中国与外商皆有利,但事关重大,完成此举需要省府及各界全神贯注。眼下中国内政局势复杂,多路军阀都可能趁机打进新疆,省府只能集中精力应付国内政治,无暇顾及如此重大的事项。

汉莎航空公司董事会随即来电催促赫定返回德国,商议下一步事宜,同时召回员工。对方已经决定放弃,他必须返回欧洲为考察队在新疆的继续工作筹募经费。于是向杨增新道别,带两名德国员工返回欧洲。其余几名汉莎航空的试飞员,愿意留在中国,继续为气象站工作。杨委托他从瑞典购买10辆汽车,招募两名懂俄语的瑞典机修工,待遇优厚,这些汽车考察队在新疆期间可以随意调用。

赫定不是汽车推销员,他很反感,但为了考察队能顺利开展工作,他不得不答应自己将带4辆汽车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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