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5-31
伴随近几十年东突厥斯坦民族矛盾的日趋激化，以及维吾尔人问题的国际化；一些本已尘埃落定的有关维吾尔人身份、历史的问题，又被一些人翻出来做文章。这其中，最近不断被人翻来覆去毫无事实根据的咀嚼的问题是：现代维吾尔人是否是古维吾尔人的后代？
一些以中文和英文为主要使用工具的中国学者，包括一些维吾尔人，也都被这一疑问带进了中国御用学者们尽心设计的、对维吾尔民族复兴运动企图釜底抽薪的、虚构民族叙述之陷阱而不能自拔。
这些人津津乐道，在苏俄十月革命后，在中亚民族识别运动中，于1921年的塔什干会议——《喀什噶尔人及准噶尔工人代表大会》之后，在斯大林指导下，与会者决定东突厥斯坦主体民族之名称为维吾尔（Uyghur）；然后，于1934年，中国军阀盛世才因其亲苏政策，而引用苏俄民族识别结果确认东突厥斯坦主体人口为维吾尔民族。
这些人强调引用的另一个证据是19世纪初来过东突厥斯坦一个鞑靼旅行者所撰写游记中的一段对话（意译）：
旅行者在库车街头问一个当地人：你的民族身份？
回答：穆斯林。
继续问：我不是在问你的宗教信仰，而是在问你的民族身份？
回答：啊，我是喀什噶尔人。
再问：我没有问你的祖籍出生地，而是在问你的民族身份？
回答：我是“缠头”。
根据这些人的观点：维吾尔民族是苏俄社会主义的产物，是近代苏俄社会民族主义虚构的民族叙述；维吾尔民族的名称是他人强加给维吾尔人的，维吾尔人是被动接受这一名称的！？结论是现代维吾尔人和古代维吾尔人基本没有关系，或关系模糊。
在一篇短文中叙述一个民族的形成历史和其复兴运动史，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考虑到现代大众的阅读习惯，我不得不知难而进，以精炼的概述来指点迷津。
维吾尔民族的族名来源，我已经在《是维吾尔人，而不是维族、维人》的文章中陈述过了。
维吾尔民族自形成至8世纪中叶在乌尔浑河建立回鹘帝国的历史，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争议；甚至对于9世纪中叶回鹘帝国被黠戛斯击败后，除了一支向南迁移后湮没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之外，向西迁移两支分别建立以现今吐鲁番为中心西州回鹘汗国、和以八剌沙衮为都成的喀喇汗王国的历史，也基本没有太多的争议。
争议始于西迁回鹘进入东突厥斯坦之后，东突厥斯坦两个由回鹘建立汗国——喀喇汗王国和西州回鹘政权先后经历伊斯兰教征服之后的历史。
伊斯兰教是在被称为伊斯兰黄金时代的阿拔斯时期进入东突厥斯坦的，尽管当时已是阿拔斯朝的末期，但其强势的伊斯兰文化还是席卷了整个被征服地区。
喀喇汗王朝改信伊斯兰教之后，为了对付和田和西州回鹘等异教兄弟，在对西部伊斯兰世界开放的同时，不得不依靠大量的波斯、阿拉伯外来者进行征战，这些外来者带来的强势伊斯兰-阿拉伯-波斯文化，很快使回鹘文字和文化、传统湮没在伊斯兰文化中。
接着是成吉思汗蒙古人的征服，包括西州回鹘在内的整个东突厥斯坦都成为了成吉思汗儿子察哈台的领地；察哈台的后裔在大约16世纪初完成了喀喇汗王朝使整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化的未竟事业，使伊斯兰教成为了东突厥斯坦主要信仰。
再后来，伴随丝绸之路的衰落，以及伊斯兰教派分化、苏菲派托钵僧弃世观之泛滥，使整个伊斯兰世界，乃至于整个中亚、东突厥斯坦等都不仅在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进入停滞不前状态，而且还使整个中亚各突厥民族，包括维吾尔人也进入到了一种以各自绿洲为单位相互隔离的孤立、自以为是、不求进取的愚昧落后状态！
这种相对较长的绿洲为单位的分化状态，加上泛滥的苏菲派托钵僧弃世观的泛滥，使得当时的维吾尔人逐渐开始以穆斯林身份认同、或绿洲身份认同替代其民族身份认同，就如同当时的汉人以大清子民认同自己身份一样！
但并不是每一个生活在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都忘记了自己的民族身份，还是有一部分人知道自己是维吾尔人，也在试图尽力复兴维吾尔民族身份！
维吾尔问题学者David Brophy在其最近《维吾尔人（Uyghur Nation）》一书中，大量引用原始资料证明了维吾尔人身份在东突厥斯坦并没有完全消失；如在该书27页，作者引用十九世纪初，伊朗派往希瓦汗国（Khiva）使者Riza Quli Khan的游记：“喀什噶尔是突厥斯坦维吾尔人国家排名第六的名城，也是该区域的都城。”
该书作者还引用了满清于1779年，在镇压布尔哈尼敦（Burhanuddin）和霍家加汗（Hkoja Jahan）（张格尔）起义之后，在其地方志中以“回鹘首长”指称上述两位维吾尔志士的记载（33页）。
该书作者还引用了1890年代任新疆巡抚掏模咨询哈密王族谱的资料：“我的族谱上溯至白帽穆斯林，主要源自回鹘和穆斯林“（38页）
上述历史资料证明，不仅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没有完全忘记自己的民族身份，而且外来者也没有忽视维吾尔人之原始民族身份。
进入近代，在苏俄革命前，包括东突厥斯坦在内的中亚各突厥民族开始觉醒，兴办新式学校、兴办实业等都是民族觉醒的象征！同时，来自欧洲的民族主义星火也开始在包括东突厥斯坦在内的中亚燎原。
伊斯梅尔·加斯普林斯基（Ismayil Ghaspirinsiki）倡议的新式学校在包括东突厥斯坦在内中亚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的开办，《翻译》杂志的广泛传播，不仅促成了包括东突厥斯坦在内中亚各突厥民族的文化复兴，同时也使其知识分子开始了其在民族主义道路上的寻根！
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的寻根则始于俄罗斯控制下的七河流域。以阿拉木图、耶尔凯提为中心的一批维吾尔知识分子，发现了自己的维吾尔根；当然，在寻根过程中这些维吾尔知识分子也利用了俄罗斯、及其他欧洲东方学家的研究结果。
在这些维吾尔知识分子中最早（大约在1914年）恢复使用维吾尔之称的是纳扎尔霍家·阿卜杜赛麦托夫（Nazerghoja Abdulsamatup），他自豪地以“维吾尔之子（Uyghur Oghli）”作为其笔名！接着是阿不都拉·茹孜巴克尤夫（Abdullah Rozi Baqiyuf）。
而且，很快在这些维吾尔精英的运作下，1918年2月在阿拉木图成立了第一个以“维吾尔”命名的俱乐部。当时的苏俄还在忙于恐怖‘革命’、以镇压巩固政权，根本无暇顾及中亚，更无法侈谈什么识别维吾尔民族！
Brophy先生还在其《维吾尔人》一书中引用了同一时期在塔什干出版的《维吾尔青年》杂志，及该杂志于1922年8月版发表的、在塔什干学习青年学生阿布杜勒海·默罕默德（Abdulhayy Muhammadi）的诗《我的青春之心》；诗中写道： “我的心在为祖国维吾尔斯坦鼓与呼，但他却无法冲破狭小的牢笼高飞。”
限于篇幅，有上述引用不完全的资料完全可以肯定，维吾尔民族名称的复兴绝对是始自于维吾尔人，这是一个不争的、铁的事实！
确认了维吾尔民族名称的复兴是始自维吾尔知识分子这一铁的事实之后，对于盛世才在1934年，以官方文件方式确认东突厥斯坦维吾尔人族名之中文表述，就只是肯定一个存在的事实而已，不值得浪费笔墨去一一指证是哪一个维吾尔知识分子上书盛世才，要求政府确认维吾尔人身份这一事实。
下面我还是以引用两段Brophy先生在其《维吾尔人》一书中所做出的有关维吾尔民族名称复兴过程之结论，结束我的这篇文章：“无论在哪一种情况都不能说是苏俄官方为(维吾尔人）的民族构建给予了支持，更遑论是苏俄’制造’了维吾尔民族；相反，被苏俄屠杀或送进牢狱的喀什噶尔人曾经是布尔什维克民族解放口号的坚信者。“
“如果认定在二十世纪维吾尔人历史中鲜有成功，但始自1920年代的使每一个塔兰奇（人）、喀什噶尔（人）、甚至吐鲁番、莎车以及全新疆绿洲居民都认可自己为一个共同的（维吾尔人）的民族构建，则是一个成功。 “
我以为这是一个辉煌的成功！我们应该感谢那些为维吾尔民族披荆斩棘开辟民族复兴之路的前辈，而不是否定前辈的努力，夸大帝国主义者的作用！
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