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大荒得到的一个经验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挨饿。……感到解放后农民生活得实在是太苦了。后来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还听到过那里的公社书记说，三年困难时期，有人饿得把儿子杀了吃，被枪毙了。我真正是看到了毛泽东为了他的一个空想，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是自己几乎被饿死的切身体会。”
这是李锐在他的《李锐口述往事》中的一段叙述。他在书中下面的这两段里，将他的认识延伸到对共产党这一政党实践的反思：
“北大荒当地农民也非常苦，跟我一起劳动的一个老头，给我看他的手，都变了形，弯曲着，根本伸不开。当地老百姓甚至怀念日本人统治的时代：玉米喂牲口。日本人不吃肥肉，老百姓可以拣他们扔掉的肥肉吃。有一个跟我一起劳动的老头，头天还在一起干活，第二天就死掉了，最后的遗言是：真想喝一口稀饭呵！公社食堂那个时候已经基本没有吃的了。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公社管公共食堂的人，村子里负责的人，脸色都很好，证明他们是吃得饱的。这真是很可怕。”
“我在兴华村时，看到远处的村子有白头发俄国老太婆在地里劳动。当地人告诉我，她们是三十年代从苏联跑过来的。了解到中国这种胡来的事情，苏联搞集体农庄时也发生过，他们那时饿死了几百万人。共产党犯的这样的错误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
毕竟，李锐在1959年庐山会议下台后所经历的，只是共产党内被划入“彭德怀反党集团”中为数不多人的经历，大多数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没有感受到他所说的“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直到毛泽东发动了十年“文革”，除了围绕在他身边掰着手指头数得过来的几个男女而外，高至国家主席刘少奇，低至“公安六条”林林总总圈出的廿一种人，全中国几乎无一人可以免于红色恐怖的威胁和摧残；这才有了活过文革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痛定思痛的醒悟之言：
“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一个人的知识、经验、精力有限，左右上下兼职过多，工作难以深入，特别是妨碍选拔更多更适当的同志来担任领导工作。副职过多，效率难以提高，容易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八○年八月三十一日政治局讨论通过。）
邓小平讲过这话的翌年5月，宋庆龄出任国家名誉主席；之后出任第六、第七届国家主席的分别是李先念，杨尚昆；其时中共先后的第一把手是胡耀邦、赵紫阳；而党、国家军委主席一职由邓小平担任。1989年“六四”之后，这一党政分立的体制被终止，但江泽民做到党、军、国三位一体的“最高”时，仍有个“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矩框着他。到了胡锦涛继位，他没有大权独揽的欲望，九常委“共同治水”。江、胡两届，虽然不尽邓小平阐述的那个“一、二、三”之意，但邓的余威还在，他的话不全是一张废纸。
值得追述的是，1980年的3月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和胡耀邦的主持下，还开始起草一个重要决议，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完成后，10月先在党内四千高级干部中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后又经40多人参与再审议，反复修改后，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参与了中共这“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审议工作。这里仅引述“决议”中以下两段，是为当年习近平的父辈们，于“十年浩劫”后作出的党何以继续生存、国家孰得绝地复苏的反思：
“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根据’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和党的现状，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一定要树立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党的各级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晃眼间三十八年过去，中共高层对“文革”做出过沉痛反思的一代大多作古，今年的2月14日，中共执政后的第七任一把手习近平在人大会堂举行的春节团拜会上讲话说：“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以敢闯敢干的勇气和自我革新的担当，闯出了一条新路、好路，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显然，在他眼里父辈们从惨痛的教训中幡然醒悟到的常识，作出的自我反省，得出的今后应该遵循的规则，已是“陈叶”、“前波”，需以自己的“新路”、“好路”取而代之了。一个月后，他在第十三届人大上导演了一张废票、二张反对、三张弃权通过修宪的“大戏”。这部“新宪法”赋予了他可无限期地将党、军、国最高权力集于一身的至尊地位：一、从今往后个人专断党、国、军一切事物；二、除党主席、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而外，同时兼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部总指挥、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主任等九个职务（估计有遗漏）；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入宪法第一条二款正文——国政归属党务。至此，习近平统领的中共完成了对当年政治局通过的、邓小平讲的那个“一、二、三”的彻底背叛。习仲勋先生若在天有灵……
新华社北京2017年11月16日曾发布电稿《习近平：新时代的领路人》，一次性为习近平加冕了八个“桂冠”：新时代的领路人、开创性的领导人、伟大斗争中形成的党的核心、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有担当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比文革中的毛泽东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翻了一番。看来，习近平是真信了这些鬼话、昏话，真以为掌权五年已为自己确立了比毛泽东还要崇高的，党内、军内、国内乃至世界潮流浪尖上的弄潮儿地位！
我想给习主席先生泼点儿冷水：咱们这代人中的很多人从社会的底层一路摸爬滚打出来，从生活和书本中吸吮着知识，早已开阔了眼界，了解了什么是人间正道。可您怎么看都让人觉得没长大，还停留在青春的浮躁、昂扬和狂热中，透着文革时被青年毛泽东的名言“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鼓噪出的那股傻狂劲儿。听说现在的北京满大街都写着这么条大标语：“围绕核心共筑梦一张蓝图画到底”。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将国家带到崩溃的边缘，前车之鉴，您这位核心一画到底的“蓝图”让人有一种“车毁人亡”的恐惧！
国内一位朋友看过“跟进45”后给我发来电邮：“经历过文革的人多数还活着，眼瞧着就变成这样了，却无能为力，都是专制的结果。可专制还不够，还要独裁。正在上演的这出大戏，希望已经进入高潮，且看下面如何。”作为一个普通的人，除了“看戏”，除了继续我的“行为艺术”，我的感受跟这位朋友一样：“无能为力”。但是我需要告诉大家，3月1日，北京第三中级法院发给了我第十五封“延长审限通知书”：我案贾志刚合议庭长还在按“行诉法”规定的程序走。打这场官司，于我、于律师，“胜诉”不是我们首先要争取到的“目的”，坚持“程序的公正”最为重要。让我们一起“且看下面如何”吧。
李南央
2018.3.31.
新世纪